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再生 吴惕生
内容提要：1928年～1935年期间吴有训在叶企孙支持合作下，共同在老清华物理系实践吴有训提出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在中国首次作出了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在中国首次成功地组织起一支包括了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理科“名师”队伍，在中国首次系统地建立起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理科教育”。直接推动了老清华物理系的“跨越式”发展，造就了当年国内首屈一指的老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也为中国大学教育开辟了办“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同时，在叶企孙、吴有训的直接影响下，老清华理学院形成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的学术精神。上述成功的实践，形成了实际的“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
前言
吴有训（1897～1977），字正之，江西高安人，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科研的开创者、和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科研事业的组织者。他曾经是中央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担任此职)，中央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并从1947年兼任物理研究所所长。他也是中国物理学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学会成立由他作《组织章程》报告），并在1936年至1946年期间被推选为学会理事长、会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科院副院长、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兼学部主任，并被推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
叶企孙（1898～1977），出生于上海。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曾经是东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清华学校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6年）。中央研究院评议员、总干事、院士。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北京大校务委员会委员、物理系教授，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
吴有训提出了：以“学术独立[1][2]”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并在叶企孙支持合作下，于1928年至1935年，共同在清华物理系对上述大学教育思想进行实践；他们对中国大学理科教育进行了革新，在清华物理系建立起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直接推动了清华物理系的“跨越式”发展。上述成功的实践，形成了实际的“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
梅贻琦校长、叶企孙、吴有训，都十分重视上述实践活动的学术意义。在清华大学建校24周年纪念日（1935年），梅校长专门请吴有训以《学术独立与留学考试》为题做演讲[3]。他对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之关键环节的具体内容，作了总结性的阐述；介绍了在物理系实践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过程中、也就是在物理系建立“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理科教育”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在当时的学术界曾形成了很大影响。直到十七年后的1952年，吴有训还专门以：“（我）在清华，和叶企孙发起学术独立运动[4]”，来谈及此事。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上述学术实践活动被碎片化——“抹掉”了吴有训提出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和吴有训与叶企孙合作对上述大学教育思想进行实践的史实、及其学术成就。致使这一件颇具学术内涵的、对中国大学理科教育发展有很大推动意义的学术历史，正处于被湮没之中。
现依据有关史料，并结合笔者所了解的背景情况，写出关于吴有训在叶企孙支持合作下，共同实践：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这一段学术历史的来由，学术内涵，学术实践经过，和学术成就与发展。
吴有训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之形成及其内涵解读
吴有训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师（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1921年冬考取江西省官费留美。他在1923年至1926年师从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A. H. Compton）教授学习和做研究工作，于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期间他对著名的物理发现“康普顿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实验与理论研究；他除了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以科学事实驳回了包括当时的权威学者们对“康普顿效应”各种否定外，共发表十篇论文，除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与公认铺平了道路，还对其充实、发展。“康普顿效应”的发现被视为近代物理学发展的转折点，康普顿本人因这一发现而荣获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吴有训也因对康普顿效应的充实与发展及其确立与公认做出了杰出贡献，而成为国际知名物理学家，他也是中国物理界最早参与‘诺奖’工作并做出杰出学术贡献者。1961年晚年的康普顿在美国普林斯顿遇到杨振宁先生，还专门告诉杨，他一生最得意的两位学生就是吴有训 (Y. H. Woo)和L.W. Alvarez (是196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他始终不能辩别这二人谁的天分更高[5]。
在美留学期间，吴有训还十分重视将一系列美国大学教育学术思想及体制方面的知识，在思考、消化、吸收后，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1、美国著名大学的理科教育，总是与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活动紧密衔接，使科研和教育获得同步发展，这表明大学理科教育的发展与大学的科研发展直接相关。
2、美国著名大学教授群体中的、既担任教学又从事科研且研究成就进入国际先进水平者，对大学理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
3、近代物理学发展的基础是实验研究；因此物理教学应该使学生在理论知识和实验能力两个方面都具备坚实基础。
上述认识、成为他形成关于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学术思想基础。其基本构思是：理科教育要与世界科研发展共进，要把教学与高水平科研结合起来共同发展。
吴有训1926年回国后，他从当时我国的科研及理科教育基本处于分离状态，并且都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以及希望祖国能够在学术方面独立自强的满腔爱国热情出发，完整地形成了他关于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学术思想。但一直到了在清华大学的学术环境下，方才具备了实践的条件，于是吴有训结合清华理科教育发展的需要，1928年在清华物理系，具体地提出了他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
