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9日，清华学校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这一年，对“清华”而言是至为关键的一年。因为“清华”正经历着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一所真正大学的过渡。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过渡期，清华出现了一个既不属于留美预备班，也不属于大学部的学术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
“国学”原本是相对“西学”而言。五四前后，一方面人们对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中国固有文化”，继承、发展和弘扬传统文化，进而重拾文化自信，重新定义自己的呼声也应运而生。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成立了。
作为一个“过渡产品”，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仅4年，培养的学生也不过七八十人，但云集了当时学问最好、声望最隆的四位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并不是传统上那类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的老雕虫，而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掌握现代学术方法，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不但为后世学人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研究维度，也成就了一个流传近百年的学术传奇。
早期清华大学校园。
“一番大整顿计划”
1922年3月，《清华周刊》登了一则名为《校长派定》的简讯：“董事曹云祥先生兼任本校校长，王文显先生代理副校长，已见上星期四外交部部令，曹先生系哈佛大学理财学硕士，闻此次来掌斯校，有一番大整顿计划……”
彼时，正是清华校长更迭最频繁的时期。自从1918年对学校贡献颇多的周诒春校长遭人构陷离职以后，短短几年，清华已经换了三任校长，其中一位甚至还没到任就被学生拒之校外。
因此，当曹云祥被任命为校长时，全校师生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对清华有一番大整顿计划。所谓的“大整顿计划”便是将清华从一个“留学预备学校”改成一所正规大学。
1909年，美国政府开始向清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条件是清政府每年至少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为此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培养留学生，并将北京西北郊一处荒疏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做校址。经过两年的建设，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后又改名清华学校，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制定于1914年的《北京清华学校简章》明确规定了清华的定位：“本校以培养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造就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之同等教育为范围。”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生活，清华学校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课程除中国文史课之外，教师全是美国人为主的外籍教员，教材也是一水儿的美国课本。学生在校学习8年，毕业合格后可以进入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继续深造。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学校时，不禁感叹“清华学校好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学校。”
这个评价若是放在民国初年，学校上下大概会把它看做是对清华的褒扬，然而到了1920年，“美国化”严重已成为清华被校内外舆论抨击的靶子。五四以后，科学、民主、爱国的思想成为主流，学界普遍认为：清华培养留美预科生的办法，既不公平也不经济，纷纷呼吁清华改办大学。清华师生也对“留美预备学校”的定位深感不满，纷纷发表文章历数学校“一切仿照美国学堂”的危害，并表示教育不独立，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独立。
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发展迅速，公立和私立大学从民国初年的4所增长到20多所。相比之下，资金充裕、生源良好的清华却一直止步于“中学”程度，这令全校师生深感不满。“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成为全校师生的共识。
对于校方而言，推进“改办大学”的理由除了上述提到的几点之外，还有更为致命的经济因素。清华的办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校方测算这笔钱用到1940年基本上就花光了。届时清华如果仍然仅仅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而不是一所正规大学，那么将无法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立足，更无法吸引人才报考。因此，从学校的长远发展看，改办大学是惟一的出路。
