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华（香港）
陈崇武，字广忠（1899-1978）是清华学校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允文允武，在清华时是体育健将，学生领袖，成绩优异，是很多学弟的模范。他来自革命的家族，父亲、叔父辈都是晚清湖湘革命组织华兴会的骨干，同盟会的坚贞会员，这为陈崇武添上传奇的色彩。留美时他在著名的大学和军校完成了文武的课程，既拥有土木工程的专科知识，又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如很多清华同学一样，他有强烈的报国使命感；父辈革命的血脉和同学间相互砥砺，塑造了他义无反顾以生命来振兴中华的不凡志向和坚毅决心。这样的一个优秀的爱国青年，他回国后应该有大展抱负的机会，为个人和国家建立重大的事功，但在近代史册上他好像没留下什么墨迹，究竟他在上世纪中国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遭遇到怎样的命运？他的一生，是否映照出了国家在近代历史波折中挣扎的奋斗之路呢？
一、满门忠烈之陈氏家族
陈崇武原籍湖南湘阴，从小跟随父亲寄籍在长沙。他来自清末的革命家庭，父亲陈嘉会（1874-1945）早年在湖北两湖书院读书，与黄兴（1874-1916）是同学，如当时很多先进青年一样，他与黄兴等在1902年赴日本学习，到了日本法政大学深造。回国后他参加了黄兴创立的华兴会，1905年华兴会与兴中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后，复为同盟会会员，投身革命事业。辛亥革命成功后，被选为国会议员，出任南京留守处秘书长，黄兴秘书。其后的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北伐各战役均参与其中。陈崇武的叔祖父陈季藩也是1902年选送到日本留学，他与黄兴都提倡革命，回国后参与黄兴领导的甲辰起义（1904）。陈崇武的四个叔叔均为同盟会会员，包括陈嘉勋（1885-1972）、陈嘉灿，堂叔陈嘉佑（1881-1937）和陈嘉任（1889-1958）（1）。其中陈嘉佑参加了武昌起义、北伐和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4军的军长。他的家族中除了有留日的背景外，亦有留美的经验。叔父陈嘉勋考入清朝的清华学堂，1911年毕业赴美留学，与税警总团第二任总团长王赓（1895-1942）是同期同学，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他曾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教务长。陈崇武的哥哥陈崇法，1918年清华留美预备部放洋同学，与著名人类学家李济（1896-1979）、物理学家叶企孙（1898-1977）同级，在美国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获采矿工程学士。这所大学创立于1865年，以工程科学研究着称。陈崇武在有着这样的革命传统和留学氛围影响的家族里成长，自然养成一份炽烈的爱国精神和追求先进知识的志向。
二、清华之全能领袖
陈崇武入读清华学校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变革时期，在周诒春校长（1883-1958）主政下，八年寄宿学制和课程得到很大的发展，推行德智体群美五育并举的全人教育。陈崇武的辛酉级同学蒲薛鳯（1900-1997）回忆：“个人之立志向上，与社会之风气时尚，相互关联。清华园中，无疑形成一小型社会，有其特具之校风习尚。予入校不久，不知不觉之中，具有成为一个面面俱优（all-round）学生之志愿，即在中英文俱佳，学分程序与课外活动均属优良之外，且欲擅长田径运动及演说辩论。”（2）在辛酉级同学中，陈崇武是全能（all-round）学生的表表者。在清华园的学习里，他表现出卓越的体育才能和领袖风范。根据《清华周刊》所载，在1917年中四级会的辩论比赛中，陈崇武担任国语组的主席，辩题为“职业教育对现今中国较军国民教育为尤要”，英文组主席是闻一多（1899-1946）（3）。他在体育方面更是全能的运动员，无论田径和球类比赛都是优秀选手。他参加远东运动比赛，创造了撑竿跳的全国纪录（10呎6吋）。及后在1919年4月5日的北京联合运动会上，他更创出10英呎9吋的新纪录（4）。他是清华篮球校队的主力，学弟梁实秋（1903-1987）回忆清华篮球队比赛的雄风时亦历历在目：“篮球赛之清华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是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连手，如臂使指，进退恍忽，胜算较多。”（5）很多人以为孙立人（1900-1990）身材高大，其实陈崇武才是健硕雄伟，有1米80身高，加上脸孔轮廓分明，面色红润，一身古铜肤色，肌肉结实，是一众清华同学公认的文武全才。（6）陈崇武很喜欢与学弟们一起打球，但认为在清华读书，一定要奋发自强，因为将来要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建设国家，所以他激励学弟在运动之余，也要用功学习。癸亥级（1923）的李先闻（1902-1976）难忘陈崇武对他激励鞭策的经历，他忆述：
“陈崇武是我们运动场上的龙头，他本人是代表远东的选手，是中国去菲律宾参加撑竿跳的，同时也是学校中篮球足球等健将，足球是‘守门’的，球艺相当高。记得有次考大考化学，我陪他熬了一夜，温习功课，眼睛睁不开时，用冷水洗脸，我们之间感情很不错。可是后来当我英文不及格时，有天我照常和他去玩手球，将到运动场，他说：‘你功课不合格，不配同我们玩。’他这两句话，使我听后，觉得比老师给我不及格还难过。从此就用功读书，一改以前得过且过的态度。”（7）
陈崇武与一些辛酉级同学都是清华学弟眼中的领袖，如闻一多（1899-1946）、时昭涵（1899-1979）、罗隆基（1896-1965）、何浩若（1899-1971）、萨本栋（1902-1949）等都是活跃份子。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学生领袖之一，领导和组织同学参与了游行。陈崇武与同是湖南籍的何浩若志趣相投，大家都认为将来到了美国，除了要学习专科学问，还要学习军事知识，回国后以军事救国。由于擅长打篮球的关系，陈崇武与癸亥级的篮球健将孙立人十分友好，感情如兄弟一般，孙立人在篮球队遇到烦恼时，也会向他倾诉，请求他的意见。二人想法一致，都认为国家内忧外患，必须以军事来振兴中华，尤其到了美国留学时，要维护中国人的尊严。
