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名垂 

打开尘封的记忆，回顾昔日的岁月，一切平淡得不能再平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桩桩小事，记载着我们不平淡的青春往事，折射出逆袭者勇于担当的中华精神！

1976年夏，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中华大地，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特大地震，导致24多万人死、16多万人伤，唐山一夜之间被夷为一片废墟。危难之际，毛主席、党中央首先想到的是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迅速调派解放军部队连夜奔赴唐山抗震救灾，同时号令全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作为全国顶尖学府的清华大学不仅没有置身度外，反而带头响应号召，迅速调派救灾人员携带救灾物资赶赴唐山，在震灾中心设立了清华大学抗震救灾指挥部，自动化系原副系主任王森教授临危受命、亲临一线，带着严重的肾病担任清华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全校纷纷召开动员会、报名会、誓师会，坚决以实际行动援助唐山同胞。震后一个月的某天夜晚，在中央主楼后厅召开的自动化系支援唐山抗震救灾动员会上，座无虚席、群情激扬、口号声不断，会上系领导做了慷慨激昂的战斗动员，之后，立即以举手方式报名参加救灾。在密密麻麻举手表决心的人群中，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发现了晃动手臂的我这个清华“新工人”，于是系分党委负责人张思敬、贺美英立即庄重宣布：指定笔者为自动化系赴唐山抗震救灾队队长，带领从众多积极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自动化系本科元四班10名同学和自动化系车间5名青工组成的救灾队，代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于一周内启程赶赴救灾第一线。这突如其来的任命，令我完全沉浸在了责无旁贷的责任担当中，全然忘却了自己的独生女刚出生不久、眼下母女都极需要照顾。为了执行这次任务，回到家中我说服夫人忍痛给女儿断奶，并让夫人坐火车将仅七个月大的女儿送到江南交给我父母找保姆照顾。等女儿再次回到我们身边，已经是她年满2岁的时候了。

没有敲锣打鼓的送别、没有新闻记者的镜头闪烁、没有豪言壮语的发表，受命于危难之时，第五日一早我就率队离京奔赴唐山。全队16号人全都斗志昂扬，无论是党员、团员还是普通群众，在那一刻，大家想的不是个人安危、不是前方的艰难，而是忠诚和担当，而是完成组织交托重任的决心。连日传来的消息都说唐山的自来水里含菌量超标好几十倍，每个人的书包全都塞满了生大蒜，此外，尽量轻装，因为前方没有像样的路、像样的屋。

如今看到全国各地抗击新冠援鄂队伍义无反顾、勇敢奔赴疫区的场景，在我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闪亮、那么催人奋进，因为，七十年代当我们年青的时候，没有鲜花、没有旌旗、没有报导，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做到了挺身而出！

紧急修通的临时火车把我们送达震后的唐山老车站，尽管在近3个小时的路途中我不断设想了各种可能见到的惨象，但走出车厢的那一刻，面对看到的场景，还是惊呆了、震撼了，所有的人都沉默在揪心的疼痛中：天哪！这似乎比照片上见到的原子弹爆炸后的日本广岛、长崎还要惨啊！

唐山震后，目及之处皆为废墟

一眼望去，目及之处全都是一米多高的废墟，零落能看到的几个高一点的建筑，没倒塌的只有烟囱或发电厂的大喇叭型冷却塔。市区内医院和学校被破坏得最为严重，整楼彻底坍塌到底层。少量仅存残壁断垣的民居格子楼废墟上，只有各层房间里歪斜破损的书架衣柜，双人床的一半在破屋内、一半高悬在半空中；一片有两个篮球场大小新垒起的坟地，密密麻麻的坟包一个接着一个，据说每个坟包下面都是用大号塑料袋满装的遇难同胞的尸骨，来不及分装，只能匆匆密封掩埋，这景象实在凄惨无比......

来不及唏嘘短叹，大家急匆匆提着简单的行李，高一脚低一脚，在黑夜降临之前，赶到了我们的居住地，这里也将是我们的工作地——唐山自来水分厂。钻进临时搭建的低矮简陋的帐篷，地上是一块块木板拼接起来的通铺，铺的一侧是挖好的排水小沟，以便在下雨的时候导水，避免水漫铺盖。离开帐篷不到50米是临时挖出的露天厕所。

因路途劳累，这一夜任凭蚊虫叮咬大家睡得特香。次日凌晨大家还在酣睡中，突然一阵地动山摇把我们震醒。老天爷！余震竟然如此厉害？！我们才知道，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天里，这厉害的余震是每日清晨唤醒或陪伴我们起床的信号。印象最深的是，抵达唐山的次日，自来水厂一位带领我们的师傅，讲解地震当时他家发生的“惨案”。泪水、悲痛激起的是砥砺前行的奋进、不觉累苦的干劲，同胞遭受如此大劫，当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每一位热血青年都将献出所能、尽力相助！