“学术独立”是吴有训取自罗家伦的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学术独立与新清华》：“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罗家伦对“学术独立”一词在政治方面之含义，作出了上述明确解释。
吴有训对“学术独立”的论述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明确而详细地阐述了实现学术独立的现实途径和方法，这就是通过一个个学科的独立来实现大学和国家的学术独立。
他对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之关键环节的具体内容，作出了以下的阐述：“理学院之目的，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1]”，“在中国的学术现况下，大学主要工作的一种，自然是求学术的独立。所谓学术独立，简言之，可说是对于某一学科，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且能对该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那么该一学科，可以称为独立。所以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是决定一个学科是否独立的关键[2]”。
根据上述吴有训的阐述内容，并结合他的实践，可作出如下的分析、解读：
（一）对于吴有训所说“理学院之目的，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在中国的学术现况下，大学主要工作的一种，自然是求学术的独立。所谓学术独立，简言之，可说是对于某一学科，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专门学生，且能对该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那么该一学科，可以称为独立”。可解读为，当前大学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求国家学术的独立。为实现此目标：
1、理学院要实现教育与科研并举，理学院应该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这是学术独立的基本学术条件。
2、当时中国的理科教育与科研都很落后。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理学院的科研落后，导致理科教育整体的科学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太大，成为制约我国理科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理学院各学科要在完成正常教学的同时，以做到对各学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成就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国际同行所公认（可解读为：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来实现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而消除实现学术独立的“瓶颈”。
3、以上行为的结果是：理学院各个学科的主要师资力量，将逐步成为，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名师”；实现高水平科研与优质教育结合。同时“名师效应”所形成的吸引力，可以使更多的学生“尖子”群体聚集进来，又会形成优质教育与优秀学生的结合。
（二）对于吴有训所说“所以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是决定一个学科是否独立的关键”。可解读为：所以高水平科研，是决定一个学科是否独立的关键。故此，各学科都应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大学教育。
通过以上分析、解读，对吴有训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之内涵，就可以表述如下：
为了实现学术独立，理学院各学科要在实现教育与科研并举的基础上，在完成正常教学工作的同时，对各学科领域之一部或数部，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来实现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而组织起一支包括了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名师”队伍，系统地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
以上就是吴有训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之内涵。
吴有训是1931年在他所写《清华大学理学院概况》[1]中，首次公开披露并简略介绍了清华理学院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
时隔四年后的1935年，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在清华物理系经过1928~1935近七年时间的实践，取得了稳定的成功之后，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校24周年纪念典礼发表了《学术独立与留学考试》[2]演讲，其中的有关“学术独立”之内容，就是对1928年至1935年清华物理系学术工作所取得的“跨越式”发展情况的总结汇报，其主要内涵为：1、对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之关键环节，作出了总结性地具体论述。2、在物理系实践上述大学教育思想过程中、也就是在物理系建立“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的过程中，有关情况的总结，和所取得的成就、经验总结。
据笔者所了解：在现有的史料、专著中显示，采取上述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来论述清华理科教育者，除吴有训外，尚未见有其他人涉及。并且，在己经过去的八十多年期间，也尚未见到引证出、曾有其他人做过类同于吴有训的以上论述、及其出处。而且，直到1952年吴有训还专门以：“（我）在清华，和叶企孙发起学术独立运动[4]”，来谈及此项学术活动。故可以认为：吴有训就是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之首创者。
吴有训带着成熟的学术思想与明确的学术目标“加盟”清华
康普顿多次挽留吴有训，专门告诉他：“留在美国，前程似锦”，但他谢绝了老师的热情关照与挽留，决心回国以“科学报国”，并以一句“毕竟我是个中国人（After all I am a Chinese）”，使康氏深受感动，变挽留为送行。1926年秋，吴有训回到祖国，先应江西省之邀请筹办江西大学，但因战乱而告停。又应南京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春改名国立中央大学）聘请，任副教授、物理系主任。
他在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中，与时任清华学校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相遇，经胡刚复（是叶企孙在南京东南大学物理系任职时的系主任，也是吴有训在南京高师的老师，时任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长）介绍，吴有训与叶企孙（以下简称为：吴、叶，或叶、吴）结交。
叶企孙1918年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20年6月获理学士学位，同年9月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21年叶企孙和导师W.duane及H.hpalmer合作测定普朗克常数 h =（6.556±0.009）？10-27 尔格秒，被物理学界沿用16年之久。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是热忱的爱国者，并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要求自己“一言一行必当谋祖国之福[6]，他也是一位有很高学术造诣，对事物有远见并具有很强识别能力，且责任心极强，为人、做事有自己准则的学者。人们对他处世的印象是：外圆内方，又是十分求实、做实事和十分诚恳、厚道的人。当时他组建清华物理系时间不长，正在想方设法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师。
