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刘亦师
摘要：历史当事人的口述是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重要渠道。从今年5月份起，陆续对参与设计院创建及对其发展了解的20多位老先生进行访谈，着重梳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设计院的发展历程。在查证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按照设计院发展的历史阶段、围绕重要的工程项目，把这一次获得的口述史料摘选合并成文。
1 引言：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口述史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下文简称“清华设计院”）从1958年创建，至今已走过一甲子的时间。为了搜聚相关史料、为研究清华设计院的发展历史作铺垫，在清华设计院上下的全力支持下，我们从2018年5月份起，陆续对参与设计院创建及对其发展了解的20多位老先生进行了访谈1），以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弥补文献档案的不足，从他们各自的角度生动地勾勒出清华设计院的发展轨迹。实际上口述史工作从2015年就已开始，只是当时范围较小2）。这一次的访谈，我们把重点放在1990年代以前的部分，因为这一段历史资料散佚最严重、发展脉络较模糊，亟待通过口述史的方式加以澄清。访谈的地点，除一次在西安外，其他都在北京，多数在清华校内。受访者皆为清华大学建筑系（1960年后与土木系合并为土木建筑系）的教师和毕业生，几乎都曾在建筑系任教。由此可见，清华设计院与建筑系和建筑系师生的紧密联系。
历史当事人的口述是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重要渠道。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文献史料的缺失和断档，需对亲临历史者访谈获取口述史料对之补充。通过这一次访谈，我们深刻感受到，一些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则可以对这些历史事件、政策发生和出台的经过进行详细的阐述，使我们对文献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有力弥补了文献史料对一些重大事件和政策缺乏详细记载或难以查阅等不足。以往的60余年恰在口述可及的取材时限之内，珍惜和梳理这份口述史料将可以为后人筑起得以瞭望前辈建筑人的文化高地，对研究和编写完整的清华设计院院史和清华建筑学院院史，及至对新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查证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我们按照设计院发展的历史阶段、围绕重要的工程项目，把这一次获得的口述史料摘选合并成文。口述访谈对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从资料、史实和形成、完善思路等方面都有很大帮助，直接影响着研究的进程和结果。以资料方面为例，参与访谈的一些老先生如费麟、张锦秋、罗森等都提供了不少珍贵史料如照片、图纸和现在已难找到的各类出版物，其他人提供了不少获取资料的线索，助益很大。可以看出，口述史的重要特征就在于能弥补文献档案的不足并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启示，从而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生动、丰满起来。
2 清华设计院创建前的积累阶段
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原有的基建力量为基础联合组成了建校委员会即“三校建委会”（图1），周培源任主任，梁思成、张维和张龙祥分别担任设计处、工务处和财务处处长，负责校内的新建设3）。在解放初期，清华的校园建设和发展受京张铁路线的影响无法东扩。关于这一段的历史，关肇邺先生回忆：
“1953年的时候我刚刚毕业回到学校里来，那个时候好像学校里面没有一个做设计的单位。我记得当时学校里面要盖房子的话，都请外面的设计院和外面的公司来做。可是在1951年、1952年的时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 3个学校合并，必须要盖很多房子，而当时又有所谓的‘三反’‘运动’4）。怎么办？就由这3个学校自己把建设力量集中起来，在一年时间内把房子盖起来。这就是‘三校建委会’，它是一个临时的机构，但是大家很努力。
当时我在四年级，我们毕业生就被分到各个工地去。那个时候都很年轻，22、23岁，作为工地的主管工程师。我分配到现在北大的中关园那个地方5），占地面积很大。其实我没有经验，但至少我会看图纸。那个时候工人也不太懂建筑，真正的建筑公司一般都已经停办了，搞‘三反’‘五反’运动。所以，临时由一年级的学生，到农村里招聘一些劳动力，比较好的老工人也请了一些来。