1923年9月10日，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向全校师生发表讲演，提出本学年的6项计划，其中就包括学校18年计划（1923-1940）及预算、改办大学之次序等。
不久后，曹云祥在《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中，为清华发展列出了三大计划：改设大学、筹备大学基金、拟设研究院。
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毕业生师生合影。四大导师在前排就座。
创建国学研究院
其实，曹云祥最初设想中的研究院并不限于研究国学，而是一所与本科教育相衔接的多学科研究所。但上世纪20年代，国内高等教育尚在起步阶段，按照理想状态创办一所多学科研究院，难度很大。对于尚处在转型时期的清华而言，更无法一蹴而就。于是，校方决定，把建立多学科研究所的事往后放一放，先建一所专门研究国学的国学研究院。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洪斌认为，研究院的性质从最初的综合性、多学科，到优先发展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直至最后定位于国学研究院，期间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师资、经费等客观条件制约，也有洗刷清华在近代中国耻辱痕迹，全面提升清华在教育界、学术界地位的考量。
一直以来，清华课程设置过于西化，广受校内外舆论诟病。如前所述，建校之初，清华除中国文史课之外，全部用英文教学。学校对国学课程很不重视，甚至有学生国学课程不及格而西学课程及格，可以毕业，国学课程及格而西学课程不及格不能毕业的规定。
学校对“国学”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学生们学习“国学”的热情。发表于1924年的《清华学生生活之面面观》一文描述：“学生过了午课，把西学课交代过后，便觉得这一天的担子全卸尽了，下午的国文课，只好算是杂耍场、咖啡馆。”
五四运动之后，国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清华学子不再以“美国化”为荣，他们对学校忽视本国语言文化教育的教学安排十分不满。一篇刊于1920年1月《清华周刊》的文章，向校方发出质问：“吾清华学校非中国之学校乎？我等清华学生，非中国之国民乎？吾校造就我等，非为中国用乎？何于本国国文，轻视忽略，与日俱进，无时而已也。”
基于多方面考虑，曹云祥决定率先创办国学研究院。筹建研究院的事务纷繁芜杂，请谁来负责具体操盘呢？就在他为人选发愁时，老同事顾泰来推荐了吴宓。
吴宓，是清华学校最早送出国门的一批留美学生之一。1917年，在清华学习7年后，吴宓进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后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深造。他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从吴宓的履历不难看出，他对西方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可有意思的是吴宓十分倾心中国传统文化，视中国文化为主命。据听过吴宓讲课的学生回忆，他精通国学和西洋文学，非常擅长用旧体诗来表达现代人的心理。
在清华大学读过书的何兆武先生曾经笑言：“西洋文学教授吴宓一贯衷心尊孔，而中国古典文学教授闻一多却激烈反对中国文化传统。”他们在清华并行不悖，这可能就源于清华宽容、自由的学术空气吧。
吴宓学成归国，先后在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任教。当曹云祥向他递上橄榄枝后，他立刻回到母校，承担起创办国学研究院的重任。
据说，吴宓上任前曾经向曹校长提两个要求，一是任命他为研究院主任；二是授予他全权办理事务的权利。如果曹云祥不答应，他就回东北大学。曹云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很快送来聘书，月薪300元，任职一年。
吴宓到任之后，立即投入到各项筹备工作中。他根据校方定位和个人见解，主持拟定了《研究院章程》。《章程》明确规定，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此外，还对研究院的组织、科目、教师、学员及研究方法等，做了明确规定。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当属为清华国学院聘请了四大导师。
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李鸿樾的毕业证书上有清华四大导师的名字和签章，曾被誉为“史上最牛毕业证”。
四大导师聚齐
一家研究院能否取得成功，与办学者的理念、教育经费、组织架构、生源质量等都有关系，但最为关键的是要有名师。
据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时，曹云祥曾想聘请胡适出任导师。胡适谦虚地说：“我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1925年2月13日，也就是接到聘书的第二天，吴宓就来到景山附近的织染局胡同10号，登门拜访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是中国近代一位享誉世界的国学大师。他不但国学根基深厚，而且擅于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此外，他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史学都有独树一帜的建树。可以说，王国维是一位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师。连鲁迅先生都说：“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虽然学养深厚，却愚忠于清廷，政治主张相当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全家随好友罗振玉东渡日本四年有余，大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架势。直到上世纪20年代，他脑袋后面仍留着小辫子。
