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孙茂新
一、一场荒唐的群众运动
1958年秋季开始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在1958年最后的四个月生产出660万吨到700万吨钢，并为此提出了由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鉴于只靠正规的钢铁厂难以完成任务，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开展全民性的炼钢炼铁运动，并具体分配了各地区、各部门在钢铁生产和相关行业生产方面的任务，强令按时完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489页）
1958年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认为“一个以钢为纲，带动工业全面发展的工业建设的新高潮已经形成。转炉高炉遍地开花，钢水铁水到处奔流的日子，即将到来。”社论说，我国钢铁产量的年增长率能不能达到“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着的，问题是我们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们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社论指出，这是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第一，我国二千多个县中，就有一千五百多个县有煤；铁矿石已探明的储量已达五十六亿吨。第二，我们有党的领导和六亿人民，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关于后一点，社论直接引用当时上钢一厂的民歌作为论据：“我们一跺脚，大地震动；我们吹口气，滚滚河水让路；我们一举手，巍峨大山胆寒；我们一迈腿，谁也不敢阻挡；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的力量无敌。”
这一决策是从符合客观实际的还是违背客观规律、违反科学常识的？我们分析几个简单的问题并看看这场群众运动的实际后果。
第一，遍地开花的小高炉烧什么？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绝大部分县“有煤”。但“有煤”并不表明有煤矿，更谈不上出产煤。事实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小高炉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没有焦炭、没有煤，只能砍树烧木炭，林木资源受到了极大破坏。一些地区的山林被砍伐殆尽。
第二，小高炉炼钢炼铁的原料从何而来？“一五”期间确实探明了我国铁矿石的储量五十六亿吨，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但说这在短时期内能满足幅员辽阔国土上几十万座小高炉炼钢炼铁的需要，完全是痴人说梦。事实上，为了按时完成小高炉的冶炼任务，各地都把直接冶炼废旧钢铁作为了主要措施。一些地方把回收废钢、废铁、废铜的指标直接下达到了各家各户。在广大农村，由于当时正在大办公共食堂，很多地方把各家的铁锅以及家里的门环、锁鼻等金属器件和暂时不用的农具全部收走投入了小高炉。以致公共食堂停办后，农民拿着分得的一点粮食回家，却无法将它做成饭。
第三，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指出，要保证1070万吨钢，必须具有停车让路，首先为钢的全局观点。虽然这里讲的是其他工业生产为钢铁生产停车让路，但由于大炼钢铁是全党全民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所以为钢铁让路的也包括了农业。大炼钢铁的号召下达，正值农村秋收冬种的大忙时节，男女青壮劳力全部投入炼钢炼铁，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由于当时领导者们忧心忡忡的问题是“粮食多了吃不了怎么办”，所以很多地方完全置农业于不顾，一些原本丰收在望的秋季作物竟致绝收。这是导致发生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之一。
第四，以小的“土”的炉子为主突击炼钢炼铁能取得什么成效？《人民日报》1958年8月8日的社论说，与大中型的现代化钢铁厂相比，小的“土”的炉子虽然技术落后，“但是却具有现代钢铁厂所没有的优点。这就是投资少、设备简单、技术容易为群众所掌握、建设时间短。以小型的和‘土’的为主，我们就可以在目前技术骨干缺乏、钢材供应不足、现代设备供应不上、资金也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发动全党全民来办钢铁工业。”并指出，各地以小的土的为主的好处在于，“可以为我们生产足够的制造现代设备所需要的钢材，可以生产建设现代企业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可以为现代企业积累资金和培养技术力量。”而实际上，虽然运动一兴起就捷报频传，“高产卫星”不断上天，并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但生产出来的钢铁绝大部分是不合格品，很难加工和使用，其中相当多是毫无价值的废品。在一些边远地区小高炉里炼出的东西就扔在了原地，根本没有运出来。
笔者1969年底随父母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阳地区的罗山县。这里是大别山余脉的丘陵地，那时一眼望去山岗和洼地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树木。据当地人说，这里虽然不生长成材的大树，但过去到处都是成片的山林。一位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公社病休干部告诉我，当年正是凭借郁郁葱葱的山林我们的游击队才能与敌人在这里周旋。当地人世代珍惜山林，从不砍树为柴，炊饭只烧干草。但是大炼钢铁运动砍光了所有的山林。许多当地农民都讲过，1958年秋天他们排队去炼钢经过地头，看到成串的大红薯翻出地垄都啧啧称奇，但因为没有人去收获，这些本为农民半年粮的作物都烂在了地里。大规模饿死人的“信阳事件”在文革前就已广为人知。
之所以要列举大炼钢铁运动这些显而易见的荒唐之处，不是要反复戳历史的疮疤，而是为了揭示这一运动背后更深层的悲剧和教训。
二、大炼钢铁运动深层的悲剧和教训
