刘 沫

清华大学古月堂是清华园内的清代建筑，与工字厅一巷相隔，因其正堂挂有“古月堂”匾而得名。与始建于1802年的工字厅不同，古月堂建于1822年，2022年是古月堂建堂200周年。

“堂”者，正房，高大的房子。古月堂之所以叫“堂”，是有原因的。1909年的《内务府官房租库报清华园房间册》描述，古月堂为“八檩西花厅五间”，而所有清华园内的建筑中，只有工字殿后殿为八檩硬山卷棚，可见古月堂在清华园建筑群中，不论是规格还是建筑高度都是很高的。

清华园的历史可追溯到清代御园熙春园。熙春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初为康熙第三子胤祉的花园，雍正八年（1730年）被收没内务府并赐予康熙二十一子允禧，但允禧的入住年份、居住时长及是否转赐他人并没有明确记载。乾隆三十二年后，此园成为乾隆皇帝的御园，园林面积从约180亩扩大至约800亩，将原熙春园东、北方向的田地纳入园中，向东扩至万泉河，向北延至与长春园毗邻，由一过街楼相连。此后，乾隆在新纳园址中修建观畴楼（现已不存），嘉庆即位后，扩大了观畴楼西侧的池塘（现在的“水木清华”池塘），在池塘南侧修建省耕别墅，便是现在的清华园工字厅。从此熙春园内有东、西两组独立的园林建筑群，是后来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内的建筑主体。嘉庆将原熙春园与新熙春园相通的砖门封闭、将原熙春园更名为近春园并赐出；扩建的新熙春园留有熙春园之名，是嘉庆御园，内有省耕别墅、观畴楼诸建筑及周边田地。道光初年，新熙春园北部的田地被一分为二，西部田地与近春园合并，东部田地仍归熙春园。道光二年（1822年），熙春园被赐予惇亲王绵恺（嘉庆帝第三子），更名为涵德园；扩建后的近春园被赐予瑞亲王绵忻（嘉庆帝第四子）。

道光八年（1828年），绵忻去世，近春园被内务府收回。道光十六年（1836）时，绵忻的独子奕誌年满9周岁，去圆明园书房读书，因此近春园又被赐予奕誌居住，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奕誌去世。

道光十八年（1838年），绵恺因获罪被降爵，熙春园被内务府收回，绵恺也于当年十二月离世。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第五子奕誴（世人称其为小五爷）被过继给绵恺做嗣子，熙春园被赐予奕誴居住。咸丰初年，咸丰帝题匾“清华园”，从此熙春园更名为清华园，俗称“小五爷园”。

古月堂的建成时间

关于古月堂的建筑年代，目前的资料均介绍为“道光二年前后”，这是一个估算出来的时间，因为道光二年是熙春园被赐予惇亲王绵恺的时间，但具体的施工时间以及施工档案却并未见明确记载。

道光初年的这次分园的工程十分复杂，从内务府的档案来看，熙春园和近春园的粘修、添盖工程是同时进行的，期间曾向内务府领银三次之多，分别为道光元年十二月、道光二年二月和道光二年闰三月。从样式雷图档的存留情况看则更加复杂，有图纸快速迭代、工程分次添建的特点，并出现几种修改方案用于比选的情况。国图样式雷图档《熙春园[地盘样]准底》（图号111-0037）是几经修改后的最终添建方案，其中红色线条所绘即为添建建筑。在道光元年的支银档案中，列举了将要进行的工程项目，其中并未包括新建熙春园二宫门以及修建书房。联系到上述在内务府分次领银的情况，建筑学院的鄢然同学在其论文（鄢然，清代熙春园空间格局复原设计研究，清华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2021）中猜测，绵恺入住前的添盖工程是分阶段完成的，新宫门和书房（即现在的古月堂）等续添盖的工程可能紧接于初次添建工程（新建车马房、饭房、值房等）之后发生，时间是道光二年的二月、闰三月（即1822年2月底-4月下旬）续领银前后。

