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卫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  230026）

摘 要 刘达是中国共产党派往高等院校的首批领导干部中的重要一员，先后创办过三所高校，在五所高校担任过一把手，被朱镕基等称为“杰出的教育家”，可他本人却拒绝“教育家”之头衔。本文从刘达在战火中的求学经历出发，探讨了其教育思想的来源，概要介绍了他在创办或管理东北农业院、东北林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方面，所做出的诸多不同寻常的举措。文章认为，难以说刘达是优良办学理念的首倡者，但他无疑是这类理念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维护者。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在国家严重“左倾”的时候，能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努力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他参与创立的制度、参与塑造的文化、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等，还在他工作过的大学持续产生影响。而他敢于坚持真理、绝不违心认错的英雄气概，更有持久的学习价值。

关键词 刘达  教育思想 教育实践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清华大学

刘达离开人世快三十年了，可他还非常受人怀念。在数以百计的纪念文章和题词中，从普通教师（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永谦）到大学党委书记（如清华大学前党委书记方惠坚），从教育部领导（如前教育部长何东昌）到国家领导人（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前副总理李岚清），大家普遍说刘达是教育家。可偏偏刘达本人却拒绝接受这个头衔，他在生前还曾详细向忘年交张永谦陈述过自己的理由：

当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系统，不完善。我自己不教书，我非常尊重专家和教授。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拜访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学家，形成了我对办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强基础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加强学生的实验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可惜当时的政治运动太多，我到任不久就去搞“四清”，“四清”的队伍还没撤回来，“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些想法。大学里领导核心很重要，要真正实行民主也没这么容易，从上到下有许多糊涂观念……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到清华大学，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拨乱反正”，为一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有些办学的想法还没有条理化、系统化（主要是想办成文理并重的大学，摆脱旧模式的束缚）。所以，应该说我懂得学校的工作，解放后对党的教育事业有一点贡献，还不能算是教育家。[1] 

刘达究竟是不是一个教育家？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而刘达的这段自述，则是理解他的教育生涯的一把钥匙。

一、刘达教育思想的源头

正如刘达所言，他有教育思想。这些思想一方面来自于他接受过的学校教育，一方面来自于他本人的办学实践。

刘达原名刘成书，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西乡新站村一个较为殷实的农民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15岁就在父亲的张罗下娶了妻。1929年，他改名刘成栋，考入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受现代教育。该校位于黑龙江省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虽然只是以培养中小学教师为目标的六年制师范院校，却是当时黑龙江省的最高学府。据刘达回忆，它古木参天，环境优雅。有图书馆、博物馆、仪器馆和众多体育器械，设施也很完善。“许多教师都是从关内用高薪聘请来的。他们学识渊博，教学上深入浅出，因材施教，教学质量很高。”[2]在这样一所师范院校里，刘达受到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思潮的熏陶，不但学习了一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还对如何教学、如何办学有了初步的认识。

1931年下半年，就在刘达刚进入师范三年级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11月初，马占山将军率部在距离他们学校不足70公里处顽强的抵抗日寇的进攻。遗憾的是，11月19日，齐齐哈尔还是沦陷了。在沦陷前夕，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宣布放假，让学生各自回家。

1932年，刘达在家乡的小学做了几个月的义务教员。面对家乡沦丧、国家危亡的局面，作为一个年仅21岁、血气方刚、不想当亡国奴的青年人，他非常想救国救民于水火。1933年春天，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刘达辞别父、母、妻、女，和同学王喜民、韩相励等结伴逃出沦陷区，去找寻抗日救国之路。

刘达去了北平，一边到东北中山中学高中补习班学习，一边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组织的活动。1935年，因为参加后一类活动，他被东北中山中学开除。同年暑期，他改名刘骥，考入录取率很低的北京辅仁大学，在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开始了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