1923年，王国维被推选到南书房给逊帝溥仪上课。这让他倍感光荣，可仅仅一年，逊清小朝廷就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王国维视之为奇耻大辱，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幸亏家人阻拦，他才没有死成。
1925年，当吴宓登门拜访请他出山掌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正是王国维最心灰意冷、生计无着之时。
吴宓走进王家客厅，向王国维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大躬，然后将曹校长发的聘书呈上。后来，王国维曾对人谈起，他以为来者必是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没想到吴宓执礼甚躬。他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可是见吴宓如此恭敬，大受感动，所以才接受聘书。
其实，以王国维当时的处境看，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职是最好的出路。溥仪带着遗老遗少逃到天津后，王国维本想追随到天津，然而遗老们“穷困至此”仍然互相倾轧排挤。王国维十分心寒。他接受清华聘任后，举家迁往清华园居住，远离了是是非非。朋友们对他这一决定都非常支持。藏书家蒋汝藻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从此脱离鬼域，重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几篇有用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进入专业的研究机构，安安心心的研究学问，这才是读书人最好的归宿。
请到王国维后，吴宓又风尘仆仆赶到天津，聘请梁启超。与王国维相比，梁启超跟清华的渊源更深。
梁启超与清华的第一次邂逅在1914年。当年11月10日，他应邀来到刚创办三年的清华学校做演讲。那一次，他演讲的题目是“君子”，他借用《易经》中的卦象勉励清华学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这八个字便成了清华学校的校训。
那时，他就曾向清华校方提出：“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有为也。”
此后的近十年中，梁启超多次到清华演讲，他的学养和风采给清华学子留下深刻印象。就读于清华学校的散文家梁实秋回忆：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亮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一代国学大师的风采跃然纸上。
梁启超与清华学子的关系非常亲近，也很关心清华的长远发展。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五点建议，其中就包括“办成一完备之大学”。因此，当吴宓专程到天津请他出任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时，梁启超立刻欣然接受。
1925年9月13日，梁启超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写道：“我搬到清华已经五日（住北院教员住宅第二号）。”
顺利聘请到胡适推荐的两位导师——王国维、梁启超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邀请却被章太炎拒绝了。找谁来补上这个空缺呢？吴宓向曹校长推荐了同学陈寅恪。
陈寅恪是晚清重臣陈宝箴之孙，自幼饱读诗书，中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据不完全统计，他通晓二三十种语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早已失传的古语言。
据说，当年傅斯年在柏林留学时曾说：“在柏林，中国留学生中有两个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俞大维。”
1919年，吴宓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相识。吴宓立即被他惊人的博学所倾倒，并赞叹“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不过，陈寅恪留学欧美好多年，却没有拿到任何学位，每每有人问起，他总是淡然地说：“博士学位好拿，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这种求学问而非求文凭的学习态度，得到许多读书人的赞许，但是在找工作时却遇到了点麻烦。当吴宓和梁启超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云祥问：“他是哪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说：“也没有著作！”曹校长有点犯难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办了。”梁启超一听这话，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应该说，曹云祥是一位非常开明的校长，他见梁启超、吴宓二人都如此看重陈寅恪，便立即向他发出了聘函。
在与陈寅恪接洽期间，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又向清华国学研究院推荐了第四位导师赵元任。
赵元任是清华学堂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派出的庚款第二批留学生，与胡适是“同年”。在当年激烈的选拔考试中，赵元任名列第二，而胡适只排在第55名。虽然考试名次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水平，但赵元任却是货真价实的学霸。
1918年，赵元任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次年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教物理学。回国后，他一直致力于语言学、音韵学的研究，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