三、美国之文武教育
陈崇武是清华辛酉级（1921）毕业生，但到1922年才到美国留学，因为他参加了北京学生抗议“六三惨案”的罢考斗争，给学校惩处延后一年才出国。1921年6月3日因为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和22所学校600多名学生请愿，但遭军警殴打，受伤者有20多人。事后北京市学生联会为声援联合会，宣布罢课斗争。清华在8月10日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通过“同情罢课案”，但校方翌日即宣布凡不参加大考者，一律取消学籍。最后在即将毕业留学的辛酉级中出现分化，作为学生领袖之一的陈崇武，在这人生关头不能退缩，于是和另外28位同学，包括好友何浩若等拒绝考试，校方迫于美国校董和舆论的压力，最终将他们处分留级一年（8）。由于他们已在1921年毕业，只是留级一年，所以不用等待壬戍级的同学赴美，可以在稍早时间出发。根据美国的入境纪录（List or Manifest of Alien Passengers for the United States），陈崇武和何浩若（Hao Jo Ho）等同学在1922年7月16日乘坐美国提督邮轮公司麦甘理总统号（President McKinley）从上海出发，7月31日抵达美国西岸的西雅图，8月1日经海关检查入境。壬戊级的同学则在8月20日坐中国邮船公司的南京号到美国（9）。到了美国后，陈崇武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修读土木工程，在1924年毕业。他在麻校读书时，同年到美国的清华同学朱世明（1898-1965，朱是1922壬戍级）也在麻校，他比陈崇武年长，是湖南双峰县人，来自有名的军人家庭。朱世明的祖父朱程宗曾跟随老师罗泽南（1807-1865）创立湘军，对抗太平军。父亲朱继绎在甲申中法战争（1884）台湾战役中以孤军对抗法军而著名。陈崇武与朱世明二人的家庭背景相近，又有同省籍之谊，二人都有学习军事的意向，所以相约到美国军校深造。毕业后陈崇武到了威斯康新大学进修水利工程（Hydraulic Engineering），当时何浩若正在该校修读博士，而另一湘籍的好友赵君迈（1901-1988）也在大学里，赵君迈的堂兄赵恒愓（1880-1971）是湖南军政界握有大权的人物。赵君迈也喜爱运动，尤善于摔跤，是威斯康新大学的常胜冠军。大家走在一起经常讨论中华民国的前途，对军阀横行，列强侵凌都十分愤慨，认为在完成大学课程后要进修军事，商议后选了有美国后备军官摇篮称誉的诺维基军校（The Norwich University）。壬戊级的湖北籍同学曾锡珪（1899-1966）到美后即入读此校，读了一年才转到弗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深造，他本来希望入读西点军校，但西点要两年后才有空额，所以他另选其他军校（10）。曾锡珪经常向清华同学介绍美国的军校情况，所以陈崇武等同学对这所军校亦有认识。这所军校除有本科课程外，军事训练里尤重骑兵训练。学生不单要控制马匹在陡坡地形行走，还要以骑兵队形冲刺，这对于没有骑马经验的学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诺维基大学给我的纪录片中有骑兵训练的影像）。陈崇武知道已有清华湘籍学弟齐学启（1902-1945）和孙福麟在诺维基就读，他们都有军事救国的志向，所以大家便一早通了信息。诺维基每年批准中国学生入学的人数很少，除了本科生外，诺校也会收录一些已获得美国大学学位的中国学生，接受短期的军事学习，属于特别班（special class）的学生。陈崇武和何浩若到了诺维基军校，一武一文，不久便成为诺校的注目人物，在诺校的周刊（The Norwich Guidon）上经常见到二人的报导。这份周刊是由学生编辑的，当时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人有很大的歧视，在军校中尤为明显。但陈崇武的运动才能受到诺校同学的高度称赞，令他们对中国人的观感有所改观。在1926年12月一期的周刊中，以“中国运动员在两支诺维基校队中”为标题，其中焦点报导陈崇武的出色运动表现：
“在诺维基运动史上第一次有中国同学加入两支运动代表队的阵容内，他们从原本的国家来到这个国家追求高等的教育。在过往的日子里，外国学生进入诺维基后，有时会展现出运动上的超凡技术，但是从未试过有两支校队在同一年将中国学生列作正规队员，并且以此而自豪。
陈崇武，诺维基田径队中撑竿跳的主要选手，是中国撑竿跳的冠军。当他仍是中国清华学校的学生时，他越过了11呎6吋的栏竿。
赵恒憼（即赵君迈）到目前为止是Perley Baker的125磅级别的摔角运动员里最出色的一位，他是去年冬季威斯康新大学的冠军。他在威校赢了所有的赛事。
与其他三名入读诺校特别班的中国学生一样，陈和赵打算完成学业后回到祖国。在那里他们将支持民族主义运动，以期解除日本和英国的殖民地支配。另外三名在诺校的中国学生是何浩若博士、朱世明和姚楷。全部五人到诺校都是专门为了学习军事知识。”（11）
陈崇武在诺维基亦展现了在剑击和射击的天份，他是诺校这两项运动的校队成员。在诺校同学录War Whoop中这样描述陈崇武：
“陈仍然维持中国国家撑竿跳的纪录，并曾经是中国篮球队在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主力。然而时间改变了陈的运动喜好。他现在选择了较浪漫的剑击运动。在只有3个月的训练下，他成为爱德华上校的剑击队里的一名正规队员，而且他也是一名出色的射击手。在射击运动里，陈轻易便击中公牛，但射击瓶子标靶时，要提醒他如顾虑太多人而心肠软了，会妨碍他取得完美的分数。”（12）
