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禹
李嘉言与丁易的交往，史料无多。但二位作为著名的文学家，俱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物辞典》和《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却不够详尽。又作为国立西北师院二位受尊敬的学者，有必要将二位学者交往共事的点滴资料作一简单的汇集，供文史学者参考。
李丁二人订交，始于1942年8月在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国文系时。1942年8月初，李从昆明西南联大来到西北联大之师范学院任副教授，8月4日抵达陕西城固西师校本部报到，5日李蒸院长下达聘书，月薪国币320元。中下旬又从陕西城固越褒斜道，千里跋涉到达西师兰州分院国文系，教授中国文学史。此时丁先生已于1941年初秋到西师，讲授现代文学史课。二人又一起随学校从城固迁到兰州。至此二人关系渐亲密。原因是，西北联大成立后，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复员后改为北京师大）、北洋理工学院三校很不团结，派系纷争激烈。与同样合组的西南联大完全不同。不久西北联大即分裂，独立成校并分布于西安、武功及陕南各地。
李嘉言(1911-1967)在西北师院（1942.8.5-1947.7.14）唯一工作照片
李嘉言自昆明到城固西师报到前，亦感到西师本身派系关系复杂，因此他在后来回忆此时情况时，《自传》中写到：“我初到兰州西北师院，一个熟人也没有。事前又听说该校宗派复杂（旧北师大内部宗派），因此我抱定主意：只要我教好书，凭你什么宗派也干涉不了我，教不好书我就离开，也不会有人支持我。幸而我教书没有失败，学生还欢迎。渐渐有些进步同学来接近我，如牛维鼎、管家骅等。”李嘉言对当年教育界的人事关系复杂早有体验。在清华大学学习后期为此曾吃过大亏。①
李嘉言凭自己的自守、正直，认真和学识，在西师站稳了脚跟。西师校史和西师校友牛维鼎文章中都提到，当时国文系及进步师生中受同学爱戴的教师，第一位是丁易，第二位就是李嘉言。李鼎文教授后来在回忆西师早期的三位国文系知名教授黎锦熙李嘉言叶丁易文章中也提到“当时国文系的进步教师，得到广大青年学生爱戴的，除叶丁易先生外，就要推李先生了”②这是因为：第一，二人有真才实学，讲课深受学生喜爱；第二，二人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才俊（李长于丁二岁），都积极支持并参与学生进步活动。因此李、丁二人在1942年8月—1943年7月交往中，关系亲近。我曾在《李嘉言与陈寅恪先生》文中提到，李嘉言1942年9 月给陈先生信中，受丁易所托曾为丁易询问陈先生《注》等书是否出版。也是基于以上这些情况而推测。厦门大学文史学者谢泳教授读此文后，对此点提出疑义。是有道理的。后来查询资料：丁易因公开宣讲鲁迅、宋阳（瞿秋白）革命文艺思想以及解放区革命文艺及理论，因而受到排挤，1943年7月后离开兰州西师，到四川从事文艺工作，后到三台县东北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因支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又被解聘。
丁易（1913.9.8-1954）在西北师院（1941.8-1943.7）
丁易离开西师前后，地下党组织、进步学生正在创办进步文艺刊物《新地》（并组织了北辰书社、山阳读书会.创办学术刊物《读书月刊》）。李嘉言接受进步学生所托请，出任《新地》发行人。因此，李嘉言自己为《新地》 、《读书月刊》撰稿，同时也给重庆、成都、昆明的学者去信约稿。也给在成都的陈先生去信约稿，时间大约在1944年10月③。丁易托请李嘉言代为询问陈寅恪注《老子》等书，也有可能。因为陈寅恪给兰州的李嘉言第一封回信，是在1942年10月5日，丁易此时正在兰州西师。在此作此说明，仍供研究者参考。陈寅恪先生给李嘉言信中云：“自刊所注老子等书乞转达”，转达给谁、谁托李嘉言询及陈先生的，未詳。当是西师国文系授古代文史的教师，存疑待考。