因此，古月堂和现在悬有咸丰题字“清华园”匾的清华园二宫门，均建于道光二年，即1822年。2022年是这两处建筑建成200周年。

样式雷图档《熙春园[地盘样]准底》（图号111-0037） 

古月堂初建即为园主人书房，证据是样式雷图档《熙春园[地盘画样]》（图号117-0054）。此图中，道光元年12月领银档案中所述及的新添工程已经修建完毕，用黑色图画表示，红色的部分则是为绵恺入住工程的第二阶段的施工内容。在此图中，古月堂处贴有红签，上书“拟添盖书房”，说明当时第一阶段完工后，设计者认为房间数量尚有不足，需再添盖书房，因此重新规划修建了古月堂等房屋。

“古月堂”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是在宣统元年九月（1909）清政府内务府与外务部交接清华园时留下的《内务府官房租库报清华园房间册》，记录西跨院有“古月堂匾一块”。作为书房的古月堂，在小五爷惇亲王奕誴在咸丰二年出版的诗集《藏修斋诗稿》中未见其名，说明古月堂匾可能是在奕誴住清华园后期所做。古月堂院门的垂花门也是在小五爷奕誴居住以后添盖的。 

样式雷图档《熙春园[地盘画样]》局部（图号117-0054）

谁记录了200年前的古月堂?

200年前的清华园，是第一代和硕惇亲王绵恺的赐园，叫“涵德园”，位于康熙朝旧熙春园的东侧，在乾隆扩建熙春园时成为熙春园的一部分。当时园内的老建筑有两座：乾隆帝兴建的观畴楼和嘉庆帝增建的省耕别墅。在道光初年将其赐予绵恺前，进行了添盖、翻修的工程，修建了新的二宫门和一个自成一体的四合院作为书房，就是后世的古月堂，当时人称之为涵德园“书房”。

绵恺全名爱新觉罗·绵恺（1795－1839年），嘉庆帝第三子，乾隆六十年生，母为孝和睿皇后。道光（嘉庆帝第二子）即位后，惇郡王绵恺进亲王。道光十八年5月，民妇穆陈氏前往督察院控告惇亲王绵恺囚禁其夫穆齐贤，引出一桩轰动朝野的大案——惇亲王绵恺府第、寓园囚禁多人案。文献中提及的“寓园”便是涵德园。案发后，绵恺被降为郡王、退出内廷行走、收回被赐予的涵德园，并于当年十二月一命呜呼。

绵恺在道光二年（1822）至道光十八（1838）这17年间为涵德园的主人，由于绵恺未有诗集流传，其日常生活和涵德园内的景色未有直接描述和记载。但具有戏剧性的是，正是绵恺的仇人穆齐贤，比较详细记载了道光八年（1828）时涵德园内诸人的生活并流传至今，使后人得以知晓200年前惇亲王绵恺的生活点滴。

穆齐贤，汉族，祖籍山东蓬莱，生于北京，少时家境尚可，14岁后因父兄皆丧家境渐渐艰难，喜好诗歌、书法、篆刻，精通满文翻译，遂于道光二年绵恺分府时入值惇亲王府谋生。穆齐贤于道光三年入值涵德园档房、道光七年入值涵德园书房、道光九年再次入值王府，随后借口身体不好不再前往。曾任王府六品管领，道光十五年降为八品银匠首领。道光十七年，37岁的穆齐贤被绵恺囚禁在王府多日，趁机逃出后潜至山东登州躲避，次年五月，被胁迫回京至绵恺府中继续囚禁，随后便发生了穆齐贤妻子穆陈氏状告绵恺之事。

可以说，穆齐贤和妻子穆陈氏是导致惇亲王绵恺死亡的导火索。但也就是这位汉人穆齐贤用满文书写的日记《闲窗梦录》，被后世学者发现于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箕面分馆，并翻译成中文，才让世人得以将绵恺作为园主人时期的涵德园内的生活窥知一二。

200年前的古月堂是惇亲王的私人学堂

作为园主人的外书房，古月堂在1822年至1838年期间其实是作为惇亲王府属人的学堂在使用。

古月堂初建时，是一处传统结构的四合院，正堂5间，东西各有厢房3间，环以院墙，南北两侧院墙均开有屏门，南屏门内立一座八角亭正对屏门。绵恺居住期间拆去了八角亭，在院内打了一眼水井。1909年内务府与外务部交接清华园时，房屋格局维持原样，井不见。

