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梁晨

    摘要：教职员是大学开展教研活动的基本力量，其规模与流动水平不仅与大学办学成效密切相关，甚至关系到国家的整体高教和人才培养水平。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为个案，通过交叉比对并量化分析历年该校的《教职员录》等史料发现：一方面，清华教职员存在着高流动性。多数的助教、教员等初级教师，因需要出国留学或进修而离职，体现出追求上升的整体和规律性流动；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和1952年的“院系调整”等重要外部性政治、军
事事件更几乎造成了教职员群体的大换血。另一方面，若排除外部政治等因素，教职员的自主性流动相对有限，校方发起的辞退更是少之又少。总体而论，在高职业流动性的表象下，清华大学也拥有稳定的核心骨干教职员群体，并在二十多年里形成了两代甚至三代新老学者学脉赓续、薪火相传的状况，这为理解民国清华的办学经验提供了新视角。

    教职员群体的规模、结构和稳定程度与大学的办学成效密切相关。民国大学虽然常给人以自由、开放的印象，但由于国家与社会动荡纷迭，大学常有欠薪等问题，同时高等教育师资困乏，人事管理比较松散，民国大学存在着教职员规模小、稳定性不足的弊端，以致限制了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当时己有评论者指出“教员的问题是在无恒心”，而首要原因是任期短，“作教员之于学校，如燕之巢于幕上，其受聘之期，短者为一学期二学期，最久者亦仅一年。谢泳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一百位教授的流动情况，发现他们平均流动三次，多的达四五次。团这种制度设计，一方而使得教授流动很自由，学校间争夺教授的空间较大；另一方而，也让教授们神经有点紧张。或是因为教学水平不够，或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好，或是其他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失业。

    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尚不算丰富，吴民祥所著《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898-1949》一书应是最具代表性的。该书对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的状况和原因进行了梳理，指出思想论争、校长理念、学术交流、政治干预、经济窘迫和战争压力等六个方而对教师流动的影响，应该说非常全而和准确地概括了民国大学教师流动的原因。不过，民国大学往往个性大于共性，彼此间经济状况、校园政治氛围乃至与政府的关系等颇不相同，在做整体性研究的同时，也需要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此外，学界在关注教师群体的同时，往往较为忽略职员群体，只有弥补这一不足才能对整体的大学从业群体的流动性形成认识。

    本文以1930-1947年间八份《清华大学教职员录》(以下简称《教职员录》)为核心，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梳理自改办大学(1925年)以来至院系调整(1952年)清华教职员群体的数量变化和教职员来校、离校的规模、时期及原因等。

一、清华教职员群体的构成与规模

    清华初建时，教员群体规模很小，且多以美籍教师为主。民国后，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清华也从外交部管辖转变为教育部管辖，清华教职员的设置在保留少数自我特色的同时，逐步向教育部相关规定靠拢。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大学令》将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助教、讲师三类；1917年新订《大学令》划定教员等级为正教授、教授、助教、讲师四类；1927年国民政府又改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个等级。清华在1925年设立大学部后，逐步形成了教授、专任讲师、教员和助教四个专任教员等级以及少数音乐导师和兼任性质的讲师。专任讲师是清华特有教员等级，约等同于教育部规定的副教授。1932年清华公布了更详细的《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第二条规定“本大学教师分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教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为本大学专任讲师，合聘教授及讲师为本大学非专任教师”。1946年清华从昆明复员回北平后，专任教员职称又被重新划分为教授、副教授、专任讲师、教员和助教五级。以上是清华教员群体的基本结构。

    晚清时期清华职员数量和种类都很少，主要包括总办、会办、文案、庶务员和书记生等，多数有官职品级或功名身份。进入民国后，教育部曾规定直辖专门以上学校应设职员为：校长，学长，教务主任，教员，学监主任，学监，庶务主任，事务员，其中“学长限于大学校用之”，“教务主任限于高等师范学校专门学校用之”。另外还“设有附属学校之主任及附设试验场或病院之场长院长等”。而清华学校时期职员数量在增至20～30人左右的同时，设置包括有学堂监督、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医生及中英文文案以及会计和若干管理员，与教育部规定显然不完全一致。改办大学后，随着各类行政和教学机构的增设，职员人数大幅增加。除校长、秘书长、教务长外，职员主要由主任(相当于科长)、事务员、助理员、书记四个等级构成，但考察教职员名册，具体的职员种类要复杂：除上述4种外，还有秘书、教官、教练员、医员、工程师、技师、队长、组员、绘图员、女生指导员、药剂生、检验员、护士、练习生，等等。他们广泛分布于教务处、注册部、图书馆、宿舍办公室、秘书处、文书科、出版事务处、会计科、医院、军乐队、军训部乃至各院系中。抗战以前，校长、秘书长和教务长，即所谓“三长”是最高级别的职员，1946年后还新增了训导长。