首先是做设计。因为三校建委会要求尽量节约，那个时候设计是很简单的，只要能够让3个学校的人都有地方住，都有教室上课就可以了。一切因陋就简，所以很快就把设计做完了。拿清华来说，我们当时盖的一教，现在的二校门里面靠西边的这个楼，还盖了很简陋的平房，使新来的老师有地方住。还有一些是盖得比较简陋的房子，当时说5年就拆的，可实际上后来长期使用了下去。就这样勉强能够开学。我们因为在做工地里的事推迟了毕业时间。本来我应该在1952年毕业，后来一直推到1953年才让我毕业。后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学校里还有别的事，就把我‘扣留’了，不进行统一分配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清华工作的情况。
三校建委会存在的时间很短，盖的房子不够学校用的。所以后来成立了一个基本建设委员会，基建会有设计科，这个设计科和基建会就是我们建筑设计院的前身。”6）
图1 铭刻“三校建委会”的管道井盖，摄于北京大学静园二院附近（图片来源：作者拍摄，2018）
当时全体建筑系学生也被动员参与到建设中，像关先生这样的高年级学生负责制图并作为工地代表协助施工，刚入学的新生则“打下手”，如到农村招工和联系建材供应等。当时入学未久的楼庆西先生回忆：
“（私营机构）经过‘三反’‘五反’，反贪污、反盗窃、反浪费，都把它反掉了。所以既无设计单位，又无施工单位。怎么办？正好清华有建筑系，有土木系，北大有工学院，所以清华的建筑系师生全部投入，从四年级毕业班到三年级到二年级到一年级，全部都参加。高年级学生从事规划、设计，也组织工地施工。一年级、二年级负责招工和买材料。当时就在一个城里头的学生（罗征启）家里成立一个材料组，用他家的电话到处全国各地订材料。还有招工，面向农村，各个零散的建筑工人招工。我们是1951年底开始行动，日夜赶，要到1952年开学以前完成北大、清华一共10万m2的建设。第一教室楼是那个时候盖的，当然后来又改装了。当时建的那些小平房现在还在。”7）
三校建委会时期盖的房子因为学校发展方向不明确，设计、施工周期短，1952年底蒋南翔校长到任后曾表示不满8）。实际上，如关肇邺先生所说，“在清华梁思成先生是最顶尖的一级教授。从那以后，我们建筑设计院主要的工作首先是要解决3个学校合并以后所需要的紧急的房子。所以一开始是因陋就简的思想，不能花太多的钱。这样一来盖成的房子就不够结实。当时是木结构，没有钢结构。总的意思是我们设计的水平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有些做的不是很好。”9）即使如此，三校建委会时期的建设还是应用了创新的技术，如在国内最先使用预制楼板，在荷花池工会俱乐部采用壳体结构、西大饭厅使用了裂环木屋架结构等，并锻炼一批非常年轻的建筑专才如关肇邺、李道增、周干峙、周维权等。
1952年底蒋南翔来清华后，促成将京张铁道线东移800m，确定了清华校园的向东发展的建设方向。1953年初清华成立学校基本建设委员会，定清华的基本建设由本校自营”，建筑系的教师也被委以各项设计任务10）。这一时期对设计和施工质量的要求较前显著提高，这一期间的校内建筑工程除 第二教室楼（1954）、学生宿舍第1-4号楼（1954）、新水利馆（1956）外，而以清华主楼最为重要。清华主楼形式和选址的确定，是1954-1955年校园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11）。负责主楼设计的关肇邺先生回忆：
“当时我们的校长是蒋南翔同志。他是老革命，有机会去苏联学习，去看了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盖的莫斯科的八大建筑。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是莫斯科大学。蒋校长看了以后觉得竟有这么宏大的建筑，很受震撼。回来以后就说我们要做一个集中的大楼，作为一个主楼。大家也很同意他的思想。不过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钱花的太多了。而且整个楼里面装饰性的东西做的非常多，非常讲究，而且非常美，它又有西洋古典的特点，又有俄罗斯民族形式的特点。
我到基建委员会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盖主楼，这个大的方向已经都定了。我们基建委员会的办公室是由校委领导的。当时我们建筑组做主楼的，我做组长，带着5、6个比我还年轻的老师，如高亦兰、周逸湖、唐益韶，殷一和是副组长但去的比较晚。
蒋南翔校长特别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要给清华做一个最主要的楼。他刚从苏联看了莫斯科大学回来，激动得不得了，要求清华也做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成为新区最中心的建筑，将来我们的大门就对着它。同时他也特别说现在我们是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所以我在他的授意之下，基本上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把这个大的框架定下来了。最后的方案确实是受了莫斯科大学的影响，跟他大同小异：平面也是一个H形，两边H的头上有4个塔楼，然后在那边再有一个过街楼。
后来我又一次见着蒋校长，汇报想在主楼的那4个小角楼上面搁一个小塔，这种小塔都是模仿莫斯科大学的。他同意了，总的意思也还希望尽可能的像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有8个过街楼，我们的主楼有4个，整体小一号。”国内其他院校后来参考我们主楼所建的那些，又比我们主楼规模小12）。
1956年西配楼破土动工（图2），次年东配楼动工。1960年，中央主楼开始施工，至1966年5月文革爆发前建成。早先由建筑系培养毕业的一批学生如叶茂煦等在毕业后一部分留在校内专门负责校内工程的施工和管理13）。从三校建委会到基建委员会时期，包括建筑系在内的大批师生参与校内建设在1950年代已成为清华的新传统。