丁易1943年7月被解聘离开西师时，曾写下一首七律：“南北东西笑孔丘，枣花香里买归舟。牌楼今已看三易，蝸角何期竟二秋！狂态自知难谐俗，豪情犹复哂封侯。书成廿卷千毫秃，纵使名山也白头。”诗中表达了丁先生愤懑且蔑视、刚直而不阿的豪情。此诗见之于他的学生李鼎文怀念他的文章中，李鼎文予以点评。这与丁易1941年初秋被聘为西师国文系讲师到兰州时，路经平凉游柳湖写下的七绝“万柳双堤绕女墙，一湾流水带斜阳。秋光如此诗情好，不见风流宋荔裳”。与离别诗，表达的心情和感悟已截然不同了。丁易离开兰州时，不知李嘉言是否和同学们一起送别叶先生。但是可以想见，二人定有离情别绪的交谈。因为，也是此时，李嘉言在给学生讲左思《咏史》（其二）诗时，在板书时写下了自己的一首新作《五律》：“何为栖栖欤，羲和御日行？物皆随之转，我亦得吾生。敝事今仍习，贤心老更成。穷通知有命，不为寸苗惊”。有趣的是，此诗，也是由李嘉言当年的学生李鼎文在忆念李嘉言的文章中，才得以保存下来④。李鼎文也予以点评：“先生在这里咏诗言志，表示了对权势者的蔑视”。李、丁二人同时的诗作，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情感！李嘉言在西师时诗作肯定很多，但这是已知的李嘉言在西师的唯一一首诗。李嘉言在兰州西师五年，发表论文23篇（部）。
丁易到四川后，与李嘉言应有学术及西师以及学生运动情况的信函交流，未见信史 。
1947年春，李嘉言又被“绥靖公署”列入“黑名单”将被拘捕。李嘉言在1956年5月入党时写的《自传》中，坦诚地汇报了这段历史及其中的原因：“1946-1947，一位同事教授李化方先生常找我谈政治（他现任西北师范学院副院长）我们两人分头找了几个朋友每月轮流请吃饭，吃罢饭就谈政治，公开宣传共产主义。他拉了一位在西师教‘三民主义’的，名叫李瑞微。我怕靠不住，他说不要紧，他是兰州市市党部委员。李化方说，他的思想并不是国民党的奴才。我拉了一位同乡任宗勋，是当时西师英文系助教。还有几位是李化方同志拉的。”
李嘉言在1951年10月27日在写入党申请书时，需要找个是党员的人为其证明这段历史，就给在安徽的牛维鼎写信，谈起了这段情况：“你自西师走后，我发起了李化方等六七人，定期聚谈时事，多宣扬共产主义。李化方自认受我的影响。”⑤（载于2015.5河南大学出版社《李嘉言纪念文集》205页）。《自传》中还写到后来事情的变化:“就在这一年，1947年的春天，一位同乡学生刘文生（刘文生同志现仍在兰州西师）忽然告诉我，兰州当局注意我，他说是听一位同学说的，那位同学的家长在当时绥靖公署作什么处长之类的官。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匆匆结束了课，就提前回到河南”。李嘉言以及一些同志被列入“黑名单”是否与李瑞微有关，亦有可能，未见史证。
“经当时河大工学院院长阎光复（振兴）介绍我到河大。阎是我清华大学同学同乡换帖朋友。我到河大之后，是承嵇老（文甫）张邃青先生支持的。当时河大反动势力也很大，有很多老同学知道我青年时期被捕过，由于这些情形，我在河大是小心谨慎的。但当时进步同学牛维鼎还是在我屋内开过秘密会议。”笔者兄妹幼时多次听父母提起离开兰州的原因，是父亲参加革命活动，被国名党反动派列入了要逮捕的“黑名单”。
李嘉言1947年7月中旬领取了一个月的薪水，偷偷处理了家具、书籍。李嘉言离开兰州时，毁弃了很多诗作文稿信件。因为，一是，恐有些革命活动的信函落入特务之手，会连累进步师生；二是不便携带。陈寅恪1944年11月给李嘉言的第二封信、闻一多1946年春从昆明给兰州的李嘉言的最后一封来信，以及闻先生给李嘉言第一封来信的后半部分，落款和闻一多名字
回到河南后，由时任河南大学工学院院长的清华大学同级挚友阎振兴举荐，在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了。而本年西北师院仍然把聘书送到了武陟家中，可能兰州西师很理解李嘉言1947年夏回乡探亲，因为反动当局要逮捕他，而就任河南大学教授。但1948年10月22日开封第二次解放时，旧河南大学师生分数批南逃苏州。而李嘉言一家是在开封6月24日第一次解放时就回到家乡解放区4个月了。失去了工作，没有了工资来源。为了生计，李嘉言远走200里外的郑州，在其1935年清华大学的学生、同乡、时在郑州国立十中任教务主任的张卜庥⑦李嘉言1926.8-1927.8在开封省立二中读高一时，张傧生任校长，受教于张先生。是李嘉言的弟媳张鸾英的本家兄长帮助下，在国立十中任高中国文教员。