北京辅仁大学创建于1925年，是一所直属罗马教廷，由教廷委托美国本笃会协助创办，实行美国式教育的天主教大学。校长为美国本笃会会士，副校长为基督教新教信仰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由后者长期执掌校政。校舍是由陈垣等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在前清涛贝勒府的基础上设计建造的，十分优美，被誉为北平三大中西合璧建筑之一。刚建校时学校只有文科的学系，到1935年时，已发展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12个学系。学校约有半数教师为外籍，有半数教师为中国籍。可以说，从一开始起，学校就有着浓郁的中西会通氛围。办学一段时间后，学校更是形成了“以中西文化的融会与贯通为宗旨，在教学方法上以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为目标，实行严进严出的教学管理，以精英人才为培养目标，在学术研究上强调‘动国际而垂久远’等办学特色”[3]。其具体表现包括：在图书资料、科研设备等教学硬件的建设方面，不遗余力、精益求精；“不惜重金延聘国内外的一流学者担任院系领导及教职”；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两门外语（其中第一门为英语）；进校难、出校更难，每年必须经过四次严格的考试，而每门课平常的临时考试更是难以计数；“实行学分制和选修制相结合的管理制度，考试成绩与学分、选修以及升级、留级、退学等学籍管理直接挂钩”；在注重传授基础知识的同时，还注重培养研究能力，学生每升一个年级都要写升级论文，为此还试行导师制，由沈兼士领导的文学院更是规定所属各系均设立研究室，由教授指导高年级学生，“以期养成自动研究之学风”；等等[4]。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之下，辅仁大学尽管办学时间不长、规模不大、毕业生不多，但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比例却很高，它也因此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一道，被并称为北平四大名校。

年龄偏大的刘达，在耳濡目染之中，对自己正在亲历的严格的美国式大学教育，尤其是其组织管理，自然会比普通同学有更为深入的体验和理解。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于蔡元培、梅贻琦、陈垣等人的教育理念（如“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等）有了较为深刻理解。

刘达是一个好学之人，对于在辅仁大学中接触到的新知识、新信息很感兴趣；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英雄志士，抗日救亡在他的心中拥有更高的地位。随着日寇对中国的进一步蚕食，1935年底，在北平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刘达热情的参与到这个运动之中，并于次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等组织，更加积极的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这些活动要占据很多的时间、精力，难免会有缺课、迟到、早退的时候。尽管考试成绩不错，可基于辅仁大学对学生的严格要求，1936年7月，他终于因为旷课过多而被学校勒令退学，进而变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根据上级的安排，他从北平前往延安，到中共中央党校接受培训。12月，培训结束，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安排，他到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从事抗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为了工作需要，他改名为刘达。随后的几年，他担任北岳区地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于千头万绪之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在枪林弹雨中，他与王震等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并和彭真、刘仁、康生、杨成武等产生了工作关系。

在建设根据地的过程中，他的行政管理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有不同凡响的体现。可能因为这方面的原因，1945年8月，他被任命为大同市委书记兼市长。不久，他又被改派到东北，名字也改回为刘成栋。1946年4月，他被任命为哈尔滨市——由解放军控制的全国第一座大城市的市长。在随后的2年多中，他“就是敢干，敢负责任，看准了的事情就干” [5]，千方百计治理这个大城市，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他尊重有知识、有专长的人，哪怕他们有历史瑕疵或疑点，也想方设法保护他们、使用他们的专长，而不让他们沦为批斗或专政的对象。为了稳定城市的工商业、恢复民生，他也不主张把民族资本家（或者说企业家）列为斗争对象，坚决反对挖他们的“财宝”，并对没收统战对象的家具自用的“东北王”高岗拍桌子。因为这些“右倾”表现，他于1948年4月被降为副市长。这种打击无疑会触发刘达的思考。他一方面觉得“办事情总要讲究方式方法”[6]，不能一味的硬碰硬、跟上级拍桌子，另一方面，他在学生时代就接触过的“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思想浮上心头。考虑到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掌握现代知识的人才、缺乏现代知识者当权会造成严重的危害，1948年8月，刘达主动向东北行政委员会请缨，提出要从无到有创办一所农学院。高岗当即任命他为拟创办的东北农学院的院长[7]。就这样，刘达成了中国共产党派往高等院校的最早一批领导人之一，从此就和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决定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8]。