穆齐贤在涵德园内任职和居住之处正是后来的古月堂。穆齐贤在涵德园的差使并不繁重，职责主要是在书房（古月堂）教两位小太监陈永泰、魏双成认字，教习的课本是《中庸》这一类书籍。绵恺有时会专门询问两人读书的进度。除了这两名小太监，穆齐贤还曾经负责另外一些人的教学，担任类似学监的工作。这些人包括德隆、明通、时胜保等11人，这些人是绵恺王府属人，是绵恺重点培养、日后可在王府担任职务者。绵恺对他们的管理相当严格，这些人虽然家住北京，但绵恺将他们遣来涵德园学习，居住和学习均在古月堂内，不能出门，进行全封闭管理。

道光八年3月26日，德隆等10名学生来涵德园。此前绵恺特传口令，命这些人住书房正房，并命人提前准备香纸等物，以烧香祭祀殿神。果然26日这天，德隆等人祭殿神后才入住书房正房。这些人的教学另有教习负责，穆齐贤则负责这些人的日常管理，包括生活和学业。

穆齐贤在道光八年时，本来住在古月堂西厢房，但他对西厢房甚为不满，曾两次搬出，一次是在三月，晚上因为跳蚤太多，暂时搬到档房就寝；另一次是在七月，因西厢房太过潮湿，搬到书房的正房居住。

近200年前的古月堂，是一处学堂兼宿舍。

建校后的古月堂

现在的清华大学以理工科冠绝诸校，但在早期的清华大学，以四大国学导师为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曾经名噪一时，而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古月堂，有着很深的渊源。

从1909年的清华学堂校园规划图来看，与清代古月堂相比，古月堂北侧的院墙被拆除，新院墙与古月堂北墙平齐。正殿和厢房保存基本完好，正殿居中的三间保留了前廊，最东边和最西边房间的前廊均被改成砖墙，不但加大了进深，而且改建后这两间房均增加有独立出入的门，不必再从正门穿过才能进入。两座厢房的南北两侧均添盖房屋，添盖后的厢房与正房的规格相同，也是共5间，中间三间有前廊，两侧的两间无前廊，比原有房屋进深更大，且有独立的出入口，这种建法应该是基于将此处辟为宿舍的考虑。此时古月堂内当有房屋15间。

清华学堂（1909）校园规划图

根据1920年杨廷宝先生绘制的《清华学校全图》判断，在1909-1920年间，古月堂正堂的西侧新建了一排略窄于古月堂正房的顺山房，但此房并不在古月堂院中，与古月堂院落有一墙之隔。

杨廷宝先生绘1920年清华学校全图

用作国文单身教师宿舍

建校后，古月堂作为国文单身教师宿舍，每人分配一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建校初期并不重视国文教育，从国文教师和英文教师的住宿待遇的差别可窥见一二，引起当时诸多学子如梁实秋、潘光旦等人的不满，甚至周诒春校长被弹劾的罪状之一就是“有意偏废国文”。学生们眼中的古月堂，是个狭窄的四合院，房间小，光线差。而住在古月堂里的国文先生们呢？当时教授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极少数非汉语教学不可的课程教师，几乎全都是老先生，且多半来自长江以南，大多是科举出身，少数几个是举人、进士，甚至有榜眼。在很多学生们的眼中，老先生们虽然上课认真、修改作业勤快，但教学方法陈旧，甚至有的老先生口音很重，不易听懂。然而国文先生的衣着破敝和浓重口音，虽得到部分同学的白眼，但也有另一部分同学认为他们学识渊博，不愧名师。

1914年国文部教师在古月堂垂花门前合影 

1922年曹云祥代理清华学校校长后，国学教育得到重视。同年，清华组织“国学课程委员会”并讨论国学改良问题，将国文部改为国学部，并且将中英文成绩并重，逐渐增加课业中的国学内容。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研究院，先办国学一科，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史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虽然很多同学为单身来校的国文先生们住在古月堂而愤愤不平，但古月堂却也因此熠熠生辉。

王国维、梁启超、朱自清等都曾在古月堂居住，王国维于1925年4月17日到校就任，开始就是住在古月堂，不久后迁往照澜园居住；1925年8月，朱自清先生赴北平清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住古月堂，1927年因家眷来京搬出。正因为如此，很多对中国古典文学、史学感兴趣的同学经常前往古月堂拜谒，如吴宓、朱湘等人，均是古月堂的常客。曾任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冯国瑞先生有诗怀念清华园《古月堂感赋呈陈吴两先生》云：“清华水木城西冠，弦诵燕京对海甸。旧筑惟余古月堂，池馆照来犹昔艳。”