西师从河南籍教师、同学中得知这一情况，也深感失去这样一位青年才俊对西师的损失。因此1948年7月13日，西师又提前给李嘉言下发聘书，仍旧聘请李嘉言为西师文学院教授，月薪增至国币500元，且提前托回河南的教师专程送到河南武陟李嘉言手上。并且西师在校学生也有十多人再次写信恳请李嘉言回西师任教，词恳情切。这些信函笔者幼时都看过。“文革”中俱焚之。因此推之，丁先生离西师后，学校及同学当有信函联系，恳请其回西师任教，与李嘉言有信函往来，实为不爽。而1948.8月河南大学也为李嘉言下发了教授聘书，月薪国币520元。但是，李嘉言都没有践聘，因为1948年6月21日开封第一次解放的当晚，李嘉言在西师以及河大的学生牛维鼎，受豫皖苏军区城工部首长杨一辰的委派，到李嘉言家中和李嘉言长谈到天将亮。李嘉言决定携全家回武陟家中，等待民主政府安排，决不随旧河大往江南跑，当然也实在回不了兰州西师了。
李、丁二人再次相遇交往是在1949年2—10月间。李嘉言1949年春节后第二天，由家乡武陟县政府宴别后，专为其雇毛驴代步送至焦作太行行署集中，又乘马车到新乡，再步行到达河北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华大是我党早期培养干部的一所大学，各部分散在正定县城各处，但相距并不远。此时丁易已早在1948年就在华北大学任课并任研究部中国语文研究室副主任。二人在正定及后来4月华大迁到北京后相处、交流仅二个月。华大4月1日进北京后，丁易就作为军代表参与了接收其二人任教过的母校北京师大的接管工作，出任北师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中文系教授（丁易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4月到10月，李嘉言在北京华大学习期间，曾前往清华、北师大他曾就学并任教过的学校，与清华管委会副主任吴晗（二人清华同级且为好友），北师大诸师友黎锦熙、刘盼遂、丁易等人见面，也多次通过电话。意欲华大毕业后留此二校任教。因此与丁易也见面交谈过。但由于河南高校的需要，新政协会议后不久，李即提前办理了华大结业及分配手续，随新河大第一任校长吴芝圃与嵇文甫先生回到了新河大任职。
新河大任职之初，因教学需要，1950年夏，由李嘉言主持编写校内急需的教材《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李执笔1937.7.7-1949.10.1段（见其手稿）。当与在北师大任教现代文学史的丁易有所请益。因为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遗著，于1955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李嘉言于9月9日，到开封南书店街68号北新书局购买一册。可见他对丁易以及现代文学的重视⑧。李嘉言一生专攻先唐诗文。但是对现代文学，在清华、西南联大及以后的教学中，也有全面的了解和研习。在兰州西师时，闻一多罹难，他在兰州发表的纪念恩师闻一多的文章《闻一多先生及其散文》中⑨，对闻先生散文风格，以及当时几位老散文作家散文的特点，都做了精到、画龙点睛式的评点和比较，即为一例。
1953年10月，丁易到莫斯科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仅8个月。1954年6月27日因脑溢血在莫斯科逝世，年仅41岁。李嘉言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10月14日，在开封人民医院逝世，年仅56岁。双星俱殒，思之伤神！
1947年8月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签发聘书第170号聘李嘉言为文学院教授月薪国币伍佰元
1948年6月24日李嘉言离职回乡，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签署聘书仍聘李嘉言为文学院教授月薪国币伍佰贰拾元
1948年7月13日国立西北师院院长易价提前聘请李嘉言为文学院教授 国币每月伍佰元 聘书第伍号
六万字 商务印书馆1947.9
贾岛年谱背面，右为李嘉言赠书题记手迹
