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再生
前言
吴有训（1897～1977），出生于江西高安山区贫困农村；山村少年的艰辛劳动生活和父、母亲为人的影响，养成了他坚毅、正义、勤奋、务实、吃苦、耐劳、大度、包容的个性。他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师（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一年后考取江西省官费留美深造；192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1950年，吴有训应中科院之邀，以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身份，出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从此他调离了工作21年（也是他的“黄金年龄时段”）的大学教育界。
1955年中科院建立“学部”体制科研管理，其中的“数、理、化学学部”就是在吴有训直接主持下建立、并分管的、“确实具有权威性”的、有关学科的学术领导机构。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号召；为了解我国科技工作现状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中央专门安排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在怀仁堂、向有关的部门、省、市领导，作了这方面的专题报告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领导同志也都是参加者[1]。
他更因学术视野深远，而在科研方向、科学发展方面的高瞻远瞩；仅举一例：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就认为不应该只满足于从技术角度对电子学的思考，而是应该在科学基础上、特别是对半导体方面开展电子学研究；他在1952年决定，中科院设立电子研究所，调陈芳允先生到北京主持筹备工作，他自己兼任筹备处主任，他坚持电子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课题和研究基地，这是新中国电子学科研究工作的开端。但在当时他是少数,所以电子所的建立和发展，几经起落，只是在他的坚持下才得以保留电子所的设置。后来的科学发展结果，证明了他的正确，也反映出了吴有训对科学问题的深刻见解。“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芳允院士，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饮水思源，早期吴有训的远见卓识，是应该载入我国电子科研发展的史册的[2] ”。
他作为中国学术界代表人物之一，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关切、重视。1977年11月吴有训病逝，邓小平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中国学术界大多都知道：吴有训是中国物理界最早（1923～1926）参与“诺奖”工作、并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者——帮助他的导师康普顿(A．H．Compton，1892～1962)，为近代物理学以“里程碑”而称著的“康普顿效应”(Compton Effect)、这个伟大的学术发见之学术建立与确认，铺平了道路；并因此而成为国际知名物理学家。
吴有训在完成参与上述“诺奖”工作之后，谢绝了美国学术界的热情挽留、回到祖国坚持以“科学报国”。1928年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热情邀请下“加盟”清华，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因他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他的母校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校长而离开，吴有训共在清华大学（含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任教17年（1928～1945），历任物理系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抗战期间他还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领导成员；他在这17年期间的有关中国大学教育发展之论述、讲话、演说，也已编辑成文集出版。
那么，吴有训在上述17年期间对清华大学教育学术发展，作出了那些重大的、有影响的学术贡献呢？
笔者十分赞赏清华校史馆的现任领导对此问题所持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严谨、认真、求实、求真、开放、开明的学术风尚———2016年的3～5月份，清华校史网站先是发表了由清华大学田芊教授推荐的笔者二篇拙作：《吴有训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该文是在清华大学叶赋桂老师的重大修改稿﹡基础上写成的）及《吴有训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实践》；随后又发表了笔者新写的《吴有训、叶企孙的关于“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此三篇拙文比较全面、如实、系统地揭示了：吴有训上述17年期间，在清华大学叶企孙支持、合作下，所进行的系列重要的大学教育学术实践史实与成就，以及吴有训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实践史实与教育学术成就。
由于上述三篇拙作之首要使命，是恢复该学术历史之原貌，这导致了该三篇拙作是在写史实过程中夹议学术，致使篇幅很长，且将史实、学术二者在一起交叉阐述，使读者不易集中于深入分析、理解吴有训的学术贡献内涵。
为此，笔者专以本文来具体地介绍、梳理、分析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含西南联大）期间的主要学术贡献（含涉及叶企孙的部分）之内涵与实际学术意义。以供读者参考。
﹡该“修改稿”以《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及其在清华的实践》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3期发表。
吴有训在清华大学期间的主要学术贡献
（甲）对吴有训各主要学术贡献的“全面综合性”阐述：
（一）吴有训在叶企孙支持合作下，在老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际的形成了“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即在清华物理系，系统的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使物理系获得“跨越式”发展。随之也使老清华大学教育学术水平，上升至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并开启了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