    自20世纪20年代起到1947年，清华教职员群体规模总体上处于发展和增加中(见图1)。但抗战南迁初期有较大下降。1925年，清华开始谋求建立完整的大学，教职员工的数量因此有了较大增加，规模从几十人迅速增加到二百人左右。1928年以后，随着清华升格为国立大学，学校经费进一步明确，国家处在“内战与伟大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空档城月，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行政机构与院系专业都扩展了，清华更是由此成长为民国最重要的国立大学之一。1930年教职员人数从300多人发展到了400人左右，并在1935年达到高峰。比较发现，1935年名册中有50名练习生，但1936年名册中没有任何练习生记录，若将练习生剔除在外，1935年与1936年教职员群体数量基本是持平的。1938年抗战爆发、学校南迁，先暂建长沙临时大学，后去云南建西南联合大学，很多教职员因此流失，规模明显收缩。对比1936年清华教职员录和1937年长沙临大中清华教职员数量，教授从100人减少到75人，教员从27人减少到13人，助教从67人减少到38人。抗战后学校复员北平后，教职员规模又进一步扩大到接近600人。 

  图1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教职员群体的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及说明：1920年前数据来自苏云峰估算最高值(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6年，第59-60页)；1927年数据来自《校闻·本校人口统计》(1927年)，《清华周刊》第120期；1932,1935,1936,1946,1947年数据据当年《清华大学教职员录》；1938年职员数据使用了《清华大学校史稿》中指出的抗战战初有10名左右职员随校南迁，估算为182人。此外，有1人同时兼任教员与职员的，因此教员与职员总数相加要略高于教职员数。

    从教研与行政机构的角度看，在20世纪30年代初清华建成完全大学的过程中，各类机构的数量有了一些增加，此后趋于稳定。抗战胜利后，随着学校规模扩大，各类机构又有了一次明显增加。但两次增加都以教学与科研机构为主且战后增加的数量更大(见图2)。1938年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要求各内迁高校推行战时课程，根据抗日救国的轻重缓急进行专门化人才培育。战时清华大学土木工程、航空工程、化学工程等工具性学科的增设与扩展都与政府的这种引导有关。甚至抗战后清华院系增设农学院、建筑系等也是配合国家需要的结果。如增建建筑系，便是因为“抗战军兴以还……战区城市将尽成废墟，及失地收复以后，立即有复兴焦土之艰巨工作随之而至”“为适应此急需计，我国各大学实宜早添设建筑课程，为国家造就建筑人才”。 

 图2年清华大学机构数量变迁，1930-1947

    数据来源；1930,1932,1935,1936,1946和1947年《教职员录》。

    总之，就民国清华教职员规模而言，作为民国规模较大的国立大学，清华的教职员群体总数也仅在数百人，与今日的清华甚至一般大学都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如果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影响，清华教职员群体的规模总是处于持续扩展中的，无论是抗战前和抗战后皆如此。显然，抗战对教职员群体的规模影响极大，对教职员群体的流动亦如此。

二、清华教职员的流入

    教职员群体流动包含流入与流出两方而，根据图1反映出的总体增长趋势，本文首先讨论教职员群体的流入。教职员群体规模的增长和学校的发展关系密切。前述内容己经表明，1925年建立大学部，1928年改建国立大学都曾造成清华教职员群体的迅速扩展。进一步分析1930,1932,1935,1936,1946和1947年《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录》中各位教职员“到校时间”一栏信息，共计1 378位教职员(一人兼多职的按一人算)，除33位(12位教员，21位职员)没有到校时间记载外，其余到校时间分布见图3。这批教职员最早到校时间为1910年，教职员有比较明显增加的时期约略可分为三阶段，即“1923-1928年”“1928-1935年”“1945-1947年”这三个阶段。(见图3) 

