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再生
-——吴有训、叶企孙主导形成、建立的“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其“正能量”内涵实践，推动了老清华大学理学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以及国立中央大学的成功办学
内容提要：
吴有训、叶企孙在合作实践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创建“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期间（1928～1935），他们同时又主导形成、建立起，中国大学教育的以基本学术行为道德为约束的学术精神、即：“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精神———其内涵的“正能量”作用，保证了高质量大学教育和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实践成功，培养出一批中国著名学者，也使中国大学理科教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接下来吴有训又继续实践发扬“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这二所情况完全不同的大学，处于战乱的困难环境下，进行了十年办学实践（1938～1948），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教育成果。 “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也实际上成为了民国期间中国大学教育的“基础”学术精神，并就是当年中国大学教育工作的“底线”。
本文对上述学术经历，进行了全面地历史回顾。
本文同时分析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的学术和道德价值与意义，肯定了其“正能量”内涵之重要历史作用。实际上，这也是吴、叶在老清华所形成、建立起：融学术与道德于一体，且“文、理皆宜”的学术文化；并伴同着吴、叶的学术成就，被当年学界所接受。
背景介绍
1928年，吴有训应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热情邀请，“加盟”清华。他是带着成熟的学术思想，和明确的学术目标，有备而来的。他到校后，就结合清华理科教育发展的需要，在老清华物理系提出了他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其内涵可以具体地解读、表述为：“为了实现中国的学术独立，理学院各学科要在实现教育与科研并举的基础上，在完成正常教育工作的同时，对各学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来实现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而组织起一支包括了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名师”队伍，系统地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1]”。
叶企孙对吴有训的上述大学教育思想完全赞同和支持，他们合作，对其进行了近七年的成功地学术实践（1928～1935），使中国大学理科教育第一次做到：1、改革理科教育旧体制、实现了教育与科研并举；2、开创了中国的近代物理科研，并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进而创建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3、实现了高质量教育；等方面的综合性学术创新实践成果。首次在中国组织起：包括了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名师”队伍，在清华物理系、系统的建立起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其结果是提升了清华物理系的整体学术水平，使清华物理系的教育工作从此可在高层次的学术水平中运行；为清华物理系进入“盯着世界科研发展前沿、来进行发展自我”的运行轨道、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因此，老清华物理系人材辈出，培养出了一批后来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包括了“两弹一星”的研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学者（或称为精英人才），而成为我国大学理科教育史的一大亮点。吴有训、叶企孙在共同完成了推动清华物理系的跨越式发展后，进而又形成了清华理科教育整体的科研、教育骄人成就，造就了当年国内首屈一指的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同时也形成了实际的“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
从此中国大学理科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上述学术实践，为近代物理科研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奠定下良好的开端，也成为了中国的“学术独立”事业的实际开端，且为其发展，奠定下了重要的基础。[2]
与上述学术实践同步，吴有训、叶企孙同时又主导形成、建立起：以基本的学术行为道德为约束的学术精神、即“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保证实现了高质量教育，并使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获得了成功地实践。接下来（1938～1948）,吴有训又继续实践、发扬该大学教育学术精神、在中国办学,产生很大的影响，推动了当年中国大学教育发展。
本文专以“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为主题，对其进行全面的历史回顾介绍，对其内涵进行分析、解读和讨论。
甲、“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的形成、建立及其内涵与实践的历史回顾：
一、“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的形成、建立经过
