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伟
1919年1月，陈寅恪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学习，直到1921年8月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求学。在哈佛期间，陈寅恪曾师从查尔斯·兰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 1850-1941)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并在此基础上研读佛经。俞大维在谈到陈寅恪的学术思想时曾说：“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ueders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 von Staёl-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1]作为陈寅恪研习印度语文学的起点，哈佛大学时期无疑为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对于这一段历史，此前有关陈寅恪的研究和传记大多采用吴宓日记和自编年谱的从旁记录。本研究旨在整理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的相关档案，尝试性地重构他在哈佛时期的经历与学术思想。[2]
一、陈寅恪入哈佛大学的经过
陈寅恪先生在《第七次交代稿》中简要记述了赴美入哈佛大学的经过：“一九一八年冬，由上海启程，本拟重赴德国，因第一次欧战尚未完全结束，遂先赴美国……1919年到美，入哈佛大学”。[3]陈寅恪的二哥陈隆恪曾于1918年12月22日作《十一月二十日，六弟将自沪之美国，晨起寄怀》，据此可以推测陈寅恪大约是在1918年12月底从上海启程赴美。[4]
根据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的成绩单显示，他正式的注册日期是1919年1月29日，入文理研究院所属“历史、政府与经济学部”(History,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5]当时自上海前往美国东北部城市波士顿，需要先乘船抵达美国西海岸港口城市，然后坐火车横穿北美大陆。若计算停顿休整，这个旅程大约需要近一个月时间。[6]根据以上有关陈寅恪行程的材料可以推知，他赴美的行程安排应当比较紧凑，很可能是在1月29日前几天才抵达麻省剑桥。
另外，哈佛大学在1918-1919学年的学制也与目前有所不同。当时哈佛大学将一学年分为秋季、冬季和春季三个学期，外加夏季的假期或暑期学校。1918-1919学年的第二个学期，即冬季学期是从1919年1月2日开始，到3月20日结束。[7]因此，陈寅恪登记入学之时实际是在整个学年的中段，且已经过了第二学期的正式开学时间。
如前所述，陈寅恪自述本打算再次前往德国留学，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未尽，于是先往美国。从其话语间不难读出，他有意将赴美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还是要重返德国求学。实际上，在1917年8、9月间，陈寅恪便已获得湖南省留美学费余款的官费资助，受委派与其他二人前往美国“研究考察教育财政事宜”。[8]此时的欧洲国家激战正酣，实不宜前往留学。但是，当陈寅恪于1918年12月底启程赴美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于11月11日停火，德国宣告投降，欧洲国家的重建议程即将开启。随着战争的结束，陈寅恪重回德国求学之路似乎也逐渐明朗起来，此时再以官费赴美则更添一层观望、过渡之意。此外，陈寅恪于1918-1919学年中段入学后，在整个学年仅选修两门课程，且都与德国有关，分别是德语类课程“歌德之《意大利游记》”和历史类课程“现代德国史”。[9]从这样的课程选择可见，初入哈佛的陈寅恪并没有久留美国之意，他显然是在为重返德国积极地做着准备。但是，陈寅恪最终却在美国学习了两年半时间，于1921年夏天再赴德国。其背后具体的原因或已不易探明，但是从哈佛大学所藏档案来看，陈寅恪之所以改变学习计划，与兰曼教授有着密切联系。
二、陈寅恪师从兰曼学习印度语文学的过程
查尔斯·兰曼教授
