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校史馆 金富军
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是清华大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具有较为独特的校园文化。闻一多在清华学校求学十年，深受校园文化影响，这在他早年许多著述和实践中粲然可见。闻一多对清华学校的校园文化有接受，也有批判，也正是在吸收与批判中，闻一多开启了他一生道路的起点。
闻一多在清华学校求学10年，深受清华学校校园文化影响。凡涉及到闻一多早期思想，均会涉及到清华学校时期校园情况，但多为背景式概要介绍。本文就闻一多思想中几个重要方面，从清华校史角度，提供一些闻一多求学期间清华学校在教学、管理、校园文化等情况，希望能对闻一多思想形成的环境以及闻一多思想形成有进一步的了解。
文化接触地带中的中西文化并重
清华大学最初是利用美国庚子赔款的退款建立起来的。因此，清华学校也被视为带有“国耻”的印记。身处其中的师生感受尤其强烈，称学校为“国耻纪念碑”。赔款象征着国耻，但其本身又是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故耻辱感外，清华学生亦深具感恩思想，更懂得自己肩上的重任。“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更不幸而生长于国耻之中。……不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
学校注意从学校特殊背景中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培养学生担当精神。1914年12月，周诒春校长在演讲中，提醒“清华学生既受特别权利，当奋发有为，不当虚骄自大。”“同学苟饮水思源，念斯校之所以立及经费之所由来，当滴泪涌心坎间，卧薪尝胆，刻苦艰辛，油然提起爱国心，为中国做些实事也。”“清华学生当群策群力同气同声，以达救国之目的也。”“事之成败得失在群与散及合与离。清华同学均爱国男儿，以救国为前提，则欲达此目的也，在团体力之凝结而已。苟能一心一意，不折不挠，不顾艰难困苦，互相提携，一直做去，将来各以其所学为社会用，为国家用，数十年之后，内乱自消，外患自灭，中华民国四字灿然炫耀于光天化日之下矣。”
1924年6月，闻一多在给家人信中写到“我辈定一身计划，能为个人利益设想之机会不多，家庭问题也、国家问题也，皆不可脱卸之责任。若徒为家庭谋利益，即日归国谋得以饭碗，月得一、二百金之入款，且得督率子侄为学做人，亦责任中事。惟国家糜巨万以造就人才，冀其能有所供献也。”“我辈得良好机会受高深教育者当益有责任心。我辈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当多担一分责任。”很显然，闻一多表达的正是学校所提倡的。
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美国式校园氛围浓厚。清华学校设西学部和国文部，西学部课程、教材等“均仿照美国学堂”，教师中有很多直接从美国招聘。当时不仅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而且学校的体育、兵操、课外活动等大多模仿美国学校。英语成为学校通用的语言文字，除大多数课程以英语讲授外，学校行政的会议、布告、学校出版的季刊与年刊、校长的训话、中外名人的演讲和辩论会、戏剧歌舞演出等，也大半用英文。再加之，早期清华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均出自外国设计师的手笔，许多建筑材料也是来自美国。这些建筑和清华学堂、同方部，组成了清华早期校园的欧美风格建筑群。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清华时，感觉“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
这种美国化的校园氛围反映在学习上，是学生普遍重视英文而轻视中文。出现了“一班之中，上课之时留心听讲者十不得一焉。课题作文，依时缴卷者十之二三耳。上国文堂看国文书半数而已，早出晚归、行动自由、习以为常、谈笑自若、议论风生数见不鲜。”社会批评清华学生“感化受美最深”，“未‘出’而先‘洋’”。 “预备‘留美’，而未尝预备‘回国’，可耻孰甚。”“清华是买办学校，所以最漠视中文。”
对此，学校也曾出面力图有所改变。1917年2月，周诒春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说：“君子务本，本立则学有根底。学之中，以国学为本。吾校为留美预备学校，英文自应特别注重，惟近来同学之心理，颇有数典忘祖、舍本逐末、只重洋文、轻弃国学之倾向，此岂佳象哉。国学范围綦广，研究之途不一，今校中奖励之法亦多，国语演说也、国语辩论也、周刊与清华学报中文部之篇幅也，盖无一非研究国学之资，及奖励国学之法也。至其主体，尚有国文课程。学校之为吾人谋也，至矣尽矣，吾人其何以毋负学校之栽培而保国粹于既衰，振国魂于既微耶？此就国学言之，盖智育之一部也。”