1925年，“四大导师”先后搬入清华园。如今，清华园西侧仍坐落着一片整齐的平房，那便是当年清华为教师们修建的宿舍——西院。
据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回忆，清华西院宿舍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有三间正房、一间储藏室、一间下房，厨房、厕所、浴室一应俱全。厕所配有进口的抽水马桶，厨房旁边还有一间抽水蹲便式厕所，专备佣仆之用。院子的面积比房间还大，院里种着许多花木。
不过，在王国维看来，房子还是太小，他在城里的旧居有20间房。为了摆放藏书，他不得不向学校又租了一套住宅。有意思的是他以为门牌号相连的房子必然挨着，到快搬家时才发现，17号住宅在西院最东边，而18号住宅则在最西边，中间隔着两排房子和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相距100多米。直到当年秋天，他才想办法换成了18号、16号两座相邻的房子。
赵元任家人口多、书籍、器具也很多，他太太杨步伟又热情好客，经常有朋友来家里聚会，因此一处房子也不够用。幸亏，第二年陈寅恪搬到他隔壁。陈当时尚是单身，没有那么多家当，便把一半房子匀给赵家，才解决了赵家的住房困难。
清华大学校园内矗立的四大导师塑像。IC Photo供图
教与学
1925年7月6日至8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大学部在位于城内李阁老胡同的法政大学举行招生考试。据《吴宓日记》记载，上午8点到10点考中国哲学、10点半到12点半考英语，午饭后，下午2点到5点考论文。下午5点半老师们带着考卷乘车返回西郊清华园。
第一届清华国学研究院计划招收30名学生，后来两名考生未能入学，又从备选名单中补招了一人，他就是后来成为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家的姜亮夫。
姜亮夫回忆，他决定报考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招生考试已经结束了。他专门给梁启超写了封自荐信，才争取到了补考的机会。考试那天，梁启超先生亲自跟他谈话，了解到他曾在四川读书，于是给他出了一个论文题目《试述蜀学》。姜亮夫很快便写了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梁先生看完后很满意地说：“这篇文章说明你在四川读书时是个用功的人。”
午饭过后，王国维先生又来主考，考题都是关于小学、考据方面的。姜亮夫此前看过相关书籍，答起题来毫不费力，王国维也连声称好。过了两天，姜亮夫接到清华的通知，参加复试，并且告诉他，这次考试如果考及格，他就会被录取。
姜亮夫信心满满，谁知道这个名为“普通常识”的考试却相当生僻，十八罗汉的名字，他一个也写不出来；二十几个地名，也只写出16个。汉语言学和哲学，他考得不错，但是许多有关佛学的知识他则答不出。
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先生看过考卷后问姜亮夫：“你的行李在哪里？”他说在门口。他们立刻拿起电话告诉门房：“把刚才进来的姜某人行李送到静斋第一号寝室里边去。”就这样，姜亮夫被录取了。
清华经费充足，条件非一般大学可比。学生宿舍两人一间，吃饭六人一桌、四菜一汤，不过最令姜亮夫满意的是清华有一间巨大的图书馆。图书馆“四壁都是书，桌子上的电灯很亮，里面可以坐三四百人。另外还有阅览室，一桌六人两盏灯，四周摆满了字典、词典和其他工具书。”
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还有一个特殊优惠——借书无限量。“只要写下书目清单放在门口，两个小时后就有人把书送来，如果提出书单馆内没有，还会想法去买。研究院的学生还可以直接进入图书馆的书库内看书。”有一次，姜亮夫看书入了迷，被关在图书馆里。他索性猫在里面，看了一夜书。
开学后，四大导师的学识和他们的教学方式更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梁启超先生讲课不但运用校勘、考证、训诂等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去分析古籍的真伪、年代，还经常参考海外学人的观点，一下子打开了学生们的眼界。
周传儒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他这样评价王国维先生：
上课从不迟到，亦不早退，风雨无阻。不说废话，以说明题旨为度。他人已说过的东西，从来不抄袭，不掠美，不诋毁，说话负责，做事负责，是一个地地道道、扎扎实实的君子。同学住的地方，不来。来就是上课，上完课就走。他家住在西院，同学住新大楼，相距二三里。同学们常去看他，质疑请益，他必竭诚相告。遇有不知道的事，他就说“弗晓得咯”。没有一次掩饰。他写字工整，小而秀，但不讲究碑帖，不成一家。
周传儒对恩师的回忆言简意赅、客观平实，一个实实在在做学问的君子形象跃然纸上。
对于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姜亮夫说，自己“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陈先生最大的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陈寅恪强大的语言能力，更令姜亮夫瞠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去问他吧，几乎每个字都要问。”陈先生身体弱，冬天要穿两件皮袄。见他书读得这样多、这样好，而身体这样差，学生们都很心疼。然而，学问如此深厚的陈先生，每周还有两天要从清华奔波到城里，找人去学西夏文和蒙古文。“这么一个大学者，还在这样勤奋读书，像我们这些人不成其为人了！真是无地自容！”
赵元任先生与其他三位先生比较起来，教学方法更加现代。他讲的描写语言学是把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的声韵学中。
多年后，姜亮夫仍感慨：“清华园的先生们确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他们不仅给学生以广博的知识、高深的学问，而且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根据不同学生特点指明研究的方向，最后让你自己独立研究。”