查尔斯·兰曼是哈佛大学的印度语文学教授。他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在威廉·惠特尼(William D. Whitney)教授指导下学习梵文，并于1873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前往德国继续师从鲁道夫·鲁思(Rudolf Ruth)研修印度语言。1876年，他返回美国，任教于新创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四年后，兰曼出任哈佛大学梵文教授，直到1926年退休。他还曾于1888年前往印度进行一年的游历和研究，并带回500册左右的古印度文书籍和手稿。兰曼于1889-1890年担任美国语言学会(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1907-1908年间和1919-1920年间又两度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主席。兰曼从1891年开始主编《哈佛东方丛刊》(Harvard Oriental Series)，译介了大量印度文学、宗教与哲学典籍。他在1888年出版的《梵文读本》(Sanskrit Reader)长期以来是该领域的入门教材。[10]在日常生活中，兰曼酷爱划船，只要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的结冰状况允许，他几乎每天都会去划船。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他的88岁高龄。哈佛的学生报纸《哈佛深红》(Harvard Crimson)打趣地将兰曼称为Charles River Lanman。
关于俞大维、陈寅恪、汤用彤三位中国学人与兰曼教授的关系，吴宓于自编年谱中有如下记述：“哈佛大学本有梵文、印度哲学及佛学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然众多不知，中国留学生自俞大维君始探寻、发见，而往受学焉。其后陈寅恪与汤用彤继之。”[11]在哈佛大学所藏兰曼档案中，保存了俞大维致兰曼的三封书信和一张明信片（1918年11月至1919年4月）。根据这些材料，可以构建出俞大维认识兰曼，并随其学习的简要经过。[12]
1918年11月27日，俞大维在给兰曼教授的信中写道：
“我在大约一个月以前从中国来到这里，目前正在文理研究院做一项有关印度哲学的研究作业。我有意将一些中国的佛经翻译为英文，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认为有必要选修一些梵文课程。伍兹教授告诉我，在这学期开始的时候，您开设了一门初级梵文课程，但是他不知道您在下学期是否还会开设同样的课程。我对梵文一无所知，必须从最基础的地方学起……”[13]
由这封信可见，俞大维之所以有意选修兰曼所开设的梵文课程，原因在于他对佛经的兴趣。他给兰曼写信求教仅在其抵达哈佛一个月之后，此时的俞大维应当还未系统接受哈佛哲学系的熏陶，他对佛教的兴趣很可能来源于此前在中国的读书经历和个人生活。介绍俞大维认识兰曼的是詹姆斯·伍兹(James H. Woods)教授。[14]他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史教授，对于古希腊、欧洲中世纪、印度、日本和中国哲学都有浓厚兴趣和精深造诣。根据俞大维的成绩单，在1918-1919学年，他选修了伍兹教授的两门课程，分别为“印度哲学体系”和有关希腊哲学史的“哲学专题研究”。[15]由此推测，俞大维很可能是在学习伍兹的“印度哲学体系”过程中得知兰曼教授。实际上，伍兹当时不仅在哈佛大学的哲学系任教，他也在印度语文学系长期兼授“哲学梵文”。[16]除这门课程以外，当时哈佛大学印度语文学系的其它所有课程都是由兰曼教授一人负责讲授。由于伍兹此前曾跟随兰曼学习过梵文，二者可谓亦师亦友。另外，从哈佛大学所藏兰曼日记和他与伍兹之间通信来看，他们在学术和生活上都有密切交往，彼此之间应当是很熟悉的。
不过，俞大维最终却没能坚持上完兰曼的梵文课。在兰曼保存的课程记录上，俞大维学习梵文的时间是从1918年11月29日到1919年5月5日。[17]实际上，当俞大维得知兰曼开设有梵文课程时，已经过了正式注册的日期，他是以旁听的身份参与的。1919年1月4日，俞大维得知兰曼将在第二学期开设高级梵文课程，他再次给兰曼写信，希望可以继续旁听：“我最初只是访问您的课堂，但是由于您的教学方法令我十分感兴趣，我的旁听也就继续了下来。如果您不介意我出现在您课堂上，我将整学年旁听您的课程。很抱歉，我在哲学系的常规学习让我无法完成您在课程中所布置的任务。”[18]2月21日，俞大维致信兰曼对前一天晚上因没能找到兰曼的家而错过学习予以致歉。[19]在4月3日寄给兰曼教授的明信片上，俞大维告诉兰曼由于申请学位的要求，自己需要在这学期选修5门哲学类课程，学业负担让他无法再继续此前不定期的旁听了，希望能在下一学年正式选修梵文课。[20]综合以上四封信件和俞大维的成绩单可以看出，他只是旁听了兰曼的梵文课，并未正式选修，不求成绩和学分，且时常因学业繁忙而缺席，并最终于春季学期中段放弃了学习，此后也没有再正式选修梵文课。