陈崇武、何浩若等中国同学因为体育表现甚为出色，所以备受诺校的同学注目，在学校的刊物上不时见到他们的名字，而他们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和如何贡献建设国家的看法，也在刊物上有所报导。在中华民国成立15周年（1926）纪念日上，陈崇武和何浩若、赵君迈、朱世明、姚楷在枫林区（Maplewood）的葡萄街（Vine St）举办了一次独特的晚宴，邀请了诺维基军校的主任、军官，教员及家眷和诺城的著名新闻记者等近四十人出席，陈崇武和同学特别为嘉宾下厨烹煮了四道中国菜，包括炒面、鱼菜卷、炒粉丝和杏仁酥。何浩若和陈崇武、朱世明都是一年特别班的学生，他们会在第二年回国。在席上由何浩若以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为题作演讲。他和陈崇武等同学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应针对吴佩孚（1874-1939）和张作霖（1875-1928）两个军阀，因为他们向英国和日本寻求帮助，这使中国未能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无法建立真正的共和国。何浩若演讲的说话，正是陈崇武和很多军校中国同学的心声，他说：
“回望过去比较短促的十五年历史，我们发现有很多值得欣赏的地方。然而我们共和国的历史在人类发展历程上，不是一条不自然的道路，而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悲观。美国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才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联邦政府。法国需要更多时间，超过八十年才有一个长久的共和国。十五年的确是很短的时间。在这段短促的时间里，我们的先辈做了很多事情，而在往后的十五年，我们年青一辈希望做得更多。
1911年的中国革命有重大的意义。它有两个阶段，第一，它力图推翻在中国根植了超过四千年的帝制政体，而第二是它争取将共和国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到现在为止完成了第一阶段，而我们仍在尝试去达成第二阶段。
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令人入迷的历史。美国内战也许是为了人道而发动的最高尚战争，但是你们打这场高尚战争的二十年前，我们遭遇了鸦片战争，而它是为了侵略而发动的最可耻的战争。鸦片不是中国本土的毒品。英国人在1774年怎样对待你们（指美国独立战争），将那场邪恶的战争加诸我们。
现在中国的内战（指北伐）是1911革命的延续，而南方的国民革命军的目标是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国民革命军遭到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合抵抗，他们得到英国和日本支持。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不过如Ransom令人惊奇的精神，我们会尝试，而我们将会成功。
即使在这个时刻，当我们正在庆祝共和国成立周年纪念，我们郑重地表示，我们会奉献自己给先辈未竟的工作：中国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将共和国从英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13）
1927年陈崇武怀着奉献的心，离开异国的美利坚，回到祖国致力帮助国家建立真正自主的共和国。
四、建设国家，从军救国
陈崇武在什么时间从美国回国？他在《自传》中称是在1925年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转入威斯康新大学学习水利工程，完毕后转入诺维基大学学习骑兵，1926年秋完毕返国。（14）陈崇武的亲戚余亚士在〈文武双全陈广忠〉一文中也说陈崇武是在1926年回国。（15）现在一般的说法都是指陈崇武于1926年在诺维基大学毕业回国。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纪录，陈崇武（Chung Wu Chen）在1922年10月2日入学，1924年6月10颁授理科学士（土木工程）学位（Bachelor of Science in Civil Engineering）。（16）他应该在同年转入威斯康新大学，因为当时何浩若和赵君迈正在威校进修，两年后（1926）陈崇武才入读诺维基大学。现在威斯康新大学有他在1924年的入学纪录，他先是入读暑假班，然后秋天开学深造，主修水利工程。1926年他在威校的中国同学会（Chinese Club）和全体同学拍了照片，因此可推断陈崇武在威斯康新大学读了两年。
（1926年威斯康新大学Chinese Club同学合照，陈崇武站在第4排左1）
根据诺维基大学的纪录，陈崇武在诺校读了两个学年（1926/27, 1927/28），主修土木工程，但他未完成课程便离校，所以属于未毕业学生（non-graduate, ex’27）。在1927年4月23日《诺维基大学纪事》（Norwich University Record）中，记述何浩若因受聘于黄埔军校而提前返国，当中提及当时校中仍有四名中国学生就读特别班，包括陈崇武、朱世明、赵君迈和姚楷，可见陈崇武在1927年仍在诺校深造，并未回国。（17）为什么陈崇武在《自传》中记述自己在美国读书的年份有错误，很可能是因为他脑部受到重创后记忆力受损，所以没法准确记忆年份。（18）陈崇武在1927年离开诺维基军校后，在什么时候回国。据陈崇武的女婿所述，在1968年岳父命他写自传材料时，曾多次强调是1922年出国，1928年回国。这很可能是他在1927年底离校后，如很多清华同学般，到欧州考察后才回国。
陈崇武在1928年初回到中国，他尚未完成诺维基军校的课程，可能也和何浩若一样，因为国内的家人或友人召唤他们回国服务，所以提早回国。何浩若是因为受聘到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而离校（19），陈崇武的原因是什么，他在自传中和诺维基大学的纪录中都没有交代。在1928年11月的一期周刊里，以“中国人寻求军事上的地位－四名中国学生”为题，提及了陈崇武回国后担任军职的情况：
“如果今天中国爆发一场战争，她将会发现至少多于一位将领应用美国的军事战略和方法，因为每年都有几人在西点或诺维基完成军事课程，然后回到中国，将所学得的美国军事理论应用出来。
现在有四名中国学生入读诺维基军校，他们实际上把全部时间专用于大学的军事学习方面。当他们于明年六月离开军校回中国后，不一定投身那里的军队，但他们将会带回美国人的想法，这在战争时期对建立一支实力强劲的军队将有很大的帮助。在和平时候这些想法将极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四个在诺维基的学生C. Chen，C.Y.Tao. C.C. Chow 和K.T. Wang。他们全都是在北京的中学毕业。（从略）
