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美政

【主人公简介】曾昭抡，湖南湘乡人，中国国防化学奠基人之一，192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军事化学专业教育，获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开设国防化学教育，直至1951年为解放军防化学院创立举办培训班担任主课讲授时止，其国防化学活动持续30余年，对抗战国防化学建设与人民军队防化均做出了杰出贡献。曾任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中科院化学所首任所长等职。

国防化学家曾昭抡教授（1937）

化学武器，战争留给人类的潘多拉魔盒!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1年。但这场战争留下的潘多拉魔盒还在散发着恐怖的气息。据军事学者统计，到1997年，日本侵略者遗留在中国大地上的毒剂弹还有200万枚，桶装毒剂约在100吨以上。数十年来，在生产施工中，不断有我国人民被偶然发现的毒弹毒剂伤害之事发生，尤以东北、华北等地为多。此刻，当国人思索如何清除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以使人民永不再受其毒害之时。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突现面前，他就是中国国防化学奠基人之一，以“科学救国”为己任，坚决抗日的曾昭抡教授。

1920年夏，曾昭抡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毕业后赴美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化工系学习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两年。学院体制还未完全脱离战时轨道，他本科阶段所学就是军事化学专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作为协约国一方积极投入战争，国内随之实行战时体制。将大学迅速纳入战争机器，利用大学的科研人才资源为战争服务。1917年夏，美国内政部矿业局组织下的化学战争部成立，确立了化学学科在战争服务中的重要地位。于是，众多大学化学教师被征调参加化学战争部工作。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化工系作为美国建立最早影响最大的化学化工系科，几乎所有教员均被授以军职，从事军事化学工作。包括系主任亨利·塔尔博特，以及威廉·沃克、刘易斯、斯皮尔、米勒德等，几无例外。后来成为曾昭抡博士论文导师的莫利肯副教授，当时被委任为国家陆军化学服务组少校，被派到前线指导化学战，解决相关技术问题。因此，曾昭抡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国防化学专家，实缘于麻省理工学院接受的专业教育。1928年11月，他即以军事化工专家身份参与中央研究院筹备事宜，所填写的专业教育即“毒气化学”。

1920年麻省理工学院主楼

曾昭抡的博士论文导师莫利肯

1.首创防化课程

1926年夏，曾昭抡获科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27年11月，他到广州参加中国科学社第11次年会，在会上宣讲的即《化学战争之常识》。随后，曾昭抡到广州兵工实验厂任技师，指导该厂制造炸药。1928年到南京中央大学，在化学系和化工科任教，并兼化工科主任。在此期间，他主持开设的国防化学课程，应为中国近代高校首创的国防化学课程，包括炸药化学、炸药制备、炸药分析、毒气化学4门课，其中，毒气化学主要讲授“各种化学战争物品、防毒面具，及吸收剂之概述。”创设国防化学教育得到国防研究部门支持，军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所长吴钦烈是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应邀担任化工科讲师，参与讲授炸药化学课程。该所吴沆、张郁岚、华祖芳等研究员，也支持曾昭抡炸药实验教材的编写。在曾昭抡的指导影响下，化工科教师多参与军事化学教学，后来多有著述发表，如朱汝华的《几种主要毒气的制造法》（1934），顾金鑫的《毒气防御法》（1932）、《市民之毒气防御》（1934），以及副教授贺闿收集发表的数百种国内外军事化学书目等。正是曾昭抡的极力倡导，中央大学化工科无可置疑地成为九一八之前中国高校的国防化学教育中心。1931年8月，曾昭抡应胡适、蒋梦麟之聘，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1年后的南京中央大学