除了学业上受益良多，与四位导师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也成为学生们终身回味的温馨画面。为了增进师生感情，清华国学研究院每个周六都会组织一个同乐会，师生全要参加。同乐会上有人讲故事、有人说笑话、有人背书、有人唱戏……
梁启超和王国维两位先生上课时虽然很严肃，但同乐会上却一点也不摆架子。有一次，梁启超说要背一段《桃花扇》，结果背着背着，把整本书都背下来了；一向沉默、内敛的王国维，当即站起来背诵了《两京赋》。活泼的赵元任命人把每人的茶杯收在一起，敲打调音后，竟然用茶杯敲出一首乐曲。还有一次，他给大家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广州，再回到上海，每一处的方言都学得惟妙惟肖，令人捧腹大笑。
陈寅恪为人比较严肃，在公开场合不太跟大家说说笑笑，但私下谈话也是非常幽默，平易近人。
总之，清华国学研究院无论从教学设置，还是师生关系，与现代的大学或研究院的感觉并不太一样，它有着传统书院的古风与温情。遗憾的是，学术神话一般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4年就落幕了。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名单，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
“过渡产品”
国学研究院运行半年，成果斐然，吴宓非常满意。他在校务会议上提出第二年的发展计划：增设古物史料陈列室，与外界合作进行考古发掘；增聘教授2人；下届招生由30人增至50人；经费增加1.1万元；国学研究院兼办普通国学。然而，他的扩充计划甫一提出，就遭到校内许多教授的反对。
事实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筹备之初，关于它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清华内部就存在着差异。国学研究院到底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还是与清华本科教育相连接的研究生院，大家理解各不相同。
清华“改办大学”之后，分为旧制部（留美预科）、大学部、国学研究院三足鼎立。包括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在内的许多教授认为，国学研究院原本就是一个“过渡产品”，因为各种客观条件所限，清华无法立即创办一个多学科研究院，所以才“先设国学一科”。吴宓提出要扩大国学研究院的招生规模和预算，就意味着挤占其他学科的发展空间。
张彭春提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明定宗旨，缩小范围，只做高深之专题研究，而不教授普通国学，教授概不添聘，学生甄取从严，或用津贴之法……”简而言之，国学研究院不应该染指大学部普通国学课程。
校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张彭春的提议。吴宓、梁启超、王国维均不同意缩减招生人数。会后，梁启超致信吴宓，甚至有“引退”之意。
平心而论，张彭春对国学研究院的定位符合筹办清华大学时的最初设想，也符合大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经过一番解释、劝说之后，梁启超、王国维都先后同意了张彭春的主张。在几天后召开的校务会议上，决定当多学科研究院（当时称“大学院”）成立时，将国学研究院并入其中。不难看出，这与吴宓期待国学研究院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想法相去甚远。
其实，在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前，就有人表示过反对。清华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认为，大学应该优先发展文理基础学科，其次是应用学科，而不应把有限的经费都用于办国学研究院。他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大学如无文理科基础，绝不能成为良好的大学；国学诚然重要，专设研究机构则毫无必要。生物学教授陈桢也在一篇文章里表示了不满：“我们要知道，除考古外，中国还有许多目前的现象，及将来的问题，急急的待人研究或解决。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至少与考古研究的重要相等，或者比考古研究更为重要些。”
不得不说，放在当时的语境下，他们的看法非常合理。国家积贫积弱，率先发展自然科学的确有相当的合理性。况且这种矛盾并非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直接影响到不同学科教授的薪酬、经费预算、购置图书设备等具体利益。
以图书馆购书经费为例，1926年至1927年度，全校购书费用总额3.3万元，其中国学研究院就用了1.45万元，竟占总额的44%。清华改办大学后，留过洋的中国教师月薪200元至400元，没留过洋的中国教师月薪100元至200元；职员月薪最高的50元至60元，而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们月薪一律400元，也远高于同侪。
学校对国学研究院的投入也远高于其他院系，的确会引起院外人的侧目。
传奇落幕
虽然清华校内其他院系的教授对国学研究院颇有微词，但国学研究院衰落的转折点，实为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导师的先后谢世。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照例清早起床，由夫人为他梳理发辫后去国学研究院上班。按照他女儿王东明的话说，当天“无丝毫异样”。
上午，与同事商讨了下一期招生事宜后，王国维向办公室职员侯厚培借了两块银元，侯厚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纸币。由于王国维身上从来不带钱，所以侯厚培不以为怪。出了校门，王国维叫了一辆人力车，10点左右来到颐和园。临走时他还嘱咐人力车夫在园外等他，可谁知他这一去就再也没出来。