吴有训和叶企孙，在对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的近七年学术实践过程中，为推动、支持清华物理系实现“高质量教育”，他们又同时主导形成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他们获得了超出予想的完满成果———这一学术精神，不仅完成了他们的初衷设想，同时还保证了上述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实践，顺利地获得了成功。
以下具体地介绍该“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的形成、建立经过：
在叶企孙的支持合作下，1928年深秋，吴有训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在清华物理系实践他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
1930年叶企孙出国休假一年，校方聘吴有训为代理系主任。而就从这一年开始，吴有训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陆续发表一系列科研学术论文，被评论为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3]，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4][5]；此外，吴有训对教育、科研，全力以赴的工作精神，和独到的教育思想、方针、方式，尊重他人又善于与人交流、沟通，以及务实且具前瞻的谈吐与作为，也都受到清华教授群体的关注。
叶企孙回国后感受到物理系的教学与科研都有了新进展。就与吴有训作了具体分工，请吴有训继续主持物理系工作、推动实践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叶企孙自己则主持理学院（清华理学院1929年成立，叶为首任院长），并及时地将物理系的成功实践经验在理学院推行。叶企孙为此公开表示“我做理学院长，决不干涉物理系，由吴有训决定[6]”，并希望吴有训同时接过物理系主任职务。
但吴有训只接受了叶要他继续主持物理系工作的安排，却坚定地谢绝了物理系主任职务。随后的近三年期间（即1931至1934年），则是叶企孙、吴有训相互推让物理系主任而形成的“互让僵局”阶段。
叶企孙的上述特殊安排（也就是“叶创办物理系却坚持要把物理系主任让给吴来做”），是叶企孙出于客观和主观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由于当时他承担着清华和理学院的管理工作，“当家人”的负担，使叶企孙已无力分身进一步深化他的科研工作。但他十分清楚，要成功地实践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首要的是尽快在老清华物理系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而他却无力去实现。但是吴有训此期间连续在科研与教育方面的一系列作为，显示了他在学术与组织方面的独特能力；使叶企孙所具有的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责任感和做事原则、都促使他认为：请吴有训主持当时清华物理系最为合适。
但对吴有训而言，他之所以离开母校中央大学“加盟”清华，就是为了实践他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他并认为这是自己“科学报国”的一次重要举动，希望能对中国科研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他日以继夜的工作，不仅在科研方面做出了国内具有突破性历史意义的成就，使当时国内学术界，感觉到是中国国内物理界的一种“首创”[７]；同时还对叶企孙托付的物理系教学、治学，他结合自己的教育思想、方针，使之完善和更行之有效，努力追求高质量教育。他视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己“科学报国”的具体行动，也是自身的责任，他认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责无旁贷、应该做的。因此当叶企孙希望吴有训能接过物理系主任职务时，吴则坚持认为，清华物理系是叶从无到有、几经艰辛、一手打造的，自己岂能掠人之美？！而坚定地婉言谢绝。
正是吴有训与叶企孙共同的以行动表达了他们只重视发展学术、重视做实事、重视教育的高质量，而不存有其它的“谋求”，于是才出现了时近三年的，叶企孙、吴有训相互推让物理系主任的“互让僵局”局面。叶、吴亲密合作，共同倡导、努力实践“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影响所及，使清华物理系教师群体，成为了一个：重视科研，做出了获得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同时坚持正确的教育思想、方针，治学严谨，力求实现高质量教育；并且勤奋、团结、和睦的教学、科研集体。期间还有一轶事：吴有训长期主持老清华物理系工作，却不是系主任；同事间不知是哪位教授给他起了个“吴头”的称呼，该称呼也就这样一直延续下去，从清华物理系到西南联大物理系……直到1957年、周培源先生应吴有训之邀在中科大讨论教程安排时，还在会议上习惯性的叫“吴头”[9]呢！。
对上述情况，他们的学生王大珩院士在怀念他们的文章写道：“他们所给予我和同学们的教育，除了学识外，更以治学的思想方法、崇高的道德准则指引着我们。他们的形象，影响着我们的毕生[１0]”。
接下来清华理学院也整体地逐渐形成了上述“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造就了当年国内首屈一指的老请华理学院。
“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也在老清华大学得以传承。
至于对叶、吴“互让僵局”局面的破解，则是最后经过梅贻琦校长出面协调；吴有训延至1934年9月，方才正式接任了老清华物理系主任一职。而叶、吴的“互让”，也成为了老清华理学院的一项“美谭”。1935年日军在华北侵略扩张日益猖獗，清华大学奉命进行南迁准备，梅贻琦校长为此进行了人事调整，又请吴有训接手主持清华理学院（清华教授会每两年推选各学院院长一次，1936年清华教授会推选吴有训为理学院院长，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因被任命为母校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而离开了清华；期间他一直担任着清华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
所以，是在吴有训与叶企孙的主导下，首先在清华物理系形成、建立起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
二、“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的“正能量”内涵
其主要内涵是：
1、这一学术精神的“根基”是吴有训、叶企孙学术实践的行为核心指向，那就是：真诚地，一心一意、心无傍骛的，搞好大学教育（包括科研）工作，做到高质量教育。为了实现中国的“学术独立”、同时也为国家、民族培养出尽可能多的科研精英人才而奋斗。