二、刘达在黑龙江的办学实践

在随后的十来年，刘达在黑龙江先后创办了东北农学院（简称“东农”，后改名为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学院（简称“东林”，后改名为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三所高等院校。他衷心喜欢这方面的工作，中间虽然一度被中央调到北京去当林业部副部长、森林工业部副部长，他还是设法辞掉那些工作。他也不肯当黑龙江省管教育的副省长，而是坚决回学校当校长[9]。

在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怎么创办高等院校？刘达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他有在北岳地委和哈尔滨市政府等工作场所练出来的敢于面对任何新挑战的精神，走群众路线、向内行学习的“法宝”和敢于尝试、不怕犯错误的态度。当然，还有在著名大学当学生的体验，有在学生年代就已习得的蔡元培、梅贻琦、陈垣等前辈教育家办学的理念。综合起来，他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了大力气：

1）基础建设。选择合适的建校场所，请专业设计师设计校舍，请专业施工队为学校盖“一百年不落后”的优质图书馆大楼、教学大楼或大礼堂，盖良好的科研楼、宿舍楼、食堂等，还汇出巨款到上海去购买仪器设备，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科研环境、生活环境，以此来表明这是一所有长远打算的正规大学，是英才所寻觅的用武之地。在战争刚刚结束、经济十分困难、百废待兴的年代，做这种选择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些熟悉临时短训班的上级领导觉得这么做太浪费，批评刘达，甚至在“三反”等政治运动中称这是浪费的典型，一再要求学校改变设计。可刘达却坚持按原设计来施工。他还把检讨油印了几十份，谁让他检讨就送去一份[10]。

2）师资建设。亲赴沈阳、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千方百计延请名师、优秀学者（包括一些所谓的“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学校任教，并确实靠诚意把农学界的王金陵、畜牧界的许振英、农机界的余友泰、林学界的阳含熙、邵均、刘慎谔、周慧明等知名专家请了过来。他还用高薪请来了一批白俄专家、苏联专家来校任教。作为新建学校，从外国、外地、外单位挖到很多名师来当然不现实。所以他还同时还以举办教师培训班、提供科研条件之类方式，来努力培养师资，以促使本校的青年教师逐渐成长为名师、大师。其中蒋亦元等后来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3）校园文化建设。尊重知识，爱惜人才，重用专家，不愿意批判、折腾知识分子，不主张在师生中打右派，反对在他们中间“拔白旗”，努力在学校营造宽松的氛围，遵从教育规律的氛围。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刘达想开展的，是他在辅仁大学亲历过的那种正规的、与国际接轨的大学教育，而不是他在延安亲历过的那种短训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抗日军政大学等短训班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其功能，在建设时代，则应当通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来大量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刘达的这些办学举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东农、东林后来都成为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校。若非他在黑龙江大学主政时间过短，该校也可能取得更高的地位。从《刘成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的众多十分真诚、高度褒扬的纪念文章可以看出，东农人、东林人对刘达十分敬仰，非常认可他在建校和奠定校园文化底色方面的贡献。