 图3清华大学教职员到校时间分布

    注：教职员指1930,1932,1935,1936,1946和1947年《教职员录》记录在册者。

    1923年前清华新进教职员的数量应该非常少，教授和专任讲师等高级教员只有4位是这一时期加入清华的，包括先担任教务长，后长期担任校长的梅贻琦，这也从一个侧而说明留美预备学校时期的清华师资和日后完全不同，同时主要的美籍教员也在清华建立大学的过程中离职了。1923年起随着曹云祥掌校，清华提出了改办大学的具体方案。“此时，自1909年开始选派留美起，由于留美资助时间为5年，已有十届(1909-1918年)留美学生中的绝大多回国。截至1918年，不包括津贴生等，清华选派留美的十届学生总数达511人，他们中不仅已经涌现出胡适等著名学者，而且像梅贻琦(第一届，1915年到清华任教)等己在清华工作，这即为清华改大奠定了人才基础，也预示了清华教员，特别是教授的重要来源。在曹云祥任职期内(1922-1928)的头3年，新进入清华的教职员人数都达到了两位数，教授与专任讲师共计20位，有8位是学成回国的清华留美生。这一时期是清华大学教育发展初期，中、初级教员还很少。1926年体育教师涂文是清华的第一位教员，助教一直没有。

    1928年清华正式改名“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接任校长。他一方而忙于扩充学额，大学部学生数从三百人增加到五百人；一方而针对师资薄弱，课程不足的问题，积极提升教师待遇，调整和增加师资数量。例如历史系大学部时期只有教授西洋史的刘崇鋐和刚从北大毕业，教授日本史的萧一山两位，师资匮乏。1930年历史系与外文系合聘钱端升并引进孔繁霱开设“史学方法”和“欧洲中古史”，课程设置才略有增加。相较于前一阶段，此时每年新进教员数从10人左右迅速上升到30多人、40多人以至70多人，增幅很大。教授与专任讲师群体的增长也从前一阶段每年数人发展到10多人至20人。

    尽管学校发展总会带来教职员群体扩大，但校长背景的不同，也可能造成教职员规模在增长的同时又各具特点。如罗家伦作为北大毕业生，又代表国民党北上接收清华，建立起一支能够“为我所用”的行政班底是他上任前后考虑的首要问题。为此，他延揽来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北大同学冯友兰与杨振声，一位任秘书长，一位任教务长，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行政“三长”。此外还任命了其在东南大学的学生郭廷以担任校长室主任秘书兼文书主任，其他还有东南大学的戈定邦、唐培经以及中央党务学校的马星野、唐心一随罗氏来清华任职，他们都是罗的学生。1931年梅贻琦接任校长后，由于他本身不具有政治派系背景，又比较尊重教授，因此清华大学的校政较为稳定，教职员的规模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增长。表1对比了1930年以来各年份各级别教职员的数量，若不考虑抗战南迁等时期的变动，梅贻琦执掌清华后，以教授、专任讲师(副教授)为代表的高级教员，以教员和助教为主的初、中级教员都有一定的增长。以主任为主的高级职员、以事务员为主的中级职员以及以书记和助理为主的初级职员群体则没有明显增长，相对要稳定很多。

    教员规模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院系的设立。梅贻琦掌校后，出于自身的工科专业背景和配合政府发展实科的考虑，积极扩建校舍和工学院等专业，“注重发展理工课程，开始成立工学院，充实设备，加添建筑，扩充校址，又更与校外机关接洽联络，设立航空讲座，筹办农事实验场，在华中举办特种研究事业，在南昌进行航空工程研究，更与外国约定交换研究生及在校内扩充学术出版物，诸如社会科学季刊，工程季刊，机工月刊、吕氏春秋集释、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等”，“实为清华大学发展最鼎盛之时期。工学院机械工程与电机工程两系的添设，配合政府政策及国防之需要新建了农业、航空和无线电三个研究所等，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教职员增加。1932年清华新聘任教授和专任讲师共计19人，其中为工学院添聘6人。1935年新设农业研究所和出版事务组，教职员一下增加了13名。