叶对吴的学识及科研成就十分赞赏，他们同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在科研、教育的学术思想方面相互认同，又都将“科学报国”视为己任，彼此很快建立起了信任感，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意。在讨论中国大学教育的话题中，吴的关于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学术思想，得到叶的支持和认同；而且叶每次都主动地介绍，清华重视科研发展、也具备支持的财力和条件。
叶热情希望吴来清华执教，他在晚年的文章中还以“非常高兴[6]”来谈及此事。而据笔者所知，吴有训当时最看重的就是叶企孙（也代表了老清华物理系）关于清华重视科研发展的郑重介绍。由于吴回国后打算做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实践他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学术思想；清华对科研的重视，使他相当满意。叶的支持和认同态度与热情邀请，更使他深感遇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者”。
所以吴有训在1928年“加盟”清华，是出于：一是清华对科研发展的重视，一是他的学术思想成为了他与叶企孙的共识（后来的长达近七年时间，吴、叶密切合作、同心协力实践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并取得了完满成功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吴有训是带着成熟的学术思想，和明确的学术目标，有备而来清华大学的。他在清华提出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是他结合老清华大学理科教育当时的实际情况，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与科研结合办研究型大学之基本理念，发展成为在清华物理系建立“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的教育思想、方针。
他的学术目标是，在清华物理系（后来又包括了理学院），通过科研、教学和管理实践，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他并认为这是自己“科学报国”的一次重要举动，希望能对中国科研、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在叶、吴的直接影响下，形成了学术精神“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
在叶企孙的支持合作下，1928年深秋，吴有训开始着手在清华物理系实践他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他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同时入手：对前者他用结合完成教学工作的方式来进行，对于后者，由于当时清华物理系的实验设备，离进行近代物理实验研究还有很大差距，于是他就先开展了理论性研究工作。
1930年叶企孙出国休假一年，校方聘吴有训为代理系主任。而吴有训就从这一年开始，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科研学术论文。叶企孙回国后感受到物理系教学、科研都有了新进展；就与吴有训作了分工，请吴有训继续主持物理系工作、推动实践他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叶企孙自己则主持理学院（老清华理学院1929年成立，叶为首任院长），并及时地将物理系的成功实践经验在理学院推行。叶企孙为此公开表示“我做理学院长，决不干涉物理系，由吴有训决定[7]”，同时希望吴有训接过物理系主任职务。但吴有训只接受了叶对自己工作的安排，却谢绝了物理系主任职务。
随后的近三年期间（即1931至1934年），则是叶企孙、吴有训相互推让物理系主任[8]而形成的“互让僵局”阶段。
所以吴有训实际上是从1930年起始，就一直在具体地主持着清华物理系工作。
叶企孙的上述特殊安排（也就是“叶创办物理系却主动把物理系主任让给吴来做”），是叶企孙出于客观和主观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1、当时叶企孙面对的客观实际是：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清华大学，但对于内部的管理体制，却长期处于争执之中——留学回国在清华任教授的群体，要求实行教授治校，与官方委派的校长发生争执，将校长驱逐事件屡次发生；这种争执状态一直延续至1932年梅贻琦出任校长，将教授治校固定为清华的治校体制之后，方才告一段落。而叶企孙在上述“体制之争”中是教授群体的代表人物，因此在1928年后的近四年时间，为解决清华大学的治校体制问题，牵扯了他的大量精力；并且1929年叶企孙任清华理学院首任院长，更进一步增加了他的管理工作份量。“当家人”的负担使叶企孙在完成了教学工作后，已无力分身进一步深化他的科研工作。但他十分清楚，实践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其创新核心，具体而言，即要求尽快在清华物理系带头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而他却无力去实现。但是吴有训却连续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发表一系列科研论文，被评论为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特别在当时国内学术界，更感觉到是中国国内物理界的一种“首创”。此外，吴有训独到的教育思想、方针、方式，尊重他人又善于与人交流、沟通；务实且具前瞻的谈吐与作为；和对教学、科研日以继夜的工作精神；也都受到清华教授群体的关注。并在1930年被教授会补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2、当时叶企孙的主观愿望是：他的做人、处事准则不允许他自己承担任何“虚名”，同时他的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责任感和做事原则，都使他认为请吴有训主持当时清华物理系最为合适。
而在吴有训方面，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实践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他的夫人王立芬曾回忆说：“除了在吃饭和工作到夜深回来，可以见到他一面”；“他时常还干到通宵达旦，科学馆就成了他的家”。当时他不仅在科研方面做出了在国内具有突破性历史意义的成就（在后文有这方面的具体阐述），同时对叶企孙托付的物理系教学、治学，他结合自己的教育思想、方针，使之完善和更行之有效。他视所有这一切是自己“科学报国”的具体行动，也是自身的责任，他认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责无旁贷、应该做的。因此当叶企孙希望吴有训能从自己手里接过物理系主任职务时，吴认为清华物理系是叶从无到有、几经艰幸、一手打造的，自己岂能掠人之美？！而坚定地婉言谢绝。
正是吴有训与叶企孙具有类同的风骨精神，吴、叶以自己的行为，表达了他们只重视学术、重视做实事，而不存有其它的“谋求”，于是才出现了：时近三年的，叶企孙、吴有训相互推让物理系主任的“互让僵局”阶段。最后是梅贻琦校长出面协调，吴有训延至1934年9月，方才正式接任了物理系主任一职。
在叶、吴共同主导下，清华物理系形成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的学术精神——也成为吴有训后来长期坚持的学术精神。清华物理系教师群体，也成为了一个：团结、勤奋、和睦的教学、科研集体。
他们的学生王大珩院士在怀念他们的文章写道：“他们（指物理系的教师们）所给予我和同学们的教育，除了学识外，更以治学的思想方法、崇高的道德准则指引着我们。他们的形象，影响着我们的毕生[9]”。清华物理系一级毕业生施士元教授的《回忆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曾谈到对叶、吴等老清华物理系教师的印象：“叶企孙、吴有训……等为人都非常忠厚，从来没有见到他们发生什么争吵，都是兢兢业业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学生热情友好。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谈到什么与业务无关的话题或做什么无关的事。是一派正气”。清华物理系八级毕业生杨龙生研究员也作过这方面回忆：“30年代清华大学物理系是一个团结的典范”“…… 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任之恭、赵忠尧和霍秉权。他们团结一致，一心为国家搞科学，相互尊重，光明正大、心口如一、从不你猜我忌、互相倾轧。团结促成了物理系的欣欣向荣……回想起来叶企孙先生和吴有训先生善于团结和巩固系的工作做得非常杰出……[8]”。