1958年我国处在什么样的发展时期？虽然还未摆脱贫穷落后，但已有了一些水平较高的大学，有一批高水平的专家、教授，经过送到苏联等国留学和自己培养已经拥有了一支相当规模的专业人员队伍，更何况当时国内还有大批援华建设的苏联专家。1070万吨钢的指标是经过1958年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从620万吨一步步攀升上来的，但是在这些会议中没有一次是科学论证会。作出这样重大的决策全凭领导者膨胀的个人意志，而没有倾听任何专家的意见，也没有任何专家公开站出来发出声音。
从现有资料看，有一位大专家曾对大炼钢铁的决策提出过怀疑，他就是当年赫鲁晓夫的总顾问也是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据薄一波同志回忆，1958年7月31日到8月3日赫鲁晓夫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阿尔希波夫也在场，他与赫鲁晓夫都没对中国的钢铁工业计划能否完成的问题明确表态。但在私下，阿尔希波夫对薄一波说，“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薄一波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阿尔希波夫苦笑了一下，说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704～705页）
其实，用不着权威大师，普通的冶金专家也能指出小的土的炼钢炼铁炉的根本局限，具有一定科学常识的人也能看出大炼钢铁运动的完全不靠谱，具有正常理论思维的人都能驳斥《人民日报》那些社论的荒谬逻辑。为什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而专家也不站出来发表意见？人们会立刻想到刚刚过去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经过这场运动，一大批敢于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送去进行劳动改造。而侥幸逃过一劫的人们，这时已是噤若寒蝉。
这里值得进一步琢磨的问题在于，整风反右运动和包括大炼钢铁在内的大跃进运动，是偶然在时间上先后相继还是具有必然的联系？在掀起大跃进运动中，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反复强调要“破除迷信”。这个口号在我们党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时期被提起过，但这次要破除的却主要是对专家、权威的迷信。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不要被名家权威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鼓舞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打掉自卑感。（《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482页）他在1958年9月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79页）可见，整风反右运动是包括大炼钢铁的大跃进运动的必要前提，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
什么是高级知识分子翘尾巴的资本？是也只能是科学知识。作出大炼钢铁这样的重大决策，不仅不去求助于专业的科学知识而是必须蔑视科学知识，不仅没有听取相关各专业知识分子的意见而恰恰是打压这些知识分子的结果。不仅如此，大中小学的师生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全力投入炼钢炼铁，“高级知识分子”们不仅不能提出意见还要亲身参与其中，而当时对运动提供技术支持的措施也不过是增派大学、专科毕业生和技术干部到炼钢炼铁一线参加劳动而已，这对知识分子不啻一种羞辱。如果说那时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这就是探索过程中最大的悲剧之一。
在这场悲剧中，几个基本性的错误成为必须记取的教训。
第一，推崇权力意志而蔑视科学知识。我们党的领袖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出了中国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豪言壮语后，抓住钢铁产量指标大做文章，自信心爆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赶超的时间从十五年缩短到七年，又缩短到两年。在他看来，只要1958、1959两年钢产量翻番增长，就有希望超过英国；照此势头在1962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赶上美国就不成问题。超英赶美后中国就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设想所体现的是强烈的个人意志，却成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信条。
第二，喜欢阿谀奉承而拒绝批评建议。据薄一波同志回忆，我们党的领袖本来对能否完成钢铁生产的高指标还心存顾虑，但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协作区主任柯庆施却汇报说，缺少煤炭资源的华东五省市1959年钢产量可达800万吨，这对领袖下决心在1958年搞1070万吨钢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700～701页）其实，此事更加恶劣的影响在于使投领导人所好，吹牛拍马，放“高产卫星”形成了风气。
第三，利用群众运动而违反群众意愿。为达到钢铁生产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利用人海战术搞土法炼铁炼钢，这真是群众心情通畅吗？试问，砍光林木、砸锅炼铁、放弃秋收等等，这哪一件是群众愿意的呢？有人说这是把革命战争时期的做法搬到了经济建设当中。但即使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违反群众意愿，强迫群众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是一样要碰壁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创造，它并不是用来造声势、壮胆子的，其本质在于倾听群众意见，为人民群众服务，建设民主政治，让人民当家做主。
三，大炼钢铁运动在清华大学
