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团委 徐美华
摘要：杨永清于20世纪20年代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潮流中出任东吴大学校长，掌校25年之久。他根据教会大学的实际，适时提出了“中西融贯”的办学思想并予以实践，他主张培养“中西融贯”之“完人”以“服务”于中国社会，倡导校内外的广泛“合作”，妥善处理学校与外国教会及中国政府的三方关系。杨永清在东吴大学的办学成就，体现了“中西融贯”思想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20世纪20年代是在华教会大学的重要转折期，“收回教育权运动”迫使教会大学从西方教会代理人转向中西双重领导。教会大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坚持自成体系还是融入中国高等教育？是坚持西方教会代理人角色还是服务中国国情？杨永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于1927年出任东吴大学校长，至1952年卸任，前后计25年。与教会大学所有的中国籍校长一样，从上任第一天起，他所面临的一对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中与西的关系问题——中国与西国，中学与西学，中方与西方。杨永清的历史意义，就是在执掌东吴大学20多年的历程中，形成了“中西融贯”的办学思想，并且不遗余力地予以实践，终将西方教会的东吴大学初步建设成为一所融贯中西的中国大学。1941年，在中国115所高等学校中，东吴大学是12所受到国民政府特别表彰的学校之一。在教会大学中，东吴大学是三所规模最大的学校（学生数超过1000人）之一。1941—1942学年，在“高等学校大学生学业测试”中，东吴大学取得总体第七的成绩。［１］杨永清“中西融贯”的办学思想及其实践，功在中国近代，至今仍不乏有益的启示。
一、杨永清出长东吴的渊源及经过
杨永清（1891—1956），字惠庆、惠卿，1891年6月出身于江苏无锡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其父杨维翰，早年曾在苏州的博习医院学西医，在无锡行医多年，后弃医专事基督教传教事务，曾任松江圣经学校教务长。出身在中国基督徒家庭的杨永清，自幼植下了中学和西学的种子，既饱读中国诗书，承袭了中国文人的种种传统，又涉猎了西方的新科学，并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杨永清于1902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预科，后升入本科，1909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上海清心中学、东吴大学附中，教英文、算学等课程；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14年由清华资送留学美国，先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了一个学期，主修政治经济、教育，1915年转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修国际法和外交学。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他曾主编《中国学生月刊》，并担任过该校中国学生会会长。杨永清于1918年、1919年分别获得法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先是到伦敦任中国驻英使馆顾维钧大使随员，后随顾到华盛顿任驻美中国公使秘书，处理留学生事务，1921年任华盛顿太平洋裁兵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杨永清于1923年回国，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任条约司佥事、秘书等职，1925年被派为驻伦敦总领事，后因关税会议在北京开会，留用国内，任会务处第一帮办。此间，曾兼任北京各大学讲师。
早在1922年，杨永清就有机会服务东吴大学，当时葛赉恩校长辞职，校董会经过酝酿，推选文乃史为校长、杨永清为副校长。但是，由于外交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他的工作，未能批准杨永清的辞职，杨永清也就未能到东吴大学就任。20年代，从“非宗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到“收回教育权运动”，民族热情高涨，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迫于社会压力，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5年11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请求认可”立案，并且“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２］在这场运动中，东吴大学学生也不甘落后，他们在校刊中发文，强烈要求“彻底收回教育权”，绝不做“洋奴养成所”。［３］1927年初，东吴大学校长文乃史审时度势，主动向校董会辞职并提议尽快选举中国人继任，不久他便向校董会推荐了杨永清。当年夏，东吴大学校董会接受了文乃史的推荐，正式任命杨永清为东吴大学校长。［３］杨永清之所以能够被各方接受并被看好，从大的背景来说，是当时日益高涨的爱国运动和中国政府的相关规定使然，而从他本人的因素来说，则是因为：第一，他如文乃史所言，“来自于我所知道的最虔敬的基督教家庭”；第二，如杨永清自己所言，自己“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和产儿”，对东吴怀有深厚的感情［３］；第三，学贯中西，既有中学的根底，又在美国接受了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第四，德才兼备，且具有办事的能力，深孚众望。当年10月底，杨永清南下苏州抵达学校，全校师生集会表示热烈欢迎；12月3日，学校隆重举行新校长就职典礼，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就此正式诞生。
