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名垂
19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针对国内基础科学研究长期落后的状况，指示高教部实施一些战略构想和具体措施，并告诫有关人员“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引下，高教部选择清华大学恢复研究生培养，通过考试招生，录取研究生班进行试点。清华大学遂决定让建筑工程系和自动化系两系首先试行。建筑工程系分设地下建筑和高层建筑两个研究方向，而自动化系分设自动化、电子应用和热工监测三个研究方向。与此同时，清华又在校内由基础课教研组面向留校“新工人”招生，举办了四个课题方向的研究生班，每班十人，四个班分别是：激光物理、有机催化、固体物理、物质结构。决策一下达，因“文革”被中断多年的研究生培养计划被再度提到议事日程，自动化系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准备。作为一名留校“新工人”，作为一名亲历者而非决策和实施者，当然，我仅能从自己参与电子应用研究方向的有限角度反映这一事件的大概脉络，以供2020年庆祝自动化系成立50周年、2021年庆祝清华大学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校史作参考，所以，但凡有遗漏或说错之处，敬请相关领导和同事们批评指正。
众所周知，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委任大师级别的高水平导师担当重任是取胜之决定性因素。因此系里最先做的就是优选出一批极富才华的中青年教师首当研究生导师、副导师，诸如日后晋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澄、李衍达，当年也不过三十来岁，就都被任命为研究生班的导师。系党政领导王森、夏绍伟亲自主抓，闫平凡被任命为班主任，还有许道荣、阎石、吴年宇、王寒伟、吴秋峰、茅于杭、韩曾晋、郑学坚、翁樟、李鹤轩、崔子行、陈禹六、任守渠、陈伟基、熊光楞、边肇琪、杨家本、师克宽、徐用懋、金以慧、王桂增等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老师。在这些中青年教师的背后鼎力相助的就是自动化系元老级别的童诗白、郑维敏、方崇智、常迵等1950年代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实力派教授。这些人绝对不是仅仅挂个虚名、炫耀一下，而是地地道道真刀真枪披挂上阵，亲自为研究生班教授高水准的专业基础课（例如童诗白教授升级版“电子技术”）或专业课（例如郑维敏教授“控制论”）。如此构建的“老中青三结合”培养研究生人才的架构，充分调动起清华大学的真才实力，确保了人才培养导师队伍的一流水准。
接着，就是要解决被培养者的人才选拔问题。当年为保证质量，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决定实行内外结合的办法。本系各教研组安排人员分担工作量，优选出了严继昌、倪恩、肖德云、董名垂等1970年刚从清华大学00字班毕业的四名“新工人”，“掺沙子”般掺到从地方工厂、研究所通过全国统一考试选拔上来的15名学生中去。这些地方单位都有重大科研攻关项目，选拔上来的学生都是品学兼优、身体健康且具备科研实践经验。例如从西交大毕业后参与了全国第一套五坐标数控铣系统全过程研制并取得成果的、当时国内唯一一家大型飞机主机厂西安红安公司的杨乃昌（研究生班唯一的女生）、武汉钢院毕业后到武汉钢研所的周守华、清华热能系毕业后到包头447厂的“新工人”刘维恒、合肥工大毕业后到甘肃天水电传所的赵卫东、复旦大学毕业后到首钢安装公司的叶善钧，还有蔡建陵、胡大邹、张忠德、谢镐立、孙惠生、王作光、白黎明、苏映宽、许安宣、何祖欢等。自动化系校内外招收的研究生一共有19人之多，建筑工程系通过全国统一考试选拔上来12人，足显当时国家培养大量中高级科研人才的急迫心情。
“人”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要解决“物”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要解决究竟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下非常强调几条，它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产学研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在干中学”、坚决反对“讲授马尾巴功能”式的纯课堂教学。1970年代初，电子学正好是紧随世界大趋势、刚刚完成了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中小规模固体集成电路的大变革，数控电子计算机和数控技术被广泛引入到各大制造企业的自动化改造中，当时特别时髦也是特别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尽速仿制国外（例如意大利Olivetti公司）引进的数控加工中心、数控测量机床等设备。目标找准了，学制定为两年，从1973年7月到1975年7月，战略行动上就分三步来做：