由于俞大维是梵文课程的旁听生，在他的成绩单上自然也就没有选修梵文课程的记录。不过，兰曼在自己保存的课程记录本上却对俞大维的学习情况做出了评价：第一学期得到C，第二学期为D。[21]对于俞大维这名“不定期上课的旁听生”而言，得到这样的低分实际也是可以理解的。
俞大维并未成为兰曼教授的及门弟子，但是诚如吴宓所言，他是第一个发现兰曼，并前往受学的中国学生。在陈寅恪于1919年1月底到达哈佛之时，俞大维正在旁听梵文课程。由于二者之间的表兄弟关系，可以肯定他们在哈佛期间有密切的交往，这在吴宓的日记中同样可以找到依据。因此，尽管俞大维并未完成梵文学习，但是依照他对兰曼的良好印象，他极可能向陈寅恪推荐兰曼。1919年9月24日，在陈寅恪入哈佛大学大半年之后，他第一次出现在兰曼的梵文课堂上。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兰曼记录了参加新学年第一堂课的学生名单，在陈寅恪的名字后面，他还专门标注了“中国人”(Chinese)。[22]这也是陈寅恪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兰曼的日记本上，或可以看作二人正式交往的开始。
根据陈寅恪的成绩单，在1919-1920学年，他总共选修了三门课程，分别是“初级希腊文”、“梵文，涉及英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a，b两段。[23]这门梵文课程分别在上下两个学期讲授，第一学期主讲语法知识，授课过程中时常会与同为印欧语系的英文、拉丁文、希腊文进行比较。第二学期则采用兰曼的《梵文读本》为教材，从一些典籍中选读片段，比如薄伽梵歌。[24]陈寅恪在初学梵文和希腊文之后，接下来进一步选修了更为系统的古代语言课程。在1920-1921学年，陈寅恪共选修了两门希腊文课程，四门梵文和一门闪族语课程，分别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荷马与希罗多德”、“巴利文”、“巴利文（续）”、“哲学梵文”、“梵文讨论会”和“阿拉伯文”。[25]到1921年夏天，陈寅恪已经学习完当时哈佛大学所开设的印度语文学课程体系中从入门到高级的大部分课程。
查阅哈佛大学当时的课程安排可知，陈寅恪在印度语文学课堂上与兰曼的交流机会很多。兰曼的课堂中一般只有3-6名学生。印度语文学讨论课安排在每周二晚上于兰曼家里举行，每次两个半小时。[26]其余所有课程均安排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每次课50分钟，地点为兰曼在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的办公室。如此频繁的交往让陈寅恪有足够的机会系统领会兰曼在印度语文学和佛学典籍等方面的学术思想。
从1919年9月到1921年6月，陈寅恪在兰曼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整整两个学年。根据陈寅恪在离开美国前给兰曼的信件来看，他是在1921年8月21日离开哈佛前往纽约，并于8月28日乘船前往德国港口城市汉堡。[27]在写给兰曼的告别信中，陈寅恪说：“几天前，我收到中国的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让我到德国学习。”[28]根据这封信或可推知，陈寅恪当时正与家人商议将来的留学方案。对于他来说，重拾两年半以前的学习计划，前往曾经求学的柏林大学显然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更何况柏林大学在当时亦是东方学研究的一个重镇。此时的陈寅恪再次做出重回柏林大学的决定，至少在研习的学科方面增添了有别于先前的另外一层含义。
在陈寅恪之后，当时在哈佛大学学习哲学的汤用彤，以及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也都先后随兰曼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与陈寅恪一样，汤用彤也用了两个学年的时间，从1920年9月到1922年6月跟随兰曼和伍兹两位教授系统学习印度语文学，且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成绩。[29]相较陈寅恪和汤用彤，李济仅在1921-1922学年选修了初级梵文课程，此后并未深入学习。[30]在1962年撰写的《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中，李济提到自己在哈佛大学期间学习过梵文，但是并未忆及随兰曼学习的具体经过，倒是对仅有些许交往的白璧德有一段回忆。[31]李济开始选修梵文课程是在1921年9月，而吴宓已经于6月踏上归途，这或许正是吴宓未在自编年谱中提及李济也曾学习梵文的原因。
三、兰曼对陈寅恪的评价与师生情谊