图2 1956年时主楼草绘图（图片来源：新清华.第139期.1956.5.26.）
3 清华设计院的创建与国庆工程
吴良镛先生回忆，1950年代中期就曾有过仿效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而在设有建筑系的高校创立一个设计院的提议：
“那时候的教师，没有机会参与实践。没有机会，这个是因为‘三反’‘五反’，不能自己搞一点工程。1955年批判复古主义，也批判了教师脱离实际，但又 没有机会参与实践，我认为这个矛盾是比较突出的。因为我那时候年纪太轻了，……就请杨廷宝，杨廷宝是我老师，请他来说话。杨廷宝把我这个意见说出来，在（建筑学会的）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14）
在“赶英超美”口号的激奋之下，1958年初毛泽东主席号召高等院校办工厂和农场，“把教育同生 产劳动结合起来”15）。从此，全国高校大办工厂、农场和作坊，全力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教育方针16），成为1950年代末“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
清华建筑设计院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创建的，以便“负担起本校建厂的任务”17）。这样一来，清华 真正变成“又是学校，又是研究所，又是工厂，又是设计院和工程公司，这样就把传统观念中的学校框框打破了”18）。费麟先生回忆当时设计院成立的情况说：
“大跃进和国庆工程的大浪潮下推动我们要成立设计院。因为出图得有图签，以教研组的名义就不行了，得有设计院，不能让学校出图，而且我们出完图还要配合往下做施工图设计。当时据说学校里不太同意，但是要感谢汪坦19）先生，他在美国待过，他认为设计不能光研究理论，必须得实践。汪坦是副系主任，梁思成肯定支持他。殷一和20）亲口给我讲我们系在学校需要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就是设计院，也符合蒋校长提出的三结合的口号。汪坦和殷一和这些人和学校党委讲我们建筑系没有实验室，设计院是我们的实验室。这句话我觉得当时是打动领导的思想的。当时学校工科各个系包括土木系全有实验室，唯独建筑系只有图书馆。而当时清华建筑系是有名的系，我们可以直接向总理汇报方案。后来这两个创始人就力争在那个时候成立设计院，他们两个人是带头人。实践证明土建系是很对的。”21）
不止清华，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华南工学院等设立建筑系的高等学校也在1958年纷纷成立了设计院，均将设计院定位在“为教学、科研和学生实习服务，使之成为产、学、研结合的实践基地”22）。清华设计院之所以特殊，是它成立不久就光荣地参与到国庆十大工程的设计与建设中，成为设计院发展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已在建筑系任教的楼庆西先生回忆清华参加国庆工程的背景情况：
“1958年中央在北戴河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庆祝10周年，要盖一批房子，由当时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负责。那时已经1958年暑假了，1959年十一要完工。万里提前离开北戴河回北京动员各个大的设计院参加设计，清华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师生当然听了很兴奋，回来就全系动员，马上提方案。当时是全体老师加上四、五年级的高班生参加这个竞赛。
北京几家最大的设计院，清华设计院、北京设计院、中央设计院都参与。当时各个部还没有设计院。参加竞赛的也包括外地的设计院，比如南京工学院的设计院后来竞标成功北京火车站，力量是很强的。上海同济也参加了但没有获选。我们的主要力量花在国家剧院、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央科技馆，还有美术馆上。我们主要的竞争对象就是北京设计院。当时建工部北京工业设计院还没有转过脑筋来，因为他们的任务非常多，还没有力量投到这个上头。”23）
大剧院项目由李道增先生指导学生设计，依靠“大兵团作战”——动员建筑、土木、电机、机械等系师生到各剧场进行访问调查工作，在进行了上百次的方案分析比较后，在各院的设计竞赛中一举中标。通过这次锻炼，清华师生“掌握了近代剧场建筑设计的整套知识，锻炼了一批基本上掌握了大型现代化剧场设计问题的建筑师”24）。李道增先生和石青老师回忆当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
“用了一个多月做方案，还做出1:10的大模型。那时候还是讲究竞赛的，因为都是老牌的单位来设计，它不叫竞争而叫竞赛，也不给钱。清华的方案一拿出去大家都惊了，一下就选中了。大剧院一下子把清华大学的模型室和建筑物理声学、光学、热工学都搞起来了。整个建筑系简直是红火起来。那时候由于清华大学的建筑拿到国家大剧院的项目，蒋南翔校长就动员了全校各系的300多名骨干组成设计组，机械系、电机、土木，这时候都来跟建筑合作。这时还不是合并，但工作基本上一块儿进行了。”25）
当时作为毕业班学生参与大剧院设计的胡绍学先生回忆说：
“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没有毕业，大家在五年级下学期全部调出来参加国庆工程，全校的师生都进去了。我当时在国家大剧院做工作，跟着老师做设计。最后国家大剧院我们拿下来了，清华的方案一直汇报到中央，最后选择了这个方案。我们全校6个系都参加到国家大剧院工程，300多人，号称‘大兵团作战’，包括建筑系、无线电系、土木系、水利系都参加了。