这四个学生被派送来入读美国的制度在多年前成立。在这个制度下，超过400名在北京大学（应指清华学校）毕业的学生到美国入读大学。有些学生也获得中国政府保送到欧洲的国家学习。在这个计划下，中国将拓展了知识和经济的领域，并且发展得更有东方的传统。
诺维基参与的部份甚为重要。这些年来中国学生来到这里渴求军事的训练，而现在诺维基已被视为等同于西点的级数。每年都有不少具备潜质的中国学生不获接纳入读诺维基军校。以前在诺维基的学生，现在积极参与中国政府事务，他们均竭力维持诺维基在东方的声誉。陈（指陈崇武）在去年入读诺维基，曾是中国的撑竿跳冠军，正出任军队的高阶职级。他的哥哥（这处有误，应是堂叔陈嘉佑）是一个师的师长（应是军长），在中国军队里担任其中一个甚为重要的职位。通过这些途径，诺维基学生在军队事业上的表现，使到诺维基军校的声誉得以维持。因此今天一个中国学生能够入读诺维基军校，会被中国人视为对新建立的共和国有极大的价值。”（20）
陈崇武回国后便到叔父陈嘉佑的第14军担任骑兵团筹备处主任兼交通处长，这可能是他提前回国的原因。陈嘉佑的第14军是从国民革命军第13军转过来，据《黄旭初回忆录》1927年底北伐军讨伐在武汉的唐生智时，因陈嘉佑的第13军与白崇禧的第13军番号相同，军事委员会下令陈的部队改为第14军，以免混乱。（21）陈嘉佑与蒋介石的矛盾在1927年4月12日的“清党”（四一二事件）浮现，陈嘉佑通电公开反蒋，自此便受蒋介石压制，第14军发展不受支持。
1983年孙立人接受台湾清华大学校史编辑访问时回忆在回国后到长沙找陈崇武，希望寻求在军队中的发展机会时说：
“我一回国，当然我自己有抱负，我那时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个强盛的国家，不要做一个弱小的国家受人欺侮。同时，要想国家强盛，当然是武力要强。国际间只要有力量强的比较好走。我一回国，那是国家最混乱的时候：大概是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北伐到武汉的时候。回来之后，茫茫大海，先父已经退休了。实际上安徽那时还是占便宜，因为段祺瑞是安徽人，先父问我是干土木工程还是军事？我说，现在国家正需要我，当然是干军事。父亲说：你干军事要不要我给你写介绍信，你都不认识人哪！我说：不要，我一个人闯好了。我有一个同学，他叔叔是革命军的一个军长，他在长沙要成立一个骑兵团，要我去，我就到长沙去了。
这位同学是我在清华打球的伙伴，我们有什么话都说，像亲兄弟一样，我就问他：你这做什么？因为他属于南方的军队，国民革命军：他叫我住在他家里，没事就到体育馆打球：结果一等两个月没有消息，我就问他到底叫我做什么？他说：他叔叔那军长还不是空头的，虽然是骑兵团团长，只有一百多个马鞍子，别的什么都没有，没有马、没有什么东西。我说：我这样耗尽时间，还是到南京去看看有什么机会。于是到了南京。”（22）
这位清华同学就是孙立人的学长陈崇武。《孙立人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一九二八年，父亲已退休了，全家寄居上海。这时国内的情形很乱，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国民革命军光复南京不到一年。六月中旬，我到了家。五年不见父亲，他见了我非常高兴。不过住在租界地区，心里很不舒服。
本来留学生回国来，并不需要向政府机关报到。在家里和父亲谈到自己的抱负，这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久，何去何从，尚在考虑之中，但总以良禽择木而居的原则。父亲首先提到要我投奔冯玉祥，大概是因为老人家以为和他有同乡的关系，但是我不同意。我觉得冯玉祥太虚伪，不是好的领导者。我当时本着爱国救国的热诚，想投效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但是因为才回国，对一切事情都很陌生，人事关系上也毫无头绪。正好一个清华同学陈崇武来找我，他曾在M.I.T学工程，又到Norwich学军事（骑兵），他叔叔陈嘉佑将军在北伐军当军长，这时正在湖南长沙整训，要成立新的骑兵团。崇武是骑兵团团长，他要我去帮他的忙，当时我立刻就去了，并且住在他家里。我问成立后有多少人马，他说现在只有二百副马鞍子，其他什么都没有，只有慢慢来慢慢等。这时我没有事情可做，而且因为在外学的军事，对中国操典极不熟悉，所以彼此常在一起打球运动。不知不觉两个月过去了，骑兵团仍是毫无进展，一点消息也没有。陈团长也只是徒呼负负。我觉得时不我与，不能这样混下去，最后只好决定和他各奔前程了。”（23）
由于陈嘉佑与蒋介石的矛盾，14军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成立骑兵团无疾而终，孙立人离开后，陈崇武也唯有另谋打算，在其他部队寻找发展机会。从美国军校毕业回国参加军队的清华学生，除非有人事介绍，否则很难在军队找到带兵的机会，因为一般带兵军官的职位都是由保定、黄埔毕业生占据，如要加入军队，多做技术军官，如何浩若、齐学启到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诺维基军校早期毕业生姚观顺（George Bow,1887-1952）虽曾任孙中山（1886-1925）的卫士长，但在军中主要是干工程和公路专科的军官（24）。陈崇武在美国大学主修土木和水利工程，希望学以致用，贡献建设国家的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因此他在1928年9月由内兄余籍传(1894-1959)介绍，到新设立的湖北省建设厅鄂北省道工赈工程处出任主任工程师。余籍传是公路工程专家，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毕业，当时正担任长沙市政筹备处长。这个工赈工程处有赈灾和建设的任务，陈崇武的主要任务，是要勘查鄂北公路的路线，特别是建造老白公路（由湖北老河口至陕西白河县城）中襄郧省道部份路段，这条公路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如建成后可以将湖北与陕西打通，对控制中西部和运输物资有很大作用。工赈工程处成立的背景，是1927至28年间，鄂北灾荒严重，加上军阀溃兵在均县、光化、谷城一带窜扰，民不聊生。