在“大跃进”、“大炼钢铁”、“教育大革命”等运动中，学校出现了一些违背科学规律、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刘达不肯让自己的掌上明珠被如此折腾和糟蹋，冒着风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譬如，当时学校经常停课组织排练，大搞文艺演出。刘达对此很反感，在某次演出结束后，走上舞台大声说：“我们不是专业文艺团体，也不是培养歌唱家、舞蹈家的学校，我们是林学院，要培养林业建设的人才，今后这类的演出通通取消，我要大家安心上课，努力学习才是正道。”[11]再如，他曾在东北林学院一次师生大会上当众批驳该校党委某副书记的高调发言，激动地说：“我们不是体育学院，也不是体育运动员，我们不搞什么运动健将，什么世界冠军；我们也不是搞文学艺术的高等学校，所以我们也不写什么有国家和国际水平的文章，我们要脚踏实地地把我们的林业专业知识学好，把我们的身体锻炼好，将来更好地为祖国的林业事业贡献全部的力量。”[12]他还给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写信，向后者转述群众对办食堂、深翻两尺、浮夸等的不满。可想而知，这些言论会惹得一些人恼羞成怒。在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他的这些实事求是的讲话、看法、意见和做过的一些实事，被错误看成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党的领导、破坏领导同志的威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党唱反调等。他也因此被作为“黑龙江省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3]加以批判：先是于1959年8月下旬在黑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长达18天的严厉批判，接着又于1959年10月在哈尔滨市委文教系统整风会议上受到批判，于1960年2月在东北林学院受到批判。1960年4月9日，他被正式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予以降职处罚[14]，被免去兼任的黑龙江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和东北林学院院长、党委书记职务，只担任东北林学院分管后勤的副院长，行政级别从5级降为6级。不同寻常的是，在巨大的压力、无休止的围攻之下，刘达并没有违心认错。

虽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刘达并没有消沉下去，而是想方设法组织单位职工自力更生办起了养鸡场、养猪场、奶牛场、农场等，为缓解东北林学院师生的饥荒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2年6月22日，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之后，哈尔滨市委宣布给刘达平反，1963年1月，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批准了相关报告。

三、刘达在中国科大的办学实践

1963年5月，刘达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哈尔滨，只身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党委书记。他的名字又从刘成栋恢复为刘达，并从此定了下来。

相比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中国科大有不同的目标，要培养的不是农业、林业的专业人员，而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拔尖人才或者说科学家。而且，此时的中国科大已有一套实施了5年的培养方案，并面临机构改革、精简人员之类棘手难题。他该怎么做？刘达又到处“溜达”，和各种人谈话，尤其是到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向科学家请教。在调查了三个月之后，他成竹在心，并在随后几年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些举措：

1）大力推进师资建设。以往中国科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科学院的附庸，其师资主要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各研究所。刘达想让中国科大成长为一所独立的高校，决定为学校建立独立的师资队伍，从1963届起，每年让百来名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而且着力培养他们，要把他们“五年提讲师，十年培养成副教授”。1965年初，他又顶着风险将马上就要调出中国科大的百余名“政治处理品”留了下来[15]。这两项措施为中国科大留下了四五百名专职骨干教师，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调整中国科大的系科设置，把1961年以来的12个系、30个专业合并成6个系、24个专业。中国科大的系实际是和研究所共建的，规模本来就不大，此前系与系之间交流得不够，并到一起后，同学之间的交流增多，学科交叉也就更容易发生了。系的名字也从以前不易为外人所明白（如“物理热工系”、“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改得通俗易懂（如“物理系”、“化学系”），以方便相关机构了解中国科大，接收其毕业生去就业。早在1961年底，在学习《高教六十条》时，中国科大党委就讨论过此事，并在不久后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及相关各所的党委商量过调整方案，但由于牵涉到多出干部的安置等棘手问题，长年未能解决。刘达以他一贯的果断和魄力，于1964年的春季学期，快刀斩乱麻，解决了这个问题。

3）以贯彻毛主席指示为名“偷天换日”，进行以“自由化，英语化和西方化”为核心的教育改革，包括推行学分制、减少必修课，允许自由选课、免修、自学、加选、跳级、提前毕业等。这些因材施教的改革措施给授课老师增添了竞争压力，扩大了学生的自由度，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竞争意识。虽然这些改革仅进行了不到一年就被“文革”冲掉了，但它们牢牢刻到了中国科大师生的心中，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大重新实施这些措施、并迅速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先锋奠定了基础。[16]