指挥部距驻地远隔四五个汽车站路，笔者领到的任务是尽快清理唐山自来水分厂若大一个配电站的废墟，争取早日恢复自来水厂运转，为唐山幸存居民及抗灾队伍提供足够和合格的用水。指挥部规定，每天晚上各领队须将工作进展向指挥部汇报。战斗就这样打响了，一切都那么原始、那么沉重破败，流淌的汗水和付出的艰辛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工具除了几把超重的铁锤用来砸碎坍塌的水泥屋顶，剩下的就是大铁锹和运送砖石的小推车了。很快，手上起泡、虎口震裂、脚上刮破、腰部受伤……最糟糕的还是用水不洁导致的腹痛拉稀不止。这里，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抱怨、没有人退缩；这里，有的就是咬牙坚持、党团员的率先吃苦耐劳、担当领导的清华“新工人”的指挥若定。

干了几天，我一看这原始劳动的效率实在低下，延误了工期如何向指挥部交待？！于是同元四班曾在西藏当过师首长警卫员的叶乃鸿同学商量，派他外出弄部吊车来。没过多一会儿，他拉我到厂外，只见不远处停着一部大型吊车，电动装置出了故障，从石家庄赶来援助抗震救灾的两位司机正抓耳挠腮没了主意。这下我们有了用武之地，工科出身的我俩随即施展了“顺藤摸瓜查找电路故障”的本事，折腾了好一会儿，修好了马达，起吊机能动了！司机千恩万谢，我们请他们帮忙，起吊坍塌覆盖在配电站开关板上沉重的水泥屋顶，两位司机二话没说，开吊车进厂。

要吊起这硕大的重物，必须首先分几块在其四周平衡挂好起吊钢丝。爬到这大约二层楼高的破碎屋顶，还要套挂粗硬的钢丝，那危险性不说您也可以想象，元四班的刘学彦、刘宪国、王新荣等同学真是好样的，毫不犹豫、冒着生命危险爬到屋顶挂好了钢丝绳......负责指挥的我对这些战友真的是心疼、担心和感谢！在同一个战壕里结下患难与共的战斗情份，是我们真正无价的“生死之交一世情”！吊车启动，三下五除二，高效地帮我们完成了16个“勇士”手工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干完的活！爽啊！机械化就是不一样！当晚向指挥部汇报水厂工作进展的时候，我那个得意真难以言表！

因为体力活重、消耗量大，每个人的饭量都暴增，好在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送来的每日三餐尽管简素、围满苍蝇，却能管饱。一个月才能供应一顿的红烧猪肉粉，也不管它有多肥腻、有没剃净的体毛，被一抢而空，大家狼吞虎咽。队里团结友爱、互相照顾，学员、青工见困难就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有成员紧紧凝聚在党小组周围。所以从唐山抗震第一线回来的人对什么叫患难之交？什么叫生死与共？什么叫幸福？都有着一辈子难忘的深刻体会。当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清华自动化系元四班张志强同学不无感慨地说道：“吃完午饭，稍作休息，工地上没有一块平整地，找了一个铁斗，刚好能半躺进去，竟能睡上十分钟，那一刻感觉太幸福了！”是的，幸福其实真就这么简单。吃过唐山抗震救灾的苦，此后什么样的困苦都不怕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刻也不敢放松，但苦恼的是，在消息特别闭塞的唐山根本就不知道外界每天发生的事情。一天傍晚，元四班户文华（其父趁出差专程到唐山悄悄探望了她）和牟荣光同学神秘地向我透露了“四人帮”于1976年10月6日下午15时被抓的消息，我吃惊不小，严禁他们散播任何未经证实、涉及中央高级领导的消息。我连忙直奔校指挥部，到那一看，昔日嘈杂繁忙的指挥部仅隔一天就被撤得快没了踪影，他们把我们自动化系抗震救灾队给忘脑后啦！任由我这清华“新工人”作主啦！我发挥中长跑的优势，尽全速返回驻地，一个字“撤！”三两下与水厂领导交接完了工作，趁天还没黑，带领所有队员打起背包赶到火车站，一个不少地从车窗爬进开往天津塘沽的火车，于次日终于抵达了刚打倒“四人帮”、还正在欢庆胜利的北京城。回校后，没申请任何休整，大家便又立即投入到清华的“拨乱反正”“抓革命、促生产”运动……

这一页历史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翻过去了，我们这些亲历者如今回想起那紧张、艰苦、难忘的日日夜夜，也还都历历在目、激动不已。虽然我们在短短一个半月时间里，并没有为唐山和唐山人民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但是，在国家有难、同胞有难、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冲了上去！这种爱国爱民的家国情怀，无愧于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和教育，无愧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对我们的信任和托付！

应当记住曾代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为唐山抗震救灾无私无畏贡献过力量的默默无闻者，他们是：清华大学本科元四班户文华（女）、张月英（女）、翁联萼、张志强、刘学彦、刘宪国、王新荣、叶乃鸿、郑才能、牟荣光；清华自动化系车间青工李婕（女）、孟艳茹（女）、王露莎（女）、王林、朱宝忠；领队清华“新工人”董名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