    1945年后随着抗战的胜利，清华的教职员又有了新的增加。特别是1946年迁回北京后，一方而很多抗战期间各种原因离开学校的教职员回来了，另一方而，随着农学院、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建筑工程系以及建筑委员会的新设立以及海外留学生的回归，清华办学和教职员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展，包括各个院系、机构的助教、助理和书记等初级教职员群体也都有了明显扩展。

    数据来源；1930,1932,1936,1946和1947年《教职员录》。最高行政领导包括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训导长及各学院院长；高级教员包括教授、副教授和专任讲师；中级教员包括导师、教员；初级教员指助教；高级职员包括主任、秘书、校医、工程师、技师和党义讲师、教官等；中级职员包括事务员、组员、佐理员、指导员和队长等；初级职员包括书记、助理、练习生、看护、绘图员等；兼职教师指各类非专职的讲师。分类主要以学历要求和薪傣待遇为标准，职员也参考了1937年《职员服务规程》(清华大学档案：《国立清华大学评议会纪录》，编号：1-2-1-006：5)中对各类职员的规定。 

三、清华教职员的流出

    虽然自1931年接任校长后，梅贻琦就一直担任清华校长，且校内治理非常稳定，甚至“和谐”，但在教职员规模上不断扩展的同时，也应看到教职员的离职也一直存在，甚至比较频繁。导致教职员离职的原因约可粗略地分为学校内部因素和学校外部因素两类：1923年前后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发展到大学教育，内部因素导致了教职员的“大换血”。1920年《教职员录》记录的94位教职员中仅有10人留在了1930年的《教职员录》中，流失率近9000，留下10人中也仅有外文系教授王文显是教师，其他全部是职员。1936年起华北危局到抗战全而爆发，是外部因素影响了教职员的任职。交叉比较梅氏主政前后到离开清华前相关教职员录(1930/1932、1932/1936年、1936/1947年)，可以发现在国事、校事与家事的多方纠缠中，教职员群体的动荡与不稳定。一方而，时段拉长，流动率自然会有增加；另一方面，抗战和学校南迁的影响也不容小觑。1936年华北局势已然危急，但战争尚未爆发，超过一半的清华教职员己经流失了。经过1936年到1947年的11年，随着全而抗战的爆发，学校先是南迁长沙、昆明等地，再北归回到北平，颠沛流离之间，超过七成的教职员离开了学校。

    再以1932年在册的全部教员为例，其中仅有8位教授和2位教员在初次任职清华后就没有离职过，其他都有次数不等的离职经历。8位未曾离职的教授，外语系吴可读因车祸于1940年在昆明去世，生物系吴韫珍和中文系朱自清因病分别在1941年和1948年去世，另有中文系闻一多于1946年被暗杀。考虑到1952年院系调整中清华的文学院、理学院被整体取消的情况，这4位教授若没有去世也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离开清华，那样首次任职后就没有离职的教授实际上仅有4位。两位未曾离职的教员，中文系许维通在1950年去世，否则1952年被调整也几乎是必然。

    不同类型和等级教职员的流出情况也有一定差别。表2比较1930/1932,1932/1936,1936/1947教职员名单得出其流动情况。首先，1936/1947在各个职业上的变动显然都要大于此前，这与时间拉长和抗战南迁应该由密切关系。其次，讲师作为兼职教师，显然是最不稳定的。不论有无战争发生，数年间几乎就都换了一遍。再次，初级和中高级教员在抗战前也有较高的流动，其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最后，在个人“人力资本”以及和校方“聘任博弈”中完全处于高、低两端的高级教员和初级职员竟然是相对最稳定的群体。 