2、这一学术精神“根基”在学术方面的体现是：按学术的内在规律，淡定、坚决地、真诚、全心全意地、努力进行实践。
3、这一学术精神“根基”的社会表现是：真诚地视学术（包含大学教育）工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全力以赴的、不计得失的、想方设法的、去做好、去完成、实现它———像叶企孙，坚持要把系主任让给别人做，是因为他确认对方能做得更好；为此他十分坦然且不无自豪地对学生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８]”。像吴有训，坚定地谢绝了物理系主任职务；同时却毫不含糊、全力以赴地抓好物理系的教育与科研（钱伟长院士曾具体地介绍过当年他在这方面的所见详情﹡），是因为他要做到在尊重别人、不掠人之美的同时，在老清华物理系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实现他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
是叶企孙、吴有训对大学教育事业“不计得失”地“真诚”和“实践”，团结带动老清华物理系全体教师，共同铸就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
上述学术精神的首次实践，就使吴有训和叶企孙首先在老清华物理系实现了“高质量教育”，也顺利地完成了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的学术实践，实现了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的学术目标。同时也形成了实际的“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
特别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以基本的学术行为道德为约束的学术精神。也可视之为大学教育工作的精神基础。凡是具备了该学术精神的大学，必然能做出显著教育成就。
后来吴有训的继续实践，更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的认识。
由于形成、建立上述“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最根本的基础人文条件是：吴有训、叶企孙本人和吴、叶间关系的实际精神内涵。故以下有重点地介绍一下这方面实际的情况：
叶企孙、吴有训在人生价值取向方面都以国家、民族之需要为先，所以他们都是：特别强调自身的“责任”和“肯吃亏”的人；同时又在学术方面志同道合、密切合作，而又都是求实、做实事、而十分实事求是的人。叶、吴在合作实践中成为挚友，并结成了终身之友谊。叶、吴的交往，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的“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一传统高尚意境。他们以各自凭藉自身的学术能力而“重学术”的影响，又以高尚的人品和做事的能力努力“做实事”的成功，使他们分别成为了当年老清华大学的学术与办学方面的代表人物。由于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民国期间有人甚至以“叶、吴”或“吴、叶”来简称他们。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吴有训调离大学教育岗位出任中科院副院长，从此淡出中国大学教育界。但吴、叶之间仍一直保持着正常的联系———主要着重于对国内、外学术发展情况的讨论、交流；且从1954年始，叶企孙就被中科院聘请担任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竺可桢副院长），并全面负责具体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教改”后，中国大学教育界的大环境，使人们普遍地“不看好”叶企孙。只有吴有训专门告诉青年科学家：“我们不仅应该向叶先生学习他那渊博的知识，还应该学习他的人品。他与清华有着血肉关系，每当重要关头，他都挺身而出。清华能办成一流大学，人才辈出，叶老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从不居功，往往是功成身退，总是以一个普通教员自居[11]”这一段重要的清华史实。“文革”中叶企孙身陷冤案，吴有训顶着政治风险，做了一系列在“文革”政治氛围下，当时的教育、学术界少有人、还可能甚至无人，愿意或敢于做的事情：在“文革”还处于混乱阶段时，他“仗义执言”（叶铭汉院士语）指出叶企孙被捕是错案，应予平反，从而推动了叶企孙的被释放出狱。在叶企孙的追悼会上，得知叶企孙至死未获平反时，吴有训当即愤然拂袖而去，以表示不能接受的抗议；随后又提醒向他寻求支持的叶铭汉：“你叔父没有平反，你一定要上告”。
吴有训一直是在政治和生活方面“安分守己”、严于自律、低调行事的。但他在文革的“清队”大量“外调”接待中，他却一反常态的，往往不理会调查者上纲上线的暗示、警告，而直接推翻了对方所“设想”的政治结论，并讲述他所了解或身历其境的实际情形；他也说服了不少外调人员，改变了原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做出了实事求是地结论。特别在叶企孙的问题上，因为是“通天”的大案，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他却专门站出来表达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这除了正义感因素外，主要是出于他的一种深深的忧虑———他深知大学教育是科研人才的源泉，而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界，竟然连叶企孙这样的一位对中国大学教育做出如此贡献的、谦谦且忠厚的学者，尚且不能容纳。那么中国的大学教育与科研工作，今后将去向何方？
1977年11月吴有训也病逝，他未能看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姗姗来迟的春天！当年曾经主管过教育、科研工作的刘西尧同志前来家中吊唁，记得他当时感慨的说：中国的学术界，如果多有几位像吴先生这样的学者，许多事情会做得好得多！
故从老清华大学起始并延伸至新中国建立，吴、叶之间关系的实际精神内涵，都是很丰富、生动的！
以上对吴有训、叶企孙，和他们之间关系精神内涵之介绍，也就是对叶企孙、吴有训本人、和他们二人间关系的精神内涵，历史的、实质性的解读。
三、吴有训对“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的继续实践