接下来清华理学院也因受物理系教师群体的影响所致，整体地逐渐形成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的学术精神，并得以传承一直到理学院被调离清华大学。而叶、吴的“互让僵局”也成为了清华理学院的“美谭”。
叶企孙与吴有训在学术方面志同道合、密切合作，在人生价值取向方面都淡泊名利、以国家、民族之需要为先，并且特别强调自身的“责任”，同时又都是求实、做实事、而十分实事求是的人，他们因此彼此相知、彼此信任、彼此扶持。叶、吴二人合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共同实践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为在清华理科教育建立“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作了大量“实事”，使清华物理系和理科教育得以跨越式发展。叶企孙和吴有训也在近七年的合作、实践中成为挚友，并结成了终生之友谊。因此叶企孙与吴有训之间在当年清华大学的关系，一是充满着为了“科学报国”这个目标、共同为建立“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所作出学术方面的合作与相互支持；二是充满着挚友间的相知、信任、和扶持。同时，叶、吴的交往，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的“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一传统高尚意境。他们各自凭藉自身的学术能力和高尚的人品以及努力“做实事”的成功，而成为当年清华大学的学术与办学方面的代表人物。由于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民国期间有人甚至以“叶、吴”或“吴、叶”来简称他们。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吴有训调离大学教育岗位到中科院工作，从此淡出中国大学教育界。1957年夏“反右斗争”席卷而至，因叶企孙从1954年就被中科院聘请担任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竺可桢副院长），负责全面具体工作；吴有训在当时自己已被内定为“中右”而受批判，却还在惦记着老友叶企孙在中科院的“安危”。吴有训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请当时中科院配给叶的助手、席泽宗院士（那时他是一位青年科学家）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专门告诉他：“我们不仅应该向叶先生学习他那渊博的知识，还应该学习他的人品。他与清华有着血肉关系，每当重要关头，他都挺身而出。清华能办成一流大学，人才辈出，叶老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从不居功，往往是功成身退，总是以一个普通教员自居[10]”，吴有训就这样以此向席泽宗“交底”，请他保护好叶企孙。当叶企孙在“文革”中身陷冤案，吴有训在“文革”还处于混乱阶段时，就顶着政治风险，“仗义执言”（叶铭汉先生语）指出叶企孙被捕是错案，要求为叶企孙平反，从而推动了叶的被释放出狱。在1977年1月叶企孙的追悼会上，当吴有训得知叶企孙至死未获平反时，愤然拂袖而去，以表示自己不能接受的抗议；（在国内“文革”政治氛围下，当时的教育、学术界少有人、还可能甚至无人，愿意或敢于做以上的事情）后来又提醒向他寻求支持的叶铭汉先生：“你叔父没有平反，你一定要上告”。同年11月吴有训也病逝。
故吴、叶之间关系的实际内涵，在老清华大学并延伸至新中国建立，都是很丰富、生动的！
以上也是对叶企孙与吴有训之间关系内涵的实质性解读。
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成为清华理学院实际上的教育总纲
八十多年前的1928年，当时中国大学理科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教育与科研也处于分离状态，并且都十分落后；清华物理系建立不久，规模很小，没有什么成就，不受人们重视。但是，就是这个建立不久、不被人重视的清华物理系，却由于：在短短的几年内，聚集起一批在科研方面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的、当年国内顶尖物理学家，同时又是优秀教师、的“名师”群体，而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重要的研究中心和教学中心。同时，“名师效应”所形成的吸引力，又使许多学生“尖子”群体聚集进来，形成了优质教学与优秀学生的结合。从而明显地提高了清华物理系教育的成才率。——清华物理系获得了“跨越式”发展！
在短短几年内能获得以上科研、教育成就，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叶、吴坚持了具备先进性与实效性的大学教育思想，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又坚持了“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精神；推动科研和教育在短期内取得了长足进步。具体来说就是：叶企孙与吴有训密切合作，共同实践吴有训提出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在清华物理系建立起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推动了清华物理系的“跨越式”发展。
为了更全面、清楚地说明问题，下文将系统的介绍叶、吴合作，共同实践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的全过程，和这一学术实践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吴、叶主要从以下三个环节着手：1、实现教育与科研并举；2、作出获得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实现“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坚持正确的教育思想、方针，同时要求教师们力争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组织并形成“名师”队伍。
吴、叶对这三个环节进行了大量具体工作，并取得了成功的突破。
一、革新理科教育体制，实现了教育与科研并举：
吴、叶为实现教育与科研并举而革新理科教育体制。在叶企孙的全力支持下，吴有训在清华物理系具体地倡导、实践、推行“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师不脱离科学前沿[11之一]”，来进行教育体制的革新实践，吴有训本人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成功的示范。叶、吴并大力推动将“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师不脱离科学前沿”延伸成为物理系聘请教师条件之一。从此清华物理系的教师就都是既做研究又从事教学，而没有所谓“纯教学的教师”和“只做研究不教学的教师”[12之一]，这也是我国高校第一个教育与科研紧密结合的理科教育新体制，在我国首次实现了教育与科研并举。可以认为，是吴有训和叶企孙最早在中国明确了：“大学应该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这一理念。
对这一有重大意义的转变，吴有训在《学术独立与留学考试》演讲中做了总结：“以前国内大学的教师，资格很随便，只要是留学生，似乎什么都可以教；结果当然不免有缺点。现在大学聘请教师，不但要问所学的专门学科，且须顾及己发表的研究工作及其价值。此种转变，不是偶然的结果，必须国内有了独立的工作，留学生的地位才自然的被重新估定。一个学科在国内独立的程度愈高，在国外专攻该科者所受的估定也自然的是愈加严厉[2]”。
革新后的理科教育新体制，强调科研能力对理科教育的重要性，提高了教师进入门槛，为后来形成“名师”队伍，为实现高水平科研与理科教育结合、共同发展，为清华物理系的跨越式发展，以及为老清华理科教育整体的快速发展，从体制层面提供了有着决定性意义的支持，使之不断地朝向更高的层次攀升。
二、吴有训做到“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13]”，领头实现了“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吴、叶要实现“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一种“首创”。在这方面，吴有训起到了独特的、具有“领头人”意义的重要作用。