在跟随兰曼学习印度语文学的四位中国学生里，陈寅恪和汤用彤用力最深，取得的成绩也格外突出。兰曼对二人的才智和品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20年4月6日，在美国东方学会召开的会议上，时任学会主席的兰曼发表了题为“印度与西方：呼吁学者间团队合作”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回顾了西方国家的印度研究史，主张加强东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鼓励双方相互派遣学生以培养下一代的学者。兰曼在举例中提到了他的两位中国学生：“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有两名年轻的中国学生跟随我学习，其中一位前途不可限量”。[32]根据俞、陈、汤、李四人先后随兰曼学习的时间和经过，可以推断兰曼在演讲中提到的正是俞大维和陈寅恪，所谓“前途不可限量”的那一位应当是陈寅恪。事实上，陈寅恪在梵文和巴利文课程上的表现，也足以证明兰曼对他的赏识。他在刚开始学习梵文的第一学期得到B，之后所有的梵文和巴利文课程成绩都是A。
1921年2月17日，兰曼教授给当时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罗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写信谈论自己关于为中国的未来培养领导者的想法。此信的缘起是兰曼收到了一份耶鲁校友会寄发的为雅礼协会(Yali)筹款的公告。他将此公告随信寄给了罗威尔校长，而且特地用笔标示出了其中一句话：“美国现在能够为中国复兴所做的最可能的贡献便是培养能够为他们国家服务的领导者”。[33]在给罗威尔的信里，兰曼提到了正随他学习的陈寅恪和汤用彤：
“我目前有两名格外优秀的学生——来自上海的陈，以及来自‘北都’（或者大家所知的北京）的汤用彤。他们对我十分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充实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二人将会引领未来之发展，并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影响。”[34]
1921年6月5日，兰曼应陈寅恪请求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槱(Dr. U. Y. Yen)写信告知其学习情况。[35]他在信中对陈寅恪和汤用彤的赞赏溢于言表，而且还明确表述了自己培养中国学生的目标与期待。这封信的史料价值尤为突出，现全文译录于此：
“哈佛大学的陈寅恪先生让我告诉您他跟我学习的情况。我十分乐于接受这样一份愉快的任务。陈先生是在1919年9月参与到我的课程中来的，自那以后还选修了我的梵文和巴利文课程。我们一起研读了许多婆罗门著作，今年还从佛教的巴利文典籍中选读了大量材料。
他有着高超的智慧（与他的同学汤用彤一样），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我完全相信，当他回到中国以后，他将于你们的国家大有裨益。他的观点十分公允，对美国和中国的事情都没有偏见。
随信附寄我在美国东方学会的主席演讲。在227-228页，我曾提到过1400多年前从中国前往印度的著名取经者。我时常希望我现在为来自远东的学生所做的事情，也可能（小规模地）成为你们勇敢的取经者事业的一种延续。陈先生掌握的梵文和巴利文知识将会给予他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让他在20世纪得以继续卓越的法显(Fa Hien)在五世纪时曾经做过的事情。我深信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将忠实地将所学知识造福于他的祖国。我毫无保留地，由衷地向您推荐我的学生和朋友——陈寅恪先生。”[36]
陈寅恪之所以请求兰曼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槱博士介绍自己的学习情况，具体的原因难以从他们的往来信件中查明。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兰曼对于陈寅恪在哈佛的学习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二人之间也远非一般的授课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陈寅恪无疑视兰曼为其在哈佛的导师，兰曼也充满赞誉地称陈寅恪为其“学生和朋友”。