2.国防设计重任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最高当局开始认真考虑迅速充实国力，建设能适应抗战需要的军事力量，以应对日本扩大侵略。1932年11月，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领导下成立了秘密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即为了“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国防委员会实际负责人为秘书长翁文灏、钱昌照，聘请著名学者专家40余人为委员，其中科技界有丁文江、曾昭抡、钱昌祚、沈宗瀚、张其昀等。该委员会四大任务之一，即“国防科学的研究”，而具体任务则有搜集国外国防新发明情报、引导国内学术机关从事国防研究等三方面。国防设计委员会分军事、国际、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组等8个组进行工作。曾昭抡、赵承嘏、洪中、范旭东等化工专家参与军事化学化工工作。1934年4月，各组预期计划中的156项课题全部完成，大部分为国民政府采纳并很快实施。翁文灏根据这些报告制定了全国性国防工业实施计划。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管辖。资委会经艰辛努力，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曾昭抡对国防设计委员会非常尽职，。战时他发表的许多国防论述，涉及中国工业建设、国防化学、兵工内迁、国防资源开发等，比如《抗战期间我国兵工业之进步》、《抗战以来之我国化学工业》、《兵工业所用的金属材料》、《炸药工业发展的过程》、《怎样建立国防工业》等。其中不少论述就是由提交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专题报告改写后公开发表的。

3.应对突变局势

1931年9月17日，经过整顿的北京大学正式开学，蒋梦麟主持开学典礼，并宣布聘请各科著名教授15人，曾昭抡名列其中。他和蒋梦麟，以及全体师生都怀有一种特别的心情，希望新生的北大应有光明的前景。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次日，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日晚10时20分，日本军队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扎的沈阳北大营，东北军奉命不抵抗，致使日军轻易占领沈阳。随后，日军扩大侵略，中国军队绝大多数不战自退，数月之中，东北陷入敌手。

9月19日晨，正在校长办公室的蒋梦麟从电话中得知事变简况。随后，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顿时传遍全校。师生们难以相信这是真的，但又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数天之中，北大同学纷纷行动起来，组织游行演讲，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号召国人奋起抗日。9月20日，北大学生发出抗日救亡通电，指出日寇侵占东北，直逼平津，国亡无日：“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 9月21日上午10时，北大学生会第一次抗日运动委员会在理学院宴会厅举行会议，通过了定期举行抗日运动宣传大会案，决定9月24日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举行抗日运动宣传大会，邀请校长蒋梦麟及周炳琳、刘树杞、胡适等多位教授讲演，同时散发告同胞书，张贴标语，立即组织宣传队准备分赴各处宣传演讲，还通过了联络各校学生及各抗日团体组织扩大抗日运动会案。9月下旬，北京大学在校内发布了《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借教育部电令表示了校方的立场。

这份布告谴责了日本侵略行径，并允许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当民族危机还未直接影响正常教学与生活之时，蒋梦麟反对学生介入现实政治，以免不必要的牺牲，故不允许学生罢课。不过，该布告透露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加紧军事训练，并注重体育课程”，它表明教育部和校方均已意识到日本侵华的严重性，要组织学生早作准备，并很快付之行动了。

1931年前后的北京大学理学院（第二院）

“九一八”事变之后，最高当局对日本侵华的严重性仍估计不足，试图等待国际公理的判决。但日本并未停止侵略步伐，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3月，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5月，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战事再次以中方的妥协退让而暂停。1933年1月，日军的侵略行动再次升级，先占山海关，再陷热河，继而进攻长城沿线，古城北平已处于日军炮火威胁之下。

在侵略者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北大、清华等校和各学术机构均奉命将贵重文物图书仪器设备运往南方保存。1933年5月23 日，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该协定，日军将暂时停止前进。华北局势稍得缓和，北平各大学运往南方的图书仪器设备等，不久也运回原处。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曾昭抡忙于应付开学后校内各种事务。就在北大同学会举行抗日运动会的9月21日，曾昭抡参加理学院第二次院务会议，讨论教学事务问题。他同蒋梦麟一样，在国难来临的关头，认为知识界能够拯救国家的，还是科学与人才，认为“深悉在近代战争中，科学之运用，为一极重要之因素，仍于可能范围内积极加入抗日之工作。”于是，北平各高校化学系和北平研究院，均动手研究及制造防毒面具，以抵御日军可能进行的化学战。同时，北大、清华、燕京等四所大学的校长“特开会议，协商于可能范围内扶助政府抗日之办法。”最后一致推选蒋梦麟赴军事委员会分会陈述，表示各院校化学系教员，均愿政府调遣，参加各项防化学战之工作。这里所说的各校化学系教员参加防化学战工作，即指曾昭抡等化学教师在热河失陷后，一边组织本系教职工将仪器药品等装箱南运，一边进行防化学战的准备，以便为国效力。其中，北平大学工学院、清华大学各准备制造防毒面具一万具，以供前线使用。而曾昭抡要做的紧要工作之一，即加紧著译国防化学教材，以适应抗战救国的紧迫需要。