随着中国大学教育学术发展的历史需要，吴有训被陆续地推上了老清华大学理学院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长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工作岗位。而上述“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也随之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得到了推广与实践。
吴有训深感这一学术精神顺应了学术发展、进步的内在规律，为中国大学教育，形成了健康的、厚积薄发的发展环境；所以，他认为实际上这就是学术（包括了大学教育）工作者，应秉持的学术工作行为的自我规范准则。并从此以后也成为了吴有训学术实践中的基本指针———在吴有训终生的学术生涯过程（即：包括了民国期间的大学教育实践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科院的科研管理实践），他都始终如一的坚持了上述“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并使他在民国期间的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都产生了影响,直接推动了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和中国的“学术独立”事业发展。对于他在老清华大学这方面的有关情况，以上已做了介绍。以下分别介绍他在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坚持“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办学情况：
1、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抗战期间临时组合而成）的整个八年抗日战争期间（1938～1945），在梅贻琦校长的坚持要求下[１2]，吴有训一直担任着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
西南联大理学院荟萃、云集了当时中国理科教育界的“名师”。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理学院的教育实践，既是“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实践的继续，同时又增添了西南联大的建校“办学”内容，在因此而形成的“吴有训的大学办学思想”，就始终贯穿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这一学术精神的实践，其结果是：在吴有训忘我工作过程的同时，客观上就形成了“以德服众”的效果，而得到了三校理科教育精英们的信任与认同。使他能在艰难的战争环境里，团结三校理科教育精英于“教育救国”旗帜下，及时地把三所大学雄厚的理科教育力量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学术特色和优势，形成高水平且丰富的、又配置合理的教育资源；同时又建立起了优良的学风，充分地激发出教师群体的“教育救国”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形成救国、爱国、团结精神，和催人奋进的学术风尚，以及理学院整体的浓厚学术氛围；而使教师们迸发出了努力奋斗、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学生们努力学习的热情。教师们全力以赴地按“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即：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做科研，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做出了优异成就。
西南联大理学院教授做科学研究蔚为风气，并力争“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硕果累累。从而使吴有训视为宗旨的中国“学术独立”事业，在艰难的八年抗战期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西南联大理学院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之成就，在当年就已经得到了学界充分的肯定。西南联大理学院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外院士者共约55人；特别是杨振宁、李政道（西南联大物理系肄业）获诺贝尔物理奖，形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的“突破”；另外还有2人获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另有更多人，在后来的科学、技术、教育诸领域，成为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者。
上述“吴有训的大学办学思想”，是由办学的学术水平实践、办学的学术道德实践、以及办学的学术价值取向实践、等三个方面的支撑因素，构筑形成的———他以“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作为他办学的学术水平支撑；他通过“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的实践，做到了“以德服众”，使三校的理学院同仁团结在他周围，他能及时地组织教师群体，充分发挥了三校联合后所形成的学术优势，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下，共同团结、奋斗，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成效，并成为了他办学的学术道德支撑；（同时也表明了：因他的办学思想具备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支持，而能够顺利地推行）。他在办学学术价值取向方面，以“学校应该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一所理想的大学，应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惟一目标[１3]”为中心，针对：培养优良学风、发挥青年学者学术优势、珍惜、保护学生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倡导或提出诸项要求，并进行了成功地实践，成为他具体的办学学术价值取向的支撑。
他在西南联大理学院的成功办学，形成的上述“吴有训的大学办学思想”，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他高尚的人品和多方面的才能与智慧，并为当年学界所熟悉和接受。国际著名学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院士，为纪念他，曾以《一位全能的科学家》为题，撰文说：“……他深思熟虑，有通盘长久的计划。他办事勤慎，人格高尚，得到科学界的普遍爱戴，是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个模范的科学家[14]”。