清华学校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文化接触地带，“始终存在的不平等的文化状况, 也会使主体的文化心理更趋复杂。清华浓厚的美国化倾向无疑是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凸现了这种冲突, 由此导致学生对母体文化和民族利益产生强烈的危机意识。”
正是这种危机意识，1916年5月，闻一多写出了《论振兴国学》。提出要振兴国学。“惟新学是鹜者，既已习于新务，目不识丁，则振兴国学，尤非若辈之责。惟吾清华以预备游美之校，似不遑注重国学者。乃能不忘其旧，刻自濯磨，故晨鸡始唱，踞阜高吟，其惟吾辈之责乎！”1921年4月，闻一多在《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中描述中文课堂闹哄哄的情形，批评清华学生“在英文课堂讲诚实、讲人格，到中文课堂便谲骗欺诈、放僻嚣张，丑态恶声，比戏院、茶馆、赌博场还不如。”
以历史后见之明看，根本原因还是时代背景与中西文化冲突下师生心理变化。这种现象，脱去清华“以造成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目标这层原因外，也反映出晚近以来社会风气的急剧转变。近代以来，西潮东渐，社会风气全面向西。“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是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在文化竞争方面是有备而来，中方则是在竞争中逐步认识到‘学战’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
这种心理和思想方式的转变，使得西化成为占据强势地位的现代的标准。1923年9月，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清华校友、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在写给在清华求学的贺麟信中指责“我看清华下学期新聘的国文教员尚有前清举人翰林之属，以这种旧人物来作国文教员，足见清华的国文，还没有上轨道。”历史上学子亟亟追求的功名，此时已成为一种落伍、过时的标签。这种流风所及，自然涵盖师生全体。在大势面前，这些具有功名的老先生心理，有落差，更是落寞。正如潘光旦总结的：“是这些老先生的封建修养特别到家么？是考进清华的中学年龄的孩子们特别调皮么？我看都不是。……简单地说，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上，老师们成了失败主义者，而学生们则成为取消主义者，两种人合作，就形成了当年清华汉语课堂上的怪异场面。”
在这种美国化、师生中普遍存在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氛围中，闻一多在吸取西学新知同时，坚持学好国学立场，甚至利用假期在“二月庐”博览群书，“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用笔记、诗话等体裁写成并发表，正体现了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其精神实质是在不平等的文化现实中, 本源文化的一种防御自卫的敏感和本能, 以抽象化的文化民族主义来实现和保持自我的心理认定。”
针对1920年代闻一多提倡国家主义，闻黎明先生指出“这些人提倡国家主义，是基于真诚热烈的爱国情绪，而非出自意识形态的分野。”实际上，学生时期的闻一多的爱国情绪亦是如此。
完全人格教育氛围下的演说与辩论
清华学校推行德、智、体三育并举，要求学生全面发展，“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完全之人格谓何？其人之一切行动均在法律之内是也。”即鼓励学生独立自主、全面发展，养成各种技能，提高综合素质，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国家公民。
清华学生课业负担很重，“清华学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除放假外，均似在复习前面几节，这周有小考，下周有月考；一科如是，科科如是，而学生之几许时光，已被支配殆尽矣！一日出此堂，入彼堂，忙忙碌碌，疲于奔命。”
