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德

在中国百多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西南联大不仅是战争年代保存学术火种、奋激民族精神的文明堡垒，同时也以兼容并包、独出机杼的探索创制了一条适合中国教育的办学之路。其中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今天总结吸纳。

洪堡大学的“西方经验”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清末民初，不少怀有救国理想的仁人志士走出国门寻找富强之路，蔡元培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说过：“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这就不能不提到现代大学的标志——德国的洪堡大学。

1806年，“普法战争”的惨败促使国王威廉三世痛下决心改革图强，拿出全部家底，每年为柏林大学拨款15万塔勒，还把太子宫捐出作为校舍。当时主管普鲁士全国文教的威廉•冯•洪堡与国王约定，大学必须由教授自治，教授有权决定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等内部事务，国家不得干涉；校长由教授担任，教授有任意开课的权利；教授的工资由国家支付，教授享有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待遇；教授的研究经费由企业家资助。自此之后，国家取代了教会，成为大学的经费提供者，这也成为此后创办国立大学的一个原则。洪堡提出，柏林大学办学理念的核心定位是“研究与教学合一”，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应将教学、科研视为一体，实行全面的人文教育，“人的发展目标是走进全面完美的境界”，也就是成为完人，通过博学进入古希腊圣贤之列。洪堡还为柏林大学提出了三大规范，即招生制度规范、人文中学的课程设置规范和人文中学教师的入职制度规范。洪堡说：“国家必须对教学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这就为大学的学术活动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国家与大学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从1810年建校，仅短短十数年的时间，柏林大学就超过了英法等国大学的水平，形成了“为科学而生活”的校风，“学术自由”与“教研并重”也逐步成为柏林大学的灵魂。柏林大学诞生了世界上自有大学以来的第一个实验室、第一个研究所、第一个研究生院及研究生制度、第一本科技刊物。德国在19世纪已经占据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智力成为德国最强大的资本；大学的学术研究对德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70年，当普鲁士与法国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时，这次惨败的不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德意志亦由此完成了统一。1949年，为纪念创始人，柏林大学更名为洪堡大学。后来，人们从洪堡办学的经验中，总结出现代大学必有的一项制度，就是大学必须独立，以及学术自由、教授治校。

古代书院的“中国智慧”

“书院”的名称，起源于隋唐时期，既有官办，也有民办。最早的官办书院并不是教学组织，只是校勘、收藏经籍的场所。民办的书院是读书人自己治学的地方，不接纳生源，也不办学。书院延续到宋朝，达到鼎盛，一批私人创建的书院应运而生。正如朱熹所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当然，书院的兴起还与佛教禅林的讲学制度有关，僧侣们在山林寺庙修道讲习，切磋佛法，这也影响了书院的讲习制度。

在唐宋众多的书院中，办得最有影响和声望的有四所。第一，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大学生准则”以及“学籍管理制度”，即朱熹订立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内容包括教之目、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体现了儒家八目的教育思想，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底线，以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自我反思。第二，湖南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此书院可算得上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源头。书院以传道济世、兼容并蓄、自由讲学为特征，主张藏书、读书、治学相结合，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培养了大批人才。岳麓书院的“讲会制度”素为人推重：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流派，都可以在此探讨辩论，学生也参与其中，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这也让读书人在理想和现实中找到了平衡点。第三，湖南永州道县的濂溪书院。1000年前，周敦颐在此创立了宋代理学，培养了程颐、程颢等著名理学家，从此湖湘学人登上了中华思想的文化殿堂。周敦颐一生主张德治，提倡廉气和正气，以仁为己任。第四，河南商丘县西北的应天书院。曹诚在宋儒戚同文的旧居建立学会，聚众授徒，讲习盛况空前。因他被人称睢阳先生，书院也就被称为“睢阳书院”。

与今天的大学教育“满堂灌”不同，书院提倡让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山长”作为书院的领袖，其作用是把握书院的学术方向，仅起引导作用。教师与学生地位平等，学术问题可以互相讨论，并无师生之别。这种书院精神是西南联大不少教师的一种情结。

西南联大的融会创新

梅贻琦承认中国的大学教育是从西洋移植而来，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种创新的尝试。他曾提出“办大学要办出自己的特点”，即将西方的大学制度与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相结合。这是包括陈寅恪、黄钰生、郑天挺等在内的当时很多人认同的办学理念。那么，西南联大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权能分立”与大学独立

1940年，国民政府为实施独裁统治，把党、政、军、财的大权集于蒋介石一身。教育部在强化党化教育的同时，极力控制全国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对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成绩考核方法，都要求高度集中统一，做到整齐划一，这引起了西南联大的不满。西南联大为此专门写了一份呈文，批驳教育部的训令种种是滥用职权，外行指挥内行，要求仍承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旧制办学。这也是西南联大争取教育独立的一份宣言，其中就提到了“权能分立”说。

“权能分立”并不是主张大学与政府完全割离，事实上也做不到完全割离。西南联大在呈文中只是要求政府不干预教育，让大学自主办学，权者干权事，能者干能事。有一种主张认为，政府对高等教育应当只做两件事，即选配一个好的校长和给足经费，至于怎么办好大学，是大学自己的事。而所选配的校长称职与否，全校师生自有公论，教授会也会采取必要措施。