4.国防化学著述

1932年起，紧张教学之余，曾昭抡抓紧时间将讲授炸药制备实验的英文讲义充实整理，编撰《炸药制备实验法》一书。与此同时，他与北平大学教授吴屏合作，将德国化学战专家韩斯联的专著翻译成中文。这既是北大国防化学课程建设的必要措施，也是国立编译馆委托的重点课题。

1932年8月，教育部委托国立编译馆邀请国内专家在南京举行全国化学讨论会，国防化学即为会上主要议题。该会倡议者和主要组织者陈可忠在阐述当时情况时说：“二十一年夏，教育部召开化学讨论会，特设国防化学一组，意在广征众见，共筹良策，以树国防化学之基础。与会诸公乃有请教育部设立国防化学讲座及请国立编译馆编译国防化学书籍等议案。本馆也鉴于国防情形之迫切，暨军事教育方面之需要，爰请国内对此问题夙有特殊研究之专家担任翻译”。陈可忠说，当时选定外文军事化学著作两种先行译出，其中，《化学战争通论》由曾昭抡、吴屏合作译出。另有炸药实验法著述两种，分别由曾昭抡、韩祖康撰著。曾昭抡所著即《炸药制备实验法》。

曾昭抡《炸药制备实验法》

《炸药制备实验法》最早是曾昭抡在中央大学讲课的英文讲义，到北平后经北京大学与北平大学的课堂讲授，又得改进完善而趋于成熟，而且篇幅不大。因此，他很快将《炸药制备实验法》书稿修改完成，1933年6月初交付国立编译馆审阅。当年6月10日，国立编译馆举行第十次出版委员会议，议题之一即接受曾昭抡的《炸药制备实验法》书稿。在该馆立项的4本国防科技著作中，曾昭抡的这本书稿最早交稿。1934年3月14日，《炸药制备实验法》由国立编译馆正式出版，读者反映甚好，短时间就印行了4版。

严格而论，《炸药制备实验法》不完全属于国防化学范围。该书70余页约3万字，详细介绍雷酸汞、黑药、硝化纤维素、硝基胍、苦味酸及苦味酸铵、硝化甘油及代拉买特、三硝基甲苯、特屈如、硝酸铵炸药等9类炸药的实验室制备方法。对每种炸药的实验室制备，曾昭抡都是按“讨论”、“制备手续”两方面来介绍的。前者主要讲述相关化学家研制该炸药的历史及其应用状况，对其研制过程叙述颇详，堪称该化学物发现的编年史。对每类炸药研制中的失败和成功，都分析其原因及化学原理，甚至对保管运输中的注意事项等，也有详细介绍。后者详述该炸药的化学成分、分子式、理化特性、制备程序、操作要求、所用器具和药品，发生意外时的应急处置措施，等等，都有详尽说明。行文当中，处处体现了一位化学家考虑问题的周到、严谨、细致。既适应战时急需，又适合课堂教学。由此可知曾昭抡课堂教学特点，钦佩其化学教学艺术。

