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金富军

    清华师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48年4月清华大学校庆纪念特刊“社论”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清华是爱国的，所以我们痛恨中国的罪人，惟其我们清华是爱民族的，所以我们反抗民族的仇敌。”“目前可能是最黑暗的时间，但前面一定是圹远与清明。暴风雨即将过去，新清华的航船，即将驶入充满阳光和微风的大海。”[1]在这种必胜的信念激励下，与中共地下党的引导和影响下，清华师生积极进行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终于在1948年底，迎来了清华园的解放，清华大学成为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大学。

解放与接管

    1948年11月上旬，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北平解放指日可待。在清华地下党的组织与引导下，广大师生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地下党员积极宣传革命形势，发动、组织群众护厂护校，保护学校财产和文物档案。其次，他们分头联络在清华园中享有名望的教授，介绍和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深入细致地谈心，说服动员他们留在北平。通过这些工作，清华师生员工坚定了安心留校、迎接解放的思想和信心。11月下旬，还开展了反对南京政府策划的强迫“迁校”斗争。11月24日，教育部督学来北平，与清华、北大校长交换有关“迁校”意见，声称：“在遇万一时，政府为保护民族文化，决定全力设法‘抢救’”。企图拉拢一些教授，把清华大学这块牌子迁到南方。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社团在壁报等宣传工具上进行揭露斥责，教授们乃至校领导的绝大多数也都反对“迁校”。清华校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亦无结果而散。随后国民党政府又紧急制定了“挽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计划，于1948年12月14、15日派专机接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南下。最终，除了梅贻琦等几人离校外，全校269位教师全部留校等待解放。

    1948年12月13日拂晓，解放军进军至颐和园和圆明园之间的平川地带，遇到国民党军队猛烈炮击。在得知前方即圆明园、清华大学后，解放军立即停止炮击并请示上级，前线司令部果断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清华等古迹学校区，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当天晚10时，太原前线野战军徐向前、周士弟等将截获阎锡山北平办事处给阎的一份谍报上报军委，谍报称：“今（元）午北平外围情况急转直下，傅军主力集结，调集城郊。清河、南口镇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毛泽东见此谍报后，于15日凌晨2时亲笔批示，急电平津前线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为此，解放军在解放这些地区时一律不用炮击，而用步枪、刺刀和手榴弹同敌人展开了近战和肉搏战，许多战士也为此献出鲜血和生命。15日，清华园获得解放，清华大学成为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立大学。17日下午6时，毛泽东手拟的军委电文中指出：“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育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18日，解放军第13兵团政治部在西校门贴出布告：“……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等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2]

    1949年1月10日，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到校，正式宣布接管清华。上午11时许，首先召开清华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代主席、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务长冯秉权，秘书长沈履，训导长褚士荃，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农学院院长汤佩松等出席。钱俊瑞在会上传达了接管方针：第一、清华以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取消过去教育中反对人民、脱离人民的东西。第二、教育改革逐步进行，现有机构与制度，除了立即取消国民党反动训练制度和立即停止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反革命活动外，其他一律照旧。第三、学校经费由军管会负责供给，教职员一般采取原职原薪，暂不变动。下午2时，全校教职员、学生、校工、校警共2000余人在大礼堂开会，听取钱俊瑞报告。当钱俊瑞说：“今天清华大学从反动派手里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的大学，是清华历史上的新纪元。从今以后，它将永远是一所中国人民的大学了。”全场热烈鼓掌。下午3时，学校召开教授会，钱俊瑞在会上简要介绍了解放区工农业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概况，并着重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科学研究以及保障人民思想信仰自由的方针。当晚，费孝通教授主持的教授会、教联会、职员、学生、校工、校警等代表出席的生活委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原职原薪的办法。[3]

    1月24日，清华大学张奚若、费孝通、钱伟长等37名教授与部分燕京大学教授联合发表《对时局宣言》，称：“我们清华、燕京两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的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4]