吴有训结合当时清华大学的实际，在物理系提出了：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他的原话是：“理学院之目的，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3-1]”，“在中国的学术现况下，大学主要工作的一种，自然是求学术的独立。所谓学术独立，简言之，可说是对于某一学科，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且能对该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那么该一学科，可以称为独立。所以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是决定一个学科是否独立的关键[3-2]”。 其内涵，结合吴有训的实践，可以解读、表述为：“为了实现学术独立，理学院各学科要在实现教育与科研并举的基础上，在完成正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对各学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来实现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而组织起一支包括了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名师”队伍，系统地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4]。
系统地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实际上成为老清华物理系、理学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教育总纲[5]。同时，叶企孙、吴有训又主导形成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6]，并和物理系全体教师：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霍秉权等诸位先生一起坚持了这一学术精神，共同努力奋斗。
吴有训、叶企孙们,主要从以下三个环节着手：1、实现教育与科研并举；2、作出获得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实现“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坚持正确的教育思想、方针，同时要求教师们力争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组织并形成“名师”队伍，实现高质量教育。吴有训、叶企孙与物理系全体教师，对这三个环节进行了大量、高学术水平和高质量要求的、艰辛且繁杂的科研、教学具体工作（也就是“做实事”），并取得了成功的突破，在老清华大学物理系，系统地建立起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即：形成了实际的“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
“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实际的形成，使中国大学教育第一次做到了：1、改变传统教育旧体系、实现了教育与科研并举；2、开创了中国的近代物理科研，并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进而创建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实现了“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组织、形成了“名师”队伍；4、实现了高质量教育；等方面成功的综合性学术创新实践。使老清华大学物理系，全面的进入到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实现了提升老清华物理系的整体学术水平，使老清华物理系的教育工作从此可在高层次的学术水平中运行。提升老清华物理系教育学术水平，上升至相当于当年欧、美类同大学的学术水平，也为进入“盯着世界科研发展前沿、来进行发展自我”的运行轨道、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7]。
老清华物理系也因此获得“跨越式”发展，而人才辈出：
吴有训曾对这一期间清华物理系培养出的人才做出过这样评价：“他们在大学本科所受的训练，既属相当结实，毕业后入研究院或其他相当机关继续研究，大多成绩斐然，有不少的成就，要是有机会出国，便立可加入欧美任何大学的研究室进行工作[8]”。
1929至1938年的十年间，老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69人，研究生1人。70人中，入选中科院院士23人，美国科学院院士2人。其中有6人还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具体来说，上述十年期间老清华物理系培养出了：王淦昌、周同庆、龚祖同、冯秉全、王竹溪、赵九章、傅承义、张宗燧、翁文波、钱伟长、彭桓武、王遵明、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葛庭燧、秦馨菱、林家翘、戴振铎、胡宁、李正武、陈芳允、张恩虬（以上顺序指毕业的先、后）以及余瑞璜、陆学善（为吴有训的研究生）等一批著名学者。而成为中国大学教育历史的一大“亮点”，被后人所传颂！
“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实际形成，使老清华大学教育全面进入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从而填补了当年老清华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短板”，在清华建立起了：高学术水平的自然科学教育领域。并造就了当年国内顶尖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同时开启了清华的研究型大学发展道路。
“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在清华的实际形成，更使老清华大学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1928～1937），就使其教育学术成就，位居国内大学之前列！
对老清华的上述这一段教育学术发展经历，老清华大学资深教授、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也曾做过一次清晰的阐述：“清华学校本来是一所留美予备学校……在当时，它是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1928年北伐胜利，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法规，……就从这时候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副的大学。在这一突变的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的排头兵，……[9]”。以上陈岱孙教授所说的“这一突变的过程”，就是指：上述吴有训、叶企孙当年在老清华合作，系统的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即“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实际形成、之过程。