曾昭抡、吴屏翻译的《化学战争通论》

《化学战争通论》（Der Chemische Krieg）是曾昭抡的第二部国防化学专著，曾昭抡与北平大学教授吴屏合译。原著者为德国化学战专家韩斯联（Rudolf Hanslian），这是中国现代有关国防化学著述中最重要的译著之一，曾昭抡称之“为西文书籍中关于此方面最有价值者之一。其讨论化学战争之历史，所用化合物，及其使用方法，至为详尽；而尤偏重于气体战争及烟雾在军事上之价值，殊为他书所不及。”有关此书的翻译，大约在1932年11月曾昭抡被聘为国立编译馆特约编审之后，而主要工作应在《炸药制备实验法》交稿后进行的。接受国立编译馆委托后，曾昭抡夜以继日，进行艰苦的翻译。对此他记述道：“二十一年冬，我国受东邻之侵略，已逾—周，国人乃深知非自强无以图存。斯时国立编译馆成立不久，因鉴于目前急切之需要，乃励志多译关于军事科学之专门书籍，爰以此书之翻译属之于译者二人。译者承此，深以为幸！唯受命后不久，榆关事发。继而热河失陷，滦东不守，平津垂危。译者身处北平，无日不在危险之中。加以课务繁重，余暇不多，以致迁延至二十二年五月底始得完成一半。正在继续进行之中，而日军已迫北平城下，平市学校，暂时无形停顿。乃南走首都，费时三月而后成之。”

可见，他是出于“科学救国”的爱国责任和“非自强无以图存”的民族大义而承担该书的翻译重任的。序中所说的“榆关事发，热河失陷，滦东不守，平津垂危”，即抗战史上著名的“长城抗战”，“榆关”即山海关，尽管中国军队奋勇作战，最终还是失利退却。1933年1月，日军攻陷山海关，继而侵占热河，进攻长城沿线。5月下旬，日军三面包围了北平。此时，北平城内已是一片混乱，学校教学活动已经停止，刚动了手术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也准备离开北平。在这种形势下，曾昭抡带着未译完的书稿离开北平来到南京。此时，他在南京城内傅厚岗的家宅已经盖成，于是有了安身之所。紧张工作了三个月，方将该书译完。1933年9月，曾昭抡和吴屏将书稿交付国立编译馆审阅。

1935年8月，《化学战争通论》由国立编译馆出版。所译版本为1927年印行的第2版，较初版增加了若干新内容，体例也有调整，对各国有关化学战争的军事学术见解也作了特别阐述。著者韩斯联为德国化学战专家、1910年莱比锡大学理学博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国近卫军团药剂官、药剂监，第22预备军团毒瓦斯专员等职。战后任《气体防护与防空》主笔、《火药及爆炸物杂志》顾问。韩斯联被称为“世界上最有名之化学战专家，其最著名之著作，即《化学战》一书，此书系根据其丰富的战场经验而成，为世界上化学战的标准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防毒面具之一，原载《化学战争通论》

该书第一章为世界大战前之化学兵器，包括气体攻击（气体攻击的起源与发展、军事化学物质、气体攻击之技术），气体防护（个人防护法、一般的气体防护、气体军纪、禽兽之气体防御法）两节，其中，“个人防护”指保护士兵个人的气体防护工具，“一般的气体防护”指集团和集团防御法。第二章为大战后之化学兵器，包括化学兵器之道德及国际公法上的立场之理论的评价，大战后化学兵器实际上的进展（各国关于气体技术方面之准备、大战后之军用化学物质、新时代气体攻击法之种类、大战后气体防护之发展），化学兵器在将来战争中之预料的地位等3节，第三章为烟及雾之产生，包括烟及雾之起源及其发展、产生烟及雾之物质、技术上的辅助工具、烟及雾之采用等4小节。还有面积单位表、德国及英美度量单位对照表、最重要的军用气体物质之计算的有效时间表等3个附录及参考材料表册、附图、索引等，全书共701页近40万字，堪称当时内容最全面详尽、史例最丰富、阐述最严谨的化学战专著了，即使在今天，也不失为研究化学战争的重要参考书。因此，国立编译馆选中此书由曾昭抡、吴屏翻译出版，可说是反复权衡后的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军防毒面具之一，原载《化学战争通论》