湖北省政府为了维护鄂北地方的治安，曾于1927年派鄂北清乡司令李纪才（1888-1961）坐镇老河口。李纪才在陕西讲武堂毕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时的新军、哥老会策动的“西安起义”。1927年，李纪才的部队在湖北老河口被冯玉祥（1882-1948）改编为第十九军，李任军长。宁汉合流后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师师长，不久又兼鄂北清乡司令。1928年10月，湖北省政府以“救灾为名，治安为实”，组建了鄂北工赈工程处，任命鄂北行政委员林逸圣（1896-1967）兼工赈工程处长，陈崇武担任工程主任，筹集工赈款250万，作为修建襄郧省道未完成的工程。林逸圣是保定陆军第六期工兵科毕业，北伐时因战功而升为中将。宁汉对立时，他受命讨伐唐生智（1889-1970），后兼任汉口市公安局长。林逸圣以鄂北襄樊（即后来的襄阳市）扼守川陕豫孔道, 为军事要地, 于是率领所部驻守该地, 并兼湖北省府鄂北行政委员。为了解公路的地理状况，作为公路建造规划的参据，陈崇武先对各路线进行勘察。老河口至白河之间的公路选线十分艰难，陈崇武曾两次踏勘襄郧及均县白河诸线，经比较结果，他建议以老白公路为干线，为便利均县及郧县两县城，另筑草（店）均（县）和十（堰）郧（县）两支线。此前陈崇武亦想过：老、白两地均在汉水之滨，可采用沿河筑路方法，即可不修草均、十郧两条路线，但公路沿河而行过于迂回曲折，增加了路线的长度，而且河边又多陡山峡谷，工程自然十分艰巨。故而老白公路就定在了汉水南岸地势较平地带的山谷中，基本按古驿道而行（25）。对于勘探工作，陈崇武必亲力亲为，他将在美国麻省理工和威斯康新大学所学的工程知识，应用在国家的建设上。据余亚士所记，陈崇武只身携带必要的仪器和工具，登山涉水，在三天内步行了540华里（约为270公里），这非有过人的体能不能完成。当时陈崇武还不到30岁，精力充沛，报国心强，所以不畏艰辛完成了任务。1928年冬天，陈崇武勘测完老河口至均县的路段，遂即“以工代赈”，召集当地灾民由保甲长带队到工地。工赈处派技术人员指导，当地驻军督修。第二年5月，老河口至花街段落成通车。由于财力不济，鄂北工赈处施政困难，陈崇武便在7月离任，10月间藉余籍传介绍到汉口市工务局担任工程科长。据陈崇武《自传》，他先后担任过多个技术官僚职位：
汉口市政府土地局技正兼科长工务局科长兼工程师（10.1929-6.1931）
湖北省政府水利局工程科科长
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总工程师兼第六区工赈局局长（11.1931-7.1932）
南京市政府工务局技正兼科长
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区公路工程督察处主任工程司兼安徽省政府建设厅公路局总工程师
湖北省政府建设厅技正兼湖北省会工程处主任
由上述的履历可见，陈崇武回国初期一直是担任工程技术工作，这是他在美国大学所学的木土和水利工程专科。1928年8月国民政府结束军事行动后，开始进行都市规划和建设，正需要工程人才。在翌年6月成立“首都建设委员会”，聘用美国、德国专家担任工程顾问，并委托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如林逸民（1896-1995）、范文照（1893-1979）等负责设计（26）。陈崇武在汉口任职时期，参与城市建设的工作，曾设计并督造汉口盐业银行大楼、中山公园内一幢西洋式大花厅。大花厅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存在，盐业银行后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重新修造。他并没有如孙立人、齐学启等清华同学一般，最终投身军旅，训练和带领士兵，上前线保家卫国，但陈崇武和他们的精神一样，都以人民的生命为重。1931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水灾，自7月20日起，江苏、安徽各地大雨成灾，25日湖南、湖北也发生了大水灾；28日，江、汉水涨，汉口全市被淹。全国有8省发生了大水灾，为了统筹救灾，南京政府在8月14日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派宋子文、许世英（1873-1964）、刘尚清（1868-1946）、孔祥熙（1880-1967）、朱庆澜（1874-1941）为委员，以宋子文为委员长。8月16日，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朱庆灁为灾区工作股主任，发表工作方针，包括灾区工作，以救命为前提，但不以救命为止境（27）。当时汉口市工务局局长陈克明（1929-31年在任）推荐陈崇武参与工作，陈崇武被委任为救济水灾委员会总工程师，肩负救灾救人，防灾兴农的任务。当洪水威胁武昌市时，陈崇武巡视水患至城外的赛湖堤时，发现堤身出现险情，监修军警为了保命已经撤离，数千民工见监警也走了，便随之下堤。陈崇武见没有民工做护堤工程，堤身崩坍，洪水将淹没武昌城。于是想出一计，命监工人员搬一张竹床放在堤上，然后当众在床上睡觉。民工见总工程师不怕死，要以身护堤，于是数千民工再度蜂拥上堤。陈崇武亲自指挥加固工程，紧急抢险，最后赛湖堤顶住了大洪峰，武昌市避过一劫。陈崇武为这次抢险护堤作了一首七言绝诗：“五百勘程三日完，披荆斩棘意犹欢，长堤醉卧蛟龙静，首义城台磬石坚。”当地人民为纪念陈崇武护堤阻挡洪峰立了一块碑，可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不知所踪。在洪峰面前，人的生命如危卵，只有勇者才能面对危难而不惧，因为心系人民福祉，随时为大我牺牲。陈崇武就是至仁至勇的人。宋代苏洵在《心术》所言：“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陈崇武此时虽为工程师，但他展现了名将的特质，所谓治心，就是指军人的胆识和智谋，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面不改色，然后才能够控制各种利害因素，纔可以对付敌人（洪峰）。陈崇武和孙立人、齐学启一样，都具备苏洵所谓的名将的心术。
五、重穿戎装，踏上军途