在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学生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各类出版物也如雨后春笋。在各种活动中，清华学生“意投则合，共策进行，纯然以公益为怀。”学生将组织、参与各种会社团体视为“自动的作业”与“练习的机会”，培养自己“创作的精神”。
作为训育的重要手段，清华重视演说和辩论。学校一方面请名人来校做演讲，杜威、罗素、泰戈尔、李大钊、陈毅、梁启超、蔡元培、颜惠庆等各界名人均曾来校演讲。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开展演说与辩论，周诒春、赵国材等学校领导还经常担任学生演说和辩论赛评委。
在演说、辩论风气很盛的氛围中，闻一多积极参与其中。对于偶尔的失败，闻一多自认为是奇耻大辱。闻一多曾到水木清华北面山坡上对着呼啸的北风练习演说八遍，也曾晚上出外练习演说十二遍等，由于他自我要求高，专心练习，使他成为全校闻名的演说明星和辩才。
严格管理下形成的规则与效率
如果说“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是清华学校早期教育的目标，那么严格管理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重以学校管理法，无不以培养完全人格为怀。”
周诒春校长推行严格管理，是因为他认为包括学生在内的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他认为在政治上，“国人更适合开明的专制制度。虽然美国人大声疾呼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和法律公平。但民主和法律的公平不适合我的同胞，现在的那些激动的演说，至少要落后美国人半个世纪。从传统来看，我们更接近英国而非美国，因此英国式的方法更适合我们。”从清华实际看，切合了当时学生总体年龄偏低的实际。清华招收中等科学生年龄在12至15之间、高等科年龄在16至20之间。中等科插班生年龄在14至15之间、高等科插班生年龄不超过19岁。清华学校学生，尤其是中等科学生，年纪幼小，根性未定，采取严格的管理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作为异日踏入社会之预备。早期清华订立了许多关于教务、总务、斋务、游学、考试、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的规章制度，1919年《清华一览》所载各项规则多达90个。
清华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管理，对年龄偏小的中等科学生尤其严格。学校设有“斋务处”专司其事，由斋务长负责。学生一举一动，均受严格管制，但它并不负责学生的伦理教育。学生全体寄宿校内，平时非有特别事故，或获得许可，不得擅自离校。学生不准饮酒吸烟；每周至少洗澡一次。1915年起，中等科每两星期写封家信，学生的零用钱要存入学生银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需要用钱时说明理由从银行支取。花钱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一月得向斋务处交一次零用帐，看你的钱是怎么花的，同时由斋务处跟你把这个帐目寄回家去。
学校对学生处罚也比较严厉。学生进校时，每人有个品德簿，上有二十七格，受了处分，就记录在案。三次思过合一小过，三小过合一大过，三大过开除。
执行这些规章，养成了清华行政、管理、教学、生活等守制度、讲效率、“照章办事”的作风和处世习惯。罗素曾赞誉清华“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
同时，长时间共同生活学习，也使清华学生形成很强的集体意识。1923年毕业生张忠绂指出：“西方学校提倡运动的真正价值原在训练学生严格遵守规则，在两方面同意的规则下，作公平竞争。本团的团员必须有和衷共济的精神（team work），不能因个人想出风头，而影响全体的得失。”清华学生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清华学生善于自觉，富于同情的观感，具有牺牲的志愿，常时得着作事的乐趣，尤肯顾全团体名誉。”
清华的熏陶深深地影响了闻一多。1919年5月17日，闻一多给父母信中，报告清华及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情况，“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素所习练使然”正道出了几年清华严格管理熏陶形成的好习惯。