5.北大防化教学

1931年9月，曾昭抡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后，出于抗日御侮的紧迫需要，他开设的国防化学课程则更为完善规范，而且增加了学生实验课。1933年，该系共开设炸药化学、炸药化学实验、军事化学、军事化学实验4门课，课程数与中央大学时期相同，但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却大为改进，体现在五个方面。

（1）“炸药化学”主要讲授“各类重要炸药的制造与性质之讨论”，“炸药化学实验”主要进行“各种最重要的炸药在实验中制备之练习”，均比中央大学时期有明显改进。这种改进在国防化学课程体现得更明显。中大时期仅有“毒气化学”课，每周上课2小时，主要讲授“各种化学战争物品、防毒面具，及吸收剂之概述。”北大时期则分为“军事化学”、“军事化学实验”两门课，每周上课4小时，学时增加了一倍，并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化学战实例写入教学纲要，并在课堂上讲解。可见，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势下，曾昭抡也考虑到日后怎样应对侵略者毒气攻击了，这是相当有远见的安排！（2）经过曾昭抡的精心筹划，北大化学系已具备了实验条件。军事化学课“详述欧战中及欧战后之毒气攻击与防御，并论烟雾之应用。”军事化学实验课则“练习制造欧战中施用之各种毒气及烟雾与防御剂。”曾昭抡深知，凶残的日军是一定要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的，为了防御不得不早做准备。（3）北大时期的4门国防化学教科书，不仅使用曾昭抡的自编讲义。而且有了他撰著或翻译的中文参考书，如《炸药制备实验法》为“炸药化学实验”课的唯一参考书，《化学战争通论》则为“军事化学”课指定的两种参考书之一（以上所述，双引号中的文字均出自当时北大化学系“课程纲要”）。（4）为培养具有动手能力的国防化学人才，曾昭抡亲自指导学生将炸药实验制备作为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如1936年，他指导凌大琦所做的《试验室中之炸药制备法·Tetry1之制备》、指导段琨所做的《实验室中的“三硝基甲苯”（TNT）制备法》等课题，完成后由他与学生共同署名，发表在《化学工程》期刊。（5）为使课堂国防化学教学与抗战防毒实际相结合，1936年11月至12月，曾昭抡率北大化学系师生赴绥远抗日前线考察防毒情况。冒严寒考察了绥远战役各主战场及部分前沿阵地，以及敌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实况，采访了参战或驻军的高级军事长官。他随后写成的《绥行日记》在天津《大公报》连载，不仅全面反映了绥战详情，而且对作战经过也作了客观总结。这是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科学家亲赴前线考察绝少见到的客观记录，可以认为是曾昭抡最早的军事论述和国防化学文献。（详情见姜兴华策划、笔者撰稿的《国防化学家曾昭抡：载入中国防化史册的80年前“绥远之行”》，解放军报客户端、军报长征出版社微信2016年8月刊出）。

6.防化战略思考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横排袖珍本）战争是异常复杂的事物，战略就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前面所述抗战前期曾昭抡的国防化学活动，实以他对国防化学战略的深刻思考为基础，可视为他有关国防化学全局筹划的基本思想及具体措施的指导性意见，并且考虑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防御日军毒气进攻有明确的指导性与可行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方面。

（1）曾昭抡对中国抗战的持久性、艰苦性有清醒的认识，强调包括国防化学在内的国防建设对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性。1940年他在昆明广播电台的广播演讲中说：“这次战争的性质，必将演成长期抗战，国防必需品的自给，是获得最后胜利的一种因素”。以后他又撰文指出“没有国防的国家，即无法抵御侵略”，“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实为急切要图”。这些论述表明他善于从全局来考虑国防化学战略问题。

