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记忆中的西南联大

赵维志 

再见了!清华园。

    这是1937年我五岁,我们家就住在清华大学清华园西院31号,记得邻居有吴有训,杨武之,周陪源,熊庆来先生等。清早妈妈给我换上漂亮的连衣裙,小皮鞋,右肩背了一个包,左手紧紧拉住我,父亲提了一只皮箱紧跟其后,我们三人出校门,准备进城参加任之恭伯伯的婚礼。突然听见小学校传来了清脆的童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粮,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歌声又是那样的悲伤。我们匆匆上车直奔西直门,战事吃紧,风声鹤唳,人们还得生活啊。当我们参加完任家的婚礼出来;大街上寂静无声,空无一人,西直门已经城门紧闭,我们已回不去清华圆了,只好改道直奔前门火车站,先坐火车到天津南开大学邱宗岳伯伯家暂住两天,然后南迁,开始了逃亡之路。

险峻的七十二弯环山公路

    我们决定海道赴滇,先行水路,海关边检,一个洋娃娃飞投入水中,抵制日货,爱我祖国。好不容易过了关,向云贵高原进军,上了七十二弯的环山公路,搭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司机座旁是两位荷枪军人,看着路旁坠下山崖的车子,真是心惊肉跳。多是车祸或被土匪抢劫推下的车辆。数日奔波后,到了春城昆明,来接站的是熊庆来夫人,因为熊庆来是父亲在南京东南大学上学时的老师。1937年6月份刚被龙云调到昆明云南大学当校长,所以,我们都称熊夫人为太师母,父亲也是应熊校长之聘,到云大物理系教学,所以我们家是于1937年先期到达昆明,太师母请我们的是大碗过桥鸡棕米线,上面还飘着满满的红色油花,这是我第一次吃米线,也是最好吃的一次。

文化巷19号

    我们在临街商店的小旅店住了一周后,就搬到了荨麻巷19号(荨麻是根茎叶都带毛刺的草本植物,触及人的皮肤,就会红肿刺痛,数日不消,可见小巷早年的荒凉情景)自西南联大内迁后,小巷便热闹起来了,并更名为文化巷,向南出巷口是一条东西向的鹅卵石铺砌的文林街,这条街的西头就是大西门了。出南巷口跨过文林街便是长方彩石板大道——钱局街,这里有联大附中,西仓坡联大教工宿舍,还有小铁匠铺和临街的茶馆。联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这里贴过‘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标语,散发传单,还有“茶馆小调”,“这年头怎么得了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的歌声。 

    清晨穿着荫丹士林布大褂,足蹬厚底布鞋的父亲夹着讲义,向北出巷口,穿过城墙缺口下坡,跨过环城马路到联大物理系授课,我斜挎着书包,蹦跳着跟在父亲后面,到联大附小去上学。傍晚我放学回家,除了帮母亲操持家务外,还帮父亲做肥皂,从配方,烧结,成形,切块,晒干,打印,装合盒,全过程一家人都动手,卖几个钱贴补家用。夜晚父亲伏案备课,妈妈哄弟妹入睡后,又拿起那补不完的衣袜,有时还接一些绣花活,在白丝绸巾上绣龙或金鱼,也有点小收入。

    夜深了,窄小土巷旁剥去树皮未上漆的光裸电线杆,摇曳的洋铁皮灯罩下灰暗的路灯。  

    “烧耳块” 

    这有韵味的熟悉叫卖声逐渐远去了,留下的是新烤耳块和麻酱调料的诱人的香味,我很喜欢吃,但难得吃一次,因为父亲反对孩子吃零食,而且当时经济条件也吃不起零食啊!! 