首先，吴有训开创了中国的近代物理科学研究，并作出获得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
他在1929年至1932年期间，对有关X线散射系列课题进行了理论与实验研究，共发表11篇论文。内有8篇论文先后发表于国际主流学术刊物（2篇《Nature》、3篇美国《国家科学院会刊》、3篇《物理评论》），其中的首篇论文1930年发表于英国《Nature》，这也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做的近代物理科研成果发表于国际主流学术刊物的第一篇论文。著名学者严济慈当年曾赞誉此事：“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确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14]”。同时他是在国内最早“提倡大学教授做实验研究工作，并身体力行，开全国大学风气之先[15]”，可以认为：通过他的倡导、示范和带动，开创了国内物理学界动手做近代物理实验研究的风气。他在清华物理系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近代物理研究实验室[12之二]，开创了我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实验研究，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实验研究体系，从此掀开了我国近代物理学的理论与实验研究的“第一页”。他的上述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普遍重视，并被多次引用[16]，被评价为：已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12之三]，他也是我国第一位因在中国国内的研究工作，被发达国家学术机构（德国Halle自然科学院）通过驻华使馆授予学术荣誉的物理学家[17]18]。德方来函称：“这是表示承认和钦佩阁下在物理学上的特殊贡献[19]”。
正如严济慈先生当年对他的学术贡献评价：“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13]”那样，上述这些“第一”，使吴有训成为中国近代物理科研的开创者；和作出获得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实现了中国近代物理“科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领头人。
他在清华物理系创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物理科研后续发展。
叶、吴还为创办清华研究院理科研究所、主编《清华大学理科报告》A辑、推动创建中国物理学会、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等等，做了大量工作[17]，这些方面的努力，也都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科研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同时，吴有训始终坚持了立足于世界科学发展前沿的认识。从一开始吴、叶就达成共识，关注正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热点的核物理及固体物理，“九、一八事变”后，又增加了事关国防的电子、无线电，并考虑如何能在清华开展研究。在这一期间，吴有训先是指导余瑞璜（早期中科院学部委员），在1930年就研制成了中国第一个盖革计数器，用来测铅对γ射线的吸收系数[17]，（当时盖革计数器是核物理研究最新的测定仪器，清华物理系学生就已能使用）。后叶、吴商议，又委托当时在巴黎留学的施士元购买了镭源[20]，他们想方设法为近代物理研究实验室创造条件，使清华物理系赵忠尧先生能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就开展了核物理实验研究。
在吴、叶和物理系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物理系逐步实现立足于世界科学发展前沿，并相继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吴有训也成为当年清华物理系科研（也是教师）群体的“领头人”。
清华物理系也具备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能力”这个至关重要的发展条件。
吴、叶又根据未来抗日战争的国防须要，为筹建清华金属物理研究所和无线电研究所投入了极大精力。1933年年底，吴有训专为此赴美考察，并进入有关部门参与实践，又从美国购回了真空管制造方面的设备（后来就成为清华无线电研究所主要设备的一部分）[17]。吴、叶一系列周密扎实的准备工作，使清华金属、无线电两研究所，能在抗日西迁昆明的当年（1938年），就在极其困难的战争条件下成立（吴有训同时还兼任了金属所所长）并开展工作[17]，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极为可贵的高级专业科学人材。
中国的近代物理发展过程：是从偏好清谈，跨进到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进入发展新纪元的；为推动这一科学进步，吴有训在清华物理系创建形成的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吴有训的科研工作，为近代物理科研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奠定了良好开端。
三、坚持重基础、重质量、重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教师们又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组织并形成了“名师”队伍：
（一）物理系一直遵循叶、吴提倡的教学原则：“本系最浅至最深的课程，均注重于解决问题和实验工作，力矫现时高调及空虚的毛病。大学一、二年级功课，是本系的基本课程，须特别留意……[21]”（吴有训发表于1931年夏）。“在教课方面，本系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22]”（叶企孙发表于1934年6月）。
叶、吴在教学上，推行：“重基础（一是要实行通才教育，一是要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量、重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注重选拔高素质的人才，因材施教，实行通才教育，“理论知识与实验能力并重”，养成严谨科学、自由探究的学风。
1、重基础：
吴、叶坚持通才教育。吴有训指出：“大学里面，分系实不宜过早，课程更不宜开头便专，应等学生比较成熟，才来选定学系[23之一]”，清华物理系教学第一年都是全校的必修课。
吴、叶要求学生基础知识宽、厚、扎实，同时十分重视课程的系统性。要使学生真正地打好扎实基础、为进一步深造或发展做准备。
同时要求培养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验研究能力的科学人材。
以上是清华物理系的一项基本方针，吴有训后来对此曾简要叙述为：“理学院的训练……课程不尚高深和数量，唯着重于基本的学程，力求切实与彻底。……另一方面，……对于实验的技术，手眼的训练，特加留意。……对科学工作立下一个坚实的基础[23之二]”。
吴有训并强调近代物理学发展的基础是实验研究。他认为 “一个物理学家，不仅要用脑，而且要用手[24]”，“实验物理的学习要从使用螺丝刀开始[12之四]”，他所讲授的专业课程实验课时的安排接近课堂讲课，还亲自开一门实验技术选修课，这些在当年我国理科教育界是一种创新，也成为一种“特色”，使学生受益匪浅。举一个吴有训指导钱三强做毕业论文的事例，比较能够说清楚这一“特色”。