二、“中西融贯”办学思想的昭示
中国近代的教会大学，在向中国政府立案之前，完全就是外国教会设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大学；在向中国政府立案之后，形式上看虽然是中国的大学，但其骨子里基本上还是一所外国的大学，因为学校的大权主要还是掌握在外国教会手中，教学体系基本还是沿袭了外国的模式，教师和职员仍以外国人为主。虽然校长换成了中国人，但要想真正把教会大学脱胎换骨转变成为一所中国的大学，其难度可想而知。
杨永清虽然出身于基督徒家庭，并在教会学校和美国接受教育，且多年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但他自幼的家学和独特的中国社会环境还是培育了他一颗中国心。晚年他在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时，曾这样描述：“十六岁时在校肄业尚能好学自励，以期有所造就做人方面以光荣祖国、服务社会自期到东吴之后致力于团结师生，培养品学兼优、切实有用建国人才为目的。”［４］
杨永清上任后，当务之急是按照国民政府《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和大学院《私立学校条例》完成东吴大学的改组，然后向中国政府立案。此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教会监事会方面坚持要求，学校无论怎样改组都必须继续保持基督教精神，保持教会大学的本色；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必须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进行改组。对此，杨永清很清醒，他认为，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办成一所中国的大学，这是第一位的；而作为一所教会创办的大学，保留一定的基督教特色也是必须的。为此，他在校内外做了很多解释。1929年１月，他趁到美国田纳西州出席世界基督教大会的机会，向教会方面进一步重申自己的这一主张，东吴大学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并逐步改组以“中国化”，在此基础上，也将尽力保持教会的办学特色。［３］杨永清的意见得到各方的认可。东吴大学于当年７月正式在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它在法律形式上终于成为一所“中国的”大学。
立案只是一个法律的形式，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在立案过程中杨永清做的几个重要的改变。一是确立东吴大学的新校训。东吴大学原先的校训是英文的“Unto a Full Grown Man”，这句话引自《圣经·新约》，意为“为社会造就完美的人”。这个英文校训是由首任校长孙乐文选定的，其意也很好，既突出了基督教的信仰，又彰显了学校的教育宗旨和使命。按照中国政府的立案规定，教会大学必须要有一个中文校训。对于东吴大学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英文校训翻译成中文就行了。但是，杨永清没有采用这种最省事的办法，而是决意要确立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中文校训。尽管颇费思量，但孙中山题写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古训，还是很快进入了杨永清的视野［５］，东吴大学的中文校训就这样确定下来了。这一中文校训的意义和特点非常鲜明：首先，它是中国的古语，很中国化；其次，它揭示了大学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的，符合大学的本质属性，也应该是中国大学所要追求的目标；再则，它在内涵上暗合了东吴大学的英文校训，也能被教会所接受。各种机缘巧合选定的这个中文校训，实则背后透着内在的逻辑性，那就是教育的宗旨，中国化的表述，同时又暗含着基督教的教义，诸如对上帝忠诚，关注人的品格，既要传播福音，又要传授文学、科学知识，培养基督教会及社会的领袖人物。［６］
二是修改校歌歌词，突出“中西融贯”的理念。要把一所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大学办成一所“中国的”大学，如果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一味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或者唯列强马首是瞻、全盘西化，完全无视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现实，都是不可取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兼采中、西之长，才是中国新型大学的必由之路，才是“光荣祖国，服务社会”的正途。对此杨永清是有清醒的意识的。为了凸显这一思想，杨永清亲自动手重新谱写了东吴大学的新校歌，在新校歌中加上了“德智兼修，中西融贯，救世育贤良”一句［７］，明确地昭示了自己新的办学宗旨，尤其是“中西融贯”四个字，对于这样一所办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大学来说，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东吴大学的创办人、首任校董会董事长林乐知，早先曾提出过“中西并重”的办学主张：“余拟在上海设立书院，意在中西并重，特为造就人才之举。”并强调：“创立中西书院，专为栽培中国子弟起见，非敢希图虚名，实求实济。”［８］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能够有这样的眼光和情怀，实属不易。东吴大学早期的几位外籍校长，从孙乐文、葛赉恩到文乃史，都秉承了林乐知的这一主张，至少在口头上是念兹在兹的。