陈崇武最后由技术官僚转变为专科军职是由担任财政局淮北盐务稽核分所上校税警课主任开始。1932年4月，财政部部长宋子文（1894-1971）裁撤当时的淮北缉私局，将所属的7个大队划归淮北稽核分所管理，改称税警。根据丁长清的《盐务稽核所始末》，盐税自清朝以来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1913年北洋政府与英、法、德、俄、日、美六国签订借款合约，即善后大借款，以盐税担保来作抵押，盐税收款存放在各国的银行中。六国要求中国成立机关，管理全部盐税，最后北洋政府同意在北京设立盐务署，署内设立稽核总所，在各产盐地方设立稽核分所。两淮是盐税重要产地，盐税特丰，所以两淮盐务稽核分所是外国和中国所想控制的机关（28）。宋子文在1930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鉴于国民政府初成立，在军、政费用支应困难，为了保障和增加盐税收入，决定整顿北洋政府留下的腐败的盐务缉私队，成立一支现代化的武装缉私部队，在1930年底在苏州海州（今连云港辖区）组建税警总团。这个团的经费由每年摊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盐税剩余供给。1934年2月，老同学赵君迈时在税警总团任职，介绍陈崇武到财政部辖下的两淮盐务稽核分所，担任淮北盐务稽核分所上校税警课主任，这虽是分所职务，但事关庞大的盐税利益，所以权责尤重。陈崇武在分所任职至1935年5月，然后开展一段短暂但对他意义重大的军旅生涯。
陈崇武曾在税警总团担任少将参谋长，这事较少人知道。据包毅《“税警团”始末梗概》（29）宋子文（1894-1971）在1930年在南京成立税警总团前身缉私处时，经张学良（1901-2001）推荐邀请西点军校毕业的温应星（1887-1968）出任第一任总团长（30）。由于宋子文留美的背景，他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事武装部队，所以在税警总团中招揽了一批留学美国军校回国从军的人才，包括委任王赓（西点，1911）为淮北缉私局局长（后继温应星任总团长），姚观顺（诺维基，1914）和张道宏（西点，1918）担任盐务稽核总所税警官佐教练所所长，孙立人（维吉尼亚，1925）、赵君迈（诺维基，1927）、王之（西点，1932）等担任团、营长，这为美国军校毕业生提供了一个参军的出路，其他军队里的中级军官职位大部分由黄埔毕业生占据。参谋长最初聘请了清华22级的曾锡珪担任，他留美时先后在诺维基军校和弗吉尼亚军校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在美国时曾锡珪经常向清华同学介绍各所军校的情况，是美国军校通。陈崇武和曾锡珪虽然所读学校不同，但是大家矢志从军救国，彼此不时互通消息，陈崇武和何浩若便通过曾锡珪了解到诺维基军校。陈崇武担任税警总团参谋长应该在曾锡珪在1935年8月调任两淮税警局长之后，这个局是将淮南税警局与淮北稽核分所所属税警合并。孙立人在1932年1月加入税警总团，陈崇武出任少将参谋长时，他正担任第四团团长，自长沙后二人再次共事。同时赵君迈在第一团担任团长。这是陈崇武唯一一次与孙立人、赵君迈两位好友共事，他们在美国读军校，都是为了报效国家，这时三人在税警总团里都如愿以偿。陈崇武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担任税警总团参谋长，又为时多久，现在并没有充份的证据。不过这很可能是曾锡珪向宋子文或总团长温应星推荐的，曾锡珪极得宋子文和温应星信任，他的两淮税警局握有极大的权力，手下有一万多人，实力雄厚。他的推荐人选，宋、温应会接纳。陈崇武在美国大学和军校的学历，加上在淮北盐务稽核分所的资历，自然得到宋、温的赏识。根据陈崇武的《自传》，他在1935年6月至12月担任税警总团少将参谋长，时间并不长。他在1936年10月调任到铁道部简任专员兼业务司帮办并兼铁道队警总局少将副局长，直至1937年8月。
抗战爆发后，陈崇武担任过不同的军职，主要是战时极为重要的交通运输。张嘉璈（1889-1979）时任铁道部长，在1937年9月委任陈崇武为交通部平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兼军事委员会铁道运输司令部中将参谋兼平汉线区中将司令。战况蔓延后，国民政府为战略需要将辖地划分为不同的战区，在1938年2月为配合“持久作战，巩固武汉”的战略，重新划分为九个战区。程潜（1882-1968）为第一战区司令，在平汉路作战（北平至武汉区域）。程潜是湖南醴陵人，同盟会元老，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与陈崇武父亲陈嘉会和叔父陈嘉佑相熟，所以便邀请世侄陈崇武在战区担任重要职务。于是陈崇武便出任了交通部平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兼军事委员会铁道运输司令部中将参谋长兼平汉线区中将司令并兼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交通处中将处长。平汉铁路（现为京汉铁路）是贯通南北的主要铁路交通干线，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和军事战略地位。它由两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上奏兴建，向比利时举债建造，在1897年动工至1907年建成。这条干线运输量大，据张嘉璈的“中国铁道建设”，平汉铁路平均运量每月为480列车，计10万吨货物，其繁忙程度，是各铁路之冠（31）。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在1938年2月初，准备以土肥原贤二（1883-1948）的十四师团为主力策应津浦路（天津至浦口）日军作战，对河南北部发动进攻，平汉铁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郑州黄河大桥（1906年建成）扼守跨越黄河的要冲，如日军机械化部队通过大桥，便可从平坦的河南郑县，取郑州然后直下武汉，西安也受到威胁。陈崇武受命镇守平汉铁路，负有很大的军事战略责任。余亚士记述陈崇武亲身参与炸毁黄河大桥阻断日军南下的事迹。