2、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有训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他的母校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校长。
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名大学，由于被国民政府视为“门面大学”，在抗战期间实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结果却形成教育工作的负面发展。当年包括吴有训在内的每一位有责任感的学者，都希望中央大学不要再继续走“下坡路”，更何况她还是吴有训的母校。最支持吴有训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可能就是清华的梅贻琦校长，他认为由吴有训去对中央大学进行革新，是最合适的人选；叶企孙了解吴有训为回报母校、进行革新的具体想法，也表示相信他能够成功。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只知道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的“门面大学”，但对中央大学的实际情况并不很了解。当年有的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其“政治化”，他们大造舆论：吴有训做了中央大学校长，就是当了国民党的“高官”。而全然不顾吴有训在中央大学的实际作为。
吴有训在中央大学进行改革，他希望母校能成为：“学校是教授与学生自己的，以培养人才和研究学术为惟一目标”的大学，并以此来作为他对母校的回报。他的办学思想与行动示范获得中央大学师生们的认同，形成了校长与教授、学生之间良好的信任感。但在完成了学校管理体制的民主改革之后，却因中国全面内战，政权更迭前的社会剧烈震荡，使他的办学学术目标无望实现！他因此而坚决辞职。中央大学学生曾为此、由约4000余人联合签名写信，希望他返校留任。
吴有训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时间不长（1945～1948）。但中央大学师生却透过吴有训的大学办学思想：他的“民主改革”，他对教授们的尊重，他的坚决保护学生、爱护学生，他的“以德服众”——包括了他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敢于担当的人格等办学价值取向等，具体地感受到了贯穿其中的“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而认识到了这位校长的可信与可敬。中央大学（也是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化学家，高济宇院士曾撰文纪念他：“……吴校长的学问、人品均属上乘，中央大学真正得到师生拥护的校长，恐怕只有吴有训先生一人[１5]”。
有关吴有训在西南联大理学院和中央大学的教育实践详情，请见拙作《吴有训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实践》（载“南京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2014年第1期，14～28页）。
总结以上历史回顾，可得出下述结论：
吴有训、叶企孙主导形成、建立“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使吴、叶在1928～1935年代，能在清华大学物理系，顺利、成功地实践“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建立起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推动清华物理系和理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造就了当年国内首屈一指的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也使中国大学理科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开创了中国“学术独立”事业的实践。接着，吴有训又在1938～1948十年历史阶段中，在复杂且困难重重（抗日战争和全面内战）条件下，充分实践、发挥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这二所当年中国著名大学成功地“办学”；并使中国的“学术独立”事业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也得以巩固并有所发展。
“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在当年学界获得了众多的认同。实际上成为：民国期间的多元社会条件下，中国大学教育的“基础”学术精神。同时也就是当年中国大学教育工作之“底线”。
乙、“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的学术和道德价值与意义：
一、“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内涵的价值分析：
吴有训、叶企孙是当时大学教育学科带头人，也是长期在教育工作一线实践者，而深谙大学教育规律及其关键的环节。他们形成、建立的 “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主要有以下特点：
1、在“针对性”方面——基本涵盖了大学教育工作。“抓”了它也就是“抓”住了大学教育工作的“底线”，至少可以对教育质量提供基本保证。如果下大力气“抓”而使一个教育单位具备了这一学术精神，是可以“抓”出高质量教育的。因此这是一项为了要做好大学教育工作的学术精神。
2、在“怎样正确地实践”方面——为了适用于不同条件的大学，和便于被人们接受，而不设高深理论和哲理，只提供了正确且完整的“实践原则”和充满“正能量”的内涵，所以是很接“地气”的！因此这也是一项指导正确地实践大学教育工作的学术精神。
3、所以，“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是为大学教育工作实现高质量教育，并经过实践、行之有效的“实践型”大学教育学术精神。