“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实际形成，也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学术“突破”，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也是中国大学教育在科研、教育方面重大的发展、进步。可以认为、从此中国大学教育进入了：各大学都努力创造条件，建立“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这样的历史新纪元。其对中国大学教育事业所造成的推动与冲击，颠覆了旧的传统教育学术体系，用“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来取代。其结果是：使中国大学教育事业进入了“现代大学教育”的更高学术水平、更高层次、发展新阶段。同时，开启了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发展道路！
从此，清华大学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领头羊”！
因此，这是吴有训（在叶企孙支持合作下）在清华大学期间，所作出的、最重大的大学教育学术贡献！
（二）吴有训、叶企孙在清华大学主导形成、建立起“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成为大学教育工作的精神基础，成为推动当年清华大学教育发展的“清华学术精神”！并对中国大学教育本身有着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与影响。
该学术精神主要内涵是：
这一学术精神的“根基”是吴有训、叶企孙学术实践的行为核心指向，那就是：真诚地，一心一意、不计得失、心无傍骛的，搞好大学教育（包括科研）工作，做到高质量教育和高水平科研。
这一学术精神“根基”在学术方面的体现是：按学术的内在规律，淡定而真诚、全心全意地、努力进行高质量教育实践、和高水平科研探索。按吴有训的说法：“……似乎逼着人不得不感到学术的兴趣和工作的决心[10]”。
这一学术精神“根基”的社会表现是：真诚地视学术（包含大学教育）工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全力以赴的、不计得失的、想方设法的、去做好、去完成实现它———像叶企孙，坚持要把系主任让给别人做，是因为他确认对方能做得更好；为此他十分坦然且不无自豪地对学生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11]”。像吴有训，坚定地谢绝了叶企孙请他接任物理系主任职务，同时却接受了叶企孙要他继续主持物理系工作的安排；他毫不含糊、全力以赴地抓好物理系的教育与科研（钱伟长院士曾具体地介绍过当年他在这方面的所见详情﹡），是因为他要做到尊重别人、不掠人之美的同时，在老清华物理系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实现他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而叶、吴间形成的长达三年“互让系主任僵局”，也成为了老清华理学院的一项“美谭”。最后是经过梅贻琦校长出面协调，吴有训延至1934年9月方才正式接任了老清华物理系主任一职。
1935年冬，日军在华北侵略扩张日益猖獗，清华大学奉命进行南迁准备，梅贻琦校长专为此进行了人事调整，又请吴有训接手主持清华理学院（清华教授会每两年推选各学院院长一次，1936年清华教授会推选吴有训为理学院院长，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因被任命为母校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而离开了清华；期间他一直担任着清华物理系主任和被教授会推选为理学院院长）。
因此，是吴有训、叶企孙对大学教育事业“不计得失”地“真诚”和“实践”，团结带动老清华物理系全体教师，共同铸就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可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来概括叶、吴学术精神“根基”（也是吴、叶的个人精神内涵）的源头之所在！
“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也在老清华大学得以传承。成为得到广大师生接受的“清华学术精神”。
“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是一个：以基本的学术行为道德为约束的学术精神，也可视之为：大学教育工作的精神基础。实际上是吴有训和叶企孙，在中国大学教育事业，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行为的精神基础。其首次实践，就使吴有训和叶企孙顺利地完成了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的学术实践，形成了实际的“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
这是首次显示出：凡是具备了该学术精神的大学，必然能做出显著教育成就的、这一特有的“学术效应”。
随着中国大学教育学术发展的历史需要，吴有训被陆续地推上了老清华大学理学院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长、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等工作岗位。而上述“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也随之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得到了推广与实践。