    1950年，毛泽东亲自手书6幅清华大学校名并择其一。从此，潇洒飘逸的毛体“清华大学”成为学校最重要的标识之一。

    冯友兰先生曾高度评价清华园的解放与接管：“在全中国解放中，清华是首先被解放的国立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中，人民政府宣布一个正规大学为人民的大学，清华是第一个，这是清华的莫大光荣。”[5]

梅贻琦离开清华大学

    1948年10月，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国民政府计划把北平一些大学迁往南方，还下达了“国立院校应变计划”，要求各大学拟定应变举措，选定迁校地址，呈教育部备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师生的争取下，国民政府南迁北平高校的计划破产。南迁高校计划破产后，国民政府又制定“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计划，对象包括各院校行政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知名学者教授等。这些知名人士既是国民政府极力争取的对象，也是中共的重要统战和挽留对象。

    作为清华大学校长、国内外知名教育家，梅贻琦无疑是国民政府重点“抢救”的人物。对梅贻琦去留，社会上都很关心。

    清华师生对梅校长很有感情，他们一方面准备迎接解放，一方面尽可能争取把梅贻琦留下来，有的同学甚至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挽留校长，清华民主墙上也出现过挽留梅校长的壁报。

    清华学生会一致挽留，认为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为之“殉葬”。

    1948年，在解放区的吴晗和几个清华同学联合写信给梅贻琦，向他祝寿(时年六十)，并告诉他：“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要回清华园来了，希望他做几件事：学校不要动，人不要散，设备不要搬，争取解放时保留一所完整的清华。”[6]

    共产党对梅贻琦给予了肯定，希望他留任清华大学校长。北平地下党学工委负责人崔月犁亲自上门，请求梅贻琦留下，参加解放后新中国的建设。[7]

    12月21日，梅贻琦离开北平。

    听闻国民政府任命梅贻琦为教育部长，清华大学教授会于1948年12月24日通过决议，向已离平的梅贻琦汇报校情，并恳请梅贻琦返校。

    月涵校长先生大鉴：

    此次西郊战事变起仓卒，先生因公赴城，遂致内外阻隔，消息断绝。学校十九日遭轰炸，幸人员、房舍俱无损伤，现仍由全体师生员工合力维持秩序，一切尚称安堵。顷闻先生另膺新命，全校师生益沈群龙无首之懼。先生领导群伦多历年所，值此艰难时期，谅亦不忍恝然他去。务请继续主持校务，俾全校上下有所遵循。事经全体同人一致议决。专肃奉闻，不胜迫切之至。致此请

    大安

                                                        教授会敬启

                                                      十二月廿四日[8]

    后来，周恩来曾在京津各大学负责人集会上公开表示“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9]

    梅贻琦走了，清华基金的使用权也随之离开。清华基金是清华大学的校产。1929年，清华基金委托中基会永久保管，资金运用由中基会财务委员会全权办理。[10]在中基会的有效运作下，清华基金有了较大增长。到1940年6月，资产总额达到国币79116651银元，是接管时的9倍多。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庚款停付、国币贬值等原因，清华基金资产有所减损。1947年底，有国币27890059元，美金4324086元，英镑6319。到1949年底，中基会代管的只有美元资产，账面价值4098646美元，市场价值4553868美元。[11]由于时局变化，中基会于1949年由上海迁往香港，1950年在美国恢复业务，该会所保有的债券及现金资产，由香港美国花旗银行分行移送纽约。[12]

    由于中基会迁移美国及其管理体制，这笔钱使用未能再回归清华大学。

    梅贻琦对离校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矛盾的，在不同的场合他有所说明。1948年12月29日上海同学会为其59岁祝寿宴会上，梅贻琦说：“承蒙中央费尽气力把我接来，其实我要应付学校紧急应变，胡适先生半月前起飞我还没有走意，后来因为南边朋友听到说邯郸广播，谓我可以联任校长，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在廿一日午后五时飞到了南京，翌晨吴铁城先生即携孙院长函来约我出长教部，想不到我到南京会做官，这又足以使北方朋友不了解我了！”[13]对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任命，梅贻琦坚辞不就，认为“甫到南京，便做高官似乎对不起留在北方的朋友。”[14]