    年末了,1929年考入清华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从英国剑桥回来到了昆明,住那儿呢?王伯母也支身一人,穿过峰火连天的战区,从湖北来到昆明了,我母亲是热心人,忙把我们隔壁一间屋子清理收拾出来,两条长板凳上放木板,一个书架,一个书桌,两把椅子,再贴上大红喜字,“新房”准备好了,王竹溪伯伯一家就成了我们的好邻居了,中间堂屋公用,两家把吃饭时间错开一点就行了,厨房公用,厨房前小菜地还种了西红柿和草莓等,我做完功课就到王伯伯家,倚着和我下巴齐平的书桌,听王伯伯教伯母识字,认表,记账。王伯伯还喜欢提问题“为什么被炸房屋残余部分多半是墙角呢?”“为什么轰炸时你要张开口呢?”他每天去上班前还要教上我一句英文,他不仅是一位物理学家,还是一位好围棋手,记得他一次重病后,卧床休息时,还不停地伏枕逐条释译康熙字典,他的确是一位优秀科技工作者,正如周培源伯伯对他的评语,“他是一个对物理概念理解深入,并具有数学计算的特殊才能的人才。”杨振宁先生出国前在联大也上过他的课,解放后他还担任过北大校长,这就是我们的联大学子。

    自从1938年9月28日日本大轰炸后,敌机骚扰轰炸昆明日渐频繁,每天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巷口看看,大西门城楼上是否挂起了红灯,挂上红灯就是敌机开始进入云南境内了。

    “呜!一一呜!”一长一短“预行警报”响了,小巷内人声嘈杂,人们忙着收拾细软,带上炒面粉,煮鸡旦等干粮及水壶,拥挤着穿过拱形城门洞,到野外坟地去“躲警报”。

    “ 呜一一一呜!呜!呜!”

    一长三短这是“紧急警报”,敌机已经到了市区上空,十八架,二十七架,“呜!匡!匡!”俯冲投弹,“达!达!达!”机关枪扫射,还有我们的高射炮声,我躲在石碑后坟脚下,身子紧贴地面,紧闭双眼。有时敌机调头东去,我们就露天上课,这种动荡生活持续了两年多。

    “ 呜一一一”

    单调冗长的“解除警报”响了,我们拖着疲备不堪满身尘土的身子,回城,只见城墙脚下一口井给炸成了“双眼井,”小巷土墙上弹痕累累,19号的黑漆大门也给炸开了,屋顶炸穿一个洞开了天窗,厨房小竹凳上还嵌了块黑色炸弹片,冰冷的怪吓人的,漆黑的夜晚,天上无星,月亮在云层后面,万籁俱静,一夜无眠,真像是柴柯夫斯基1812序曲中战斗间歇的那个乐章,城里没法住了,我们不得不随西南联大员工疏散到离城十几里地的西北郊去了。

惠老师大院

     大轰炸后,部份联大教职员就疏散到乡下,那是1940年左右我们家也迁到了离城十几里地的李烟村,出了大西门,过了黄土坡,就到了李烟村口,往西延伸就是海源寺,有金碧辉煌的龙云别墅,进村便是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地,还有散发出清香的紫色豌豆花,再就是绿油油的稻田,这里日间可听到后山采石场的爆破声,冬夜还有可怕的狼嚎声,多亏大门楼上小木屋里住的老爹和他的几隻狼狗。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很快被地边低垂的“含羞草”。道旁的马豆串吸引住了,“马豆!马豆!响响,老爹买个小猪给你养养,”男孩子们吹着响豆,女孩子们扒在地上丢沙袋“一采一割扒个豆,吃个豆!”喝!还是干农活的小调呢!孩子们在田埂和大提上追逐奔跑,有时蔚蓝的天空也会掠过敌机的阴影,但这里毕竟不是轰炸的目标,孩子们也得到了片刻的宁静,只是父辈们要艰辛地骑车到城内去授课。

    地边就是惠老师大院了,惠老师是一位热心支持教育事业的开明绅士,他把大院借租给联大员工们,记得进门楼左侧楼上是任之恭和赵芳熊家,楼下是吴达元和杨业治家,右侧是块空地,再往北是一个拱形月亮门,里面是惠老师家自己住,我们也未进过内院,只知道他们家有和我们玩的十一哥,十二姐。西北侧院住的是范绪筠,叶楷,姜立夫,赵九章。