吴有训为钱三强点了一个实验研究的题目：《金属钠对真空度的影响》，给他一只扩散真空泵和一些玻璃管材，要他自己安装成一台真空系统。钠蒸汽会影响真空系统的真空度，但究竟影响有多大，与钠的含量、温度的高低、真空度的大小等因素有什么关系，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钱三强饶有兴趣地查阅了资料，在吴有训辅导下设计了管道图；钱三强在实验技术选修课学过吹玻璃、在金工实习中做过焊接，现在都派上用场了，他首先要用角钢焊接一个支架，通过吹玻璃技术形成连接管道，他都能胜任。在半个多月精心施工后，可以试抽真空了；但是“嘭”的一声，突然真空系统炸裂了，使他不知所措，立即向吴有训报告。吴有训首先叫他赶快把所有窗户打开，因为扩散真空泵是靠水银蒸汽循环产生真空，真空系统破裂水银蒸汽会使人中毒，这一点钱三强是知道的，但是知道并不等于会做。在钱三强处理好现场后，吴有训才从容地向钱三强解释，帮他分析炸裂原因在于玻璃制品中应力不均匀，要注意退火以及退火的程序。钱三强照着做了，终于取得成功。以后的测试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毕业论文取得优异成绩[11之二]。钱三强院士对此回忆：“我有幸受到他（指吴有训）的教诲，养成动手的习惯，当我1937年到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作研究工作时，得以顺利地适应了物理和化学研究实验工作的需要[25]”。以下摘录另二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对这方面的回忆：王淦昌院士说：“吴有训老师教我们近代物理，为我日后从事核物理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从事实验物理学的研究本领方面给我极好的培养[26]”；陈芳允院士也曾回忆：“他（指吴有训）深刻地理解实验是近代物理学发展的基础，因此他鼓励学生要学习实验技术和参加具体实践。……我们思想上有抵触，吴老师极力解说，还是要我们多做实验，他的教导对我们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很好的影响［27］”。我国其他著名的物理学家如余瑞璜、赵九章、王大珩、陆学善、葛庭燧等也都深受他的教益。他的教育、教学思想，也引导了当年我国实验物理科学的发展，为我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重质量：
重质量首先要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叶、吴和物理系的教师不仅实现了以研究为基础的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学。而且老清华物理系的教师都具有每个人的教学特色，钱伟长院士曾具体地介绍吴有训讲授普通物理，认为：“……听这样的课，真是最高的科学享受”。又例如吴有训的“近代物理学”课程，其宗旨是：“注重于近三十年来物理学界对于电子及能量子之实验研究及其所得结果之解释，使学者对于当代之原子结构论得窥门径[11之三]”。由于内容新颖，讲授深刻生动，因此该课程深受欢迎，并在国内教育界产生了影响。又如钱三强院士曾回忆叶企孙的教学，认为：“……他教课的过程就是吸收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并发挥他自己见解的过程”。
教师们都十分重视及时地把最新的科学成果反映到教学之中。
吴、叶还努力培育严谨科学、自由探究的研究和学习空气，希望学生能形成主动的研究能力和习惯。为此，他们重视科学知识的全面培养，坚持严控主课份量，指导、鼓励学生只要能力所及、多选修数学、化学等系的重要课程，尽可能的扩大知识视野；并鼓励学生自由探索、组织学术社团、自由讨论等，在物理系和理学院形成了良好的学风。
3、重因材施教：
叶、吴都重视因材施教。叶企孙主要着眼于：在日常的具体教学中，针对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提供不同的建议，施行适合的教育。他认为“不使青年徒废其光阴于彼所不能学者[28]”，“至第三、第四年级学生选课时，应由主任教员予以指导，凡学生资质及兴趣不宜作高深之纯粹学术研究者，以及毕业后拟在应用方面工作者，均应劝其选习应用科目。……若强其面壁攻读，一定劳而无功[29]”。
而吴有训则主要着眼于：选好人才，把培养与选拔结合起来。他认为“在理科的任一学门中，真正的好学生不是教成的。最多教的部分，不过是：1.指示正当的途径,不致走入歧途,白废光阴。2.给予工作种种鼓励，俾便自奋自勉，力求上进[23之二]”。吴有训认为理科人才是“培养”出来的而不是“教”出来的，对知识的传授不仅是“灌输”，教师主要是起到知识引路人的作用。教育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因材施教，他认为人的资质和素质是有差异的，“有些学生，对于用脑的工作表现很差……对于用手的工作特别灵巧，这类学生也可对实验的科学有很大的成就”，“一个学生可以对算学很是不行，却不能断定他对生物或地质是绝无成就的可能[23之一]”，他又认为：“有一类学生天资很高，可是工作起来有些浮而不实，另一类学生天资不是很高，可是工作按部就班非常切实。一般比起来，后一类学生的成就，不但不会亚于前者，且常较前者为高[23之一]”，正因为人的资质和素质存在差异，要提高教育的成才率和人才培养的效率，就必须注重人才的选拔。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吴有训就已将人才培养与生源选拔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有很多生动有趣的例子（例如钱伟长、于光远等的入学选拔等等），体现了吴有训“不拘一格降人才”理念的实践及其魅力。如果以“院士”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来，清华物理系1929～1938年十届毕业生中，成为国内、外院士的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三十。这一数字充分证明了吴、叶因材施教理念和实践的价值和意义。
（二）立足于世界科学发展前沿来安排教师科研，要求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物理系主要师资的科研集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科学的热点方向，即X线散射系列课题（吴有训）、核物理γ射线散射和中子共振吸收（赵忠尧）、威尔逊云雾室（霍秉权）、广义相对论（周培源）、电路双矢量方法及真空管的性质与效能（萨本栋等）[12之五]。这些教师都相继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使老清华物理系成为既是当年国内科研做得最好的物理系，又是当年国内少有的、具备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研能力的物理系。
（三）清华物理系在吴、叶的组织、安排下，既坚持了正确且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方针，做出了优质教育，又强调重视教师的科研成就，要求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从而在我国首次组织并形成了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名师”群体。
老清华物理系从此拥有了一支具有真才实学和很高知名度的“名师”队伍。
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此举为推出我国大学教育沿用至今的人才形成机制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对以上三个环节的实践，取得了成功的突破，实际上就已经建立起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
四、老清华物理系人才辈出：
由于：所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形成的优质教育；和“名师效应”的吸引力所形成的优质教学与优秀学生的结合；以及“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等诸因素的综合影响，使老清华物理系人才辈出。吴有训曾对这一期间清华物理系培养出的人才做出了这样评价：“他们在大学本科所受的训练，既属相当结实，毕业后入研究院或其他相当机关继续研究，大多成绩斐然，有不少的成就，要是有机会出国，便立可加入欧美任何大学的研究室进行工作 [23之二]”。
1929至1938年的十年，老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69人，研究生1人。70人中，入选中科院院士21人，美国科学院院士2人。其中有6人还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具体来说，上述十年期间老清华物理系培养出了：王淦昌、周同庆、龚祖同、冯秉全、王竹溪、赵九章、傅承义、张宗燧、翁文波、钱伟长、彭桓武、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葛庭燧、秦馨菱、林家翘、胡宁、李正武、陈芳允、张恩虬（以上顺序指毕业的先、后）以及余瑞璜、陆学善、等一批著名学者。
五、总结
1、当年老清华物理系的学术发展过程，可用以下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标志性阶段”来概括：
（1）1926年，叶企孙创建老清华物理系。
（2）1928年，吴有训在老清华物理系提出：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
（3）1928～1935年，叶、吴合作，成功的实践上述大学教育思想。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推动了老清华物理系的“跨越式”发展。
就是说，在叶企孙建系二年后，吴有训参与，并提出了：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接下来是叶、吴合作对上述大学教育思想进行了近七年实践，获得完满成功，在老清华物理系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共同完成了推动老清华物理系的快速发展。
