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名、国徽、国旗、国歌，分别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它们体现了一个民族的风格，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灵魂。开国之初，在国名的产生、国徽的设计、国旗的讨论和国歌的选定过程中，清华人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倾注了心血。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根据校史馆、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资料，编选整理如下文章，让后来者了解这段令全体清华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历史。？？
国徽的诞生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
这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向全国发布，现存于清华大学档案馆。国徽采用金、红两色，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麦稻穗和齿轮。如此富丽庄严、气势恢宏的设计，经历了怎样精彩动人的创作过程，清华大学档案馆几件珍贵的藏品，为我们讲述了国徽诞生背后的故事。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决定，在常委会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组长为著名教育家马叙伦，13名成员中包括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奚若、物理系教授钱三强。接着，第6小组开会，成立了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歌词、歌谱评选委员会，除第6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外，还聘请一些各方面专家。
1949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徽征集启事，征集到的稿件和图案虽各具特色，但都有不足之处，均未被采纳。全国政协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后中央美术学院）分别组织人力对国徽方案进行设计竞赛，重新开启国徽设计工作。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组长，成员有建筑学家林徽因，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等。1950年6月，政协会议讨论的国徽图案中，清华大学设计的5颗金星方案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小组设计的彩色斜透视天安门图形方案受到与会者赞赏，并请两个专家小组综合几种不同方案的优点再做设计。
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自己家中召集设计组成员，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国徽图案内容增加天安门和麦稻穗等元素的要求，讨论开展新一轮的设计工作。设计组成员分工协作，有的负责绘制天安门立面图，有的研究国徽外形采用正圆还是椭圆，有的研究麦稻穗的形象以及它们的排列组合。张昌龄先生为研究齿轮形式特意去找清华机械系的老师请教绘制标准机械齿轮图的原理和方法……大家每提出一些方案设想后，就在梁、林两位先生的主持下，组成几个整体图案。
梁思成先生为国徽的设计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以高度的热情和爱国之心，夜以继日地研究、创作，甚至将家变成了工作室，餐桌上、沙发上随处可见国徽设计方案，每天来家里讨论国徽设计方案的营建系师生络绎不绝。因过度紧张和劳累，本来就体弱的梁先生病倒在床。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的拍摄于1950年的照片，生动记录了病榻上梁思成手捧国徽设计稿与林徽因推敲、讨论的情景。
病中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讨论国徽方案。（清华大学校史馆馆藏）
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成员与设计过程中的各种方案图案合影。（清华大学校史馆馆藏）
1950年6月20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徽审查小组会议上，参会人员对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方案各抒己见，最终选定了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庄严典雅的清华设计方案。6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国徽图案。
1950年6月20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国徽方案。左二为张奚若，左一为朱畅中。（郑景康摄）
随后，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承担了将国徽从平面图案做成立体浮雕模型的任务。高先生不顾盛夏酷暑，精雕细刻，常常凝思几个小时才动一下刀。为使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符合于应用条件，高先生对国徽图案的细部进行了修改，如天安门的大小、华表的位置、红缦穿插的形态等，修改后的国徽图案，整体与局部变化更统一，更自然美观。有人认为国徽图案已经批准不应再做修改，高先生为此专门给毛主席写信陈述修改理由，得到中央的批准。国庆前夕，高庄、徐沛贞等先生带领营建系学生，完成了第一批各种规格的国徽模型的制作任务，并绘制了国徽图案的墨线图和断面图。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国徽图案及说明。新中国美丽而庄严的国徽终于诞生了！
国歌的选定
研究国歌的问题，也是新政协筹备会下设的第6小组的工作任务之一。为此，第6小组设立了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第6小组成员、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钱三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在面向社会的征集中，共收到应征国歌词、谱694首，可是大家讨论时都觉得不理想，感到在短时间内创作出新国歌比较困难。这时著名画家徐悲鸿首先提出倡议，以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但也有的同志不赞成，认为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已不适当。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亲自召开座谈会，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梁思成等发言，坚决支持徐悲鸿先生的建议；另有一些人士表示异议说，中国解放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都被赶出大陆，中华民族进入了太平盛世，何来最危险的时候？因此，提出应重拟歌词。然而，作为第6小组成员的张奚若教授指出，原歌词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不必改词，并举法国国歌《马塞曲》为例。
周恩来赞同这一看法。他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会有帝国主义反动派企图侵略我们、破坏我们的建设，因此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毛主席最后说，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张奚若、梁思成等在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上关于国歌意见摘录（1949年9月25日）（中央档案馆藏）
9月27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出决议，正式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旗的讨论
1949年7、8月间，我国国徽、国旗图案的征集工作同时展开。短短一个月内，收到国旗应征图案2992幅。其中，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再加一两条黄杠代表黄河和长江的一类图案，较受评选委员的认可。8月24日，负责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草拟工作的第6小组开会，讨论国旗方案，大家各抒己见。
身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顾问的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说：“我提个意见。旗上的星可以再大一些，成适当比例。星靠角好些，这样即使无风时也能看得见。”
第6小组成员、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钱三强指着一个方案说：“国旗的标志要有显著特点，在哪里都能知道它代表中国。这个白地红星的旗，很容易和别国相混。”
这时，郭沫若拿出一个带有蓝条和星的图案，问道：“这个怎么样？”钱三强答道：“我看改黄色好。我国的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
梁思成、钱三强等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关于国旗意见摘录（1949年8月24日）（中央档案馆藏）
后来，评选委员们又进行了多次讨论，并提出了候选方案，送交新政协筹备会及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元方案审查委员会等审议，最后在9月27日的政协第一届大会上，通过了决议，以上海曾联松应征方案改进而成的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四个决议草案（部分）（中央档案馆藏）
因原来的国旗制法说明写得比较复杂，会后，周总理要胡乔木、梁思成等重写制图说明。梁思成教授遵嘱进行了改写，胡乔木修改定稿。胡乔木是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级校友，当时任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国名的由来
1949年6月15～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建国的有关事项。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名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此前的文件、指示中，一般常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一排左起：谭平山、章伯钧、朱德、毛泽东、沈钧儒、李济深、陈嘉庚、沈雁冰。二排左起：黄炎培、马寅初、陈叔通、郭沫若、蔡廷锴、乌兰夫。三排左起：周恩来、林伯渠、蔡畅、张奚若、马叙伦、李立三。
在筹备会讨论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认为，这个国名太长。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张志让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在会议最后一天，出席会议的无党派人士代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教授发表了第三种意见。他说：“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负责拟定政府方案的新政协筹委会下设第4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小组组长董必武召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三次开会，逐一讨论国家名称、国家属性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在8月17日第三次会议修正通过的组织法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面人士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关于国名问题，周恩来解释说：“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而这两个都包含了民主的含义。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两字比较好，所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说是民主了。在外国，“共和”和“民主”是一个字，而在中国，却将它定为两个字了。他还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适当的。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关于国家名称问题，董必武说：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这个意见，为政协大会所接受。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原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均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国名正式确定。
（撰稿：郭故事 范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