遗憾的是，刘达在中国科大施展才华的时间非常短——在“文革”前只有三年，而这三年他还不得不领导和亲自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包括并不严厉的处分在工作中略有瑕疵的干部，给“五反”运动收尾；还包括带队去农村“四清”，一去就是好几个月。

虽然刘达忠厚赤诚、勇敢机智、公而忘私、不拉帮结派、和群众打成一片，有很多优良的品质，可这些品格，只有那些和他接触较多的少量的人才知道。“文革”爆发后，许多谣言（如刘达是假党员，他与彭真、刘仁关系密切，是“彭真黑帮”成员、“死党”，等等）产生并流传开来，一些被“文革”理论蛊惑的年轻人于是把刘达作为“走资派”、“三反分子”等予以打倒。而那些在工作中和刘达接触较多、了解他的人，则试图保护他。慢慢的，刘达在批斗大会上和“牛棚”中不失尊严、并不违心认错、更不撕咬他人的态度赢得了很多以前并不了解他的中国科大人的尊重，那些原本就有英雄气概的人更是受到感染。1967年春夏之交，以原调查、看管刘达的学生为主成立了专门保刘达的“干联站”，为“解放”他而殚精竭虑。其他反刘达的一些组织也有大量人员转变过来。以1967年8月刘达自己的话来说，当时是情况是：“中国科技大学4000人，2000人拥护我，1000人批斗我，1000人逍遥派。”[17]事情本来已有很大的转机，可1967年11月23日，却又传来了杨成武、康生等“文革”当红人物的“批示”，声称刘达在晋察冀时紧跟彭真等人，反对以聂荣臻为代表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个攻击令刘达长期得不到“解放”。 

图1 张腊狗手书的干联站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员名单（陆宗伟提供）[18] 

1972年9月26日，在张腊狗、董会双等“干联站”人员的长期努力和生死之交王震的大力帮助下，刘达终于得以“解放”，并重新担任中国科大的党委书记。此时的中国科大已和中国科学院脱离组织关系，流落到了安徽合肥，广大师生被安徽的军、工宣队整得死去活来，校舍十分狭小，教师大量流失，整个学校濒临解体，而外部政治环境也比1950年代初的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更差。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受军、工宣队掣肘严重，不再是舵手，而只是纤夫的刘达又采取了哪些举措，让科大起死回生呢？

1）设法把学校迁回北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刘达不但团结以前反他的干部，几次向国务院打报告、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还以花甲之龄亲自去北京奔走。虽然因种种不可控因素并未成功，但还是得以让中国科大重新归口中国科学院管理[19]；还是得以让安徽省委认识到，要留住中国科大必须满足它的一些需求（譬如给中国科大一些合肥户口，以方便其调入人员）。

2）办教师进修班（俗称 “回炉班”，分为两期），为绝境中的中国科大培训师资。此事是1972年下半年由何天敬、赵宝路等没有接受完整大学教育的1970年留校毕业生集体提出，由刘达批准的。何天敬等提出继续学习的要求，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批准办教师进修班，尤其是用“前十七年”的已被否定的教育方法来培训他们，则需要很大的勇气。把因受“文革”冲击而没能完成学业、流落到各地底层的毕业生召回来“回炉再造”，需要克服的困难更是让人望而生畏。在这些决策的后面，在具体的操作之中，体现了刘达大无畏的精神，和较为高超的政治智慧。