但是，他们虽然强调“中西并重”，却由于身份所限，由于他们自身对中国社会、对“中学”所知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因此在东吴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基本无力将“中学”与“西学”并重起来。在东吴大学的早期教育体系中，除了开设一两门中国语文课程、办了一两份中文刊物之外，其他的“中学”也就乏善可陈了。杨永清作为东吴大学的首位华人校长，提出“中西融贯”的办学思想，意义就完全不同了。首先，从内容上看，“中西融贯”比之“中西并重”显然更进了一步，立意更高、更远：在“中西并重”，“中”与“西”还是被作为两样东西来看待的，只不过是要把这两样东西同样重视而已；而在“中西融贯”，意在让这两样东西互取所长，互为所用，融会贯通，终成一体。其次，从形式上看，将“中西融贯”的办学思想写入校歌歌词，让这一思想随着校歌在校园里传唱，既显示了学校以及杨永清本人对于贯彻这一办学思想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也为这一办学思想增添了几分仪式感。再次，从个人条件看，杨永清本人学贯中西，对中学与西学的长短，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吾国吾土的家国情怀，远非外籍校长可以比拟；而“救世育贤良”中的“救世”，既包含着基督教意义上的“救世”，更包含着救国救民、救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的宏愿。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推进，也为杨永清摆脱前任校长们只是西方教会代理人角色，更好地发挥校长个人的影响力提供了保障。因此，当中国校长杨永清明确将“中西融贯”作为新的办学思想的时候，东吴大学的“中国化”进程，东吴大学转变为一所“中国的”大学，也就真正有指望了。
三、致力于培养“中西融贯”之“完人”
“中西融贯”作为一种办学思想，被写入校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昭示而已，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把它落实、贯彻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之中，而最根本的无疑是最终要落实在人的培养上，也就是落实在“中西融贯”的“完人”的培养上。
在杨永清的心目中，“完人”首先是“德智兼修”的人。无论是源于基督教对品格的注重，还是源于中国自古以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传统，养正气，法完人，强调道德是学问之基，培养有德之人，始终是杨永清崇尚的学校要旨之一。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学校重视精神培育和文化熏陶，采用导师制，注重学生品格的培养。学校在每系每年级各设导师一名，通过导师与学生的聚会、座谈等方式，了解学生课内外的态度、生活、行为、思想等，并通过导师自身的行为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学校的体育竞技，也鼓励把体育精神放在首位，不要过分计较输赢得失。张梦白校友回忆说：“当时很多学校都有球类比赛，可是很多学校打得很粗暴，而东吴大学则是以运动精神著称。”［９］除了关注个人品格和言行外，关切社会民生、扶贫济弱，也是杨永清极力倡导的。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东吴师生在杨永清的领导下，不顾日军的各种利诱，拒绝按日伪的规章办学，甚至还积极参与各类爱国集会，以表达对侵略者的抵抗。杨永清还鼓励师生借教会学校“团契”的传统，通过文艺演出、体育表演、义演义卖、学术讲座等形式，寓抗日救亡于其间，进行教育宣传。［１０］即使是对教徒，也倡导基督教的爱国主义精神。［１１］可以说杨永清所倡导的德，不仅仅是个人的品格，也关乎社会责任、民族大义；不仅仅是基督教的精神，也包含吾国吾土的家国情怀。
在杨永清的眼中，“完人”也是“学贯中西”的人。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导致国人囿于经学和诗赋，而疏于现代科技知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国人意识到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如何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一直争论不休。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在立案前基本是西学一统天下。1927年杨永清就任后，为培养“学贯中西”的新人，在保持西学要素及其先进的教育理念、管理体制、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的同时，开始增加“中学”的比重。其具体举措，一是在学校行政人员中，大幅增加国人比例，将学校各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和院长、系主任均改由本国教授担任。二是将教学语言逐渐从英语转向英语和汉语并重，并且将国文列为一、二年级的必修课，还要求学生必须兼习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课目（为此学校组织编写了多部中文教科书）。三是增聘多名国内外著名教师，尤其是中国教师，提高师资队伍的水平和中国教师的比例。杨永清在1932—1933年度校长报告中提到：“当我1927年接任东吴大学的时候只有一名美国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现在，我们教师中有四位有博士头衔。还有两名将在今年冬季拿到他们的博士学位。”［１２］四是引入西方先进教育理念，重视基础教学，各系基础课都由系主任或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１３］五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实际，重视实践实习、实地调研等教学方式。以法学为例，1927年之前东吴法学院采用的是纯粹的英美法学教育，杨永清掌校之后在原先罗马法、英美刑法总则、英美民法总则、英美诉讼法等课程的基础上，开始增设中国宪法、中国票据法、中国劳工法、中国继承法等课程，至1930年基本达到中国法与英美法并重的格局，而且教学中既注重分析英美等国的案例，也注重分析中国的案例，避免了照搬欧美教学模式的弊端。［１３］东吴法学之所以能够蜚声中外，如参与“东京审判”的十多名中国法官，其中来自东吴法学院的就占到三分之二强［１４］，这显然与他们“学贯中西”是密不可分的。