清华大学第一个女生宿舍

1928年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当时清华内虽很早之前就有招收女生的呼声，但一直未予实施，直至罗家伦到任后，在1928年10月第二次招生考试时招收女生。

在就职演说中，罗家伦说：“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在罗家伦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初招女生，实现了男女同校，在全国各大学中开了一个先例。

清华大学1928年第一次所招女生全体

当时的古月堂暂时被辟为女生宿舍，因古月为“胡”，还一度被戏称为“狐堂”。

清华大学初招女生，罗家伦校长功不可没，但当时的清华师生也是喜闻乐见甚至是推波助澜的。据说在罗家伦赴北平到任前，便有学生会推选代表前往南京与罗家伦交谈，面陈《改进意见书》，其中一条便是“即年起招收女生”。而当时清华的诸多的教师如梁启超、汪健君等先生也力主清华大学招收女生，梁启超先生曾说如果清华不招收女生便是“倒行逆施”，汪健君先生则在第一批女生新生们入住古月堂后作诗曰：“古月堂前几变更，昔年济济聚群英。一从女禁开黉舍，两度繁花共月明。”

1932年，清华修建新女生宿舍，宿舍建成后，女生迁出古月堂，入新女生宿舍居住，这处1932年始建的新女生宿舍在1935年改名为“静斋”。

古月西餐厅

古月堂还曾被辟为西餐馆。具体开设的时间不可考，但周汝昌曾在1934年春便曾来此会友聚餐，可见此西餐厅开设时间当为女生搬出后至1934年春之间。此馆名为“古月”。

吴宓教授是那里的常客，何炳棣和吴宗济等几位学生都曾在此被他请客吃西餐。他两度请当时还是学生的何炳棣吃饭，第二次主菜共有一大盘12薄片烤牛肉，吴宓吃了不足两片，其余都被何炳棣吃光，为此事后何炳棣在田径场慢步至少半小时才返回房间。而吴宗济因为曾上吴宓先生的课，喜欢摄影的他还为吴宓的书配照片插图，完成后吴宓便请他到古月堂吃了一顿西餐表示感谢。

复校后的古月堂

1937-1945年日军占领期间，古月堂曾作为日军“物品领发所”。

日军占领期间的清华大学地图

清华大学回北平复校前，曾于1946年议决古月堂、工字厅、怡春院等处仍照旧定为单身人员宿舍。但真正复校后，发现女同学增多，宿舍不敷分配，于是在1947年10月将古月堂全部作为女生宿舍。彼时清华大学学生宿舍新、平、善、明四斋住男生，女生住静斋和古月堂，其中静斋住200人，古月堂住40人。

1963年，古月堂西跨院的西房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拟进行改建，但真正改建是在1973年。

1973年的古月堂，正院的垂花门左手边最南侧的一间屋子是托儿所，西跨院北侧正房的西边跟1920年相比，多了一栋顺山房给房管组使用。改建前的西跨院西房是铁皮顶的两房，是一处厕所，因局部有坍塌，所以将其拆除改建。改建后的房屋呈L型，位于西跨院的西侧和南侧，建筑面积近200平米，使古月堂的西跨院从此成为一处封闭的院落。古月堂的这种格局一直维持至今。

清华大学总务长办公室所在地

清华大学设立总务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1937年8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10月，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委会设秘书处、总务处和教务处三处，负责人称“主任”。1938年1月，临时大学常委会决议迁往昆明，设立三处：总务处、教务处、建设处，三处的负责人分别被称为总务长、教务长和建设长，第一任总务长为周炳琳。

1951年10月，复校后的清华大学秘书处改称总务处，原秘书长及副秘书长改称总务长及副总务长。

现如今，古月堂是总务长办公室暨后勤管理处所在地。总务长办公室暨后勤管理处是清华后勤的综合办事和服务机构，是后勤联系各方、沟通内外的桥梁合和枢纽，主要承担后勤政策研究、组织协调、规划管理、监控检查、接待联络等工作。

作者简介：刘沫，1997-2001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水学院，获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学士学位；2001-200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获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硕士学位。现就职于清华大学修缮校园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