五四运动以前，学校禁止学生“与闻政治”，全校没有自治会、学生会等全校性学生团体，只有每级级会以及一些学生自由组织的社团。绝大多数学生政治观念淡薄。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思想变了，尤其是政治思潮传入学校，学生成立了唯真学会。直到1923年，施滉和徐永煐、梅汝璈等人在唯真学会内部又成立了一个名为“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
研究者普遍认为，清华读书期间，闻一多参加的各项活动，包括文学和艺术创作，可以说是基于朴素的爱国情怀进行的社会改良的尝试，政治色彩、党派和革命意识都比较淡薄。闻一多先生如此，清华大部分学生亦如此，这首先源于学校的严格管理。
应该说，严格管理是实现完全人格的手段，但并非唯一。学校也通过伦理演讲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闻一多对此认同并充分肯定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
从1916年开始，周诒春校长在校内推行职业演讲。演讲面向即将出国的高等科四年级同学，旨在辅导学生较为深入了解和认识各类职业，帮助毕业班同学进行学校、专业选择。这种以系列演讲为代表的职业指导开创了国内职业指导先河，“可算是国内学校推行职业指导的鼻祖。”
在高等科1-3年级以及中等科,定期举行伦理演讲，旨在配合学校贯彻培养完全人格的教育宗旨。“每两星期则请中西德高学广之人来校演说伦理，虽然伦理之为道，非仅仅空虚之谈，足以感化人心。故本校之伦理演说，每以各项职业为题，研究各种职业应具之道德观念。若是，则伦理者，乃实用之伦理，非徒空文而已。” “伦理道德为人生立身之大本，而应于学生时代加意涵养，异日在社会上方可站定脚跟，免除不名誉不道德之行为。本校特于道德一端，趋查实际之研究。成年学生由名人之演讲以发展其实用道德之趋向，幼年学生由职教员之教导以渐趋于正轨。”
经过1916、1917年两年实践，清华学校感到职业演讲“对于个人择业极有裨益”，故从1918年2月起，改变此前职业演讲只针对即将毕业的高等科四年级学生的情况，将职业演讲代替高等科伦理演讲，面向全体高等科学生。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高等科一至三年级学生能提前接受留学辅导，以便于日后留美时学校和专业选择。但讲伦理演讲转变为知识性的职业演讲，显然削弱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的熏陶。
1921年4月，闻一多发表《恢复伦理演讲》。批评学校的伦理演讲变成学术演讲，失去了此前道德教化的功能。“我们承认现在我们学校风气的堕落，思想的鄙陋，几乎到了无以复加之点。其原因固甚复杂，我以为取消伦理演讲，也是一端。伦理演讲虽没有积极地提高‘道德音调’之力，可是确有‘杜渐防微’，禁恶于未萌底一种消极功用，至少也能指示给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使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个真确纯粹的是非。（我们作事纵然不能一一行规蹈矩，只要出了轨道的时候，自己知道出了轨道，也是好的。）所以伦理演讲的功用便是劝善。学校有章程，犯章便记过、开除，这是惩恶。有惩恶而无劝善，是什么教育？”客观地说，五四运动后学生心理和风气的丕变，绝不仅仅是因为伦理演讲性质的改变，而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但由此看出，闻一多对周诒春时期学校的伦理演讲的高度肯定。
强调社会事业与行胜于言
有学者指出“自清华求学起，闻一多就摒弃了古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思想，认为现代学生求学非古人为功名利禄而读书，而是为了社会进步，民族富强而学习；为改良社会，革新民族而奋斗。”这是符合实际的中的之论。揆诸实际，闻一多这种思想的形成，与清华学校积极提倡社会事业以培养学生的实干、服务精神有直接关系。
高等教育要服务于社会发展这一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威斯康辛理念提出于1904年，而周诒春校长1909-1010年求学于威斯康辛并获得硕士学位，对这一划时代的理念有直接的接触和深刻体会。在办理清华学校时候，周诒春大力提倡这一理念。
周诒春对社会事业的理解，并不仅仅在开民智、易风俗，也不仅仅是学生课外增加知识与提高才干，而赋予它更积极的意义。他将社会事业定义为“以有余之时间，有余之财力，有余之心思，谋他人之幸福之谓也。”周诒春认为当时中国积弱积贫，“惟其总因在生计之艰难。故其补救在谋生计之充裕。”显然，直接解决办法在于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改良政治法律、整顿金融等事业。但这些非一人一力所能成，也非学生知识、经验所能及。所以，学生只能采取间接的法子，“学生于求学时代，既不能有助于政治、经济、财政及军政矣，然则岂遽无一能有助于国乎？曰有，即从事社会事业，从根本上改革是也。”“至间接解决，在人人以其有余，谋人不足。以己之心思财力，增进他人之幸福。”即使话剧这样艺术形式，在“改良娱乐”的同时，也强调“服务社会”。