那个时候清华大学设计院承担这个设计任务，包括暖通专业等。水利系搞地质的也参加进来，工作地点就在清华学堂。一楼、二楼都是国家大剧院设计组，一直到做出施工图出来。1959 年春天，我当时代表清华跟北京市一建公司的代表到秦皇岛去挑石材。那边是热火朝天，漫山遍野放炮，大石头都用最好的下料，工人们非常积极。但是回来以后听到大剧院下马了。”26）
清华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程是革命历史博物馆，其设计方案由清华和北京建筑设计院（时为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两家竞争。上报多个回合后，清华方案将正面的门廊设计成“胜利门”的样式，象征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具体主管此项工作的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銘非常赞同，在上报的渲染图左侧用红铅笔批示“最后决定用此图样”（图3）。这幅长约2m的渲染图至今仍悬挂在清华建筑学院里。
图3 革命历史博物馆清华方案的水彩渲染图，左侧可见齐燕銘的批示（图片来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作为教师带队参加设计的高亦兰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
“国庆工程方案竞赛的时候我们建筑的人和土木的人还没有在一起干活，因为那时候最主要的工作是做方案。我们就是由建筑的老师带着很多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我是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组，那个班后来六零年毕业的，现在留校了很多老师。那时候我们有四个组，分别做好几个工程。革命历史博物馆最后定案的时候由北京市设计院张开济主持，我们搞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批学生参加到他那边，合作去搞施工图。当时我以教师身份带着五年级的同学，其中就有冯钟平老师等几人到那边去跟他们合作。后来觉得设计院做施工图很强，我们经验又不丰富，所以老师就回来了，学生们留在那里画施工图锻炼。我在那里待了没多久，去是一块去的，去了几个礼拜就回来了。学生留在那儿搞了一阵子，合作搞出来革命历史博物馆。”27）
参加了整个设计过程的张锦秋院士回忆这一经历：
“我当时是五年级，我们班在清华负责的是历史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还有后来的军博的学习馆。国家大剧院是比我们高一级的六年级来负责的。因为国家大剧院是清华学校党委力争的最好的项目，所以把毕业班的全班人员都放在这里，他们就没有做博物馆。我们建零五年级兵分很多路，我们分了好几个馆。四年级是帮着五年级画一些图，不是主要的力量。老师全都参加，我印象中国家大剧院是李道增先生主导。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始的时候，好像不是很明确是哪个老师负责，但是后来到了要做施工图那一段是高亦兰先生负责。方案阶段历史博物馆参与的是汪国瑜先生、周维权先生，很多老师都积极参与创作，他们都在指导。美术馆是汪国瑜先生负责，建零班也派了一组人参加美术馆的施工图设计。
我们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方案过程形成了和北京市设计院的‘拉锯’形势。领导看图前，两家都在做方案，到时候都送上去。这家有这个特点，那家有那个特点，领导肯定一些特点，否定一些问题，两家回去再优化，越做越接近，互相知道对方的设计，也听了很多领导的意图了。革命历史博物馆经过两次‘拉锯’以后，基本上平面布局一样，立面形式也趋同了。但在入口上，我们觉得这是革命历史博物馆，象征着革命的胜利。人家西方有凯旋门，我们要做一个胜利门，要把这个门廊做成一个大门的特色，而这个大门是中外古今都没有过的中国革命胜利门。所以这一轮方案确实有很多突破，把原来做的大门廊两边的两个墩子突破了。最后清华画的立面图就是两个墩子收头，中间是胜利门。这个方案得到领导的批准，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銘同志在图上签署‘最后决定用此图样’。但最后实施的方案还是做的大门廊，两边两个墩子，不是我们胜利门。两个墩子上面是两组纪念性雕像，一组象征革命历程，一组是欢庆胜利。我不清楚问题出在哪个关键环节上，听说是因为总平面的修改28）。
后来我们接到通知要让青年学生不仅参加方案设计，还要培养锻炼青年建筑师队伍，让他们也参加到施工图的全过程。所以就让清华组织了一个团队，到北京市设计院，在北京市设计院的统一领导下来完成这个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施工图设计。革命历史博物馆分在北京院第二设计室，我们这组人归到人家第二设计室来领导。他们的主任建筑师姓黄，是上海人，年纪偏大一点，施工图很有经验。他带着我们这批学生就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东郊民巷的最西头的一个旧使馆的后院进行现场施工图设计。