大学的独立说到底是学术的独立。权能分开使大学相对独立，减少外来干扰，师生可以专心研究学术。此外，使大学相对独立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即为教师自由研究学术创造一个优良的环境，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保障。在这方面，学校的相对独立无疑给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梅贻琦眼中，校长不是官，西南联大常委也不是官，学校更不是官衙，旧官场的习气不应进入学校。他对于校长的职务有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率领职工为教授搬椅子的人；一是京剧中的“王帽”——虽然行必仪仗森严，但主要的戏却不是由他唱的。正因如此，他不怕丢掉校长职务，以学校大局为重，对于国民政府的命令、指令和训令，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抗战的就执行；否则就变通执行，或者进行抵制，以维护教育的尊严、学校的尊严。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模

学术自由是大学独有的特权，大学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是一致的，没有大学的独立，学术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自由。

大学之“大”，在于知识之博大。蔡元培曾经对大学下了一个极准确的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对于各家各派的学说，应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在这方面，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从事研究学术之人的“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不合时宜之思，而“无所不言”之中，必有一部分不合时宜之言，只有这样，新文化的因素才会产生，进步才有机缘，才能成就新民大业。他的这种思想，成为办好西南联大的指导思想。

学术自由的前提是摆脱“俗谛”桎梏。说这话的是陈寅恪，他主张思想不自由就没有学术的自由。在西南联大的教师中，“思想不自由毋宁死”的信念，可以说是一种共识。当然，拒绝俗谛，并不等于不关心政治。他们不愿介入政治，是希望学术不要成为政治的附庸；他们不加入党派，是希望不要带着政治色彩去研究学术；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的是保护学术研究的纯洁。陈寅恪就曾经说过：“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做学问。”他们坚信，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不能侵犯。

蒋梦麟曾说自己“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之风气，维持不堕”。曾有西南联大的教授说，学术是建构一个国家的钢筋水泥。这充分说明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学术的目的是为着国家，但研究学术的人却不希望政治过多地干预学术。不可否认，学术的自由独立与教师自身的自由独立是相关联的。在西南联大这种“自然、自在、自由”的环境中，许多教师完成了自己一生中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研究自由独立蔚然成风，影响着进入学校的各级各届学生，他们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学术的重要，看到了学术自由独立的重要，从而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学术研究事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

教育主体与教授治校

教授是大学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学贯中西，是学生的导师和朋友。从一般意义上讲，教授在大学中的作用是教书和育人。先说教书。包括系主任在内，西南联大的教授都上基础课，甚至讲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序论”。他们在课堂上都讲自己新的研究心得，这种心得大都具有该领域研究的新水平，能够给予学生深深的启发。程靖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陈寅恪先生“每岁演讲必不与旧岁者重复，盖先生每年必出其研究之新心得以授诸生。先生尝云，若干年讲同样的，印而刊之可也，又何必上课哉”。陈寅恪先生努力让每一堂课有新的思想和内容，绝不重复以前讲过的。

再说育人。教授们把育人寓于教书之中，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又是民族的楷模。梅贻琦先生曾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西南联大因为战争的关系，师生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较多，教授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都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

与教书育人同样重要的，是实行“教授治校”。民国政府颁布的《大学令》是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个法令，其中就明确规定了教授在治理学校中的作用。大学的评议会和教授会都是由教授组成，教授会是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委会或执行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只是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机构。西南联大因系战时的合组学校，没有设立评议会，评议会的职能大半由校务委员会取代，一部分由常委会承担。校务委员会主席由梅贻琦担任。西南联大的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建设长也均由教授担任。

教授治校是民主管理学校，它确认教授是学校的主体。那么，怎么摆正校长或常务委员会与教授会的关系呢？梅贻琦采取的是“吾从众”的方针，在许多重大办学举措上，都认真听取教授们的意见。在法定地位上，校务会议成为梅贻琦的咨询机构，但他从不独断。此时，常委会成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除了常委会和校务会议外，西南联大还有教授们组成的聘任委员会，负责对全校教师的聘任，但不是常设机构。由于施行民主治校，教授在学校中享有较高地位，充分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吴泽霖曾说，“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确曾有效地起到过‘挡箭牌’的作用，它维护了纷乱政局下学校的独立自主，抵制了外来的政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梅校长到校后，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清华，要把权力集中到校长一人身上，是行不通的。因而重大的校务都经教授会讨论”。

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还带来三大好处。其一，避免了国民党对西南联大的控制。尽管按国民党规定包括梅贻琦在内的院处长以上的大学领导人都必须加入国民党，但他们在教授会、常委会、校务会议中也只是普通一员，不代表任何党派。因此，尽管国民党、三青团都在西南联大有直属机构，但在校局中并不起什么作用。其二，确保了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教授们深知学术尊严的可贵，因此，他们千方百计避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维护学术的自由独立。其三，保证了规章制度符合教育规律、利于学校发展。身在教学一线的教授们讨论制定的规章更有利于促进学术的发展及学校学术地位的提高。

正因为实行教授治校有诸多好处，1957年，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充分肯定，说：“科学研究，除了主力军之外，一定要有同盟军，在高校还是应该教授治校。”但是，直到今天教授治校仅仅只能在少数学校实行，不能不成为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

（原文刊载于《群言》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