“七七事变，抗日军兴后，他担任平汉铁路线区中将司令，最高当局为阻止日寇南渡黄河，决定在必要时炸毁黄河铁桥，而将这项艰巨的任务责成他去执行。当时军令极严，日寇未到桥边，炸了桥要军法从事，日寇如果过了桥，即令桥毁，也照样要军法从事。为了严格执行命令，他先行撤走两岸附近的老百姓，运走国家重要物资，然后亲自指挥部署，安排炸药，同时也率部坚守桥头。直待日寇先头部队强行上桥，无法阻挡时才予以引爆，保护了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的炸桥任务。在炸桥之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尚未过河，他在对岸找到程潜，用木筏横渡，渡中搁浅，他亲自下水推舟，总算将长官安全护送过河，后来更率兵将程长官护送到郑州，才返回任所。程潜在感谢之余，特明令嘉奖。”（32）
这段记载对补充炸毁黄河铁桥这一段历史极为重要，因为现在流传的是由一名新八师的年轻上尉参谋熊先煜指挥炸毁黄河铁桥。他在日记中记述：“本师复奉司令长官命令，固守桥头堡阵地，掩护工兵破坏铁桥，另由独立工兵一团一连担任爆破。十七日午前五时一刻，开始爆破，殊以技术关系，直到二十日晨，经晏参谋长视察后，始告停止，计自三十九孔至八十二孔，均行破坏。”（33）在日记中熊先煜并没有表示炸毁黄河铁桥是由他指挥的，但到了《我是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的执行者》一文时，变成由他亲自勘察，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文中谓“郑州告急，程潜命令蒋在珍在炸毁黄河大铁桥以阻日军。蒋在珍命令我指挥工兵连实施炸桥任务。”“（2月）17日拂晓时分，一切准备就绪。我与蒋在珍师长、朱振民参谋长及指挥所军官齐集在南岸桥头上，等待由新乡南开的最后一趟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即发出炸桥信号。”（34）第八师参谋长朱振民在〈爆破黄河铁桥〉一文中记述师长蒋在珍（1896-1952）到程潜的战区司令长官部领取任务，回来时表示已受命炸毁黄河铁桥，并且带来一个专业爆破的工兵连和爆破物资和器材，蒋在珍和工兵连长研究爆破的具体事项。同时，朱振民提到司令部为统一指挥，命令95师师长罗奇指挥新八师，负责掩护和指挥工兵连爆破铁桥（35）。第一次爆破时的情形，朱振民是这样记述的：
“罗、蒋二人接受命令后，传达下去，两师官兵如临大敌般各就指定岗位执行任务。转瞬间时钟响了两下，罗奇在邙山的一个制高点上，发出了红色信号弹。剎那间，那座行驶火车数十年的铁桥，在工兵连长一按电钮之下，轰隆轰隆一长串巨响之后，便横七竖八倒在河面上了。”朱振民的回忆文章，并没有提及炸黄河铁桥由一个下级参谋军官指挥，由专业爆破连的连长来指挥爆破工事较为合理。另外，熊先煜和朱振民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平汉线中将司令陈崇武，照理黄河铁桥是他管辖范围，没可能没有知会他，而且程潜委任他为平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兼平汉线司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工程上有专业知识。炸毁黄河铁桥这么重要的战略任务，程潜会否放心由黔军改编的新八师全权负责，反而将管辖平汉铁路，具有工程专科知识的司令置诸事外，这是不合情理的做法。陈崇武在六十年代时，亦曾回忆这一段往事，尤其是程潜的木筏上岸时，因为河水太浅，木筏搁浅，他走到河中推动木筏，将程潜等送到岸上。因此，黄河铁桥究竟由谁指挥炸毁，还需要详细考证。
六、人生之转折点——西安天水行营负伤
（程潜亲撰：天水行营殉难将士墓碑）
抗战方兴，国家正需要勇敢爱国、有专科才干以及军事能力的人奉献救国。陈崇武自清华时已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商议，到美国学习军事后回国建设国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者。学弟孙立人和齐学启已到了贵州都匀训练重建的缉私总队，自己也跟随长官程潜在第一战区司令部奋斗，由河南郑州移至洛阳。兵凶战危，在战场上有时遭遇横祸，孙立人在淞沪会战奋勇作战时便不幸给空中爆炸的炮弹碎片击中，重伤几乎丧命，陈崇武知道消息时五内如焚，但军务倥偬，没法探望，但是他料想不到自己不久也遭遇不幸。陈崇武在1938年11月由时任交通部长的老长官张嘉璈引用，到了陪都重庆出任交通部简任专员兼交通部总管理处兼帮办并兼驮运管理所所长。1938年11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为了统一指挥南北两个战场各战区对日作战，决定重新整合各地行营，成立桂林和天水行营，分管南北战区，以白崇禧（1893-1966）、程潜分任行营主任。天水行营在1939年1月10日成立。天水在甘肃,但行营办公的地点在西安东厅门。陈崇武跟随程潜到了天水行营，出任交通部简任专员兼公路总管理处帮办并兼驮运管理所所长兼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运输处中将处长并兼陕甘军运管理中将处长。天水行营成立两个月后，不幸的事件发生了。1939年3月7日敌机轰炸西安天水行营，炸塌了防空洞洞口，天水行营上将主任程潜、中将参谋长晏勋甫（1893-1961）等一百多名将佐，悉数被埋在防空洞里。当时陈崇武也在洞内，被土掩埋十多个小时，他有一名属下不顾危险，走进被埋的防空洞里，锲而不舍地挖掘，终于将他救了出来，不过虽然经过抢救，但因为炸弹冲击波太强，脑部受到严重震荡，亦因土掩缺氧，所以脑部神经受损，记忆力下降，伤后不能正式工作，一直由程潜安置在行营内当闲职。据陈长河《国民党军委会天水行营组织概述》，程潜于1939年2月23日致电蒋介石，请于行营内增设文职参事六人至八人，以便于“选任各方有声誉及专门学识者，俾资策划辅助”，蒋介石“核尚可行”，复准序照办。陈广忠（陈崇武）是26名额外中将参议之一（36）。这应是陈崇武受伤后的职位。陈崇武在《自传》中记述受伤后的境况说：