北京市设计院很有经验，知道这批学生娃娃做方案好像挺能，但是做施工图不会，所以还派了两位放样师。有了这两个放样师和有经验的主任建筑师，我觉得从学习的角度学到很多东西。有很多问题马上问老师，迎刃而解，所以工作进展的很顺利，工程的进度很快。同时，我们清华还有两三个人，包括我们班的冯钟平、甘伟林，不在现场设计而是在北京市设计院。他们办公楼也坐不下，就在设计院的马路对面有一个大院那儿也搞了一个设计点。
我们现场设计的是量大面广的基本图，比如框架的宽度、进深、墙的厚度，窗户、走廊的尺寸等等。一、二层平面图是我画的。冯钟平、甘伟林在张总指导下做立面与公共空间的装饰设计，其他量大面广的空间如休息厅、休息廊、楼梯间、展览厅，这些室内设计是我们在现场画的。休息厅天棚上有很多风口，要有很多的灯光照明，怎么布置，是长条的、圆的、还是方的，这些是我们设计的。走廊上、休息廊上要有吊灯，我还设计了吊灯的灯具，设计了一组荷花形的吊灯。我们一直把活干完才撤。”29）
上文提到的中央科技馆，整个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都是由蔡君馥和徐伯安两位先生负责的，主要由建零班参加设计的30）（图4）。除国庆工程外，清华在1958-1959年还参与设计了一系列配套项目，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学习馆以及2300座的解放军剧院。后者曾是建零班的毕业设计的“真题”，联合“我校建筑、土木、机械、电机四系师生200余人”完成了全套图纸31）。这一设计将解放军肩章的色彩和肌理抽象应用到正立面造型中，得到业主和社会的一致好评，惜未建成。清华设计院在1958-1959年间参与的国庆工程和配套项目曾多次接受党中央领导人的审查，培养了一大批日后蜚声中外的建筑家，成为清华设计院发展史上璀璨夺目的篇章。
图4 中央科技馆方案模型长安街一侧（图片来源：费麟先生提供）
4 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校内外工程
1959年国庆工程结束后，设计院和建筑系的一部分力量转入校内正在进行的大工程上。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主楼和精密仪器系大楼。而在此之前，从1958年起清华设计院一直派人参加在昌平建设的200号工程，包括工程物理系为主的屏蔽实验反应堆、工程化学系为主的核燃料后处理实验室（包括小710工程和大 710工程）及之后建造的低温堆和高温气冷堆。曾任昌平工地建筑设计代表（即今之甲方监理）的罗森先生回忆说：
“200号从1958年就开始干，当时选址选在前八家、后八家，但是污染也很厉害，后来迁到昌平。整个200号工程都是我们自己搞的，真不容易。设计工作1958年就开始了，学校先后派周月华、陈乐迁、周逸湖三位同志到工地，均因工作过于劳累返校，后来决定派我到200#担任工地代表。我是 1961年1月去的。工程物理系在1964年建起屏蔽反应堆，培养了一批人才，同时工程化学系建了900m2的房子32）在昌平做实验，利用萃取法对核燃料进行后处理。工程化学系的这个建筑有很厚的混凝土，掺入铁砂增加比重和防护不至外泄、保证屏蔽要求，操作时用机械手，同时要处理好废水和废气。小710 初试成功后，又开始建大710，然后才开始批量生产。200号工程后来在1978 年获得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这是很高的荣誉。”33）
清华中央主楼的施工在东、西配楼建成之后，曾作为1961、1964、1965和1966届土建系“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课题（图5）。关肇邺先生回忆：
“我们当时做了12层楼，后来因经济问题盖了10层。蒋南翔校长真是有雄心壮志要把清华做好。他推崇莫斯科大学，但是也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尽可能的做得好一点。我们的主楼在国内是比较好的，也可能是最好的。后来国内大学都学清华做一个主楼，都比清华小一号。清华中央主楼的室内空间设计是有层次的，里面有门厅、进厅，最后有一个圆厅。楼上也是这样。这种空间序列国内当时没有，像燕京大学这么重要的学校都没有。这也是受了蒋校长的嘱托，但是很可惜建筑盖好了以后他没有看见就过世了。
后来改革开放以后，10层楼实在不好看，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设计做了12层楼，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你们也看到过很多当时主楼的照片是缩脖子，后来又盖了2层，成了现在这样，这是我自己动手画的图。后来参加工作的老师也很多，一起完成的。施工图是在我们设计院做的。”34）
图5 关肇邺（右）和殷一和二位先生在主楼工地前合影（图片来源：清华设计院提供）
曾参与设计的高亦兰先生也回忆：
“我搞主楼的时候，那时候就盖10层楼，是学校重要的工程。学校将胡绍学老师调到甲方去帮助甲方保证质量，他当了甲方，我帮他设计。我们全是在现场设计的。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那一段我收获比较大的是真正在工地上盖房子，包括主楼地下的那个用于混响的声学实验室。我记得有一次梁思成先生想去看一下，那时候工地正在施工终究没让他进。那个混响室后来在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好多外宾还来参观过。
还有一个就是主楼后厅。后头大半圆那个厅还由暖通的人设计了空调。空调、灯孔什么的很不容易排列，那时候我们有个1965年毕业的学生35），后来被分到地铁的设计院去了，搞室内。他就为了把风口弄得好，他在外头找块空地放了一个1:8的大模型，然后就在研究风口搁哪儿、灯口搁哪儿，其实这个学生在实践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他后来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实际的锻炼对他用处很大。这个工程真刀真枪地锻炼了很多学生。