    进门往西穿过一个当时少见的水泥打谷场,走到头就是吴有训伯伯家,从屋边的木楼梯上去便是杨武之伯伯家,我们和杨家是“交叉”邻居,穿过他们家吃饭间和两间卧室才到我们家,我家屋子的后半间,又用木板隔开成孩子们的小小图书室,有“爱丽丝漫游奇景记”。“木偶奇遇记”,“福尔摩斯探案”和“亚森罗平大盗”:“鲁滨孙漂流记”,应有尽有。我们住的是很拥挤,但相处融洽,只记得杨伯伯家卧室几个床上,全年挂着帐子,那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得穿过他家卧室数次,直到最后一年,大概是1943年才在我们屋地板上打了个洞,放个直行木梯,下到我们家的厨房,我也从来没有稀罕过客厅可开party,的几居几卫几卧? 

    对面几间平房,是余瑞璜伯伯家。 室内家具简单,只有从墙上挂的一个伦敦大桥饰盘,才知道他是剑桥回来的留学生。余伯母既能干又热心。记得1942年在大院出生的七八个孩子,全是余伯母接的生,有赵家的圆圆,任家的玲玲,还有一个赵家的丽丽。吴家的庆安是个男孩,余伯母给这家孩子洗完澡,又到另一家给婴儿喂奶换尿布,晚上又把断奶的孩子抱到她自己家去过夜,整天马不停蹄地来回跑,给大院的产妇们帮忙排忧解难,又省下了住院费,解决了经济问题。   

    周末在联大学习的杨大哥回来了,他身着前缀两排扣子的黑色棉大衣,内穿一套土黄色学生装,朴素又大方,聪慧明亮的大眼,炯炯有神。 晚上他给坐了一屋子的各家孩子们讲,“苦儿流浪记”。“老人,孩子,小狗和猴子在大风雪中挣扎着前进,他们决不能倒下去”。孩子们听着,开始了解生活,也逐渐长大懂事了。

    还有勤劳能干的杨伯母,一人要带五个孩子;从六岁到十七岁(四男一女)还要操持家务,但他家中永远窗明几净。抹布成条还是白色而无油。那天只听见杨伯母浓重合肥口音,“我的乖乖小孩子家怎么能拿菜刀?你们的爸爸啊!”原来是杨伯伯给孩子讲数学急了,吓唬孩子,叫他们到厨房向母亲要菜刀剁手指头的。难道真是这样的严父?才培养教育出诺贝尔物理学奖、“宇称不守恒定律”发现者杨振宁吗?附44年小学毕业照。

    去年来了一批联大的大哥哥姐姐们,他们是来设计1栋2层楼房的,楼房就建在大院右侧的那块空地上。听说是当年梅校长和惠老师签的合同。联大用房20年后,就给土地的主人。如今楼房还在吗?标竿,小旗,仪器测绘,孩子们高兴又新奇。

    房子竣工了!临别前夕大哥哥姐姐和我们一起依在未上漆的散发着新木清香的地板,唱着这首动人的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大哥哥们浑厚的嗓音,铭记在心。还记得我们这些当年的娃娃吗?

    秋收了,打谷场传来了,在石滚子上打麦子,在手摇木风车里去壳和双节棍打蚕豆声。这边杨家两兄弟在打弹子,“我是忽比烈”,“我是成吉思汗”他们幼小的心灵总有自己的崇拜的英雄。

    父亲上午到学校去给学生们上普通物理,下午有时候还要带学生们做物理实验。要是有一台加速器就好了。园的不行,直线的也行。1958年在父亲亲自带领下,新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建成了,接着一堆一器,(即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也峻工了。该工程也有联大二代人参加。1989年,87岁高龄的赵老在正负电子对撞机谱仪鉴定书上签字。父亲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还有串列加速器的建成,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

    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不少是新老联大人。战火考验锻炼的这代人,他们成长壮大,报效祖国;初心不变。

搬回城里

    1944年局势逐渐稳定,我们家也迁回到城里,这一次住的是文化巷12号。 是一个私人花园的花厅,还有一个六角形凉亭。有竹林,槐树,皂角树,梨树,核桃树,还有红梅,黄色桂花,和白色的缅桂花和昆明有名的茶花。