1）各研究生分散深入到自动化系正在进展的各个科研攻关项目，分别明确自己的研究课题、弄清瓶颈问题所在，带着各自非常明确的技术难点问题，花半年时间在校内“恶补”专业基础课与必要的专业课，方式上采用密集上名牌教授的大课，再辅以助教（例如胡东成老师）的习题小课；等具备坚实技术基础后，还要走出校门到设计制造计算机的实体单位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听设计者、制造调试者有血有肉的现场教学课；即便是在上课间隙，也深深介入到自己的攻关项目，以加速研究进程；
2）当时的教师多、学生少，所以采用“二对一”或“多对一”的方式指导学生结合攻关项目进行专题研究，“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求研究生最终必须做出技术性突破贡献；
3）不容许仅仅停留在理论成果上，最终结果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工业样机、甚至就是提交工厂使用的成品。“是骡子是马，一定要拉出来遛遛！”
当然，在课题研究成功的基础上，每位研究生最终必须提交相当于毕业论文的文字报告或技术总结，同样也要求，但不硬性规定，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会议或学术期刊上。当年并没有提出结业时要进行论文答辩并合格通过的要求。
任务重、时间紧，导师极负责任，宽厚待人却又非常严格。没办法，清华的学风、校风就是如此，因此，除了砥砺前行，没有任何退路可走。何况，中断了那么多年之后首期恢复研究生培养，同事们承担了我们的工作量，在默默支持着我们、关注着我们；更何况，这还是我们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的指示！所以，班里每一位研究生的学习都倍加刻苦、倍加主动自觉，经常是吃住就在所研究的自动化设备旁边。遇到要到偏远地区的研究所或工厂作测试或制作零部件，顶风冒雨、来去匆匆，自己咬牙克服一切困难，“除非赢得胜利，否则绝不能倒下！”这几乎就成了我们研究班不成文的激励词、座右铭！
天时、地利、人和，我这清华留校“新工人”算是得天独厚，尽享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处和便利。我研究的课题是“感应同步器Inductosyn”，吴澄老师指导我研究感应同步器的原理、设计及制造；李衍达老师指导我研究感应同步器测长仪的电路设计及制作。他们自身担负的领导工作和任务极其繁重，根本不可能有大把时间来教会我学懂一二三。但他们的水平超高、技术特熟、传授讲到点子上，当然，当年的我也属超级心灵手巧一族，经过大师们的左右一点拨，竟然被领进了门。一旦进了门，那之后的“修行”“造诣”那就全在个人的努力上了。
当年，学了7年俄语出身的我，首遇的拦路虎就是要看大量的英文专利，从中找到设计和改进感应同步器、提升其精度的绝招。为了看懂几百份从微缩胶卷放大后复印出的发黄专利影印件，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翻查字典，一行一行地蜗爬翻译，为了弄懂晦涩难懂的专利语言，往往挑灯夜读直到次日黎明。那其中的艰辛困苦，如今回想起来，依然是不堪回首。值得一提的是，在最最艰难的时刻，我遇到了一位贵人——机械部第一研究院的一位老研究员，那时他已经退休，可一听到正在攻关的我寻访他、希望获得他从技术和英文两方面给予的帮助，他二话没说，立即给予我无法估量的无私帮助与悉心指导。还有一例就是，在研究后期，有一次在中央主楼四楼东侧大教室，自动化系安排我向系里教师交流讲解感应同步器数显系统。我这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非常得意地向包括常迵学部委员在内的前辈老师们炫耀了这一系统的特色，最后透露了在电路调宽方案中遇到无法精准控制脉宽这一久攻不破的难题。讲解结束，等到人们全都走光了，常迵教授走到我面前，清晰明了地提示我从震荡理论入手就可解决我的难题。当我向常迵教授表示万分钦佩、感激之情时，他告诉我：他的震荡理论是1930年代在美国学的；器和件固然重要，但都是短命的，而理论才是长命的、可永久发挥指导引领作用的！一语惊醒得意人！一语令我终身受益！
回头想想，老一代科学家，他们如此尽心尽力究竟图个啥？他们图的不是金钱回报、不是扬名，也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我的聪明能干，他们图的就是尽他们微薄之力，培养下一代科研人员，从而能为发展和富强中国添砖加瓦！正是前辈们的这些言传身教，才促使我成长起来，之后我也的确是以同样的态度再培养传授给我的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学士生，从而实现了中华精神和美德的代代相传！