后来这个工程完了以后，一下子就文化大革命了，就请1966年毕业的一些同学给我们画竣工图。其实这个设计锻炼了好几届毕业生，1961年、1964年做修改后主楼的施工图，1965年做工地代表，1966年画竣工图，这几届的学生都锻炼了。因此，主楼设计锻炼学生的本事是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他们也体会了很多。”36）
清华园内另一处重要工程是位于主楼西南方向的精密仪器系大楼（工程代号9003大楼），总建筑面积24,400m2，2008年与清华校内的闻亭、自清亭、主楼、学生宿舍1-4 号楼等一道被列入北京市优秀现代建筑保护名录37）（图6）。设计人费麟先生回忆：
“我参与了9003大楼设计的全过程，从规划选址和做方案，做初步设计和施工图，一直到配合施工，一直到1966年1月份完成试运行与验收，整个在9003设计当中边搞基本建设工作，边教学。那个时候因为搞了这个工作，我的教学就很有题目了，在辅导工业建筑的设计原理及构造课时，里面我就把精密仪器厂的内容放进去。1963年7月清华大学出版了工业建筑设计教研组主编的《精密仪器厂建筑设计参考图集》。
9003当时在清华也是高科技项目，抓的比较紧。市委下的任务要精密仪器系建一个恒温大楼，使保密项目。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里面是搞光栅刻线机，是制造芯片刻光栅的机器，此外还有精密仪器、精密机床、精密电镀。这个楼就交给清华土建综合设计院设计。精密仪器系他们出工艺设计，我们土建系出建筑、结构、水、暖、电，实际上是工业建筑但是也算科技建筑。”
图6 9003大楼建成后照片，1966（图片来源：费麟先生提供）
1964年下半年，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布局，清华派主管建设的党委副书记胡健及设计院谢照唐等人两次前往四川选址建设能容纳5个系的教学和生活的清华分校，即后来的清华绵阳分校工程（651 工程）38），该工程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参与了选址、建设全过程的谢照唐先生回忆：
“到1964年的下半年，中央提出要搞三线建设。当时教育部就已经明确清华去四川，正好我是学规划的，又把我调出来去踏勘，跟着清华党委与党委副书记胡健还有副校长何东昌，一起两次到四川。胡健在1950年是进藏的部队，认识李井泉，李井泉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任，所以他有这个关系。从坐火车第一站就到了广元、江油、绵阳，一路下来，一直到南边的重庆都去了。我就从技术性的角度，比如从地质、地貌，从当时城市的发展状况，加上学生有那么多人要吃东西，当时提供了几个点，就去给李井泉汇报。这个就是建筑规划所要考虑的问题。
当时的规划原则是所谓“散、山、隐”，不能集中，就是要靠山、隐蔽。所以去到每个县城都要到山上去。我考虑一个是电，一个是水，这是最关键的。来了几千人来吃饭，没有电、没有水什么都不要做了。再有就是路网规划。我们看了几个地方，像广元等等都不行，山都太陡，如果坡度大于20°很难建房了。要盖教学区、学生宿舍区，还得有运动场，是个大学嘛，所以选地就很重要了。后来选中绵阳这块地，靠胡健向李井泉多次汇报，最后同意了。当时北京到四川就一趟火车，不像现在，在秦岭要坐很多弯路绕来绕去才能到。实际四川农产品那些东西运出来的很少，后来学生去了吃的非常好。
（设计队伍）1965年1月份就到了绵阳。土建系老师去的很多，比如王炜钰、梁鸿文、周逸湖、郑光中、田学哲等等。当时工作条件很艰苦，住在区工所——一个四合院的平房，学生、老师都住在那，画图也在那里。四川冬天老是阴天，灯也很少，（毕业班的）学生就把绘图桌都搬到院子里画。有的同学也是分做哪部分工作，做规划的要上现场，测量都自己测，去了土木系的测量教师，带着建筑系的学生去做测量，大的地形都测量出来了，有了地形图才能做具体的规划。做了规划，等于是由规划的老师带着做，做了规划以后，才能做单体。当时单体做了不少，教学楼就做了4个，学生宿舍也做了，后来都盖起来了。”39）
除建校工程外，1961年设计院接受一处带保密性质的校外图书馆和档案馆设计任务，采用了现代主义风格，有落地窗和螺旋楼梯等元素，在当时是一种创新40）。（图7、8）并由殷一和等人将设计过程中搜集的资料汇集成册，由汪坦先生审查后出版，也因此为清华设计图书馆这一建筑类型积累了重要经验。
图7 北京某机关内部图书馆出纳厅和目录厅效果图
图8 北京某机关内部图书馆主阅览室效果图（7.8图片来源：清华大学土建系.图书馆.1964:124.）
这一时期配合国家经济调整，设计院还开展了住宅区规划和住宅建筑的研究和实践，典型的例子是1964年开始设计的左家庄新源里小区，在结构上采用震动壁板和装配式技术，开创了全国住宅校区应用装配式的先河41）。另外参与设计的还有龙潭和垂杨柳等住宅区的规划42）。
5 1980年代以后的快速发展
文革结束后清华设计院恢复生产，仍由汪坦先生担任院长。清华设计院在1980年代初期除接受了很多校外的工程项目外，还承担了北京市的一些重要研究课题的任务，如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的框架轻板研究（图8）。该项目的主要参与人之一钱素英老师回忆：