    梅校长的一次宴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请人吃饭不到室内,也無椅凳,我十分纳闷,进到梅家院内露天放了桌子,上有热气腾腾的涮锅,还有一个平底炒锅,旁边放了几盆切好的肉片,洗净切好的白菜,来客自字取碗筷,烧烤或涮肉片吃,来回走动,和身边的友人亲切交谈。这样的自助餐聚会,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实屬不易。梅校长的工薪也不高,有这份和员工共叙的心意,就足矣!正象这一位儒雅话不多,语重的梅校长所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艰辛的办学,还送子参加远征军,夫人韩咏华女士还自制“定胜糕”。1937年回到家乡云南大学的熊校长,他的名言是“大学之大培养人才机关,学术之源泉”。也是一位寡言重行默默耕耘的实干家。他自己也曾经在南京东南大学,北平清华大学任过职,教过书当过系主任。正如他说两校毗邻,一街之隔,我和联大是有着深厚情意的,理应尽“地主”之谊。代觅校址,借用房舍。

    联大开大会都到云大的“致公堂”和泽清堂开。西南联大内迁,优秀人才云集昆明,云大也利用这个机会,恳切邀请联大教师到云大来兼课。在昆明的八年抗战期间,先后支援云大的教师有50位以上,他们中有年轻的怪才彭桓武,这位只上了半年高中就自学考入清华物理系,20岁就大学毕业的少壮派教师,到云大还有段小故事,他到清华物理系后,师从周培源学相对论。1937年他到泰山度假,惊闻”七七”卢沟桥事变“,心绪惶然投身何方?传闻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被请到云大当校长,乃自荐于熊老,发函去云大。彭1937年先期到校教普通物理实验课,随后有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后来先后有吴晗,陈省身,华罗庚,吕淑湘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陈寅恪,吴大猷,闻家驷,潘光旦。吴征镒,吴文藻,闻一多,罗隆基。中有聘请的,借聘的,兼职的。请名流来讲学的多种形式。最有趣的是当时两校生物系的学生加起来不到二十人。于是汤培松教授就把两校生物系学生一起在联大上课,既节省教师资源,又给教授们带来了补贴。

    还有龙云夫人捐款,特请联大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云大女生宿舍。 建筑优美,风格古朴典雅,又具有西洋近代建筑的特长,秀美大方。取名“映秋院”,至今任是云大景观之一。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解散,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并将联大全部校产校舍无偿送给云大。投桃报李,以谢云大的盛情接待与合作。

别了!春城昆明

    童年是一首永远难忘的歌,是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我们一家三口从38年到46年整八年在春城度过,当年这么多人的到来,给小城带来爱国,民主,科学,的气氛。春城人民也以它特有的好客包容,接待我们这些“外省人”小城也以它的温和气候和水土养育了联大人。如今联大人离去的也不少,我们这些二代人也都离退休了,(最大的96岁,最小的79岁)。我们秉承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不忘初心,在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惠老师大院住过孩子有24个,也都成材立业。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院士,放射学专家,理论物理学家,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总工,儿科主任医,翻译家,钢琴家,音乐家,正研,付研,博士生导师等。

    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1946年5月4号西南联大解散,从1938年9月28日到1943年12月22日,在长达六年之久的敌机轰炸声中成长的孩子们要回家了,既归心似箭,又舍不得离开春城。

    “你家(階)慢请了”,

    “不慢了!”

    低沉缓慢的拖音和温差不大的小城气候是那样的熟悉。“小滇票”这是当地人给我的外号,因为当时云南通用幣制是滇票,我13岁离昆时说的一口地道的昆明话,我为此骄傲。

    再见了,被雨水洗亮的卵石,箅子坡,彩色的“金马”,“碧鸡”牌楼。西山三清阁,滇池,大观楼,翠湖公园!真是“小城无处不飞花”,我永远怀念你我的第二故乡。

                                                                              2019年9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