另外，在这封信里，兰曼还特意提到很欣赏陈寅恪不在乎获取学位。实际上，当时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非难事，只需要在一定专业内选修足够课程，并取得相应成绩即可。获得硕士学位的时间也并不长，比如俞大维和汤用彤均在入哈佛大学一年半之后获得硕士学位，吴宓则只学习了一年就取得硕士学位。陈寅恪先后在海外多所大学辗转求学十几年，始终不求学位，潜心游学。关于学位，他后来曾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习其他知识。”[37]这种不重学位，重学识的理念显然得到了兰曼的高度赞许。
兰曼不仅在学业上赏识陈寅恪，在生活中也多有关怀和照顾。由于印度语文学课程安排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以及周二的晚上，在这样频繁的交往过程中，兰曼对于几名中国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状况应当有着密切的关注。在日记中，兰曼还记录了1920年2月初两次探视陈寅恪的情况。[38]2月3日，兰曼到哈佛大学斯蒂尔曼医务室(Stillman Infirmary)看望了陈寅恪。2月8日，兰曼再次前往医院探视，可是陈寅恪已出院，只得前往其住处，待到达后发现陈寅恪已搬至新住处，于是又继续寻往。[39]根据吴宓日记和自编年谱记载，1920年2月初，正值美国东北部流行性感冒肆虐。吴宓、竺可桢等人均染病住院，甚至有一名中国学生曹丽明因病去世。据此推断，陈寅恪可能也是患流行性感冒。吴宓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提到陈寅恪来访，可见他此时或已痊愈。除探望生病的陈寅恪以外，兰曼还在日记里记录了几次邀请陈寅恪、汤用彤以及其他学生到家里做客或一同外出用餐的情况。[40]从这些生活的细节不难看出，70余岁的兰曼教授好似一名慈祥的长者，对陈寅恪、汤用彤等中国学生的关照真可谓细致入微。
对于兰曼的悉心教导和关怀，陈寅恪回报以深切的感念。不巧的是，当陈寅恪于1921年8月底离开哈佛大学时，兰曼正在缅因州度假，他未能向兰曼当面告别。陈寅恪在8月16日的告别信中写道：
“我非常遗憾将要离开您。您在过去两年时间里给予我的关怀将令我终生难忘。您不仅是一名世界级的伟大学者，而且也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人。能够成为像您这样的人的学生，我一直感到骄傲……在我离开这个国家之前，没办法再与您见面，但我希望可以与您始终保持通信。我现在得向您和兰曼夫人道声再见，祝愿您们享有健康。”[41]
在兰曼生日以及圣诞节、新年之际，陈寅恪都不忘寄去明信片或礼物表达祝福，即便后来身在德国仍保持这个习惯。[42]在1921年11月29日的信中，已入柏林大学的陈寅恪提到曾于三个星期前给兰曼寄去德国学者维拉莫威茨-莫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新著《古典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作为圣诞节礼物。[43]
在陈寅恪离开美国的那个夏天，时年71岁的兰曼教授身体不佳。在此后从德国寄给兰曼的信中，陈寅恪多次关切地问及兰曼教授的健康状况是否好转。[44]另外，在离美前的辞别信里，陈寅恪曾提及兰曼推荐他向暹罗公使馆(Siamese legation)定取一套巴利文书籍。他让兰曼收到此书后交由汤用彤转寄他在中国的家里。[45]1922年11月7日，陈寅恪在给兰曼的信里说吕德斯教授前一天告诉他，兰曼已经将这本巴利文书籍寄往了上海。在这封信里，陈寅恪还为几个月之前因不知道兰曼来到欧洲，而错过与其见面的机会而懊悔。陈寅恪还在这封信里说：“我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不能工作得太多；因此在离开您之后，学业上鲜有成绩，但我希望能够逐渐地、稳步地取得一些进步。”[46]从这些充满亲切与友好感情的言辞之间，可以真切地体会到陈寅恪对于兰曼教授诚挚的敬重之情。
四、从“世界史”到中亚史地与佛教：陈寅恪哈佛时期的学术旨趣
在跟随兰曼学习过印度语文学的四位中国学生里，陈寅恪和汤用彤在日后的研究中学术兴趣虽有不同，但他们都熟悉兰曼所传授的历史语文学方法，并具有采用此方法对佛经进行研读和考证的学术技艺。胡适在校阅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时，曾在1937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47]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陈寅恪不久即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历史组组长，汤用彤此后亦被聘为史语所兼职研究员。1948年，中央研究院遴选出第一届院士，陈寅恪、汤用彤均得以当选人文组院士。因此或可以说，在哈佛大学的受学经历为陈、汤二位学人的学术事业奠定了基础，成为他们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源流。