1938～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抗战期间临时组合而成）的整个八年抗日战争期间（1938～1945），在梅贻琦校长的坚持要求下[12]，吴有训一直担任着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同时仍担任着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西南联大理学院荟萃、云集了当时中国理科教育界的“名师”。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理学院的教育实践，所形成的“吴有训的大学办学思想”，就始终贯穿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这一学术精神的实践[13]，其结果是：在吴有训忘我工作过程的同时，客观上就形成了“以德服众”的效果，而得到了三校理科教育精英们的信任与认同。使他能在艰难的战争环境里，团结三校理科教育精英于“教育救国”旗帜下，及时地把三所大学雄厚的理科教育力量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学术特色和优势，形成高水平且丰富的、又配置合理的教育资源；同时又建立起了优良的学风，充分地激发出教师群体的“教育救国”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形成救国、爱国、团结精神，和催人奋进的学术风尚，以及理学院整体的浓厚学术氛围；而使教师们迸发出了努力奋斗、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学生们努力学习的热情。教师们全力以赴地按“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即：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做科研，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做出了优异成就。
西南联大理学院的“高质量大学教育成就”，在当年就已经得到了学界充分的肯定。西南联大理学院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外院士者共约55人；特别是杨振宁、李政道（西南联大物理系肄业）获诺贝尔物理奖，形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的“突破”；另外还有2人获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另有更多人，在后来的科学、技术、教育诸领域，成为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者。
上述“吴有训的大学办学思想”，是由办学的学术水平实践、办学的学术道德实践、以及办学的学术价值取向实践、等三个方面的支撑因素，构筑形成的———他以“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作为他办学的学术水平支撑；他通过“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的实践，做到了“以德服众”，使三校的理学院同仁团结在他周围，他能及时地组织教师群体，充分发挥了三校联合后所形成的学术优势，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下，共同团结、奋斗，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成效，并成为了他办学的学术道德支撑；同时也表明了：因他的办学思想具备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支持，而能够顺利地推行。他在办学学术价值取向方面，以“学校应该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一所理想的大学，应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惟一目标[１4]”为中心，针对：培养优良学风、发挥青年学者学术优势、珍惜、保护学生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倡导或提出诸项要求，并进行了成功地实践，成为他具体的办学学术价值取向的支撑。
他形成的上述“吴有训的大学办学思想”，在西南联大理学院的成功办学，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他高尚的人品和多方面的才能与智慧，并为当年学界所熟悉和接受。国际著名学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院士，为此曾以“一位全能的科学家[15]”来赞誉他！
这是第二次显示出：凡是具备了该“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的大学，必然能做出显著教育成就的、这一特有的“学术效应”。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有训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他的母校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校长。
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名大学，由于被国民政府视为“门面大学”，在抗战期间实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结果却形成教育工作的负面发展。中国当年包括吴有训在内的每一位有教育责任感的学者，都希望中央大学不要再继续走“下坡路”，更何况她还是吴有训的母校；而且，吴有训对母校除了感情之外，尚且有一份歉疚感———回国后因与叶企孙的志同道合，离开了母校“加盟”清华；虽然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所做出的教育、科研成就，是属于中国的，但却因未能直接对母校的发展做出值得称道的贡献感到不安；而现在母校的召唤，正为他提供了一个弥补的机会。
最支持吴有训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可能就是清华的梅贻琦校长，他认为由吴有训去对中央大学进行革新，是最合适的人选；叶企孙了解吴有训为回报母校、进行革新的具体想法，也表示相信他能够成功。
由于对当年清华大学的大多数人来说，只知道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的“门面大学”，但对中央大学的实际情况是并不了解的；而当年有个别的“急于进入政治”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其“政治化”！此人在清华校内长期、广泛地造舆论：吴有训做了中央大学校长，就是当了国民党的“高官”。全然不顾吴有训在中央大学的实际作为。
吴有训在中央大学进行改革，他希望母校能成为：“学校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惟一目标”的大学，并以此来作为他对母校的回报。他的办学思想与行动示范获得中央大学师生们的认同，形成了校长与教授、学生之间良好的信任感。但在完成了学校管理体制的民主改革之后，却因中国全面内战，政权更迭前的社会剧烈震荡，使他的办学学术目标无望实现！他因此而坚决辞职。中央大学学生曾为此、由4000余人联合签名写信，希望他返校留任。
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时间不长（1945～1948）。但中央大学师生们，却透过吴有训的大学办学思想：他的“民主改革”，他对教授们的尊重，他的坚决保护学生、爱护学生，他的“以德服众”——包括了他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敢于担当的人格等办学价值取向……等等，具体地感受到了贯穿其中的“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而认识到了这位校长的可信与可敬。