    后来，梅贻琦到美国，仍惦记清华大学发展。他曾托回国的肖家魁（1939级）带亲笔信转交清华大学，表示如果清华需要国外的图书仪器，他可以设法购寄。[15]

    梅贻琦离平离校，对他个人、对清华大学，都令人惋惜和遗憾。

欢迎解放军入城

    为了迎接解放军开进北平入城式，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宣传工作做了长时间充分的准备，对于联合其他学校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起了很大作用。

    清华同学成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下设宣传部、联络部、生活部、总务部、秘书处，还把全校同学编成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六七个中队，每个中队三个小队。全校同学大概一千八九百人，参加工作的同学有一千八百二十一人，占了绝大部分。许多小队到附近的青龙桥、海淀、蓝靛厂等地去宣传天津解放和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到石景山三家店给工人演戏，和解放军联欢。为了使入城宣传效果更好，大家在校内预先进行演讲比赛，看谁最能用群众的语言说明群众最急于了解的问题。除了工作，还要组织全校同学学习政策理论，各系各级举行形式多样的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交流思想。接着，寒假期间，清华全体学生及一部分教职员于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在城内作了两个星期的宣传工作。

    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开入北平城内。一大早，清华同学便乘坐火车进城。上午9点多，前门广场人山人海，各个学校的行列聚拢在一起。游行的清华队伍举起了一丈长、八尺宽的巨幅毛主席像，军乐队也列队奏了起来。

    解放军队伍开过来，各学校同学兴奋地向人民子弟兵欢呼致意，有同学把宣传品抛向车上，坐在车上的解放军欢笑着向同学们使劲挥动红旗。坦克和卡车拖着重炮过来时，许多同学跳到炮上坐着，在炮身上写：“炮口对准蒋介石打到台湾去！”“给四大家族每人一颗炮弹！”箭楼下，燕京大学的艺工队则高高地站在卡车上指挥群众唱《解放区十唱》，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北平的大学生们非常活跃，清华、燕京等大学都组织了欢迎队伍，写了大量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等到处张贴，甚至还贴到了解放军的军车和大炮上。大学生们对解放军非常崇拜，表现得非常兴奋和大方。

    清华宣传大队当日起留驻城内，一直到15日，分别在前门、崇文门一带进行街头宣传或文娱演出，在汇文、慕贞等校发动中学生，宣讲革命形势、毛泽东的时局声明、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等。2月12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庆祝北平解放群众大会”，通电全国，会后举行大游行。清华队伍旗帜鲜明，精神饱满，市民给予了最多的掌声和赞赏。

青年团成立与地下党正式公开

    1949年3月1日，学校在大礼堂举行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全体盟员大会，在毛泽东像和党旗下，500多名盟员，第一次公开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3月15日，盟在清华园公开，成立了清华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大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并掀起了建团大会。3月18日，民主墙上公布了被批准入团的青年团员名单。20日下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大礼堂隆重举行。526名团员在毛主席像下光荣宣誓：“要谦虚真诚，实事求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不断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科学知识，加紧改造自己，愿意牺牲一切，忠诚为劳动人民服务，保证为革命建设尽最大努力，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16]全国第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在清华建立。

    1926年，共产党第一个党支部在清华成立，领导进步师生开展革命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南迁。在南迁同学与在北方同学中间，发展出北系、南系两个党组织系统。抗战胜利后，清华返回北平。根据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南系、北系仍保持独立。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地下组织的南系、北系合并，但学校一级仍分别成立党总支。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党员和党组织从内到外，一步一步走向公开。党员把群众当作“阳光”，党公开就是从地下转到地面，接收阳光的普照。