（2）他认为中国应对日军的化学战，应制定通盘计划，对日军可能进行的化学战有预先准备。在他1937年发表的《我们对于毒气防御应有的通盘计划》、《中日战争中使用毒气问题之检讨》等文中，对此作了阐述。他说：“平津失陷以后，日本图占我国领土，更加积极。不意我国发动全面抗战予以坚强之抵抗，日军为求速胜，一切新式战术，凡在其能力可以实施者，莫不引用。即令违反国际公法，或有背人道，也在所不顾，自八月中旬以来，敌方在南北前线使用毒气之消息，载之报纸者，已数见不鲜”。“但敌人对我迄今至少曾经用过若干次毒气攻击，则系属实情”，“然目前在此方面之重要问题，尚不在何方确曾使用毒气与否，而在毒气战争，将来是否会大规模使用，与其效力如何”。1939年5月22日，他在西南联大演讲时提出：“但是从我们的立场来说，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积极地准备应付大规模毒气战争是抗战当中必需要做的事。”

1936年绥远抗战时戴着防毒面具的中国军民

（3）他提醒国人警惕日本侵略的凶残本性，中国在进行重大战役时要注意防御日军的毒气进攻。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曾昭抡说，国际公法并不能阻止拥有毒气的国家在战场上使用毒气。而且，“上海战区，除在雨季时节外，实为实施毒气战争之良好场所。沪战为我国存亡所关，对于此点，尤不可不特别注意”。军事学者王强、杨清镇统计，七七事变至抗战胜利，日军对中国军民使用化学武器达2000余次，致死致伤中国军民约9万人（《化学武器与战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7年8月版）。由此可见曾昭抡防化警示的预见性与重要价值。

（4）普鲁士战略家克劳塞维兹提出决定战略有五大要素，即“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统计要素”。由此而言，曾昭抡的国防化学战略思考不仅有整体考虑，也特别注重化学武器性能成效，以及使用条件，包括作战方式、地理环境、天气状况等具体问题。他说：“毒气为欧战中新兴之一种武器，正与坦克车同。自军事科学之眼光观之，每种近代武器，各有其威力之范围与限度。毒气之引用，并未使他种武器变为无用；但因其某种情况下，效力特宏，已使近代战术，发生相当变化。”他进一步阐述：“此项兵器，在游击战中之效力，比较低微；而在持久的阵地战中，则威力殊大。对于空旷地区或后方城市之效力不大，而对部队密集之战壕。则具有重大之威胁性。以天气言，极端寒冷之地区，不适宜于用毒气；而温暖之处，则殊适宜。”

（5）对国防化学，曾昭抡不仅有整体战略思考，而且还考虑到防护面具制造及材料选用等具体问题。1936年他在《中国活性炭制造问题》一文中说：“九一八以后，我国一般国民，慢慢的认识化学战争的重要性，尤其是科学界和工业界的同人，许多都感觉怎样去应付化学战争，是他们的天职。一二八淞沪战争发生以后，一时谣传日本会要使用毒气，所以不少地方马上很紧张的去研究防御毒气的主要药物—活性炭。”他接着叙述了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军政部理化研究所、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平大学等机构研究活性炭的简况。感慨国人风起云涌的去做，相互之间却缺少交流合作，以致热情过去后，中国的活性炭制造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至今还要从德国进口。曾昭抡说，制造活性炭的原料和药剂在国内很好解决，设备也较为简单。而且产品可军用，也可民用，比如制造味精、制糖，都要用到活性炭，不愁产品没有销路。篇末他呼吁：“过去的话不必再说，现今从新起首，还不算晚，让我们大家来努力吧!”《化学工程》为此写了编后，希望业界联合起来，大规模制造防毒面具，以供前方将士使用。

