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王向田

    清华大学自1911年建校以来，因经费充足稳定、办学理念明确等原因而成长迅速，到30年代已从一所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为国内大学中的后起之秀。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七七”事变的硝烟战火使清华大学正常的校园生活被无情打破。随着日军军事行动的加剧，清华师生抛弃了和平解决事件的幻想，他们纷纷离开北平南下，踏上了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道路。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被日军掠夺、占领，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试图保护校产的目的落空，学校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设施、仪器设备、图书均遭受浩劫。

    一、事变初期，清华师生静观变化

    从“七七”事变发生至7月14日，清华校园内尚属平静。当时正值暑假，清华一、二、三年级学生在西苑兵营集中受军事训练，土木系大部分学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四年级已毕业学生，为谋职业及准备研究院与留美公费生考试，留校的约有二百余人，教职员除少数南下参加庐山谈话会与作短期旅行者外，大部分仍留校中。

    清华校长梅贻琦恰好在7月6日离开北平去江西参加庐山会议。“七七”事变后，关于园内经过情形，皆由同人通信相告。7月10日，潘光旦、沈履急电梅贻琦校长“教育部周次长急转梅月涵校长鉴：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潘光旦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任学校教务长，沈履是清华大学秘书长，二人事变时均在学校，负责维持校内秩序。学校“……因地处平西，毗连宛平，当七七之夜，敌人进攻卢沟桥，枪炮之声，校内清晰可闻”，但在日军“不扩大”的烟幕下，人们在观望、判断事态的程度和发展走向，并对事件的和平解决报以希望。校内秩序如常，他们并没有急于催促梅贻琦返校。

    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时住清华校内工字厅，7月8日、9日、11日、12日均闻炮声。7月13日，吴宓进城，7月14日上午9：00再次进城，在常去的凌风号理发店理发，之后与姑母午餐。下午2：00乘车返校。可见其时出入校园比较容易，且与城内交通正常，甚至理发、与长辈聚餐之类的生活琐事均如常进行。然而平静的外表下是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前途的茫然，战争的阴云使吴宓对清华园中曾经的和平宁静生活产生了深深眷恋，他在13日日记中写到：“于9：00入城。……乘2：00汽车回校。3：00抵宓室，觉其凉爽静适，真如仙境。蝉鸣鸟语，亦至可悦。念时世之危难，战事之紧迫，如此佳地，如此清福，又岂可多得？”

    7月11日，同赴庐山谈话会的胡适亦由他人处得到潘光旦传出的清华消息，较为详细，遂密电转告梅贻琦：“沧州饭店梅月涵校长，学密。裴君电告由温德君转述光旦洗（原文如此）清华平安，仅有日兵官来问有无军器，并欲购校马，并劝告校款勿外汇，以免谣传被日军提取。职员出入无阻，携物者须经检查，据云日军尚有礼貌，人心稍安。”在“不扩大”的烟幕下，在未占领北平之前，日军表现得“尚有礼貌”。清华校园似已被日军控制，因而“携物者须经检查”。

    二、大战来临，清华园内积极应对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虽然声明采取“不扩大方针”，实际上加紧进行侵华战争，11日，近卫内阁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7月12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命令部队“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完成在通州、顺义和天津的兵力部署。7月15日至17日，日本参谋本部又相继提出《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

    7月14日下午吴宓“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面对局势的急剧恶化，清华的临时负责人采取了应对措施：

    第一，国难当头，呼吁政府坚决抗战。7月15日，沈履、潘光旦等联合北平其他大学负责人密电参加庐山会议的蒋梦麟、胡适、梅贻琦，要求中央与华北地方政府协调一致：“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要求他们“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

    7月16日再次联合北平其他大学的教授李书华等共21人密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请他转达，要求政府坚决守土抗敌，直到日军退出：“张岳军秘书长转谈话会诸公公鉴：学密。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不胜祷切。

    第二，通报局势，商议如何保证学校安全。7月14日当晚9～10时，秘书长沈履、教务长潘光旦在工字厅召集了谈话会，由沈履等报告连日谒见秦德纯市长等所得消息。“大致日军决意并吞华北，大战即在目前，而二十九军决志牺牲抗敌，云云。又讨论校防事。”

    第三，急请梅贻琦校长回校。7月14日潘光旦、沈履急电梅贻琦“教育部办公处急转梅校长月涵钧鉴，和平望绝，战机已迫，盼急设法绕道正太平绥反校。”