周诒春指出，中国落后的一大原因是“学生实行精神之缺乏”。因此，在校期间能够培养学生“养成实行之习惯，他日毕业应世，自不甘清净无为矣，此社会事业有造于学生之实行力者也。”可见，在周诒春看来，社会事业于国家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间接的途径，于学生个人是一个培养社会道德、锻炼社会才能的机会。
周诒春特别强调清华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与精神，他十分赞赏留美清华学生在课余上街演讲，认为此举“不自私其所学，而殷殷以公德为重。”“不特启侨氓之智识，亦可渐除外人之污蔑矣。”他指出，社会事业“为人而非为己，尽己之心力，以谋人之幸福。”
在学校提倡之下，清华学生热心投身于社会服务，自1912年成立青年会服务部，至1918年周诒春离职，期间共有青年会社会服务团（1912）、通俗演讲团（1912）、校役夜学（1914）、星期六学校（1914）、成府职业学校（1915）、星期日学校（1916）、清华社会服务团（1917）、补习学校（1918）等8个社会服务性团体成立。
在这些服务社会的活动中，清华学生“意投则合，共策进行，纯然以公益为怀。”既深入了解社会、认识自我，又很好地锻炼了社会工作能力。
在学校提倡下，清华学生认识到“像我们这般颓唐的国家，要想振作，非得有一群人老实肯作事。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抱着好心肠极力的作事。不管怎样作法都是好的。换句话，不管怎样，实地的工作最有价值。在学校里，养成不肯放过光阴，时刻准备作事的习惯最要紧。”
在这种氛围中，闻一多也积极组织、参与丄社、新剧社、美术社、游艺社、美司斯等社团的组织，以及《清华周刊》、《清华学报》、《清华年报》、《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辛酉镜》等出版物编辑。例如丄社的组织，社员“宗教观念底发达”、“改良社会的实行”和“灾区服务底踊跃”体现了丄社精神的修养和互助进步。丄社关于校内电影改良，他们观点引起了争议，但他们坚持社会改良的初衷和毅力，得到了师生的肯定。“他们怀疑了好久，后来曾用一个月底功夫去研究，把所得结果和改良意见，登在清华周刊里；一方面又提议道学校实行改良。……他们虽达到这几种目的，然所受的反对，实为前此所未有。他们讨论过几次改良校风底问题，都没有结果。在校中各种会社服务里，这期里他们多为之首领，提倡不遗余力。”
前揭周诒春校长反对坐而论道提倡起而行之，其中一项就是鼓励学生摒弃一味读书轻视体力的观念，积极参加筑路、种树、垦荒农艺等适当劳动。几年熏陶下来，“劳动的精神如耐劳、服务，等等，早已浸入我们同学的脑中了。”1916年，闻一多发表《新君子广义》，对传统“君子”提出批评，充分肯定清华学校培养“新君子”的理念和做法。他说：“旧君子之旨主静，静则尚保守；其弊不外徒言道义，而尠实践；马迁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是也。”“吾国自四民之途分，农以给食，工以成器，贾以资用，以及监门畜之，臧获任之，皆莫非益我者。独士自称君子，弗屑于细人之务，于是舒步籧篨之谓道，褎衣博袖之谓儒，呫哔咿唔之谓学；谬种流传，每况愈下。而所谓伪圣贤者，遂接迹于天下，以成今日之苶惫焉。呜呼！袁枚氏所谓士少则天下治，讵无谓哉？！今童子军之所习者，若结绳、烹饪，若缝紝，皆所以锻炼而范成新君子者也，岂得以琐屑病之哉！吾校前者有筑路之举，以士人而劳身役形，以事版筑之琐务，盖以也，吾同学其毋堕此新君子之精神焉可。”
1920年4月，闻一多发表《旅客式的学生》。“我们把眼光放开看，我们是社会底一份子，学校是社会里一种组织，我们应该改良社会，就应从最切近的地方——我们的学校做起点。学校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旅馆。”
显然，闻一多对坐而论道、实行精神缺乏的旧君子的批评，和对周诒春校长组织学生筑路等实干精神的推崇，都是学校教育的自然结果。
少年闻一多的思想的形成，有地域、家庭、学校等多重、互动的影响，也有他刻苦自励勤于思索。从1912年初冬入校到1922年毕业，长达十年的清华学校求学和生活，校园氛围和教育深深影响了闻一多。闻一多有接受，也有批判。也正是在吸收与批判中，闻一多开启了他一生道路的起点。
（注释略；文章收入陈国恩、方长安、张园主编：《2016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7-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