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金富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这发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音符不禁让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也自然让人想起她的曲作者、短命但天才的作曲家聂耳。

    聂耳的生命只有短暂的24年，但正如流星划过星空，留下了耀眼的、长长的轨迹。在短暂的生命里，聂耳只来过北平一次，逗留不足三个月。在北平期间，聂耳几次到清华，或参观，或演出。在他的日记里，也记下了他对清华的观感。

    1932年8月7日，聂耳乘船离沪北上，11日经天津乘火车到他向往已久的古都北平，住在宣武门外校场头条胡同3号的云南会馆。一住下来，聂耳便和在平朋友逛公园、看演出、玩乐器等，日子过的紧张而充实。

    到北平前，聂耳便嚷嚷着“去清华”。直到9月7日，聂耳才第一次到清华。这天早上八点，聂耳从云南会馆动身，错过了汽车，便乘坐人力车，一个多小时后才到清华。聂耳在日记中写道“四辆洋车颠了一点多钟，半路的让车很讨厌，看那些车夫却很平常，他们互相的礼貌却是使人佩服。”

    清华校园给聂耳很大的震撼，或许是美轮美奂的校园给聂耳印象太深，在他笔下，没有典雅的工字厅等传统园林式建筑，他只写下清华“全是欧化的洋式建筑，图书馆、大礼堂特别漂亮。”

    9月7日恰巧是清华迎新大搞拖尸运动的一天。聂耳以第三者的新奇的眼光看着拖尸，并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所见。

    “清华”有一个历史传下的规矩，凡新生入学后，老班生要公开地大玩弄新生一番。今天正是新生注册之日，门口挂着“欢迎新同学”的大字，男女招待员守在门口迎接，签名后的头一关是到医院体格检查。再进一个宏大的建筑便是所谓的招待处，这儿是体育馆，这儿是新生们（忍）必经的难关。这儿有比马戏、狗戏更新奇的人戏。

    我们进了体育馆，正是他们玩人戏热闹之际。周围围了参观者老学生。有些带有小红布条上写指导员、招待员等字样者，他们是专门这种工作的执行者，他们是侩子手。应考的新生们是穿着一件内衣背心和一条短汗裤。在人声嘈杂的笑声中，他们板着面孔任凭那些侩子手的支配，那新鲜的花样给你不能不笑。就是那些表演者，虽然心里是怎样的不高兴，有时却也逼出可怜的苦笑。

    爬单绳的出了风头，一阵掌声，吼声包围了他，他竟不知道这是他的不幸，身体越好的越给你玩的不得下场。
爬在地下用鼻子推进一个皮球停在一个距七八尺的小圈内，这看来简直像演狗戏，又像猪用鼻子在地下觅食。

    令你在水桶内咬水果，等你的头刚低下，两三个人从水里一按；在你起来吐水咳嗽时，他们大慈大悲预备好一块手巾给你揩鼻涕、眼泪。

    地板上写好了东南西北，要你站在当中蒙了眼睛，四五人围着你像推磨般的转移，站定的时候要你指出你是对那方？

    睡在地下打滚，这简直是玩弄小狗。

    要你披着一个大褥垫从东墙跑到西墙再回来。只听见那光脚板打在地板上发出极沉重的声音。

    蹲在一根[荡木]上甩来甩去，令你拿取地上一个立着的木棒，这木棒的位置是恰好给你的手差五分才够得上，这是猴子的玩艺儿。

    “反对者下水”贴在游泳池门口，一个云南同乡熊君已玩过这套把戏，幸好他会游水，不然闷不死也要吃几口水。

    听说今晚睡到半夜还有人来拉他们的被，一个model被掷到大操场上。

    我们已经看相当长的时候了，这种表演却是拿钱都买不着看；过后只替那些新生可怜！

    被拖尸的新生，大多敢怒不敢言，忍忍就过去了。大不了来年去拖尸下年新生，颇有媳妇熬成婆的意味。1932年9月7日，参观清华的聂耳正好看到了当天迎新时对新生像“玩弄小狗”似的的捉弄，“替那些新生可怜”。但聂耳觉得“新生们对于这种玩弄不见得学旁人样的觉得可怜，因为他们还有着报复的希望的；好像婆婆待媳妇一样，一代还一代。”实际上聂耳还是想简单了。有忍让的，也有忍无可忍起来反抗的，一些行动力强的大学新生起来组织反拖尸队伍。

    第一次参观清华，给聂耳留下极为深刻印象。“‘清华’的环境着实太好了，我玄想着要是我现在是里面的学生，我将会很自由地跑上大礼堂去练习音乐，到图书馆去读书，到运动场去打球，……一时思潮起伏，追忆起学校生活的乐趣。” 9月8日，聂耳来到燕京大学，一对比便感慨“到底没有‘清华’讲究”。

    在北平期间，为了提高演奏水平，从9月12日到10月15日，聂耳找著名的俄国小提琴家托诺夫辅导。这一个月期间，聂耳收获巨大。他觉得托诺夫教授方法好，“托诺夫着[实] 是个好教授，他很注意piece演奏，常学下去一定可以学很多的concert，并且他看我的技术还不低。”