王国维缓步走过长廊，在石舫前枯坐了半个小时，然后又走进鱼藻轩，从身上掏出一支纸烟。抽完后，他毫无征兆地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纵身一跃，跳入湖中。
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正好有位清道夫目睹了王国维投水的全程。他立刻跑来将王国维救上岸。奇怪的是，整个过程不足两分钟，由于湖水较浅，王国维后背的衣服甚至都没有打湿，可他却已经撒手人寰。后来，人们发现，他入水时将头用力栽进湖里的淤泥中，致使口鼻堵满淤泥，窒息而亡，可见其死意之坚决。
闻讯赶到颐和园的吴宓，目睹了王国维遗体的惨状：“王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如生。”在场的清华师生和王国维的家人，无不失声痛哭。
人们从王国维身上发现了一封遗书，开篇“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句话广为人知，但王国维到底遭到什么奇耻大辱，使他毅然决然地选择赴死呢？
王国维的遗书
长久以来，关于“王国维之死”一直流传着几种说法。有人说，他是为了“殉清”而死；有人说，他是因为长子刚刚过世，又逢亲家罗振玉逼债，羞愤而死；最深入人心的解读则是来自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
其实，这些解读都有牵强之处，纵观他前后的个人生活和心理变化，不难看出，他的一意赴死是多方面原因共同起效的结果。
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突然病逝，年仅27岁。老年丧子给王国维的打击可想而知。一向沉默、内敛的他“逢相识即告以长子死矣”，悲痛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长子过世几个月后，他又与多年老友加亲家——罗振玉绝交了。
此前有一种说法是，王潜明去世后，罗振玉立即将其女、也就是王潜明之妻王罗孝纯带回天津娘家。因为罗孝纯是回娘家为丈夫守节，所以罗振玉令王家每年出2000元大洋作生活费，王国维难以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寻了短见。
上世纪80年代，罗振玉之孙罗继祖拿出1926年10月下旬王国维致罗振玉的最后三封信，真相才浮出水面。
原来，王潜明去世后，罗孝纯与主持后事的王国维之妻潘氏夫人发生矛盾，一气之下随父亲回了娘家。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王国维，感情上很难接受。他把儿子的2400多元抚恤金寄给亲家，当做儿媳的生活费，可谁知道罗家坚决不收。几番书信往来，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几十年的老友加亲家，情绪越来越激动，言辞也越来越激烈，最终竟闹到绝交的地步。
多年后，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回忆这段往事时，不无遗憾地写道：
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指罗孝纯)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埋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既难于向老友剖白衷情，而祖父又徇一时舐犊之爱，竟至弃多年友谊于弗顾，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然而，从王罗绝交，到王国维沉湖，中间毕竟还间隔着大半年时间。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1927年4月，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北京学界大为愤怒。此后，北京的时局日趋紧张。一方面张作霖加紧迫害进步人士，另一方面北伐军攻下南京，渡江北上。北京上下人心惶惶，清华甚至有教授带着家眷去了美国。
一时间，传闻四起。有的说，湖南遗老叶德辉被北伐军杀了；有的说，罗振玉已经躲进东交民巷某国大使馆了。清朝的遗老们纷纷“逃难”，连梁启超都搬回天津去了。王国维心中大为惶恐。
姜亮夫记得，好几个人都专程到王家劝王国维剪辫子。有一次，王国维甚至问姜亮夫的意见：“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亮夫安慰老师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只是形式。”姜亮夫还劝他，不要离开清华一步。
姜亮夫最后一次去王国维家，先生对他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亮夫虽然难过，但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没想到，几天后竟传来了先生的死讯。
姜亮夫记得，在王国维的遗体告别会上，同学们都行三鞠躬礼，唯有陈寅恪先生坚持行三跪九叩大礼，可见他的悲痛之情。
1927年年末，梁启超身体每况愈下，渐渐无法上课。紧接着，北伐成功，国民党控制了北京。曹云祥校长辞职离校，赵元任也赴南京史语所任职去了。四大导师离去三人，唯有陈寅恪一人坚持上课，大有孤木难支之感。
1929年7月，送走最后4名毕业生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虽然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是昙花一现，但它开创的研究国学的新风气、四大导师的风采，仍像一个经久不息的神话流传至今。
参考资料：《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从“美国化”到“本土化”：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起》《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废之争及其现代启示》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 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