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昕 来源：人民政协报 时间：2016-11-24
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国人，想必都读过鲁迅的《藤野先生》。殊不知，在日本，特别是仙台，藤野严九郎也因为他的这位中国学生变得有名。藤野先生不仅成为中日友好的一张名片，他的故乡福井县建立了“藤野严九郎纪念馆”和“惜别”碑。他还树立了一个不带民族偏见、传播近代科学的教师形象，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现属的日本东北大学设立了“藤野先生纪念奖励奖”，以鼓励藤野先生式的教师。日本人对这段异国师生佳话的重视和研究程度出乎一般国人的意料。
甚至“鲁迅的仙台时代”也成了一门学问。1973年，来自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和市民志愿者成立了专门的记录调查会，搜集和考证有关鲁迅在仙台一年零七个月的留学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字和影像的史料，成果很丰富，进而成立了“东北大学鲁迅研究课题组”。2005年因获得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医学笔记”电子复制版的捐赠，课题组的研究获得了一个大的发展。
日本东北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是课题组负责人的大村泉教授在清华讲学时，将课题组搜集到的照片集（以下简称照片集）的电子复制版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由于日本学者在鲁迅仙台时期的史料搜集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照片集使我们获得了一些国内不常见的资料。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也是《藤野先生》一文发表90周年。本文以照片集为基础，将《藤野先生》中的一段段文字还原成一幅幅历史影像。
藤野先生其人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对于初见藤野先生，鲁迅写道：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在照片集中，有一份藤野先生的亲笔履历书，是明治34年（1901年）被仙台医专聘为教师时提交的，上面记录了他的学习经历、工作履历，以及工资变化———从月俸5元一步步升到年俸480元等等。履历并无不凡之处，这个年俸也是教授薪资等级里面最低的。鲜为人知的是，藤野是在鲁迅入校前两个月，才升任为教授的。并且在1915年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医学系时，还因资格不够而被迫辞职。求职无果，藤野离开仙台，回到故乡福井县芦原市开办诊所。
一张“藤野医院”的照片里，墙上挂着藤野先生穿过的短大衣，架上整齐地摆放着藤野先生用过的皮包和一些医疗器具，擦拭得非常干净。另外两张：一本诊疗薄和一份诊断书，字迹还清晰可辨。一切就是一个乡村医师应有的模样。当看到藤野先生给孩子编写的法语教材和英语教科书时，严谨刻板的形象才多了几分亲切有趣，仿佛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
藤野（教室正中穿西服站立者）和学生在解剖室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几张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照片。藤野小学时学过汉字和汉学，老师野坂源三郎教授的是朱子理学。一张有关藤野藏书的照片，是一本泛黄的线装书《近思录》，这是朱子学的入门书。一本藤野先生亲手抄写的《论语》，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这些反映藤野汉学修养的照片，虽是情理之中，却也在意料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竟然在甲午战争后对一个学习西方近代医学的日本人仍有一定的影响！想必藤野先生当年看到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是有一些文化上的亲切感的吧。所以藤野在晚年回忆鲁迅的文章《谨忆周树人君》中写道：“我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所言非虚。
照片集中有一张是岩波书店出的日文版《鲁迅选集》，这恐怕是仙台一别后，藤野先生收到的唯一有关鲁迅的物品了。
藤野收到的《鲁迅选集》（岩波书店）
1934年，鲁迅的日本弟子、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询问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的收录作品，鲁迅回信答一切随意，“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1935年，增田涉将这些事写信告诉藤野严九郎，并随信寄去了一本《鲁迅选集》，也就是照片中的那一本。时年61岁的藤野先生才得知以前的学生周树人成了作家鲁迅。此时距离二人仙台惜别已经过去近30年了。
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他终身未得到藤野先生的音讯。
鲁迅医学笔记
藤野先生给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最初的帮助，就是那套著名的仔细批注过的医学笔记：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这套笔记，鲁迅生前一直未找到，以为搬家丢了，深觉遗憾。所幸的是，这套笔记后来在绍兴亲友家被找到了。原件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一般研究者轻易不得见。整套笔记有6册共1806页，循着页码号可以还原当时授课的顺序。2005年，鲁迅博物馆将这一珍贵文物的电子复制版赠送给东北大学。“东北大学鲁迅研究课题组”借此展开一系列研究。
大村泉教授捐赠给清华图书馆的电子复制版有18页，属于“脉管血笔记”——也就是藤野先生教授和用红笔批改过的笔记的一部分。鲁迅的笔迹瘦小纤细、微微向右倾斜，经过100多年字迹仍然非常清晰，不难辨认。所画的解剖图至少使用了红、绿、紫、黄、黑等五种颜色来表现不同的部位。同时捐赠的还包括课题组对笔记进行翻印、解读的资料图片，以及可以与鲁迅画的解剖图相对比的同班同学所画的图和当时通行教材中的插图。
鲁迅的解剖学笔记与对照的翻印件
所谓翻印，是将手写体的鲁迅的笔迹和藤野的批注经过辨认，用印刷体、按照原文（除了把旧式日语翻译成现代日语）、原语种、原色彩、原排版一一翻印出来。这种做法，笔者窃以为和课题组负责人大村泉教授的治学风格非常相似。大村泉教授是国际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委会委员。MEGA编委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处理就采取了与鲁迅解剖学笔记极为相似的方式。
笔记经过翻印，再请医学特别是解剖学方面的专家来分析鉴定，就可以确定当时鲁迅掌握解剖学知识的水平，并判断藤野先生的批改是否合理，以及推测藤野作这些修改的意图。
日本学者认为这份“鲁迅医学笔记”不仅记录了鲁迅本人的日本求学经历，而且是一份记述了日中两国医学史的意义深远的珍贵资料。
参与解读的研究者来自医学、医学史、教育学、经济系、情报科学、国际文化等多个领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体。
除了鲁迅早年的求学道路和思想发展，研究还扩展到很多课题，例如明治时代日本医学教学水平的评估、解剖学术语的变迁，等等。
幻灯片事件
幻灯片事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一个导火索。鲁迅在教室里看到日本人处死被当做俄国间谍的中国人的画面时，日本同学欢呼“万岁！”而画面中的国人麻木不仁，深感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愤而弃医从文：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鲁迅当年上课时看过的幻灯片
在仙台，有关鲁迅资料的调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陆续发现了很多有关鲁迅的史料，其中就有《藤野先生》中所说的幻灯片。这些幻灯底片，是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里找到的，色彩还非常鲜艳。找到了15张，整套是20张，有5张丢失了。