吴有训在中央大学的“办学”实践，虽因时局的骤变这一无法抗拒的“外因”未能完整地进行，而只进行了“上半场”。但是由于他坚持“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的行动与作为，得到了中央大学师生们广泛的认同，并迫使后来的继任者，不得不声明“萧规曹随”，而使吴有训的“上半场”办学思想，一直在中央大学存留了下来；其具体地体现在：
（1）中央大学的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真正地成为了学校的“主体”。同时为中央大学带来了民主、团结、廉洁的新风尚，团结了中央大学广大师生。
（2）清除了中央大学长期存在的国民党“官场化”倾向和在教师中的结派意识。使中央大学摆脱了长期以来国民党“党化教育”管理的束缚，进入了“正常大学”的运行轨道。
（3）在中央大学形成了对学校的民主管理。其中“教授会”代表的选举制度，和有“教授会”代表参加的每周一次行政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制度（与会者包括校长每人只有一票的权利），使上述民主管理得以在中央大学一直延续到南京解放。
吴有训则被誉为：“……中央大学真正得到师生拥护的校长、恐怕只有吴有训先生一人[16]”。
这第三次是显示出：具备了该“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必然获得相应的“办学”成就——吴有训就取得了在中央大学“上半场”的“办学”成功。（而其“下半场”则是不存在了！）
可以认为：在“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支持下，吴有训、叶企孙当年在老清华的物理系、理学院，以及后来吴有训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和国立中央大学，实际上都是建立起了“同样的”全新大学教育学术新体系，其特点是：
（1）教育学术总纲为：以求中国的“学术独立”为宗旨，实现这一宗旨的路径为，系统的建立起“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也就是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
（2）教育学术精神为：“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
（3）教育学术价值取向的“核心”价值取向为：大学教育应办成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唯一目标”。
上述大学教育学术新体系的实践结果是：1、老清华物理系、理学院，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都做到了高质量教育，人材辈出；2、老清华大学用了约十年左右时间，就使教育学术成就，位居国内前列；并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领头羊”！3、在中央大学，虽因国内政局剧变只进行了“上半场”就半途中止了实践。但也取得以下成就：形成了对学校的民主管理；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真正地成为了学校的“主体”；使中央大学进入了当年的“正常大学”运行轨道。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吴有训、叶企孙以二十年（1928～1948）大学教育实践检验结果，证实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是大学教育工作的精神基础，对大学教育本身有着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与影响。
（三）吴有训在清华大学期间，为近代物理科研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奠定下良好的开端和重要的学术基础。
他在1929年至1932年期间，有8篇论文先后发表于国际主流学术刊物（2篇《Nature》、3篇美国《国家科学院会刊》、3篇《物理评论》）；其中的首篇论文1930年发表于英国《Nature》，这也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做的近代物理科研成果发表于国际主流学术刊物的第一篇论文。著名学者严济慈当年曾赞誉此事：“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确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17]”。他又是在国内最早“提倡大学教授做实验研究工作，并身体力行，开全国大学风气之先[18]”者；通过他的倡导、示范和带动，开创了国内物理学界动手做近代物理实验研究的风气。他在清华物理系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近代物理研究实验室[19]，开创了我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实验研究，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实验研究体系，从此掀开了我国近代物理学的理论与实验研究的“第一页”。他的上述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普遍重视，被多次引用[20]，并被评价为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21]。他也是我国第一位因在中国国内的研究工作，被发达国家学术机构（德国Halle自然科学院）通过驻华使馆授予学术荣誉的物理学家[22][15]。德方来函称：“这是表示承认和钦佩阁下在物理学上的特殊贡献[23]”。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吴有训在清华大学期间，开创了中国近代物理科研，带头做出了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创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物理的后续发展。他为近代物理科研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奠定下良好的开端和重要的基础。
另外，叶企孙与吴有训在国内最早肯定并实践：“大学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大学教育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研事业发展。
（乙）对吴有训各主要学术贡献的“结论性”阐述：
（一）他在在叶企孙支持合作下，在清华大学实际的形成了“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首先使物理系获得“跨越式”发展，人才辈出。而其内涵的实质学术意义是：使清华大学教育从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全面地进入到“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体系”（即“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使清华大学的教育学术水平提升至：相当于当年欧美类同大学的学术水平。也开启了清华的研究型大学发展道路！