7.防化学术基础

曾昭抡的国防化学战略思考，包含国防化学学术基础建设，具体反映在他主持“军事化学”文摘专栏、编订审核军事化学名词、校阅军事化学专著等方面。

1934年起，曾昭抡负责中国化学会中文期刊《化学》中的“中国化学撮要”专栏时，在该专栏开辟“军事化学”一栏，广泛介绍国防化学动态，收录军事化学译著摘要、简介、目录等，全力推进国防化学学术发展。《化学》由戴安邦主编，曾昭抡为24名编辑委员之一。所谓“撮要”就是现今“文摘”。“军事化学”专栏每期条目多时达数十条，少的也有十条许，为军事学术界及时提供了查询线索和参考文献，至今也是难得的专题研究资料。如《化学》第3卷第3期的“军事化学”专栏，就有《毒气制备实验法》、《化学战争毒瓦斯与化学药类重要关系》、《化学国防与中国》等49条，堪称收集全面，内容实在。而第3卷第6期，则刊出《化学战争通论》、《五种毒气》等9条，其中，《五种毒气》为国外军事化学家杰克逊介绍芥子气、催泪气等毒气的专著，200余页，北京大学出版组1936年出版。

1936年曾昭抡主编的“军事化学”文摘专栏之一

1930年中国化学工程学会成立后，曾昭抡以军事化工专家身分参加该会学术活动。该会主要工作之一，即编订中文《化学工程名词》，张洪沅为化工名词委员会主席，所聘会员分别负责各部分名词的编订。其中，炸药及毒气名词初稿由杜文若编订，再由曾昭抡增改修订，再经吴钦烈校阅。即后，国立编译馆主持编订《化学术语》、《化学工程名词》，前者初稿包括普通化学、理论化学、分析化学、工业化学、医药化学、军事化学等8000余则；后者即采用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初稿，共分为15部，编有名词10000余则。作为国立编译馆的特聘专家，曾昭抡均为这两部名词的主要审定人之一，1935年5月、12月，两部名词编完先后交付审定，曾昭抡、李寿恒等三人最先交稿。

1940年3月，曾昭抡被聘为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后，对此事颇为尽心。其中重要成果，当属《化学战剂》一书。该书为美国化学战专家普伦蒂斯（Augustin M.Prentiss）所著，陈时伟、左宗祀译出。全书上、中、下三册共27章，“取材广博，陈义精详，允推国防化学方面最新颖最完善之著作。”出版后即被列为教育部部定用书，国内军事学校及各大学的国防课本。该书翻译之中，曾昭抡、吴钦烈、顾敬心等化工专家，均为该书提供了可贵资料，最后由曾昭抡“不惮烦劳，详加校正”，使该书1945年6月得在重庆出版，1946年12月在上海再次印行。

曾昭抡校阅的部定大学用书《化学战剂》

8.防化宣传训练

抗战时期曾昭抡坚持推行国防化学教育，有多件典型事例，包括防毒体育演习、参与清华大学非常时期教育方案、长期坚持讲授国防化学课程、在校内外作防毒宣传，以及在报刊广播作防毒演讲，等等。

北京大学素来重视对学生进行军训，训练正规，要求严格。1937年的校友回忆：“军事训练也是体育的一部分。北大军训有十五六年的历史了，一向由白雄远先生主持，其设备之完美，实不可多得，举凡轻重机关枪、迫击炮、平射炮、山炮、弹药箱、手榴弹、防毒面具，步枪刺刀等应有尽有，并辟有一沙盘战术室，中有丈余见方之沙盘，上置步，马，砲，工兵，辎重，战车，汽车及各种地物模型，作演习行军作战排列阵式之用。学生军除平时受训外，并到野外作种种演习。近年华北因外力影响，平津学校军训备受摧残，可是北大军训一仍旧贯，始终不懈，而且在国防教育声中，更积极地负起了它的严重的使命。”