笔者对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并无专门研究，此处仅以他的哈佛经历为背景，尝试性地提出一些可供其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线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在初入哈佛时并没有将印度语文学作为研修的学问。在来到哈佛之前，他应当不认识兰曼教授，对印度语文学很可能也没有了解。陈寅恪入哈佛大学注册于文理研究院所属的“历史、政府与经济学部”，专攻历史学。而兰曼教授所在的系为“印度语文学系”(Indic Philology)，隶属于“古代语言学部”(Ancient Languages)。[48]历史学系与印度语文学系虽同属文理研究院，但是在组织结构上实为独立的两个系科。因此，陈寅恪此后跟随兰曼学习印度语文学实际上是跨系选课。
此外，前文已述，陈寅恪在哈佛的第一学年仅选修两门与德国有关的课程，分别是语言类的“歌德之《意大利游记》”，以及历史类的“现代德国史”。吴宓在自编年谱中有记：“陈君初到时，云：‘我今学习世界史。’遂先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之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十余巨册全部购来……按，陈君后专治梵文及波斯文、阿剌伯文，等，则购书只限于专门，少而精。不同以前之办法矣”。[49]《剑桥近代史》的中心在于欧洲与美国的历史，对于东方世界的关注很少。因此，陈寅恪自述其研究兴趣在于“世界史”，但实际上应当还是侧重于欧美的历史。
当时的陈寅恪之所以关注“世界史”，与他此前在欧洲的留学经历和兴趣存在密切联系。俞大维在谈到陈寅恪早期学术兴趣时说：“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治学，曾用过一番苦工。”[50]陈封怀也曾回忆他的六叔陈寅恪：“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51]由此看来，陈寅恪此前赴欧留学期间主要学习欧洲几个大国的语言文字，关注的历史也更多集中于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史”。这种兴趣延续到了他初入哈佛的阶段，且从他选修与德国相关课程来看，他当时很可能计划尽快重返欧洲继续“世界史”的学习。
但这个计划在1919年秋季发生了转折。陈寅恪开始接触并系统学习印度语言，兼修希腊文、阿拉伯文，且在美国又学习了两年之久。待他完成哈佛大学印度语文学系所开设的大部分课程后，才于1921年夏天离开美国。有关陈寅恪在这一阶段的学术兴趣，1919年12月14日的吴宓日记可以作为一份十分重要的材料。陈寅恪在这一天与吴宓畅谈中国历史，并间接叙述了自己的学术旨趣。他批评当时大量留学生学习工程、实业等工匠之学，认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此外，吴宓还参照陈寅恪谈话阐释说：“今美国之论文学者，分为二派。一为Philologists，即汉学训诂之徒也。一为Dilettantes，即视文章为易事。”[52]由此看来，陈寅恪之所以倾心于学习当时其他大多数留学生认为冷僻的学问，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以图在根本上复兴中国文化。据此或可推断，在哈佛学习的后两年时间里，陈寅恪仍坚持“读书须先识字”的基本治学理念，但其方法则从乾嘉学派所倡导的中国传统考据训诂转移到了西方的历史语文学，其视域也从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史”逐渐转向与中国文化更接近的中亚文明交流史。
离开哈佛大学后，陈寅恪前往德国继续学习，从他在柏林大学的学籍档案和选课情况来看，他仍专注于学习印度语文学。陈寅恪在《第七次交代底稿》中有述：“1921年离开美国，重赴德国，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等学。”[53]另外，根据刘桂生先生寻访的档案来看，德国教育部批准陈寅恪入学的公函于1921年10月22日寄到柏林大学，他最终于11月3日登记入哲学系，主修梵文。[54]这足可说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学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他仍希望能够在印度语文学方面有所精进。