    第四，大战在即，7月15日，清华提前发给七月份薪金，以利教职员决定行止。

    三、梅贻琦等对事件和平解决抱有希望

    在全国各界人士抗战呼声的推动下，面对日本全面侵华的加紧进行，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声明，表示准备抗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谈话中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项要求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坚决立场。但在谈话中又说：“我们的态度只是迎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和平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7月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使馆，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之意，“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协商，俾得适当之解决。”

    庐山声明和国民政府的照会，重申了中国所采取的自卫立场，并提出了通过外交途经解决事件的办法。基本指导思想是准备迫不得已的应战，仍争取事变的和平解决。

    参加庐山会议的梅贻琦7月17日密电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对地方当局极信赖、维护。津方谈判早有传闻，且有芦线撤兵说，不知究何如。日内与蒋徐商，行程或先赴京再定。”这份电报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中央信任地方政府；关于是否与日谈判及从卢沟桥撤兵，判断不清；梅贻琦并不打算尽快回校。此时北平、天津还未被日军攻陷，北上的道路应该畅通，梅贻琦等不急于回校应是判断事变不一定会扩大的反应。
当年曾参加庐山会议的清华教授、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在晚年这样回忆：“抗战军兴于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半个月，虽事态已严重，但在表面上和、战尚在未知之数。当时执政当局曾在这半个月中召开过一串的所谓庐山会议，邀请一些国内知名人士，征询、商讨和、战对策。参加会议者，从主会者在会议总结发言所说的‘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一语中，意领神会地认为这次事变仍将以妥协而暂告无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在参加庐山会议下山之后，没有立即北返，而逗留于宁、沪，未始不和这心理有关系。”

    1940年的清华“图书馆工作报告”中提到卢沟桥事变时，亦有“当时一般推测，事件未必扩大”等语。可见当时局势错综复杂，尽管大战在即，表面上却和、战未明，致使很多人对事件的和平解决仍抱有希望，没有料到卢沟桥事变竟成为燎原星火。

    四、清华园陷落日军之手

    不管中国方面如何要求通过谈判解决事件，都不能改变日本确定的扩大事态的方针，日军继续发动攻击。7月26日，日军占领廊坊，并企图派兵进入北平，制造了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的广安门事件。当日，日军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卢沟桥和八宝山附近三十七师，于27日正午前撤至长辛店；北平城内和西苑的三十七师于28日前撤至永定河右岸，以后继续移驻保定地区。如不照办，日方“将不得不采取单独行动”。27日，日军向南苑、西苑及永定河一线攻击，并对平津大举进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禺阵亡。29日，宋哲元等率29军撤往保定，北京弃守。

    29日北平陷落，同日，清华园陷落。27～29日战事的急剧变化及清华园内的状况，吴宓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7月27日，日军大举进攻，“……自今日起……时局忽紧张。晚饭后7：00小雨，至叶企孙宅。知日军昨晨占廊房，与我军冲突。今日上午、下午，宋哲元开军事会议，诸将意见不一。无结果，战事不免。企孙等赶急筹备，并送友人眷属，拟乘平绥火车，赴大同、太原等处避难（实则明日路已断，企孙等终未行。）”

    7月28日，双方激烈交战，前方传来了中国军队胜利的消息：

    “……5：00仆呼宓醒。日军飞机轰炸西苑（闻损失不重），窗壁为震。

    ……闻宋已决应战，日军将于正午进攻云。自10：00起，直至下午约2：00止，我军与日军战于沙河于清河之间。大炮与机关枪声，巨声密响，生平所未闻。其声由远而近，继乃由近而远，终于止息。传闻由昌平来之日军，与二十九军战，我军不支，幸得中央铁甲车开到，而汤恩伯援军亦自绥远来，遂转败为胜云。方炮声紧急时，诸同人率妇孺避于科学馆及图书馆楼下，宓则和衣蒙被，仰卧宓室中床上，愿毕命于此室。

    ……1：30以后，炮声渐减。至2：00全停宓进馒首，及汤。叶企孙来。熊大缜并电告，我军大胜，自昨夜已夺回丰台、廊房、天津东车站、总车站，及通州。中央将要求日军于48小时内退出华北云云。众皆欢庆。……闻我军在圆明园布防，日军已北退。又谓中央飞机已到，且曾击落日机二架云云。”