在杨永清看来，“完人”也是有“服务”精神和能力的人。杨永清倡导“服务”，主张救世育贤良，与基督教一贯宣扬的“服务”精神肯定有内在的渊源，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如果仅仅把他的“服务”思想定位在基督教的教义层面上，也是很不全面的。杨永清于1914年至1915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虽然只学了一个学期，但当时正是“威斯康星理念”确立不久并且在美国风靡的时期，杨永清在威斯康星大学耳濡目染、亲身感受，一定对“威斯康星理念”及其所确立的大学社会服务职能，有更加不同于常人的认知。杨永清后来填写的个人表格，在威斯康星大学就学经历一栏中，“证明人”填的就是校长范海斯（杨译作“范哈斯”）［１５］——这位“威斯康星理念”的正式确立者［１６］，由此我们不难判断，范海斯及“威斯康星理念”对当时这位中国留学生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因此，杨永清倡导“服务”，既体现了他对基督教教义的遵循，更体现了他对最新的现代高等教育理念的接受，体现了他对“威斯康星理念”的体认和运用，更重要的是，在杨永清的意识中，所要“服务”的那个对象，更主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民众。为了培养对中国社会“切实有用”的人才，杨永清在给校董会的报告中明确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设立起与每个理科院系（生物、化学和物理）相联系的一门应用课程。”［１１］抗战时期，杨永清进一步提出：“为了在国家不久将来的物质方面做出我们有效的贡献，除了纯科学外，我们应重点开展应用科学教学工作。”［１］如关于社会学科，他主张“首要重点不是在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上而在社会工作者的培训上。当然在这里，理论和实践又是不可分的。但我们的目标是培训出能规划指导社会服务计划的实际工作者，而不是只会写些社会问题论文的社会学者。”［１１］杨永清为了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能力，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调整院系和课程，推动应用学科的发展，如在化学系外增设化工系，在社会学方面加强社会工作实践，重点建设应用社会学［１］；二是在教学方法上，提倡案例教学，注重调查研究以及实习环节。如法学院利用上海丰富的案例资源进行教学，同时聘请美国驻华按察使罗炳吉、美国在华检察官萨赉德等兼任讲师，还设有“型式法庭”供学生实习诉讼，切身体验庭审程序［１７］；社会学开设社会调查方法课程，通过对苏州周边地区的社会调查进行教学，并由朱约翰教授带领学生实际参与乡村建设运动［１８］。三是依托本校专长，服务社会所需。如理学院设立生物供应处，师生制作的各种类型的骨架、干制标本、剥制防腐标本，几乎囊括了全套生物教学材料，此外还有解剖器材、简单模型等零售，供应处不仅在国内，在国外尤其是美国也是生意兴隆，得到普遍的认可和称赞［１１］；化学系的工厂致力于药品研究，生产出当时急需的化学药品，毕业生自是供不应求［１１］。此外，在杨永清主持下，学校还先后创设研究所、化工系、会计系，试办医预科、护士科及体育等专科，创办了物理学工场、社会调查所等，成绩卓著。［１２］
当然，“完人”也是拥有健康体魄的人。杨永清推崇西谚“拥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１１］，致力于将西人对体育运动的传统推广到中国的大学里来。他曾亲撰“体育十诫”，诸如：“练习有恒诫做辍无常，遇败愈振诫轻暴颓唐，团结合作诫散漫推诿”［１２］在他的力推之下，学校于1931年建成游泳池，为当时苏州地区仅有，亦是中国“东南各池之冠”，至1935年，“东吴校园内有足球场二、网球场六、篮球场三，以及用于田径之种种设备”，1937年又建成司马德体育馆。［１９］与优良的体育场所和设施相匹配，学校于1936年实行“绩点制”，将课外活动与毕业挂钩，学校体育运动进入繁盛期。当时东吴大学的男子足球队、网球队、篮球队、健身队、拳术部，女子排球队、篮球队、体育队，在华东体育比赛中赢得许多锦标。［１９］
四、促内外合作助力“中西融贯”
东吴大学校本部地处苏州这个非中心城市，在办学资源上并不具有优势。特别是从学校的性质看，学校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出资创办，在立案之前，监理会是学校唯一的老板，学校的管理自然由监理会一统天下，中国政府方面几乎插不上手；立案之后，学校也必须遵守中国的相关法规，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这样，学校名义上就有了两个管理者，或者说是两个“婆婆”，一个是美国教会，一个是中国政府。按理说，按照当时中国的相关法律以及学校的有关章程，如《私立学校规程》《私立学校董事会设立规程》对学校、教会、政府三方的责与权是有基本界定的，各方如能依法行事，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三方应该可以各司其职、平安无事。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事务的责任主体和权力边界并不清晰，各方的理解也难免会出现误差，矛盾和困难也就经常难以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如何处理好与这两个“婆婆”的关系，就成为学校正常而有效运转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杨永清始终高度重视，他知道，要实现“中西融贯”，处理好与这两个“婆婆”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组织保障，也许在杨永清的意识里，所谓“中西融贯”，本身就有校方与西方教会及中国政府之间组织融贯的意思，这种融贯是三方之间一种良好的合作、协调关系，而要尽量避免那种相互颉颃的矛盾关系。