“框架轻板是1980年代搞的。框架没有梁，层高可以矮，就是没有梁，我们搞一个柱子，最后研究了一个柱子，然后这个板直接就搭在一个柱子的角上，然后钢筋弄了以后再给它浇灌起来。轻板就是指预应力的楼板里面填的材料，开始填的是纸蜂窝，箱子里的纸蜂窝，后来没那么多纸蜂窝，就改用混凝土。除了楼梯间是现浇的，其他全部是预制件的，因此建造的时间可以比较短，是装配式建造。当时土木系和建筑系有不少人参加，建筑材料、建筑物理等等，最后获奖的是3 个人：凤存荣、竺士敏和钱素英。但是因为那些材料都比较贵，造价比较高，另外搞楼板什么的没有现浇的楼板省事，所以后头就没怎么推广了。”
1984年至1986年清华设计院院长一职由当时清华副校长解沛基兼任，1986年9月建筑学院教师高冀生担任设计院院长，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基建处处长。在高先生任上，设计院参与完成了1986年版的校园总体规划，设计院也改制成为教育部领导下的、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甲级资质设计院（图9）。高先生回忆这一段历史说：
“我是1984年才进设计院的。当时有一个大背景，1984年邓小平先生访问清华，确定了要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校园要扩展，建设要扩大，列入了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工程项目。为此要找合适的人选，来承担这项具体任务，结果就落到我头上，1984年底党委书记李传信先生找我谈话后，第二天我就上任了，先后到基建处、设计院校规划委员会报道、上班了。我上任后就集中精力配合学校规划室的同志们抓紧调研，制定清华大学校园总体规划，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清华大学改扩建的详细规划，1986年正式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发改委，经批复、盖章，通过。之后，学校认真遵守‘86规划’，一直执行到2000年。
我到任设计院后，主要做了几件事，一是解决 甲级建筑设计院资质的问题，主要是健全组织机构和充实技术骨干队伍，形成独立的企业化管理的设计运行机制。二是依靠自身培养和争取校内外培训机会，稳定、提升技术队伍的专业质量。三是促进各设计室专业力量配套，包括从其他单位引进人才。此外还做了一批工程项目的规划和设计。经过全院同志的努力，1987年6月，我代表清华大学设计研究院，到国家教委接受颁发的甲级设计资质的证书，由此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正式成为独立的法人单位，全面地向社会开放，承接校内校外的工程设计任务。”43）
图9 框架轻板获奖证书影印件，1984（图片来源：高亦兰先生提供）
图10 国家教委主任刘忠德向时任设计院长的高冀生颁发甲级证书，1987.6.（图片来源：高冀生先生提供）
因应我国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清华设计院在这一时期转变为校办企业。1989年底开始担任清华设计院院长同时兼任建筑学院院长的胡绍学先生回忆：
“从1980年代开始，我们就有条件进入市场了，那就做的多了。但是我们办设计院的一个宗旨始终没有变过——不是为了挣钱，也不仅仅是为了学校的基本建设。因为各个大学就算没有工科的也有设计单位，盖的学生宿舍得有人管、有人设计，包括门房、食堂都得有人搞。请外部的设计院，不一定请得着。所以我们这个设计院不仅仅是办成学校的基本建设的工作单位，而主要是培养人才。所以说我们办院的基本方针就是产、学、研‘三结合’。1989年我们改名为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加了研究两个字，是中国设计院里面比较早的。
1958年成立的时候，我们根本还不是企业，而是学校的一个机构，名字叫做清华大学土建设计院44）。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取得市场，设计院是由学校发工资，不收设计费，也没有企业编制。但是到了1989年以后不一样了，因为当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设计院按照建设部的要求进入市场机制。进入市场以后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旦作为企业，进入市场机制，拿了营业执照，你可以有账号、可以跟甲方签合同拿设计费，这个时候就要有营业税等等。以前的设计院不脱离学校，编制上统统都是事业编制，现在我们编制上分开了，企业编制和事业编制完全脱开。
从1989年以后到1990年代，国家又实行了注册建筑师制度，只有在设计院工作，脱离教学的人才有资格签合同。这个规定对我们高校设计院不利，老师们没有办法参加，而要把高校设计院变成纯粹进入市场的设计院。当时我是建筑学院院长，我和建筑部联合其他8个大学的建筑学院向教育部争论。我们举有说服力的例子：在国外，西方发达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所有的教授都有自己的事务所，尽管规模很小。比如说美国哈佛大学建筑学院，每个教授都有事务所。为什么呢？他有机会做一些工程。虽然事务所有时候只有两三个人，七八个人，但是有机会参加实践。按照我们国家施行的这个制度，我们的大学老师、教授没有机会参与实践。这怎么行？脱离实践的话，光在课堂上、书本上，水平提高不了，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进行实践的地方。但国家又不允许我们教师个人开设事务所。怎么办呢？建立一个设计院，就是学校的设计院，可以允许大学里面建筑、土木工程、结构工程、给排水和电气等专业的教授去获得注册建筑师或者注册工程师的资格，研究生有条件的进来有机会参加工程项目设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针，我们学校对这个比较坚持，包括校长们都去说，最后全国高校实行了注册建筑师制度。这样才保证我们院的办院方针和外面的设计院不一样。