    7月29日，战况明朗，“……日机在空中整队飞翔，偶闻一二掷弹或炮声，旋即平静。8：00企孙电告，因张自忠军及石友三保安队等倒戈，我军大败，宋等已于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组织云云。一夕之间，全局尽翻，转喜为悲。不特为实事上之大损失，抑且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益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

    北平陷落，清华园内一片恐慌，教师、学生纷纷离开学校，“传闻日军已南进至清河。前队已驻守清华园车站。不久，或即来校接收。情形甚为忙乱。”北平学生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传言日军将逮捕学生，清华学生大批离校，“陈昌年来，言拟随同众学生走门头沟，由此南行，以避敌锋，因学生将被搜捕云云。甘肃学生冯绳武两次来，以存款不多，生活无术，求为宓之仆。宓拒之。此时，见学生纷纷乘自行车（携小包）离校，或以人力车运行李入城。”为避战乱，“教授亦纷纷以汽车载物送眷入城。校工则退还储金，又将发给两月工资而解散。”

    五、面对日军的劫掠力图保护校产

    北平沦陷以后，清华“教职员学生眷属大部入城，有负责人留校”。8月，国民政府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合组临时大学。清华校长梅贻琦于8月底到长沙着手筹备，9月初在长沙成立清华办事处，在天津、南京、上海、汉口四处清华同学会的协助下，办理通知清华南下师生职员到长沙开学等事宜。土木系的实习学生从山东济宁径直赴长沙入学，南下的师生职员也辗转到达长沙。9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到校旧生1120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三校教师共148人，其中清华73人。长沙临时大学的办学开启了三校精诚团结，在艰难条件下传承文化、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新篇章。

    清华小部分教职工因各种原因滞留北平，他们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了保护学校的任务。7月29日下午3时，即有日军在校内穿行，但尚无任何其它行动。之后日军到校内者渐多，令人应接不暇。学校负责人遂“于八月中，决定疏散办法，并组织保管委员会，保管校产。”

    毕树棠，当时清华图书馆的职员，他的日记中记载：“八月三十一日  接校务会议通知，委派作保管员。上午赴清华（时已迁居城内），被派任保管员者共四十余人（后减为十五人），长期留校，分区驻守。”，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由留在校内的职工和教师组成。1937年11月的“抗战伊始清华‘平校保管委员会’及保管人员名单”中，保管委员会主席是毕正宣，委员有：傅任敢、汪健君、施廷镛、陈传绪。保管员有毕树棠、阎裕昌、倪俊、温德、钱稻孙等40人。

    9月12日，日本宪兵队侵入学校搜查，“凡校长办公室，秘书处，庶务科，学生自治会所，及外籍教员住所，均被搜查，旋封闭学生自治会所及葛邦福先生住宅而去。”

    日军自由窃取清华什物始于10月3日。据清华美籍教授温德的日记记载：10月3日，日军竹内中佐偕两名维持会日籍顾问及约20名士兵乘三辆汽车、一辆军用卡车到清华，搜查了机械系、土木系、气象台。临行将大量书籍、仪器用汽车装载而去。10月4日木下少尉带领约20名士兵搜查电机系、航空实验室、科学馆、化学系和图书馆，拿走了电机系和科学馆的钥匙。士兵趁机大肆抢劫。两名电机系工人被打。10月6日，木下少尉带领约20名士兵乘坐两辆汽车、一辆卡车到清华，搜查了图书馆，带走两部重要书籍并45把钥匙，未留下收据。接着搜查了化学系并拿走大量的仪器、化学药品和书籍，未留收据。另拿走化学系的20多把钥匙，留下收据。10月7日，木下少尉带领约15名士兵乘坐两辆汽车到清华，搜查了气象台，带走15本书，一幅近期的中国地图，留下收据。另有诸如手表等大量私人物品被士兵抢走。后三次搜查日军均不允许清华员工随行。

    自10月3日以后日军每日参观，每日攫取，虽经保管委员会交涉制止，全无效果。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毕正宣10月26日致沈履函中，亦有日军于10月3日、4日、6日、7日、8日、9日、10日到清华搜掠的记载。

    对于日军的大肆劫掠，清华保管委员会采取的应对措施有：

    第一，10月8日温德将毕正宣所列的清华被劫掠详细情况，告知美国使馆、美国报纸，并电话联系日驻华大使馆。9日温德与日文化联系委员会人员交涉。

    温德在报告中有“（温德）有责任向美国政府报告，因清华的建筑和仪器设备来自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捐赠，并严格规定确保用于教育”等语。