大炼钢铁运动对清华大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从当年的官方文字记述可以查询到的情况是，1958年10月24日“本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炼钢动员大会。会后，各单位响应党中央关于‘全民炼钢、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号召，纷纷在东区铁道边建起土炉炼钢，机械系建起500公斤转炉。至10月29日，全校共炼钢约45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一百年》，第240页）从这一记载中可见，清华大学响应了中央的号召，召开了动员大会，相当规模的师生亲手建设了小高炉并参加了冶炼。清华大学没有一位领导或专家站出来对这一运动提出批评。
蒋南翔校长虽然不是学工科出身，但他具有敏锐的思维，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问题和分析事物。他酷爱学习，对自然科学知识极感兴趣。尤其是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后，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对世界自然科学的最近进展了如指掌，提出了在清华建立原子能、无线电、计算机等新学科新专业的规划。他还以一个学生的姿态在一些系里听教授的课程，无论夜间工作到多晚，都要认真地完成作业。这样的一位大学校长，是不可能看不出大炼钢铁运动存在的严重问题的。
何东昌同志在纪念清华大学建立党组织七十周年时，写过一篇题为《对文革前十七年清华党的工作的回顾》的文章。其中讲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的一些政治运动对清华的影响，他说：“在蒋南翔同志领导下，清华党组织投入了这些运动。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也执行了一些‘左’的政策，例如反右派扩大化和1959年错误的反右倾斗争等，一方面在认识所及和职权允许的范围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何东昌同志的表述，在贯彻大炼钢铁政治决策中，清华大学党委的应对方式显然属于后一方面。然而，蒋南翔校长对大炼钢铁运动有没有表达过明确的看法？它是如何布置应对策略的？这些在当年即使有，也是不可能写入正式文件或会议记录中的。
笔者2017年参加了由清华校史编辑委员会领导，清华校史馆、档案馆组织的对部分老领导、老同志的访谈，力图通过他们口述的素材，抢救、保存住以文革前十七年为主的关于清华的珍贵史料。笔者正是带着上述问题，与田芊、陈浩明、李珍同志一起访谈了1952年随蒋南翔同志一起从团中央来到清华并长期担任蒋南翔同志秘书的邵斌同志。在这次访谈中，关于大炼钢铁运动对清华的影响，邵斌同志透露了几点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第一，蒋南翔校长对于大炼钢铁运动是否有过明确的态度？我就社会上关于蒋南翔与毛泽东的一些传言问邵斌老师，蒋校长与毛主席的关系怎样？邵斌同志说，那都服从啊，但是有看法。他不直接针对，他聪明人哪。后来成为候补中央委员，更不能乱说。他这个纪律很严格，在我面前越线的话很少说，他要保守秘密。我又问，他这么聪明的人，对1958年大炼钢铁有什么看法吗？邵斌回答：有看法呀。他（蒋南翔）说千万别这样搞了，这是笑话，工科大学那么炼钢，笑话！他把机械系夏振英书记和主任找来，对他们说你们去探索“顶吹氧”最先进的技术，从那儿突破。要他们去研究、突破。清华那么炼钢，是笑话！他从来不炼，他没去过（现场）。
第二，清华炼钢炼了多长时间？何东昌同志在他的文章中说，清华在全民炼钢中大约炼了一个月就中止了。《清华大学一百年》中，只记载了五天的情况。而邵斌在访谈中却有一个从未听过的说法：清华只炼了一个晚上！他说，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啊，你不运动还行啊？关键不在于炼钢多少，要运动群众，锻炼群众啊，清华只炼了一个晚上，我参加炼过，我那个组的还请精仪系冶金的一个专业老师来指导。没法说，没法炼，要用嘴吹那个炭火，第二天烧的那个铁一团泥巴。我又追问：那个高炉也没烧几天？邵斌很确定地说，就炼了一个晚上。田芊同志问，是全校的还是部分的？邵斌说，学生炼没炼我不知道，反正我去炼了一个晚上。再也没炼了，早上什么样都不看它去了。可见，至少邵斌同志所在的那个组，只炼了一个晚上就罢休了。
第三，清华以这样的方式应对中央大炼钢铁的号召是有“说法”的。对响应中央号召，贯彻中央重大决策的运动，作为学校的校长兼党委书记，不但不亲身参加甚至都不到现场去看一眼，这在清华是很不寻常的。如果清华在主楼前召开动员大会做出了姿态后，只炼了几天就草草收场，那么这应该是体现了学校领导的意图，但需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邵斌同志在访谈中有这样的话：“清华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啊，你不运动还行啊？关键不在于炼钢多少，要运动群众，锻炼群众啊。”“就炼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什么样都不看了，都完了，事儿过去了！清华运动过了！运动嘛，在于运动，在于培养人嘛。”“学生炼没炼我不知道，反正我去炼了一个晚上。再也没炼了，早上什么样都不看它去了。炼过完了，练了人了嘛，我练过了！”正是在这个托辞之下，邵斌同志所在的炼钢组只干了一个晚上就理直气壮地收兵了。从邵斌同志当时所处的特殊位置看，这不可能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有很大可能是来自学校领导层或者就是蒋南翔校长。
四，蒋南翔校长的政治智慧
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包括了农业、工业和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在高等教育系统，就是开展了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革命。就高校而言，如果动员师生全力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则既有力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又属于积极推进了教育革命，是比较简单的表面文章。而在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在教育革命问题上并没有去做这样的表面文章，而是深思熟虑地扎实推进党的教育方针的落实，并借大跃进之势着力推动了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并加快了一批新学科、新专业的建设。