说较为高超，是因为“回炉班”没能百分百达到预期目标。进修一班只学了三个学期，进修二班只学了一个学期，就被迫关闭。而刘达本人，则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一次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校性批判大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一些工农兵学员还在学校游行，高声呼喊“打倒刘达，油炸何作涛[20]”之类口号。他们宣称办“回炉班”是“妄图赶走工农兵学员”，“是走资派的新动向”，逼迫刘达签署文件，将所有“回炉生”退回原单位。刘达愤然告诉他们：“你们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签！”[21]那些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人就通宵达旦的找刘达“辩论”，直到刘达急怒攻心、晕倒在地，被送往医院急救。具体批判、纠缠、逼迫刘达的是个别工农兵学员，但在他们后面还有某些派性严重的干部。刘达对此心知肚明。1975年11月，为了中国科大的团结和发展，刘达黯然离开了中国科大，调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并在不久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一次遭到严厉批判[22]。

四、刘达在清华大学的办学实践

1977年4月，经胡耀邦提名、李先念“三顾茅庐”，年近古稀、本已“对学校有点心灰意冷”的刘达，再次迸发生命激情，到清华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后来改为校长）之职，负责对这个文革“重灾区中的重灾区”的整顿、改革工作。这一次掣肘相对较少，刘达较为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做成了一些大事：

1）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4月刘达到清华时，虽 “四人帮”已被打倒，可“两个凡是”的紧箍咒又新近上头，面对堆积如山的要求甄别平反的案卷，刘达以大无畏的精神，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和北京市委的明文规定，迅速恢复了何东昌、艾知生等人的领导职务，然后带领这些被“解放”的清华人，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文革”期间立案审查的1120人逐个进行复查，做出书面结论。凡为冤案，哪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如刘冰案），也坚决予以平反。然后，他们又继续复查“文革”之前，譬如“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中的老案，对其中的冤案予以平反。“冤狱一理，人心大喜”，清华的人心迅速安定了下来。不仅如此，刘达在清华如此大手笔的拨乱反正，还令整个教育界为之一振[23]，并带来了显著的示范效应。譬如，刘冰平反后，被派往兰州大学当校长兼党委书记。下车伊始，他就开展了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迅速改变了兰州大学的风貌[24]。

2）改善学校教职工队伍的结构。“文革”时，作为迟群、谢静宜亲自抓的“两校”之一，清华大学是“出经验”的地方。他们先是将八百名1965年入学、1970年“毕业”的八百名“八个月大学生”（何东昌语）作为“新工人”留下来；然后，为了让工农兵学员更好的“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又陆续留下了数百名工农兵学员。这些才不配位的人占据了清华大学一千余个职位，不仅令清华教职工队伍膨胀得厉害，更重要的是，还将长期损害清华的学术水平。经认真研究，刘达决定将不适合在清华工作的一千多人调离，并举办“回炉班”，对还留在清华的“新工人”、工农兵学员等进行回炉再造。

3）把清华从工科院校转变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本来是一所驰名中外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将文科、理科等划分出去，被改造成一所单纯的工科院校，并被蒋南翔定位为“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刘达不认可这种定位，采纳一些教授的建议，决定“加强学科建设，适当增加理科、管理学科和文史学科，先后建立了应用数学系、物理系、经济管理系等，将清华大学逐步从工科大学发展成为以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25]此举扭转了清华的发展方向，经过随后二三十年的建设，清华在生物、化学、数学、物理、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乃至哲学、历史学等领域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又恢复成为了一所综合性大学。

除此之外，刘达还采取了一些别的举措，如撤销清华的绵阳分校、三门峡基地、团河农场、西山林场，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修缮受损严重的“清华学堂”等历史建筑，等等。

总的说来，刘达这些举措非常得人心，对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令他成为了清华历史上最受尊重的校长（或党委书记）之一。

1982年，清华基本完成了恢复和调整工作，开始进入“着重提高”的阶段。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饱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已经71岁高龄的刘达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不栈恋权位，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于当年辞去了党委书记职位，第二年（1983年4月）又辞去了校长职位。清华人实在太感激他，授予他“名誉校长”称号——在迄今为止的清华大学110年的历史上，刘达是唯一一位“名誉校长”！