在二十多年的校长生涯中，杨永清为了维持与两个“婆婆”的良好合作关系，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的具体工作策略，主要体现在“硬”的和“软”的两个方面，“软硬兼施”。杨永清非常清醒的是，在处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上，首先必须“硬约束”，严格按照中国的相关法规办事。因此，他依法推动学校立案注册，改组学校董事会，遵守中国的教育宗旨，改革宗教课和宗教仪式。依法组建了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校董会，当然是“硬”的一面，但杨永清利用自己在外交界、政界的良好人脉，先后说服民国政要钮永建、朱经农、居正、张群诸公担任校董，一度还力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任董事长，使得政要董事占据东吴大学非常时期校董会人数之大半［20］，这主要归功于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软策略。杨永清与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有一定的过从，这些因素对他处理好与中国政府这个“婆婆”的关系，争取政府高层对学校的支持，不无裨益。1941年东吴大学受到国民政府特别表彰，不是偶然的。
在处理与教会关系方面，杨永清“硬”的一面是严格遵从学校的规章和校董会的决议，同时充分顾及监理会的决定。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当两个“婆婆”的主张和意见不一致、有差异时，杨永清只能依靠说服、协商等“软”策略来调和。例如，按照中国法规，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仪式由必须参加改为自愿参加，杨永清很“硬”地执行了。但是，出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也出于对教会方面的安抚，他对提高宗教课和宗教仪式的质量和吸引力，花费了不少心力，他是企图以此来提高学生对基督教的兴趣，使他们真正愿意听，愿意学，为此他聘请了具有丰富基督教教育经验的人来校讲学，他也鼓励校园内开展丰富多彩的宗教活动吸引学生参加，如培灵周、礼释会、团契、圣诞节、复活节、唱诗班等，他自己当然带头参加其中。同时，他与监理会方面始终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工作关系，及时向监理会通报学校宗教教育的情况。1948年他在给监理会的信中提到学校晨会礼释会有多达四百余人自愿参加，这让他“觉得很高兴，受到很大的鼓励”［６］。杨永清本人著有《中国宗教遗产》一书，在中美基督教人士中有很好的影响，也赢得了教会的信任。因此，“当差会的秘书们于1929年初在纳什维尔见到他时，每一位有关人士都认识到他是一位善于合作的天才。根本就不需要中间人”［１１］。总之，杨永清在与政府及教会方面所做的积极沟通和良好合作为东吴大学争取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使得教会和政府双方都对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资助和支持。
除了与这两个“婆婆”的合作之外，杨永清也注重学校与其他方面的合作，特别是与国内外其他高校的合作，尤其是与其他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合作。“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杨永清率本校大部分师生迁至上海租界落脚，恰巧华东另三所基督教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也先后迁至上海租界，杨永清主动寻求和这三校的实质性合作，于1938年6月共同组织了联合毕业考试，其后四校又集中图书、设备建立了联合图书馆、联合实验室，并且实行课程互通供四校学生互选，四校还共同举行了学位授予仪式和毕业典礼，近千名同学穿着学位服参与。［１１］在此基础上，四校甚至开始动议组建实质性的“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杨永清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47年杨永清自美回国后，还积极推动这一工作，在他给教会方面的信中信心满满地提到，只要经济上没有问题，“华东联大”指日可期，并称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６］当然，此后的历史发展不可能使他梦想成真了。
在杨永清的推动下，东吴大学与国外高校也建立了密切合作和高度信任的关系。以法学院为例，当时持有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文凭的学生进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只要修完一年课程，通过一篇毕业论文，即可获密大法学博士学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只要在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修满３０学分，亦可获得法律博士学位。此外，诸如美国西北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均与东吴大学法学院有类似的合作。不仅如此，东吴大学法学院还招收多名美国留学生，这些美国留学生分别来自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１７］