    1949年6月2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清华地下党以隆重而朴素的形式向全校正式公开，在二校门张榜公布了党员名单，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当时清华大学共有地下党员189人，只公开了187人（教师30名，学生148名，职工9名），另有2人因工作需要未予公开。[17]清华师生一方面称赞地下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隐蔽工作做的十分必要和十分成功，同时也表示：“共产党这样把党放在群众面前和监督下，更容易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性和纯洁性。”[18]

    从此，清华地下党组织结束了秘密工作状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创建新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的伟大征程。

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在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筹备等过程中，清华广大师生积极投身到各项工作去，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12月18日晚，两名解放军代表秘密来清华找到梁思成教授，请其将北京市内重要文物建筑标在一份军用地图上，以备一旦攻城时保护它们免受炮击。不久又来了几位解放军，请梁思成编写了一份全国的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准备发到解放军各部队。梁思成立即带领年轻教师胡允敬、朱畅中、汪国瑜、罗哲文等连夜工作。一个月后，一本厚厚的《全国重要文物简目》及一份《古建筑保护须知》送到解放军手中。解放后国务院于60年代颁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即是以梁思成的两个报告为蓝本制定。[19]

    1949年3月初，为了做好北平市新政权的建设，根据北平市委要求，清华大学党总支安排了153人参加北平市政权建设工作。同时，又有250名师生（以文学院、法学院的学生为主）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

    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梁思成、费孝通、吴晗等参加了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大会采纳了张奚若关于新中国国名由“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

    9月27日晚，清华师生员工在大礼堂集会，庆祝新政协的成功召开，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德高望众的张子高先生首先发言，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阐述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他对新中国的希望。庄前鼎、张维、章名涛、孟昭英、钟士模等教授和同学代表都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刚从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政协会议回来的吴晗向大家传达了政协会议当天通过的决议并出示了一面刚制作出来的五星红旗，引起全体师生员工的鼓掌欢迎。

    为了参加10月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大典，清华师生好几天前就着手准备。9月27日全校大会上，钱伟长向大家提出了要求，包括如何绑扎五角星灯笼，穿什么样的衣服（男生为深色上衣、浅色裤子）等。为了走好方阵，同学们还在体育馆前操场进行了演练。

    10月1日，清华大学同全国人民一道，沉浸在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无比喜悦之中。凌晨3时左右，一列20多节敞蓬车厢的火车载着2000多名师生，浩浩荡荡地从清华园出发，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大典。下车后，马约翰等领队走在前面，接着是军乐队，然后是各院系的队伍。队伍横排两侧每人手提一盏五角星红灯笼。队伍来到东单广场集合，听候大会指挥调动。午餐每人自带干粮：馒头和咸菜。午后清华队伍被带到天安门广场，大家席地而坐。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并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3时，首都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全场欢声雷动。

    阅兵式、分列式后，群众游行开始。在国庆游行队伍中，清华走在最后压阵。清华队伍一路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毛泽东听到后，非常高兴，马上以高亢、洪亮的湖南口音回呼“清华同志们万岁！”压阵的清华游行队伍保证了整个群众游行始终热情激昂，队尾整齐划一，为开国大典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清华师生们回到学校，吃了晚饭回到宿舍时，已经是10月2日凌晨2点多了。

    10月3日，陈毅来清华视察，并在体育馆操场上给师生做报告。他阐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和新中国的光辉前程，鼓励广大师生适应时代潮流，做好思想改造，加强业务修养，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陈毅还谈了自己作为一名军事统帅的感受。[20]陈毅风趣地说：“久闻清华大名，今日得以亲临摆放，不胜荣幸。我在战事余暇，还抽空拜读过潘光旦先生的大作。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学好专业知识，参加新中国未来的建设。”[21]语重心长的教导、殷切的期望令清华师生倍感振奋。

    党和政府的关怀，极大地鼓舞和激励清华广大师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去。清华园解放后，冯友兰曾由衷地说：“清华由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至清华大学，由南迁到复员，经历帝制，军阀、国民党，各时期的统治，到今成为人民的清华大学。校史与国运，息息相关。此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培植之下，必能日益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尽其应负的使命。”[22]这番话道出了清华师生的共同心声。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