    注：教职员等级分类同表1。数据来源；1930,1932,1936和1947年《清华大学教职员录》。

    中高级教员的稳定性超过初级职员，这与一般的印象似乎不一致。由于民国大学教员与学校间通常是聘任关系，且聘任时间不长，一般认为流动性较高。如吴民祥指出：“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师们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流动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常态”，“那时的教授很少有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很大”。 1932年前，清华教授自第2年起可获得3年聘约，但1932年《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公布后，规定“本大学教授之聘约前二次每次期限一年，以后每次二年”，“讲师、专任讲师聘约每年一订”，聘期不长是显然的。同时，清华教员群体的总体流动情况基本是支持这一判断的，即绝大多数教员都没有终身在清华任职，而是存在着一次甚至多次的流动。但也不得不指出的是，教授、专任讲师等中高级流动性是相对较低的，如果不考虑建国以后院系调整的巨大影响，即便有抗战爆发、学校长期南迁的重要影响，仍然有超过半数的中高级教员任职是稳定的。假设没有抗战爆发，甚至可能绝大多数教授任职是稳定的，反倒是教员和助教的流动性很大。

    以1932年在册清华教职员为例，其中高级教员和初级教员的离职时间和离职原因区别明显。该年在册教员中除有8位助教的任职/离职的情况不清楚外，其他教员的离职时间都比较清楚，大部分离职原因也能通过其他史料挖掘出来。以教授为代表的高级教员和以助教为代表的初级教员人数相对较多。教授群体在抗战前(24.7%，占全部离职人次比例，下同)、抗战中(31.2%)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41.6 %)都有一定数量的离职，同时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高峰则出现在1949年后，共有32位教授在此期间离职。除白俄学者葛邦福是因政治身份自行离职外，其余都是因院系调整和新建机构的需要而调离，因此院系调整可能是清华教授流失的最重要原因，程度甚至超过抗战爆发和清华南迁。1936年前教授的离职原因相对多样，如出国进修(化学系黄子卿、物理系赵忠尧、心理系叶麐等)、国家征调而从政(地理系翁文灏、历史系蒋廷敝、经济系蔡可选、社会学系吴景超、土木工程学系陶葆楷)、
转任其他大学，主要是担任其他大学的校长、院长(物理系萨本栋出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算学系孙鎕出任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化学系李运华出任广西化学试验与科学研究所所长，进而任广西大学校长)，甚至还有少数几位因卷入政治事件而离任(政治系钱端升1934年在任《益世报》主笔时，因针贬时弊被迫离开清华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张菘年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而被清华辞退)。此外，外文系教授艾克则是因为身体原因离开的。

    1937年以后，教授离职的具体原因虽然还是有差别，但显然都与抗战有关，主要包括服务抗战转任政府机关、调任其他大学或教育机构、个人原因离校等三大类原因。第一类的教授主要有外文系叶崇智、经济系余肇池、政治系王化成和浦薛凤以及心理系孙国华、物理系叶企孙等，都先后转入了外交部、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国立编译馆和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担任重要职务。第二类包括两种：一是如电机工程系顾毓琇出任教育部次长，熊庆来、吴有训各自先后出任云南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等被选拔担任其他学校、教育机构的要职。二是学校间的教师交流。抗战初期随着高校内迁和西安、长沙两所临时大学的建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就曾致函教育部“查国内战区各大学教授，人数甚多，而临时大学仅有两所，将来合班上课，原聘教师必有多余。本会拟与贵部会商，选送一部分教授，分赴边远大学如云南、广西、四川等大学担任教席。”随后教育部指示“应即函知西安、长沙两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查明可以选送至云南、广西、四川等省教授姓名略历，径行送达该会，再行商洽办法”。1938年长沙临大拟定了选送教授名单，其中清华选送到云南大学的为赵宗尧(原拟任之恭，后改)，四川大学的有曾远荣和萧公权两位。

    还有11位教授是在抗战大背景下，因个人原因离开清华的。其中3位外文系外籍教授翟孟生、华兰德和石坦安离开清华后去向不明，推测可能回国。另有5位教授都留在了北平，包括生物学系寿振磺和化学系张准，先随校到昆明但后因家事等又离开西南联大回北平。滞留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及家庭的需要，对此后人应要给予充分的理解。西南联大时期教授生活的艰辛己经有不少介绍，如其“最高月薪，也不够两个成年人的生活费”等，对有家累的教师来说，这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实。如萨本铁因兄长萨本栋1936年已经离开清华出任刚刚国立化的厦门大学校长，而父母家人均在北平，因此最终决定留在北平以照顾家人。西南联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在日记里也反复提及，因为父母子女在北平有弟弟照料，才使得他能一直留守昆明。