    托诺夫对聂耳的才华也很欣赏，也对聂耳寄予厚望。9月17日的辅导，托诺夫“先叫我拉scale，后来问我《Mazas》怎样。我说第一本已练完，他要我给他第二版No32，Legato Exercise，《Schradieck》拉7th position给他看，调子拉《Sovvenir de Moscow》，《Gypsy Air》、《Minuet》（Mozart）；他非常满意。”“他说我的左手很好，右手持弓是德国的老派持法，现在这些violinist都不是如此持法，他把我的食指移进来，多部份的握着弓，这样觉得比较紧些。”在9月25日日记中，聂耳写到“到北平来算是第一次拉了这么长的时候，自上午八点钟拉倒下午四点钟。这也是逼得不能不如此，托诺夫把我看高了。他给我这piece是一个显技巧的东西，作曲者Viotti是和大演奏家Paganimi同享盛名的，曲里着实有困难的地方。”应当说，短短一个月，聂耳收获巨大。当聂耳假托家庭经济困难离开北平向托诺夫告别，诺托夫很遗憾地说“啊！这是一个顶大的障碍对于你的功课上，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你将来的提琴会拉得不错的。”

    托诺夫1930年9月来清华任教，除了教授小提琴、钢琴外，还担任军乐队指挥，将军乐队训练成北方较有影响的管乐队。托诺夫熟悉清华重视文艺的传统，鼓励聂耳考清华。“托诺夫鼓吹我入‘清华’，只要能pass过入学试验，你尽可在里面把音乐当饭吃。”但聂耳最后还是没有报清华，而是报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可惜的是，聂耳落榜了。

    10月28日，清华大学东北同乡会在大礼堂举行为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游艺会，请聂耳参加演出。这次演出邀请“芭莉芭剧社”（俄语“战斗”）。在此之前，聂耳海参加了10月16日在朝阳大学举行的募捐游艺会演出，并在会上认识了清华学生、也是托诺夫学生的陆以循。“五点半由中[南]海起身，西直门坐洋车去的，几个冷包子、干烧饼便算混过晚饭。”在清华大礼堂，聂耳小提琴独奏了《国际歌》，老志诚钢琴伴奏。当晚还演出四个独幕剧，“所演出的剧以《战友》为差，其余《S.O.S.》、《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乱钟》还不错。”

    当天清华的演出，还有点小小波澜。聂耳准备的节目是演奏《国际歌》，但在开幕前，有人不同意，同时一些学生也起哄。但聂耳还是坚持演奏。当晚，在清华还出现了一些反对标语，为此剧团还提出了抗议。

    当天在清华食堂，聂耳遇到了吴宗济。吴宗济热情地带聂耳到宿舍，并给聂耳看上年罗明佑生日联欢会签名簿。

    第二天上午，聂耳等在大礼堂前（按：《聂耳日记》这样写，可能有误。清华进城，汽车一般停在校门口。）等车回城。有人邀请他跳非洲舞，聂耳说：“你们别忘了这儿是Gentlemen’s university”可见，聂耳对清华的向往之情。但聂耳还是欣然接受。“他跳得活跃而欢快，大家都非常高兴。他又带头唱起革命歌曲，大家都兴奋地跟着唱。雄壮嘹亮的歌声震动着清华园，很多围着看的同学都热烈鼓掌欢迎。聂耳很激动，唱了一个又一个，《国际歌》唱了好几遍，在汽车上一直唱到西直门。”

    在北平，聂耳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没有生活费、学费，心神不定。生活一点也不紧张。会馆里不能充分地用音乐功夫，换句话说，这不是学音乐的环境。”同时，他始终在思考日后的道路，是立刻投向高涨的文艺救亡活动，还是在大学深造进一步提高。他在9月7日参观清华当天的日记中写到“我想到若是进了平大艺院，重新再度学生生活，这会给我感到何等的悠闲，更想到以后参加‘清华’的乐队演奏。但是，回头想想过了两三年的平静生活以后将怎样？！算了吧，还是不要异想天开！赶紧决定走那条路？1.在北平？2.回上海？”很快，聂耳也做了决定，要投入火热的救亡运动中去。他在9月8日日记中写到：“老实说，考什么学校？我何必要这样软化下去？！我回到上海去有着我紧要任务，试问我进三年的学校比做三年的事是那一道的希望大些？就说音乐吧！在北平，尤其是在‘艺院’，绝不会比上海好的。何况我在上海还有免费的教员。”正如他所说，“以后将更勇敢地去实践人生，在这里面取得伟大材料创造伟大的作品。”

    11月5日是聂耳在北平最后一天，也遇到了本年第一场雪。聂耳以抒情的笔调写到：“下雪了！多美！这是今年北平的第一次下雪，她庆祝我在北平第一次演剧的成功！她欢送我明天的离平。”离开北平后，聂耳到了上海，全身心投入火热的救亡运动。但他对北平的这段生活仍念念不忘。1936年7月，聂耳饱含感情地写到：“北平生活把我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注入正流的界堤。”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