杨永清通过广泛的校际合作，拓展了东吴大学的办学资源，也提高了东吴大学的办学声誉，使得“中西融贯”的办学理念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从附属学校的生源开始，到法预科的延续和调整，再到新成立的医预科，前者与东吴法学院衔接，后者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合作关系，推荐读完医预科的东吴同学转往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学习。杨永清也注重与国外高校的合作，东吴大学的学生有较多机会前往美国高校攻读更高学位。因此，在回看东吴校友学习经历时，从东吴初中、东吴高中，到东吴大学，乃至美国的高等学府，他们在学缘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连贯性。
校内各方的合作关系，也是杨永清着力加强的。东吴大学有两个校区，校本部在苏州校区，法学院在上海校区。杨永清既尊重法学院的相对独立性，尊重其办学的自主权，又通过各种方式加强法学院与苏州本部的整体性，如法学院预科教育主要在苏州本部完成。杨永清自己也经常去上海校区办公，以加强与法学院的联系。再如，对于东吴大学校本部和同在苏州校区的附属中学，杨永清制定了多种措施，如大学教师到中学部兼课、举办大中学生共同参加的校运会和仪式、图书馆和实验室共用等，以加强大学部与中学部在教育上的连贯性及工作上的整体性。再者，杨永清很注重通过一些“软”活动以促进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尤其是中外师生之间的融贯合作，他常常出面“举办一些社交、文化等方面的聚会，以此为教师和他们的妻子提供一个更好的交际场所，这在30年代已发展成为杨校长诸多有用的、令人愉快的管理特色之一”［１１］。
当然，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特别是在这样一所教会大学里，两个“婆婆”本身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差异乃至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杨永清尽管施展出浑身解数“软硬兼施”，但他力不从心、挫折失意的事也非绝无仅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杨永清去美国，从1942年至1948年的五六年间，除短期回国处理校务外，他大部分时间在美国，虽说他在美期间“为东吴寻求支持”也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是招致了许多批评，认为他“在战后关键时刻长期离校不利于学校恢复工作”［２１］。其中的缘由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杨永清本人对校务的畏难和彷徨，也是不能排除的。
五、结语：杨永清办学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意义
在20世纪上半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一所在中国土地上由外国教会主办的大学，其治校的难度可能远甚于其他类型的高校，因为在这样的大学里，中国与西国、中学与西学、中方与西方，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在有限的校园之中，各种矛盾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在校长的面前，考验着校长的智慧和才干。杨永清审时度势，提出“中西融贯”的办学思想，从总体上看，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具有时代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当然，在斯时、斯地、斯校，要实现“中西融贯”，本身又谈何容易。“中西融贯”的思想立意高远，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中西融贯”本身就是一个在长期闭关锁国的国度里前无古人的探索过程，是一个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革过程。
但从杨永清在东吴大学的校长经历看，他提出的这一思想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25年的办学成绩是对这一思想的最好证明。在他的治理下，东吴大学校园建筑不断增加，教学、科研、住宿等条件得以改善，各种捐助稳步增长，学校声誉与日俱增，不论是拥有“北朝阳、南东吴”美名的法学，还是当时的生物学、化学、社会学等均是当时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的引领者，在社会上享有广泛声誉，甚至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为探索前进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急需人才的中国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他们中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也有政界领袖、国际大法官，例如，中科院院士谈家桢，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著名法学家倪征 ，等等。
杨永清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的一个典型案例，他与东吴大学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典型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者们为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为中国近代的学术和社会，做出了怎样的努力，进行了怎样的求索，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留下了哪些经验和教训；也是从这个典型的案例中，后人可以认清自己的责任，更好地研究和总结前人的这一份思想财富，更好地将其中的精华弘扬光大。
（参考文献略；原文刊载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