2、上述实践中的有关科研实践，则是先由吴有训进行，取得了突破。吴有训独自做出了以下学术贡献：
（1）他是中国近代物理科研的开创者———是他掀开了中国近代物理理论与实验研究的“第一页”。
（2）他在中国带头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
（3）他创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他的科研工作，也为近代物理科研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奠定了良好开端。
3、吴有训和叶企孙在老清华物理系，通过实践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系统地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而拥有了一支“名师”队伍，使老清华物理系脱颖而出，获得跨越式发展，培养出一批后来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精英人才，成为我国大学理科教育历史的一大亮点。同时，老清华物理系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为我国近代物理的起步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中国开辟了办“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
系统地建立起了“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是清华物理系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意味着：清华物理系为进入“盯着世界科研发展前沿、来进行发展自我”的运行轨道、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这也是何祚庥院士为什么要说：“据我所知，在解放前，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中国物理学界是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吴正之先生，实际上是清华学派的核心人物[30]”这一番话，的重要原因。
4、进而，清华理学院更多的学科，也相继形成了“名师”队伍，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带动了老清华理科教育整体地快速发展，就如陈岱孙先生所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在这一突变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的排头兵[31]”。
由于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而形成理科教育“整体的”科研、教育骄人成就，造就了当年国内首屈一指的老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
综上所述可得结论：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年清华理学院实际上的教育总纲。
5、在叶、吴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学术精神：“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在老清华理学院一直得以传承。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民国时代的学界，吴、叶曾一起被视为老清华（含西南联大）理科教育的一种“标志”而受到推崇。
实践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之重要学术意义
叶、吴合作，二人共同实践吴有训提出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是起始于1928年、历时近七年的一项“学术系统工程”，目标是在老清华物理系，系统地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该系统工程要求的“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这一关键难题，是由吴有训领头完成的（三年后赵忠尧又接着跟进），吴有训并同时开创了中国的近代物理科研，进而创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而叶企孙与吴有训的密切合作、高水平科研的支撑、“名师”的优质教学、和“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学术精神，以及“名师效应”的吸引力所形成的优质教学与优秀学生的结合、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又使物理系做到了高质量教育；保证了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的全面实施。至1935年达到目标，完满、成功地完成了该项实践。梅贻琦校长为此在1935年清华大学建校24周年纪念话动中，专请吴有训作了关于《学术独立》的讲演[3]。
实践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使中国大学理科教育第一次涉及到：1、改革理科教育旧体制、实现了教育与科研并举；2、开创了中国的近代物理科研，并作出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进而创建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科研体系；3、实现了高质量教育；等方面的综合性学术创新实践。实现了提升清华物理系的整体学术水平，使清华物理系的教育工作从此可在高层次的学术水平中运行。使清华物理系为进入“盯着世界科研发展前沿、来进行发展自我”的运行轨道、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因此，这是中国大学理科教育的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学术“突破”，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也是中国大学理科教育在科研、教育方面重大的发展、进步。可以认为、从此中国大学理科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纪元。
形成了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
吴有训和叶企孙在清华物理系共同实践吴提出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获得到了完满地成功。
上述成功的实践，形成了实际的“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其宗旨是“学术独立”，实现学术独立的根本途径是，系统的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也就是把高水平科研与优质教育结合起来，办研究型大学。
“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具体内涵是：在科研上，教师要作出获得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科研成就；在教学上，推行“重基础（一是要实行通才教育，一是要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量、重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注重选拔高素质的人才，因材施教，养成严谨科学、自由探究的学风；组织并形成既是有成就的科学家、又是优秀教师的“名师”队伍；坚持“重学术、做实事、轻名利”精神，团结全体教师，实行民主管理，形成和谐、进取的学术环境。
以上就是吴有训在叶企孙支持合作下，共同实践吴提出的：以“学术独立”为宗旨的大学教育思想，在清华物理系、系统的建立起“以高水平科研支撑的高质量大学教育”，直接推动了物理系的跨越式发展，这一段学术历史的全过程。这是吴有训在清华大学教育实践的重要学术内容和他在清华大学的重要学术成就。
同时也就是“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来由和形成的全过程。
接手主持清华大学理学院 “七、七事变”爆发、留守清华园