因此，吴有训是：成功地推动清华大学从中国的传统大学教育进入到与发达国家接轨的现代大学教育，这一重大“学术系统工程”的设计者、主持者、与成功实践者！（叶企孙时任清华理学院长，他是此事的“促成者”和全力支持者、协调者、合作实践者）。
梅贻琦校长为表示对这一学术成就的庆贺与表彰，专门请吴有训在1935年清华24周年校庆仪式上，发表了以“学术独立”为题的学术演说[24]。
对于中国大学教育来说，“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实际形成，也是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学术“突破”，其结果是：使中国大学教育事业进入了“现代大学教育”的更高学术水平、更高层次的发展新阶段。开启了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发展道路！
清华大学从此成为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领头羊”！
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吴有训（在叶企孙支持、合作下）在清华大学作出的，最重大、最具全国影响力的、大学教育学术贡献。
（二）吴有训、叶企孙在清华大学，主导形成、建立起的“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被叶、吴视之为：大学教育工作的精神基础。也就是叶企孙和吴有训，在中国大学教育事业，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行为的精神基础。
吴有训、叶企孙更坚持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分别在：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这三所情况完全不同的、中国著名大学，以二十年（1928～1948）的大学教育实践、证实了：该学术精神，是大学教育工作的精神基础，对大学教育本身有着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与影响。
“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实际上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始在老清华大学一直得以传承！其正面作用内涵的最令人嘱目之处是：既包容了学校内部各类不同学术意见；同时更团结发扬了所有学术方面的积极上进能量，从而使老清华大学教育学术水平，得以百花齐放而长盛不衰！并且，对外又抵制了当年的社会性腐败，而使大学教育领域，得以独善其身。
这就是人们所为之神往地、现实的“清华学术精神”！
可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来概括叶企孙、吴有训的学术精神“根基”（就是吴、叶的个人精神内涵）的源头之所在！
（三）吴有训在清华大学期间，开创了中国近代物理科研，同时做出了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并创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
因此，吴有训不仅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还是中国近代物理科研的开创者！
他在清华大学期间对近代物理科研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为近代物理科研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奠定下了良好的开端和重要的基础。
另外，叶企孙与吴有训在国内最早肯定并实践：“大学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理念，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科研事业发展。
﹡钱伟长先生在《怀念我的老师吴有训教授》文中，有如下回忆：“……我发现吴老师每晨七时就到系里，上午办公、讲课、谈话和研究问题，除午餐晚餐外，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工作。实验室的小车间里有两架车床，实验用的X光衍射和测量设备、以及强电源都是自制的，有时吴老师自己就在车床上工作。当时吴老师的助手是陆学善和余瑞璜，两位后来都成为知名的物理学教授。我逐步理解了什么是科学工作……” “……吴老师讲课与众不同，从不带讲稿，不是照本宣科……听这这样的课，真是最高科学享受”。
结束语
包括本文在内的笔者四篇拙文，组成了发表在清华校史馆网上的，关于“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十七年的学术生涯”大学教育学术历史“小文集”。该四篇拙文分别是：
《吴有训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
《吴有训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实践》
《吴有训、叶企孙的关于“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
《吴有训在清华大学期间的主要学术贡献》
笔者希望本文（即第四篇），能作为前三篇的“总结”。
该“小文集”的核心内容：
一是恢复吴有训1928～1945年共17年，在清华大学（含西南联大）的教育学术实践历史之原貌。
二是廓清吴有训在清华大学上述17年期间，所作出的主要学术贡献：
（1）吴有训在叶企孙支持合作下，形成了实际的“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成功地推动清华大学从中国的传统大学教育体系、进入到“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即与发达国家接轨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其结果是：首先使“试点单位”老清华物理系获得“跨越式”发展，而人才辈出；同时开启了清华的研究型大学发展道路；并使清华大学从此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领头羊”。
（2）吴有训、叶企孙主导形成、建立的“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 ，就是当年在老清华大学被大多数师生接受，推动老清华大学教育、学术发展的“清华学术精神”。
（3）吴有训在老清华大学开创了中国近代物理科研；同时带头做出了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并创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他为近代物理科研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奠定下了良好的开端和重要的基础。
因此，吴有训不仅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还是中国近代物理科研事业的开创者！
敬请有关专家、学者批评、评论、指导、教正！
（参考资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