20万字,版1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11月13500册,版2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4月1500册
《贾岛年谱》是李嘉言第一部专著。1936年春开题于北平清华大学。“七七事变”前初稿竟。第一次修改于1937年7月16日—1937年10月16日于武陟家中，第二次修改于1937年10月18日—1938年2月18日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第三次修改于1938年5月—1939年8月于昆明西南联大，第四次修改于1940年9月—1941年5月于四川叙永分校。经闻一多先生在云南晋宁县休假时认真匡审，也完成了闻先生自己的《贾岛》论文。经闻先生推荐，发表于1941年10月《清华学报》。获得1944年度教育部全国学术创作二等奖。1941年9月—1942年7月在昆明清华文科研究所，完成《贾岛年谱》五个附录。1942.8—1946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时，五篇附录定稿。完成《自序》，《自序》发表于1943年5月15日兰州《现代西北》；附录三《长江集考辨》发表于1946年1月《学术季刊》二期。1946年暑假前，第五次修改补充《贾谱》并定稿（含“自序”“目次”“附录”五篇），寄上海商务书馆。《贾岛年谱》1947年9月出版。寄赠作者20册。10月，李嘉言在国立河南大学收到赠书。10月，在河大东六斋办公室，题赠给姚从吾党玉峰张长弓赵俪生赵天吏马非百（元材）于安澜许骏斋蒋镜湖郭翠轩任访秋杨子固嵇文甫张邃青朱自清罗根泽黎锦熙罗常培浦江清诸师友（按作者当时题记顺序）。《贾岛年谱》出版后，岑仲勉先生予以评论，认为其“考证頗见绵密”。李嘉言曾予答辩，俱刊登在1948年《学原》一卷八期和二卷一期，后收入李嘉言《古诗初探》和《新校》。根据岑先生部分意见，李嘉言对《賈谱》“酌加修改”（第六次）。1958年，商务印出馆拟再版《贾岛年谱》，后因故未再版。1958秋，李嘉言接受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校订《长江集》的选题，1964年定稿，1983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收入《贾岛年谱》出版后李嘉言第七次校订稿。2008年4月作为“百年河大国学丛著”之一，由河南大学再版。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对《新校》曾予以评论 ，认为“考订精确，是目前贾岛诗集最为完善的本子”。清华大学蒋寅教授也予以高度评价。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在纪念其老师李嘉言百年诞辰时，曾著文《青山万里看 临风一长咏—读忆嘉言先生》。慨叹：一位苦吟的诗人 ，一本未名的诗集，一个执着的学者，历经30年，辗转万余里，时值国难，流转迁徙，七移厥居、七经修订，任教七校，勤苦可知。“这样的治学绝不是如今的所谓学者专家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每个人都应对照前辈学者反省自己，看看自己身上还有多少优良学统的血脉！”
（注释略）
丁易遗著（33万字）,作家出版社 1955年7月
李嘉言著作收论文17篇十万字1957年3月、1958年4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印刷16500册 左为李嘉言题签手迹
李嘉言论文集（40余万字）,王力（了一）题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
李嘉言纪念文集（44万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
2017.1.16-7.17廿二改稿成 王小燕老师 刘收先生帮助剪裁粘贴修饰所有图片共38次 致谢
2017.7.18 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