今日想想我真够幸运的，竟然能有吴澄、李衍达两位院士同时亲自指导我搞科研攻关，技术生命中更是一路幸运地遇见多位学术高超、心胸豁达的高人指点。功夫不负有心人，研究生两年限期未到，沾了自动化系感应同步器项目攻关一组崔子行和陈伟基等老师、项目攻关二组韩曾晋等老师的光；沾了搞感应同步器数显系统的研究班同班师兄王作光同学的光；沾了航天部二院230厂精密工程研究所数显测试的张传根高工（清华大学电机系1965年毕业生）的光；同时也是沾了制作感应同步器实干家北京低压电器厂王明惠工程师、机械部密云机床研究所三室梁小飞研究员和谭大雁工程师、自动化系侯国屏、何江等老师帮助的光，我的攻关科研成果、在密云机床研究所光刻的高精度模板和随后在北京低压电器厂制作出的感应同步器顺利通过测试，接上数显装置在北京重型电机厂大型机床上做工业试验成功，提前胜利完成了我的课题研究。这套集体制作完成的感应同步器及感应同步器数显装置由“新工人”朱军老师带到东北，被安装在沈阳飞机制造厂作长时间工业运行测试；与此同时，另一套装置由崔子行老师和我护送到广州参加了广州电子测长仪的测试评比，我们荣获第二名（冠军得主是广东江门一家大专院校改制的电子测量工厂，他们产品的精度超过我们）。三天后，该套装置又被我们拿到广交会上，作为展现清华大学自动化系通过科研攻关填补国内空白的重要成果展出。
从广交会回来，我更是信心满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总想趁研究生学业结束前再干点啥成果出来，总想“不鸣则已，一鸣要鸣个够！”于是，我钻到了学校精密仪器系9003大楼地下恒温车间，粘上了正在那里与精仪系殷纯永、刘育成教授团队合作研究攻关“单频激光干涉测长仪”的张国桢老师。张老师热情欢迎我参加她的项目，帮她一起查阅A0大张电路图纸，找出故障（多半是虚焊造成的），调试电路。电子学出身的人最擅长“顺藤摸瓜查找电路故障”，加之张老师原本一人，又看图纸、又触碰电路接点、又看仪表有诸多不便，如今加上了我，那张老师肯定是“如凤添尾”啊，所以调试电路进展得特别神速，沾了张国桢老师的光，很快我搞懂了所有电路并同张老师一起完成了调试。搞定！于是我的研究生履历中又多了一项漂亮的成果！
最终我的研究生毕业战绩是比较丰富的：
1）由我执笔，与北京低压电器厂王明惠工程师一起写出论文《感应同步器》并联名刊登在了《北低技术》杂志上；
2）在一机部数显技术交流会上受邀做大会技术报告，我演讲的题目是《感应同步器设计及误差分析》；
3）在全国激光精密测长技术交流会上受邀做大会技术报告，我演讲的题目是《采用八倍频及抗震电路的激光干涉有理化计算装置的特点》；
4）写就了感应同步器研制报告，该报告就算是我两年研究生的收官之论文吧。
之后，在我出国意大利作访问学者期间，自动化系崔子行、陈伟基老师联名出版了《感应同步器》一书。自动化系研究生班的其他同学也都硕果累累、满载而归，于1975年7月全都合格毕业后返回到他们原单位发挥更大作用，为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非常显著的成绩。详细情况请见他们写就的回忆文章。清华建筑工程系、基础课教研组和自动化系研究生班的培养经验也为日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恢复硕、博士研究生培养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然，那都是后话了。
在2020年庆祝清华自动化系成立50周年、2021年庆祝清华大学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起这亲身经历的、平淡而普通的往事，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青春岁月，内心止不住阵阵激动、感慨。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闪现出党和组织对自己的关爱和培育，都能看到周边老前辈、学长和同事们对自己的无私帮助与他们的卓越奉献。在此，一并向本文提及和未被提及的老前辈、学长、同事们和研究生班的同学们致意、致敬、感谢！下面提供几张照片，从中可对我当年研究生工作情况略见一斑。
感应同步器数显装置被崔子行老师（左）和我带到广交会上，作为展现清华大学自动化系通过科研攻关填补国内空白的重要成果展出。
与考自北京三机部303所的、研究感应同步器数显系统的我的同门师兄王作光同学（右）在清华大学西校门前合影留念。
感应同步器数显系统测试中
我在北京第二通用机床厂等单位安装研制完成的感应同步器数显系统，图为作者（右二）与工厂技术人员在做工业运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