在强敌入侵的严峻形势下“北大军训一仍旧贯，始终不懈”。而曾昭抡的举动则更具特色。按1933年公布的北大军训大纲，防毒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军训中的防毒训练与曾昭抡的国防化学课程怎样结合，还未查到相关史料。但曾昭抡的作法却很有创造性，这就是除了课堂讲授国防化学之外，适时将国防化学教育结合到课余生活中。《科学》对此报道说“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鉴于我国国势阽危，以图将来救国之起见，年来对于国防化学之研究，在曾昭抡主任指导之下，不遗余力。”1937年5月15日，“为唤起民众对于化学战争之注意起见”，曾昭抡借北京大学春季运动会之机，指导师生在北大一院风雨操场举行国防化学展览会，展出毒气5类，包括催泪性毒气、喷嚏性毒气、窒息性毒气、糜烂性毒气、中毒性毒气共11种，还有防毒面具、防毒面具材料、防毒教育图表、防毒图画、防毒设备模型等，又施放烟幕弹10余枚，举行了全系学生戴防毒面具的400米接力赛跑。“结果观众甚为满意”。北平市第三民众教育馆，因此向化学系借去全部展品，从6月初至7月初，在该馆整整展览了一个月。北京大学在“七七”事变前夕举行的防毒演习，在民族危难的关头，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场景。它给富有“五四”、“一二·九”光荣传统的北大，又增添了英雄的色彩!

1937年5月，北京大学化学系防化运动会的同学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得到全国各地各界响应，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为充实自身力量，以坚持持久抗日，北平学联于1936年发出《复课宣言》，并制定了以军事教育为中心的实施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其中，清华大学的实施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包括3组系列讲座：1）国情与国际关系；2）欧战史中之战时各项问题；3）实用工程。第3组实用工程包括防御及运输工程、射击方法、军用通讯、军用化学等27个系列讲座。曾昭抡应邀同张大煜、庄前鼎等专家一起，负责军用化学讲座。1936年5月7日晚，曾昭抡在清华大学大礼堂讲“毒气制造”，此讲座意图很明白，了解了毒气制造原理，对于如何防范或救治中毒者，就易于掌握了。

1938年2～4月，曾昭抡作为长沙临时大学赴滇旅行团指导教师之一，同300余师生自长沙启程，长途跋涉到昆明。在三千里艰苦征程中，途中休息或营地留宿，曾昭抡都要从包中取出防毒面具戴在头上，向当地民众讲解防毒知识。1938～1945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仍然作为“军事化学”课的主讲教授，向化学系、化工系及其他系学生讲授该课。不仅如此，在校内外多种场合，他也讲过多次防毒问题，事后这些讲演多见诸报端。1940年12月12日，曾昭抡应昆明广播电台之邀，在该台作广播讲座《化学战争》，12月中旬，《云南日报》刊出其讲座稿。在这篇演讲中，曾昭抡从“化学战争就是使用化学兵器的战争”讲起，依次谈了“化学弹药与爆炸弹药的区别”、“化学弹药的效力”、“化学战剂的种类”、“毒气的分类”、“怎样预防毒气”等五个问题，并解释了化学兵器、化学战剂、化学战争等基本概念，分析了化学武器与常规武器的不同，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化学战的实例，进而讲到抗战中要做好预防，以免遭受意料不到的损失。他最后说，“当战争武器的重复运用，随时都有可能”，盟国方面，如英国军民都备有防毒面具，由此“便可明了于防毒问题的重要了”。这篇广播词条理清晰，语言晓畅，把专门的军事科学问题表达得生动明白，深得广播宣传要领。在日军累次对中国进行化学战时，极有现实价值。

末了要说，1951年解放军防化兵组建同时筹建防化学院，经军委训练总监部联系，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安排清华、北大等四校举办防化培训班，为防化学院培训干部，曾昭抡亲自讲授主课《国防化学》（见笔者《曾昭抡：观察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世界眼光》，“中国军网”2015.9.1）。培训班办了三期，曾昭抡也教了三期。对此，当时参加培训，后任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教授的赵国辉说：“曾昭抡教授就为我们兵种首批技术干部的培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我们这批防化兵的老技术骨干永远记在心头的”。

（本文转自解放军报社长征出版社微博；原文选自《曾昭抡评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此书为"西南联大研究文库" 之一，获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和云南师大资助。此次选刊文字有调整补充，参考文献见原书。作者为云南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云南师大西南联大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作者所著《曾昭抡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