4、更深一步探究，“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实际上是融学术与道德于一体。应该指出：民国期间的大学教育，之所以能顶住社会性腐败而独善其身，其中“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在学界的广泛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是吴有训、叶企孙历经二十年教育工作实践的学术成果，是吴、叶在大学教育方面的重要学术遗产之一，值得关注、借鉴：
吴有训、叶企孙当年是为团结老清华物理系全体教师共同努力，实现高质量大学教育这个学术目标，而倡导并身体力行“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的。他们取得了成功；并进而在老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系统的建立起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也使现代中国大学理科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特别是，接下来吴有训又用了十年时间，继续在当年国内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这二所完全不同情况的大学办学，他充分地实践与发扬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使他的“办学”都获得了成功。而该项学术精神的实践，能连续在中国的上述三所情况迥然不同的著名大学，形成如此的学术效果，也佐证了前文所说的：“这是中国大学教育，以基本的学术行为道德为约束的学术精神，也可视之为大学教育工作的精神基础。可以认为凡是具备了该学术精神的大学，必然能做出显著教育成就”。
亦即吴有训、叶企孙的二十年实践检验结果，证实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大学教育学术精神，是大学教育工作的精神基础，对大学教育本身有着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与影响。
吴有训、叶企孙的大学教育学术成就，源于他们自身的内在灵魂。他们是当年中国学术界的志士仁人，他们是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又是现代中国学术界的有自己内在灵魂者，是当年中国社会有信仰的热血男儿———他们信仰科学，他们坚信科学能改变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贫困与落后，他们因此一直全力以赴地坚持“科学报国”的实践。而他们倡导并身体力行的“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是他们为了坚持“科学报国”而进行的现代中国大学教育与科研的办学学术实践中，通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所得到的成功、有效的大学教育学术精神。
实际上，这也是吴、叶在老清华所形成、建立起：融学术与道德于一体，且“文、理皆宜”的大学教育学术文化；并伴同着吴、叶的学术成就，被当年学界所接受。所以，是值得现今中国大学教育、结合当前的实际状况给予关注、思考的。
﹡钱钱伟长先生在《怀念我的老师吴有训教授》文中，有如下回忆：“……我发现吴老师每晨七时就到系里，上午办公、讲课、谈话和研究问题，除午餐晚餐外，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工作。实验室的小车间里有两架车床，实验用的X光衍射和测量设备、以及强电源都是自制的，有时吴老师自己就在车床上工作。当时吴老师的助手是陆学善和余瑞璜，两位后来都成为知名的物理学教授。我逐步理解了什么是科学工作……”
参考史料
[1]见南京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2014年1期载：《吴有训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第一节：吴有训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之形成及其内涵解读。第4页。
[2]见南京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2014年1期载：《吴有训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第四节：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成为清华理学院实际上的教育总纲。和第五节：实践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之重要学术意义。第7～11页。
[3]朱邦芬编：《清华物理八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前言VII。
[4]严济慈：《近数年来国内之物理学研究》，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自）15页。
[5] 徐文镐：《吴有训年谱》，载《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18卷第4期（总第77期）第46页：1936年（民国二十四年），第一条。
[6]钱伟长：《纪念叶企孙诞辰95周年的讲话》，载钱伟长主编：《一代师表叶企孙》，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上海，第438页。
[7]见严济慈：《廿年来中国物理学之进展》，载《科学》，第19卷（1935年），第1706页。和马大猷：《纪念正之先生》，载《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40页。
[8]刘克选：《叶企孙先生的教育业绩》，载《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56页。
[9]霍佩祥：《怀念吴副院长》，载《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14页。
[10]王大珩：《怀念吴有训老师》， 同上，第37页。
[11]席泽宗：《叶企孙先生的科学史思想》，载《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85页。
[12]见：梅贻琦校长致吴有训信，1940、6、22、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68页。
[13]羊克：《校长吴有训先生》载《中大新闻》，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编，1947年6月29日。
[14] 陈省身：《一位全能的科学家》，载《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3页。
[15]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