首先，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蒋南翔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让广大师生利用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祖国、人民，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他要求各系、各专业积极投入相关的生产建设当中去，并着重总结了水利系师生积极参加密云水库建设的经验。在大跃进中提前上马的密云水库工程，也存在着工程论证不够充分、“边设计边施工”等违背科学程序的问题，但是在张光斗教授等著名水利专家的掌控下，在清华水利系师生大力参与和技术支持下，这一工程的建设没有发生大的错误，且在库区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数十万来自华北各地的农民工和解放军官兵的昼夜奋战下，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建设完成，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创造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奇迹。学校及时总结了水利系“真刀真枪毕业设计”经验并在全校推广，并影响到了整个高教系统。
第二，学校从清华的实际出发，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出了“教学、科研、生产三方面结合”的办学方针，推动了学校各项工作特别是科学研究的发展。这个“三方面结合”与“一个根本”（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两个中心”（成为国家办教育的中心和办科研的中心）一起，在文革前和文革后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了清华的办学理念，是清华探索创办高水平社会主义大学道路的重要一步。
第三，蒋南翔调任清华大学校长伊始，就立刻开展调查研究，了解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提出了建设原子能、自动控制、计算机等新学科和新专业。他反复向国家计委等机关提出建议、请求终获批准，从1956年开始在清华着手建设。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学校常规手段和非常规手段并用，乘大跃进之势，大大加快了新学科、新专业的建设步伐。那时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经验，需阅读大量俄文资料，学习俄文教材，所以要尽快掌握俄文。一些学习较快的教师为师生传授掌握俄文的窍门，大力推广“速成”的学习方法，很快攻克了俄文关。为了尽快掌握新知识，师生共同攻读资料和教材，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谁先读通、读懂了有关章节，就上讲台为大家讲解。那时在清华园，就出现了学生为老师上课，学生与教师共同编写教材等景象。虽然这些景象有些是出自大跃进时期，但在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的清华大学，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这些非常规的手段并不是盲目蛮干，不是“无准备之仗”或“无把握之仗”，而是借势而发并且打赢的攻坚战。到1960年，有的新技术专业就培养出了第一批学生。
在校史研究中，我们首先要去查看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字、实物等材料，也要听取历史当事人的讲述。但是，所有这些资料、素材都不直接反映历史的真相，而多数是对真相有所歪曲的，有些甚至是从反面去反映历史的即历史的假象。由于历史条件的错综复杂，有时历史档案中留存的正式文档并不反映历史真相而却是历史的假象。而在有些历史事件中，甚至有些人们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也不见得是反映了历史的真相。人们往往看不到河水中深层的激流而只能看到表面的泡沫。一些歪曲的认识又形成了新的文字乃至影音资料，于是历史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在研究某个局部的历史时，应该把它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综合分析各方面、各类型的资料和素材，尤其要注意挖掘那些被有意隐藏起来的东西，这里重要的只言片语有时却胜过白纸黑字的正规档案。这些年在校史研究中开展的对历史当事人的访谈，是对抢救历史素材具有极大意义的举措，应不懈地进行下去。
笔者记得在迎接建校一百周年时，学校有关部门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总结办学的历史经验。在有很多老学长参加的关于科研的座谈会上，大家谈到当年新学科专业建设的过程时都无比激动。同时，很多老先生都提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大跃进运动对全国工农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而清华在科学研究和新学科专业的建设上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却恰恰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个“有趣”现象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真相？从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对清华的影响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现象说明了清华大学领导核心在复杂的环境下对大跃进运动作出了有效的应对，说明了蒋南翔校长的高超政治智慧。而绝不说明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群众运动对清华大学没有负面冲击，更不能说明这些运动有其“正确”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