此外，从陈寅恪寄给兰曼教授的信中亦可梳理出他在柏林大学的部分学习情况。[55]在1921年8月16日写给兰曼的辞别信中，陈寅恪请兰曼给东方学家、印度语文学家海因里希·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写信引荐自己。[56]1921年11月29日，陈寅恪致信兰曼告知抵达德国后的经历。他告诉兰曼自己在9月抵达柏林，并于11月2日录取入学（与学籍档案稍有出入）。之所以等待了近两个月时间才入学，是因为一战之后外国学生若想进入德国大学学习，须先征得政府许可。他还附上在柏林大学的选课情况，包括《吠陀》(Veda)、《小泥车》(M？cchaka？ikā)、《阿育王法敕》(A？oka Edicts)、《数论经疏》(Sā？khya-Pravacana-Bhā？ya)和《长部经典》(Dīgha Nikāya)。在以上五门课程中，前三门都是由吕德斯教授主讲。陈寅恪还特地标示“数论阐释譬喻”已经发表在《哈佛东方丛刊》第二卷。[57]
在1922年11月7日写给兰曼的信中，陈寅恪提到自己正在学习一门觉音(Buddhagosha)的《法句经疏》(Commentary on the Dhammapada)课程。他告诉兰曼，由于在柏林无法得到《哈佛东方丛刊》，自己没办法将两种译文对照阅读。另外，由于这门课程是由一名编外讲师主讲，而非吕德斯教授，陈寅恪特地请兰曼予以指教。此外，陈寅恪还在这封信中提到吕德斯教授开设了一门有关在中国新疆(Chinese Turkestan)发现的佛经残件的课程。他说：“这门课程非常有趣，于我而言尤其如此。”[58]有关这门课的情况，陈寅恪在1927年所作《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中有所提及：“昔年德意志人于龟兹之西，得贝叶梵文佛教经典甚多，柏林大学路得施教授Prof. Heinrich Lüders检之，见其中有《大庄严论》残本。寅恪尝游普鲁士，从教授治东方文字学，故亦夙闻其事。”[59]对照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所选梵文课程及其内容可以发现，哈佛大学所设课程更侧重于印度语言的基础性学习与典籍的一般性选读，而柏林大学开设课程则更为精细和专门化，代表了当时西方学界从事印度语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季羡林先生曾翻阅并整理陈寅恪求学时期所留下的笔记本。将上文所述陈寅恪给兰曼的信中提到的课程与他所保留的笔记本对照来看，《阿育王法敕》课程或对应季羡林先生所编梵文、巴利文、耆那教类的第七本，《法句经疏》可能对应此类第九本，吕德斯教授所讲关于新疆发现的佛经残件课程或对应中亚、新疆类第一本。另外，陈寅恪先生在两个笔记本的封面上分别写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尽管其中都是别的内容，但是这或许可以印证他在1920-1921学年在哈佛时期所选希腊文课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60]至于其它笔记的内容，若是可以将兰曼和伍兹二位教授以及柏林大学诸教授的讲义及教材与之做具体比对，或许能有更进一步的确认和发现。在此基础上，若能继续对照陈寅恪先生此后所作关于佛经和中亚史地的论文，则其学术思想的源流问题或将得出更为清晰的界说。
俞大维曾将陈寅恪自哈佛大学起，经柏林大学，到此后在北平与钢和泰研讨梵文归为同一个学术阶段，前后共有十余年时间研修印度语言。[61]俞大维自述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基于本文对哈佛大学所藏的陈寅恪档案的分析来看，俞大维对于陈寅恪求学过程和学术旨趣的了解是十分准确的。此外，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史学三变》中，将1922到1932年作为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第一个阶段，认为在这一时期，“陈寅恪的史学重点在于充分利用他所掌握的语文工具进行两个方面的考证：第一是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二是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62]根据上文的分析来看，哈佛时期正是陈寅恪学习和研修印度语文学的起点。因此，或可将余英时先生所划分的第一个阶段提前到1919年9月，以陈寅恪师从兰曼学习梵文时开始。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在哈佛大学期间之所以会将学习科目从“世界史”转移到印度语文学，这与他当时对佛教的兴趣有着紧密联系。实际上，先后跟随兰曼学习的俞大维、陈寅恪、汤用彤，以及吴宓等中国学生都对佛教有着浓厚兴趣。俞、陈、汤、吴皆出自书香门第，家学底蕴深厚。他们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作为儒释道之一的佛学自然在读书范围之内。1919年前后的哈佛大学并未设置有关中国的教席和课程，于是印度语言和佛学方面的课程对于这批有着旧学根基的青年学子来说，自然能够产生宽泛意义上的认同感。