幻灯片的内容，大多是日本士兵军官不畏牺牲、英勇杀敌的场景。遗憾的是，这15张中并没有“处死为俄军当间谍的中国人”的场面。为此，日本研究者从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找到了一些宣传照片，确是日本军士斩首留着辫子头的中国人的场景，标题写着“满洲军中俄探的斩首”，照片摄于开原城外。
对于这批幻灯片，中日学者还有过争论。因为找到的幻灯片中没有处死中国人的画面，日本学者认为鲁迅可能是从当时的报纸等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中国学界将《藤野先生》看做回忆性散文，而日本学者据此将其看做自传体性质的小说，虚构的成分更多。尽管如此，多数日本研究者仍然认为，鲁迅的记述确实真实反映了当时日俄战争气氛下的社会状况。
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当时的日本实行征兵制，仙台是一个承担了约一万名士兵的军都。仙台医专的一些教师、职员，甚至学生（包括鲁迅的同班同学）应征奔赴前线，同期毕业生中有一多半当了军医。同时，1905年仙台所在的日本东北地区遭遇了农业大歉收。但是日本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征兵和严重歉收一般会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反而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胜利后的五次祝捷大会有四次在仙台举行。一方面被部分日本同学歧视，一方面又看到日本社会制度的先进，怀揣救国救民理想的鲁迅心情也许是非常复杂的。
100多年过去了，通过照片还原的历史影像重读《藤野先生》，故事不再简单，故事也没有停止。虽然中日两国的发展已经今非昔比，但日本学者能坚持几十年搜集史料，不断拓宽加深，使得鲁迅的仙台时代成为一门学问，这种治学态度令人受益良多，由此更能体会鲁迅当年受教于藤野先生的心境。
清华大学与日本东北大学的书缘：服部文库
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以照片集为基础，举办了《鲁迅与仙台》展，引起了校内外读者的强烈兴趣。事实上，鲁迅、日本东北大学与清华大学之间曾有很深的缘分。
为了纪念鲁迅，日本东北大学特别设立了“东北大学鲁迅奖”，授予通过学术交流等活动对东北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中国个人或团体。2004年鲁迅留学仙台100周年时，首届鲁迅奖就授予了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教授，表彰其为中日大学间交流作出的贡献。两校之间学生、学术的交流也由来已久。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华诞之际，图书馆接收了来自日本捐赠的“服部文库”藏书近2万册。“服部文库”是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专业库，具备语种齐全、专业性强和原文版多等特点。在国内高校同类文库中首屈一指。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服部文库”
“服部文库”为何会花落中国清华大学？这还要从三代东北大学教授说起。第一代，服部英太郎教授（1899-1965）生前就职于东北大学，他在二战前就注意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去世后将自己的收藏留给了儿子服部文男。
服部文男教授（1923-2007）不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还是文献学家和藏书家，会12种语言，曾在东北大学工作35年直至退休。父子两代同为学者兼藏书爱好者，其藏书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在日本都闻名遐迩。服部文男去世后，两代人的藏书经由大村泉教授转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大村泉是服部文男的弟子，也是东北大学经济学部的教授，与清华大学哲学系有着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关系。
大村泉教授还是国际MEGA编辑委员会委员。所谓MEGA，是对KarlMarx/FriedrichEngelsGesamtausgab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简称，它正式出版于1975年，预计出版114卷，“是关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印刷物、手稿以及来往书信的完全的、历史的批判的全集”。其特点是按原语种、原貌发表，并配上详尽的学术资料卷。“服部文库”藏有已经出版的60卷新MEGA，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完整收藏新MEGA的文库之一。
大村泉教授不仅将自己一部分藏书，以及另一位东北大学教授安孙子麟的藏书增添到“服部文库”中，还在2014年，将他所主持的“东北大学鲁迅研究课题组”搜集的照片集的电子复制版也赠给了清华图书馆。由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些国内难得一见的历史照片，揭开鲁迅的仙台时代不为世人所知的一些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也是中国较早收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学者之一，他留下的书账中能看到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例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艺术论》、河上肇著作等等。鲁迅藏书中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多为日文版，其日文藏书也以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类著作最多。毫不奇怪，这些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我们都可以在“服部文库”里找到。
因为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中国人最早从日本人——先于苏联人———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追溯起来，鲁迅的马克思主义藏书与他的早年留日经历不无关系。1904年，也就是鲁迅入学仙台医专那一年，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堺利彦与幸德秋水合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日译本。
1906年，鲁迅弃医后住在东京时，曾与堺利彦等人见面叙谈，还购买了一套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这份刊物登载过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日文首译本。那一时期，鲁迅还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陈启修（又名陈豹隐）相交甚厚，后者是《资本论》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
100多年过去，中日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合作增多，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文化传播者。《藤野先生》中的“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仍没有过时，不断被后来者所传承和践行。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思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10JZD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