    复员后到1949年前有6位教授曾离开清华。其中电机工程系章名涛是抗战胜利后应上海市政府邀请前往帮助恢复该市公交车运行，1947年完成工作后即回到清华。剩下5位中有3人是去美国进修、考察，如果不是战局发展，通常还会回清华。另外两位外文系陈福田以及历史系陈寅烙实际上还是因为国共战局发展而在1948年离开清华，基本可以和1949年后因政治原因、院校调整等离开清华的教授归为一类。

    相对于教授群体离职原因较丰富，且主要受抗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要政治事件影响不同，助教群体的离职绝大部分是因为出国读博、进修以便晋升等。初级教员者，想要有所晋升，出国深造也是必由之路，吴晗、华罗庚等便是例子。正如唐启明所说：“在所有社会，教育和职业声望都有很强的关联”，因此，初级教员的流动主要是上升性的垂直流动。同样以1932年在册助教为例，30位助教中有7位流动情况不明，剩下23位中有18位是因为出国进修、留学离开清华的。抗战中离开的助教和教员，主要原因也是出国留学和进修。如政治学系助教龚详瑞因考取留美而辞职，土木工程系助教王德荣、朱民声、谢家泽三者因出国留学而辞职，土木系助教周惠久出国解聘，土木系教员沙玉清出国请辞，助教方福森考取留洋津贴生请辞等。这与清华教员和助教升等为专任讲师和教授等，一般都要有海外学位或进修经历关系密切。实际上，清华本身能提供一些留美的机会也是能吸引本科毕业的年轻学人愿意留在清华任教的重要原因，因此而离职也就更能理解。这种上升性流动不仅有制度规定，更是相对有序和良性的，出国的年轻教员们学有所成后，很多又回归了国内教育界，甚至回到了清华。

    在1947年名册中电机系共9位教授，其中黄眉、范崇武、常迵、孙绍先、唐统一和钟士模等6位中青年教授都有相似经历。黄眉1935年清华本科毕业，1936年由学校资送留德，回国后先在重庆大学任教授，1946年又回清华任教授并代理系主任。钟士模交通大学毕业后来清华做助教，1943年由学校资送留美，194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回清华任教授。孙绍先1937年清华电机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教员，1944年获奖学金赴美留学，194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担任清华电机系教授。常迵1936年进清华大学，1940年西南联大毕业后在昆明无线电器材厂任助理工程师，1944年留美，1947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清华任教授。唐统一1941年西南联大电机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3年去英国进修学习，1946年回国后在清华电机系任教授。其他各院系中青年教授也多有类似情况。

    职员的变动主要产生于抗战时期。1936年与1940年《教职员录》比较，至少留在西南联大的职员，校长与秘书长不算，仅有19人。其中主任3人，事务员2人，技师2人，助理8人和书记4人，而1936年在册职员有146人之多。清华校史亦指出：“原清华职员随校南迁者有40余人，后相继离校，留校工作者只十余人。联大职工大多数是在当地新招的人员。职工待遇低，生活异常困窘，而且工作没有保障。行政工作效率较战前清华大为降低。从档案里几乎没有发现职员因为工作问题而被解职的。只有一个图书馆练习生王树试用一年因工作不甚努力而被辞退。此人尚是试用期的练习生，还非正式职员。其他的离职则是由于身体原因造成的，如1936年10月21日，军乐队助理王龙升因“一年前得脑充血症，不能继续服务，今年去职，医疗费用更无力承担。

四、余论：“动中有静”与薪火相传

    以上分析表明，民国清华教职员工总体上处于高流动性状态，只有不到5%的教职员能够出现在每年的名册中，绝大部分教职员都有长短不一的离校经历。不过，种种流动背后可能也隐藏着某种教员群体的稳定和正常的自然更迭，否则很难理解一个相对于今天教师规模有限，教职员又高速流动着的大学能够在教学、科研上成效卓著。

    国立大学以后的清华逐步向完备大学发展，到1934年院系设置基本定型，计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和工学院4个学院16个学系。本文选取文、理、法、工4个学院各3个成立时间早延续时间长的学系，即文学院中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理学院算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经济学院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以及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和电子工程系等共12个系，以1932,1935,1936,1940,1946和1947年6个年份清华《教职员录》信息为基础，串联比较后(此时均为梅贻琦掌校，可视为内部相对稳定时期)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骨干教授是长期任职的，同时自国立大学建立以来，清华也逐步培养出了核心的年轻教授，形成了“薪火相传”的局面。