1935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活动日益猖獗，北平成为一座随时可能沦陷的孤城，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北平各国立大学作应变准备；清华大学就将原计划在湖南长沙建立“特种研究事业”这个项目，结合应变准备而改为立即实施。梅贻琦校长即与叶企孙（时为理学院长）、吴有训（时为物理系主任）及有关人员商定：（1）请叶企孙担任“特种研究事业”筹委会的召集人，先尽快开展有关搬迁的各项准备工作（此决定后来经1936年2月27日校务会议议决通过追认），（2）请吴有训在仍任物理系主任的同时，即暂时接手主持清华理学院工作。清华大学教授会每二年推选各学院院长，1936年6月推选吴有训兼任清华理学院院长。但吴有训实际上在1935年就已提前主持清华大学理学院了。（吴有训在1952年所写《自传》的“任职经历与时间”就是：1935年主持清华大学理学院工作）。清华物理系八级毕业生杨镇邦先生，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曾有以下回忆：“1935年也是华北相当吃紧的时候，华北铁路线要站都有日军驻屯，……梅校长赴南京教育部紧急会议回来，即嘱各系准备将贵重仪器、图书、期刊装箱待运。叶师嘱张景濂讲师主办装运事宜，嘱亚伦与我襄助。我们日夜装箱、记录，按时以卡车运至清华园车站，点装上火车，其后我们等到翌晨接到列车开过丰台往京汉线行驶后的电报，才放下心来……[32]”。
以上所说物资的运送方向就是湖南长沙。
所以，清华大学从1935年开始，就在叶企孙总体负责下，进行学校战时搬迁的各项准备工作了。应该说清华在1935年提前运出的这些物资，对后来西南联大的教育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正值暑假，绝大多数学生不在学校，梅校长和部分教授因七月初接到邀请参加“蒋委员长卢山谈话会”而南下，故也不在学校。当时的具体情况，在《浦薛凤回忆录（中）——八年抗战生涯随笔》（以下简称《回忆录》，浦薛凤当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有十分详尽的记述：“清华此次得邀柬者，有梅校长、吴正之、潘光旦、顾一樵、冯芝生、陈岱孙、肖公权、陈之迈、沈仲瑞、张奚若及余诸人”。
根据《回忆录》的记述，吴有训虽收到了邀柬，但因患严重的背臂热疮而未能成行。七月底我军曾在清华园外抗击日军，炮弹落入清华园，日军战机在清华园低空盘旋近屋顶高度，进行恐吓示威，随后北平沦陷。当时清华园被恐慌情绪所笼罩，大多数人决定离校暂避；而吴有训却在此时刻，默默地承担起了负责留守清华的使命，《回忆录》记述为：“正之则坐镇清华”。不久后，冯友兰先生也从外地返校参与了留守。还应一提的是华裔美籍教授陈福田，是他手持着自备手枪，把当时不知所措的清华校警队组织起来，制止了清华园内已经开始的抡劫风。《回忆录》记述为：“……故一二小时后，人心镇定，未有大规模抢劫搬物情事，福田诚是功臣！”。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因此梅贻琦校长就不再返回北平，清华师生得到通知撤至长沙，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组成“临时大学”。吴有训、冯友兰在这段“留守清华”期间，一直与在南方的梅校长保持着联系，并遵照其安排，逐一完成了各项有关的善后事宜后，他们方才撤离清华园，前往湖南长沙向“临时大学”报到。
1938年2月，临时大学奉命西迁至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被聘为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参加西南联大的校常务委员会议和校务会议、参与了西南联大的领导工作。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既是清华大学领导成员，又是西南联大的领导成员。
有关吴有训在西南联大的教育实践，将在《吴有训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实践》一文中阐述。
（本文承蒙清华大学叶赋桂老师指导、修改，特此致谢！）
参考史料
[1]吴有训：《清华大学理学院概况》（1931年9月），载郭奕玲、沈慧君编：《吴有训的科学贡献：吴有训科学论著、讲演、文稿、谈话集》鹭江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2]吴有训：《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考试》（1935年4月）载郭奕玲、沈慧君编：《吴有训的科学贡献》第146页。
[3] 见《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4] 见《竺可桢日记》1952年2月26日。
[5]杨振宁：《回忆吴有训先生》，载《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76页。
[6]叶企孙：《情系清华》载朱邦芬编：《清华物理八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7] 钱伟长：《纪念叶企孙诞辰95周年的讲话》，载钱伟长主编：《一代师表叶企孙》，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上海，第438页。
[8] 杨龙生：《怀念吴有训先生》，载《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4页。
[9]王大珩：《怀念吴有训老师》，同上，第37页。
[10]席泽宗：《叶企孙先生的科学史思想》，载《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85页。
[11] 郭奕玲、沈慧君编：《吴有训的科学贡献》，之一：第232页，之二：第231页，之三：第230页。
[12]朱邦芬编：《清华物理八十年》，之一：第33页，之二：第15页，之三：前言VII，之四：第32页，之五：第39～40页。
[13]严济慈：《廿年来中国物理学之进展》，载《科学》，第19卷（1935年），第1706页。
[14] 严济慈：《近数年来国内之物理学研究》，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自然科学”，第15页。
[15] 马大猷：《纪念正之先生》，载《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40页。
[16] 郭奕玲、沈慧君编：《吴有训的科学贡献》，第128～136页。
[17] 徐文镐：《吴有训年谱》，载《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18卷第4期（总第77期）第44～47页。
[18] 陈省身：《一位全能的科学家》，载《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3页。
[19]见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7月17日《申报》，第四张“教育新闻”。
[20] 施士元：《叶企孙先生二三事》，载《一代师表叶企孙》，第60页。
[21] 吴有训：《清华大学物理系概况》（1931年初夏），原载《清华消夏周刊》第七期（1931年），参见郭奕玲、沈慧君编：《吴有训的科学贡献》，第144页。
[22] 叶企孙：《物理学系概况》，载《清华周刊》，第41卷“向导专号”，1934年6月1日。
[23] 吴有训：《关于理学院的一些看法》（1940年4月）， 载郭奕玲、沈慧君编：《吴有训的科学贡献》，之一：第151页，之二：150页。
[24] 余瑞璜：《我的老师吴有训先生》，载《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6页。
[25] 钱三强：《吴有训教授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贡献》，载《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35页。
[26] 王淦昌：《见物理系之荜路蓝缕，思叶老师之春风化雨》，载《一代师表叶企孙》，第50页。
[27] ]陈芳允、王天眷：《关于吴有训先生二三事》载《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51～52页。
[28]叶企孙《物理学概况》载《清华周刊》第41卷13、14期，1934年6月1日。
[29] 1933年教育部物理化学系讨论会专刊，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稿》第19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0] 何祚庥：《记吴老二三事》，载《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00页。
[31] 陈岱孙：《中国科技发展的开拓者，真诚的爱国者》，载《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3页。
[32]杨镇邦：《一个清华物理系学生的回忆》，载《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