1919年7月14日，吴宓曾偕陈寅恪和汤用彤前往白璧德住所拜访，陈寅恪与白璧德还就佛理展开讨论。[63]此时的陈寅恪还未开始随兰曼学习印度语文，可见他对佛教早有涉猎和心得，这正是他日后精进研修的基础所在。陈寅恪后来在《与妹书》中提到：“我前年在美洲写一信与甘肃宁夏道尹，托其购藏文大藏一部……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一佛教。”[64]虽然此信作于1923年，但是从哈佛大学到柏林大学的这一阶段，陈寅恪的学习与研究旨趣大体保持连续。因此，据此信或可推断，陈寅恪在美学习期间即有意采取西方现代的历史语文学方法重释佛典，考证佛经的输入、流变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俞大维也曾认为陈寅恪研修印度语言的兴趣实际上在于“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和思想的一般影响”。[65]
另外，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多处记录他们这批哈佛学生研读和讨论佛教的情况。例如，1919年10月26日，“午后，俞君大维来。谈宗教之流派，及其精义。谓权衡种种，欲图中国根本至计，则惟当复兴佛教，昌明佛学。”[66]11月10日，“午，陈君寅恪来，谈到印度哲理文化，与中土及希腊之关系。”[67]12月10日，“锡予近读佛学之书，殊多进益。”[68]12月14日，陈寅恪与吴宓纵论历史，从周公旦之典章制度一直到现时代文化重建的争论，其中尤其讨论了佛教自汉晋输入以来，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根据吴宓的记载，陈寅恪对佛教于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持肯定态度，而对耶教救国论予以了批评。他认为：“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69]12月29日，吴宓写道：“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皆有所专注。”[70]1920年8月，“请锡予授宓佛学及印度哲学之大要。选定书籍，择要读之。”[71]“九月中，读书静居，无事可记。所读书均为印度哲学及佛教。俞君讲授哲学史略毕后，即由锡予每晚为宓讲授印度哲学及佛教……直至开学前夕，始得讲完。锡予所讲，远较俞君为精详，受益匪浅。”[72]11月6日，“锡予为复初讲中国古时与西域交通历史。”[73]如许多的记录足以证明，佛教无疑是当时哈佛大学的这群中国学生经常谈及的一个话题，且他们大多对复兴佛教，并藉此重构中国文化有着独到的认识与希望。由于身处这样一个对佛教有着浓厚兴趣的同伴群体，陈寅恪追随兰曼学习印度语文学，研读佛教典籍的原因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1924年赵元任拟辞去哈佛大学中文教职，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聘。当时管理该教席的詹姆斯·伍兹教授有意让陈寅恪接任，赵元任于是写信询问正在柏林大学学习的陈寅恪。[74]根据杨步伟女士的回忆：“他回信好玩的很，他说：‘我不想再回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是他向来幽默的地方。”[75]教授中文自然不是陈寅恪的专长和学术兴趣，但这席话仅是婉拒的玩笑罢了，应当不能视为他对哈佛经历的总结。事实上，陈寅恪后来再没有回过哈佛大学。但是，就他在哈佛的两年半经历而言，这里是其学术旨趣的转折点，是他学习印度语文学并以此方法研究佛经与中亚史地的起点，实可谓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访问博士生）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Julie Reuben在档案搜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给予诸多指导。此外还有幸得到哈佛大学梵文与印度研究系威尔士梵文教授(Wales Professor of Sanskrit) Michael Witzel指点梵文词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山杉助理研究员帮助翻译梵文佛经名称。特此致谢。
（注释略；原文发表于《世界哲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