北京市设计院等市场化的大设计院是生产机构，当然也是为国家建设服务，但是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当时主要是财务结算，我们当时的设计院虽然说是独立结算，但仍由学校管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做教学辅助，所以这个设计院是学校高校设计院的办学办院方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以出精品为主，同时考虑教学、培养学生这些。我们规定了教师要到这里做设计，我们设计院还要给系里的同学开课。这样的事情上市公司顾不了。”45）
目前清华设计院的员工数量已超千人，是专业配置齐全的大型设计院（建筑甲级资质），其定位仍是清华大学产、学、研平台，致力于清华大学的发展46）。于清华设计院60年来的发展历程，庄惟敏院长在一次访谈中有如下总结：
“第一阶段就是建国初。建国初最重要的时间段差不多是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那段时间大家知道大背景是大跃进，当时中国国力迅速的提高，新中国建立以后生产力大解放，所以大家心劲都特别高。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民族情结高涨，一大批以梁思成为首的建筑师，包括林徽因等，在中国传统建筑现代化的层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探讨现代的建筑功能怎样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体现了一种身份认同。在1950年代开始，清华设计院参与了十大工程。那个时候建造的十大工程，今天看起来仍旧是有意义的。国家大剧院初期的研究和历史博物馆的立面的研究设计，现在还有效果图、渲染图在建筑学院收藏，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间段。
其次，是1960年代3年自然灾害之后，大家开始关注的就是民生问题了。那个时候对住宅的设计和建筑业整体发展都变得比较迟滞。这段时间清华设计院仍旧没有放松，开到农村去，配合那个时候的“五七”干校，建了大量的和乡村结合的居住建筑、教学建筑、研究建筑。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迅速发展。城镇化进程迅速加快，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主要建筑都是在今天看起来非常有影响力的。当然最具影响力的，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时期就是在2008年的奥运会。奥运会一共有37个场馆，25个老的改造，12个新建。12个新建场馆里清华设计院做了3个。这些我们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从一开始的国家大剧院，到后来文革期间和乡村的结合，再到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带动的大建设，还有到今天更加开放以后的超大型工程，我们建设了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这些建筑也表明了清华设计院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一代建筑师在各个时间节点里也为此付出了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思考47）。
6 后记
本文是2018年5月以来历次访谈内容的摘选与缀合，也是《住区》2018年第5期所载“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之创建背景及早期发展研究”一文的资料基础。在机构史的研究中，我们历来赞成采取口述的方法，从而尽快摸清基本情况、得到资料获取的途径，俾利研究工作向前推进。通过这一次的访谈工作，我们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清华设计院的历史是清华建筑系（学院）发展史的一部分，二者密不可分。我们进行了的访谈工作，实际只是将来更宏大的工作的一个开头：它们仅仅扫清了一段模糊不清的历史的轮廓，而要了解更长时段的历史及其细节，还有待将来进行。但这种工作方法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这一次的访谈工作，得到庄惟敏院长的大力支持。设计院外联部诸位同志也尽心帮忙，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否则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个人之力即使“折肱举鼎”也绝难完成。我们尤其感动于访谈的对象——那些致力于建筑事业60多年的老先生们耐心解答我们的疑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并对本文初稿进行了认真地修改。作者一并致以谢忱。
（原文刊载于《世界建筑》201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