晚年的刘达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之职，还不时到全国各地去从事教育方面的调研工作。可以说，他魂牵梦萦于国家的教育工作，直至生命的终点。

五、坚持真理的教育实干家

介绍完刘达一生的作为后，可以回答最初的提问了：刘达究竟是不是一个教育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定义问题。何谓教育家？在日常语言中，这个词常被用于指代以教育为业的人，就像科学家常被用于指代以科学为业的人一样。有些人从事教育工作，一干几十年，可以说是教育工作者，也可以说成是教育家。

若要求高一点，则不但要求工龄，还得有突出业绩。“家”，成名成家，意味着成绩在同行中应当出类拔萃。在教育领域一干几十年，跟同时代的同行相比，成就很突出，那种超出一般的教育工作者的人，可以说是教育家。

还可进一步提高标准。不但要有辉煌的教育业绩，还得有关于教育的独到理念、系统思想。只有做到了这些的，才算是真正的教育家。但对大学校长而言，独到的理念、系统的思想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前贤已经留下了很多好的理念、制度、政策、文化，它们是需要坚守，需要维护的，在社会发生巨变、从上到下的大量人员被冲昏了头脑的情况下，坚守过去行之有效的业界常识，也是非常必要的。

还可换个角度来看。科学家是分等级的，有报纸中的、期刊中的，也有教科书中的。有影响仅限于一个学科的，也有影响跨越学科的。有只产生短暂影响的，有影响上百年、数百年的。有不入流、三流、二流、一流、超一流的，也有几十年一遇、数百年一遇的，等等。教育家同样也可以分等级。有的影响仅局限在他工作的时间和他工作过的学校。有的影响超越了他所工作的时空。蔡元培、梅贻琦在二十世纪早期提出的理念，还在对当前中国的大学教育产生影响。而创办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柏林大学的洪堡，其理念既跨越国境又跨越时代。孔子、墨子、佛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子，都属于教育家，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巨星。

刘达是不是一个教育家？这是一个定义问题。若把教育家定义为教育工作者，那他当然是。说他是同代教育工作者中成就突出的，那也没问题。论他对东北农大、东北林大、中国科大、清华大学的影响，也都超越了他担任校领导的那些时代。刘达有教育思想，但未必系统；他有教育理念，但未必独到。从他存世的少量相关讲话来看，他深受梅贻琦、蔡元培等前辈的教育理念的影响。相比那些彪炳千秋的“立言者”、“造钟人”、“功人”而言，他更多的是“立功者”、“敲钟人”、“功狗”。很难说他是优良的大学传统、大学文化的创造者，但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实践者、维护者。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家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出现严重错误的时候，能本着自己的良知，本着自己的朴素认识，从他过去接触过的大学的好制度、好传统、好文化出发，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努力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尽管刘达有政治智慧，比较善于应对挑战，可由于“一贯右倾”、“顽固不化”，他还是多次遭打击，并至少三次被打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他们那一代高校领导人中特别出类拔萃的。可能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素不给人题词的前总理朱镕基才破例给刘达题词，称他为“杰出的教育家”。

图2 朱镕基的题词（图片采自《刘成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不管刘达是什么等级的教育家，他都在他工作过的高校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在他离职之后的很多年，他参与创立的制度、参与塑造的文化、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等等，都还在影响这些高校。而他敢于坚持真理、绝不违心认错的英雄气概，更有持久的学习价值！

 

致谢：陆宗伟、冯焕清、周荷琴、何天敬、刘祖平、罗玉平、何世平、明海、许子明、朱天相、黎懋光、刘渝珍、谢文梁、朱亚宗、阮耀钟、孙长礼、朱清时等中国科大的学长，东北农业大学前校长刘文周教授、前校长助理徐建成主任和《不弯的脊梁：著名教育家刘达传》的作者虹静女士接受了我的访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金富军副主任接受了我的咨询并提供了相关史料；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潘亚男馆长、王兰馆员为我查档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