    1932年上述各学系少则有2位教授和专任讲师，多则9个(中文系)是长期在职的，这些共计43位高级教员构成了清华12个学系的骨干，也保证了清华教学、科研的延续及发展。自1932年以后梅贻琦稳定地担任校长既是高级教职员任职稳定的表现，也是重要的原因。1925年清华建立大学部之初，校内存在着派系斗争和待遇虽稳固，但逐渐也不够优厚的状况而导致教师流失，聘任不易的局面。邱大年在清华教书时，虽然他也承认薪水可靠，但因校内各派纷争不断，依然毅然离开，改就师大之聘。钱端升也指出清华要想聘请到一流教授，必须解决中外教员待遇不平等，留学与非留学教员待遇不平等等问题，从而消弭派系矛盾。罗家伦任校长后，提出提高教师待遇，要和政府、海关等工作人员看齐，这显然是出于吸引留学生考虑，因为当时清华留美生很多就供职于政府的交通、海关、外交等部门，待遇要高于回清华任教。梅贻琦任校长后“教授治校”完全确立，清华教员的地位较高，拥有了更多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的权力，也极大提升了教员的心理优越感和生活体验，矛盾冲突大为降低，这些都有利于较员群体的稳定。冯友兰就曾说：“虽然清华的一般教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但有些大学，教授每到暑假都有一次惶惶不安。”甚至即便有抗战南迁的巨大影响，清华教师除一部分离职(约70余人)外，大部分都随校南迁了，比例明显高于联大的另外两校北大与南开。

    此外，民国清华教师群体以留学，特别是留美为中心，形成了三代左右的稳定发展。清华肇始于留美预备学校，1929年前旧制学生均全部派遣留美，因此在1925年改建大学后自然也多吸收毕业生回校任教，逐渐形成了以留欧美，尤其是清华留美生为核心的教授群体。以1936年为例，教授绝大多数是留学美国的，2/3以上又是清华的留美生。在讲师、助教中，清华大学的毕业生约占2/3左右。1930年时，清华除音乐、体育以及党义教员外，共有教员、助教33人，其中清华毕业的14人，占42.4%。中下级教员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也可以成为高级教员，如浦江清、吴晗、邵循正等都是从教员升专任讲师，升教授，但留学或出国进修，尤其是赴欧美又是升等的重要环节。1947年电机系9位教授中有7位中青年教授，其中有6位实际上都是先在清华学习或任教，然后资送出国，学有所成再回清华任教授。这些年轻教授一方而多有在清华学习或任初级教员的经历，得到过以1920年前留学归国的教授们的教导；另一方而，他们又在抗战中先后留学欧美，与战前，尤其是1929年前赴美留学的预备部清华学生形成了前后相衔接的两代学人，实现了学校师资的“薪火相传”和赓续发展。电机系的董树屏，1934年中央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清华(包括西南联大)任教，由助教、教员逐步升至教授后，到1948年才去美国访学，在理工院系中属于出国留学或进修较晚的。工学院老院长顾毓琇在2000年就曾说：清华机械工程系于1932年创始至今68年，庄前鼎、刘仙洲、李辑祥各位教授领导在前，董树屏教授继续负责，致有今日之发展，功绩甚大。

    因此，虽然民国大学教职员的流动性比较强，流动的原因较多，但清华因为校政管理者和教授群体关系和睦，办学经费相对稳定以及出国机会多等因素，教职员群体也具有相当地稳定性和良好的新老替代、持续发展。这与既有研究所强调的民国高校教员具有高流动性的结论是有区别的。也表明由于民国高校之间的经费状况、校政治理及校园文化差异极大，民国大学史的研究函需更多的个案分析，才能防比“以全盖偏”。在进行个案整体数据分析的同时，还要从多角度进行数据分析和理解，否则也容易为现有的“常识”所左右，在落入既有认识“案臼”的同时，无法发挥数据分析善于发掘隐藏历史现象的优势，甚而失去推进历史研究的可能。

    （注释略；原文刊载于原文刊载于《教育学报》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