    第二，保管委员会主任毕正宣等在出席北平维持会会议时向日籍顾问提出严重抗议，“1. 本校现经维持会委托保管，则任何军队不应随意拿取图书仪器，且中日两国虽不幸发生战事，但未经宣战，且未断绝邦交，学校虽属国立机关，但非战利品，应绝对制止；2. 倘地方维持会认为权利不能干涉军人，则请维持会立即接收我校……除此外，更有郑重声明，即本校与其他各国立大学情质不同，系因美国退还之庚子赔款，每月之经费十万元系由美国大使馆拨交教育部转发者，且有保管委员会，本校之美国教授两人如温德等负监督责任。若日军此种行动经该委员等报告美使馆转告美国，则与贵国之国际信誉颇有影响……”

    清华大学的建立源于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正是这笔屈辱的赔款，造就了清华。清华师生把庚子赔款的民族耻辱与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交织在一起，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相勉励，孜孜而学。“七七”事变后，面对日军的劫掠，毕正宣等人不得不祭起美国政府的大旗，试图借重美国方面来解决日军侵占校园的问题，保护学校的安全和财产不受损失，这是清华的又一次耻辱，也是国家、民族的耻辱。而且事实证明这一企图仅仅是一种幻想，结果“不仅无济于事，侵略军头头还向留守人员大发脾气，要求交出‘勾结’美国使馆的人。经过大家一再搪塞，才不了了之”。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沦陷后的清华，前途堪忧。10月13日，敌军实行强占校舍，此批军队，即为卢沟桥事变祸首牟田口部队，占住之房舍，为工学院，办公楼，工字厅，甲、乙、丙三所，女生宿舍，二院宿舍，大礼堂等处，是为日军驻入清华之始。学校保管人员，被逼退至学生宿舍（四院）。

    在庚款的支持和学校多年的规划经营下，清华大学校园环境优美，系馆建设先进，仪器设备精良，图书收藏丰富。“七七”事变后多种势力试图染指清华。关于学校的前途，传言纷纷，计有以下三种说法：

    其一，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建议把清华的珍贵图书仪器等送到燕京保存。

    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委员傅任敢这样回忆：“在留守期间，各方面都看中了清华大学这块肥肉，纷纷用软的或硬的方式袭来。最早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请我们的留京人员到燕京大学茶叙。司徒雷登在茶话会上转弯抹角地说了一遍，中心意思是，清华的珍贵图书仪器等最好送到燕京保存。由于怀疑他的说法是个骗局，但又不便得罪他，所以没有表态，不理了之。”

    其二，福开森建议。1937年11月12日，福开森博士向北平维持会正式提出建议成立三人委员会，研究日军占领下清华大学的未来及保管学校财产等事，其中日、美、中各一人。14日路透社报道了此事。早在11月7日，滞留天津的叶企孙就已得到消息，遂致函陈岱孙、叶企孙，报告了福开森的建议，并有“国危如此，恐只能让人家随意处置我们的园地了！”等的感叹。17日，叶企孙致电梅贻琦，再次提醒梅注意此事。

    其三，11月19日，叶企孙致函梅贻琦，告知有传言日本人在北平酝酿组织华北大学，清华及北大校舍将被征用。

    不久，日军为掩人耳目，成立了伪北大等校。而清华则逐步被全部占领，沦为日军兵营和伤兵医院。

    1938年1月20日，日军要求迁移科学馆、生物馆、化学馆为驻兵之用，中间几经交涉，终于2月初强逼搬完，并限校内员工，一律迁出旧校门，保管人员退住旧南院。1939年春，日陆军野战医院152病院进驻清华园，直至1946年4月底全部遣返为止；前此零星、散乱、偷窃的掠夺，一变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极尽破坏之能事的焚烧、拆毁、公开的劫掠。梅贻琦在《抗战期中之清华》一文中这样写到：“今年春（注：1939年），有新自北平来者谈及园内情形，云图书馆已被用作伤兵医院，新体育馆、生物馆用作马厩，新南院用作敌军俱乐部，各馆器物图书，取用之外，复携出变卖，有时且因搬移费手，则随意抛弃或付之一炬者。”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清华莫能例外。日军的占领和破坏中断了清华正常的发展，给学校造成了重大损失，据统计，日军占领期间，清华的各建筑物遭破坏程度高达40%～100%，设备损失达100%，未及南迁的图书损失达79%。

    （本文摘自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漫话（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原文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北京抗战损失调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