“厥后主任程潜因念忠脑部经该次剧烈震伤后不能正式工作，乃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调天水行营中将参议以资养伤（迄今十余年脑力仍未恢复）。在此期间交通部部长张嘉璈（1889-1979）鉴于忠须兼顾事畜及养伤，生计实极困窘，亦曾继续派给专员等职，以示体恤。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曾养甫（1898-1969）继长交通部，将忠停薪留资，遂由渝返湘，幸复承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1896-1998）派为湖南实业公司业务处处长，长沙沦陷后随同父母等逃难至湘南东安及湘西靖县，迄抗日胜利后，经内兄余籍传（1894-1959，公路工程专家）介绍为安江湖南省第一纺织厂监察，嗣于一九四六年三月改任善后救济总署衡阳区督导办事处副主任，同时经平汉铁路局任为专门委员，迨善救总署结束后，复返长沙承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派任参事。”
由《自传》可见，陈崇武自受重伤后，未能恢复，生活也成问题，父亲亦因避难奔波，抗战时在靖县逝世，陈崇武带着年老母亲和家人四处颠沛流离，处境困顿，这样优秀和热血的人才就因为这件不幸的事件改写了人生的命运。
据孙立人的长子孙安平回忆，孙立人曾提及他当时在贵州都匀练兵，后来得悉陈崇武遭遇不幸身受重伤，忧心如焚，但苦于无法探望。孙立人对这位清华时的好友一直念念不忘。1948年夏天孙立人时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在公务繁忙之余，特别到长沙与情如兄弟的陈崇武聚旧，当时陪伴在侧的还有陈崇武的儿子陈郅启。他们乘坐军车乘船渡过湘江，到了岳麓山上的清华中学，这是孙立人和齐学启在1938年训练重新组建的缉私总队（后来的贵州税警总团，新38师的前身）的地方，可惜齐学启已在仰光殉国了。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889-1962）决定，长沙清华校产交由三位湖南籍清华校友傅任敢（1905-1982，1929级）、旷璧城（1932级）、易仁荄（1908-1990，1935级历史系）创办清华中学。由于重庆清华中学由傅任敢任校长，但傅任敢无法兼顾，长沙清华中学的实际工作由旷璧城在支撑，易仁荄任总务主任。1946年10月清华中学开始招生 ，其主要教师为清华校友（37）。孙立人和同学对清华感情深厚，大家都认为国家的未来在于培育下一代，所以他和一些清华同学在东北创办了鞍山清华中学，委任曾在新一军任职翻译官的西南联大毕业生王伯惠（44级）为校长。这次他和陈崇武来到长沙清华中学，勾起他们在清华青葱岁月的回忆。孙立人还在陈崇武父子陪同之下，到了清华中学演讲。这是陈崇武与孙立人最后一次见面。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陈崇武的儿子陈宇启由在铁路部队任军职的舅父带到香港，准备部队撤退到台湾时，一起前去，可以投靠孙立人，后来因为陈崇武太太思儿心切，不赞同做法，在封锁边境前两天找人带儿子回长沙。孙立人在台湾因为两蒋的阴谋，被软禁了33年，在1988年解除软禁后，便请托旧部访寻是否有陈崇武的后人在台湾，最后找到陈崇武的一位亲戚，得知好同学已于十年前去世了,在台湾没有后人，可惜此时他已年迈力衰，无法到长沙拜祭老同学，但两岸的海峡无法阻隔他对陈崇武的思念，清华园的篮球场上陈崇武的叱咤吆喝的声音永远萦回在孙立人的脑海里。
七、新中国成立后的境况
1949年8月，程潜在湖南宣布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协定，程潜为照顾在天水行营负重伤不能恢复的袍泽，在起义名单上也写了陈广忠（崇武）等的名字，于是陈崇武成为了起义人士。本来起义将领应受到优待，但陈崇武自脑受震荡后，记忆力受损（特别是短期记忆力），无法正常工作，家中儿女众多（7人），生活十分拮据。虽然他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当顾问，但仍舂炊不继。为了向新政府交代背景和经历，他在1950年8月请托住在隔壁的长兄陈崇法帮忙，由兄嫂起草一份自传，并填写了一份干部调查登记表。陈崇武在《自传》中表述：“解放后原任职务解除，遂率妻子赴长沙北乡伴老母居住，本年因无力退批，经向各亲友处左借，并将稍佳衣物变卖，得勉强退去一小部分，而每日家人粥食两餐，亦皆由亲友处零星借来，现已承钧会（指军政委员会）提名为顾问，月支薪给约一百三十九分得以维持。”另外他亦提到两个子女陈宇启和陈敏启“曾肄业初中，现因家境困难失学。”陈崇武生活的困顿，令人想起清朝才子黄仲则（1749-1783）的诗句：“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眼泪枯。惨惨柴门风雪起，此时有子不如无。”（别老母）幸好得到当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程潜的帮助，在1955年担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每月工资得以维持家计。在新中国初期的政治运动中，由于留学和从军的经历，陈崇武受到一定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经常来陈家调查，要他交代历史，在家里拍桌子打椅子，陈崇武感到无奈，唯有命女婿把准备好的资料多备几份，要交代时就给他们，以减少骚扰和游街。文革开始不久，陈崇武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发生活费四十元，大约到1969年才给予补发。在1968年间，造反组织外调特别多，陈崇武给街道造反派以“国民党残渣余孽”之名，抓去在停课的学校关了四十天。因为与街道流氓关在一起，陈崇武夫人每天早上送去的包子被流氓抢食，掉在地上的包子强迫老人家吃下去，不从就以手打头，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可幸在十年风暴期间，陈崇武大体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压迫，在参事室的工作有工资维持家计，生活过得平淡宁静，闲时写日记，但因为脑部受损，所以已不能写复杂的内容，只能简单记事。陈崇武的孙女陈洁回忆祖父的生活琐事时，亦提及他写日记的事：
“祖父性格温和，没有见过他发脾气，印象中每天都在写日记，中英文夹杂着。在我初中时，有一次在读英文课本，他走过来静静的听着。我问他：您会吗？他接过课本朗朗上口，还不时的给我解答，并纠正我的发音。那一次是我认为听到的最纯正的英文，平时都是跟着老师读。我们约定每天都要教我英文，还有历史。愉快的交谈被祖母打断，祖父被带离我的房间，随后祖母返身过来叮嘱我，再也不可以谈论任何能引起回忆的事情，以免病发。偶尔发病都是因为头疼并倒地不能自已，凭我们两人是无法把高大的祖父扶起来的。这是与祖父最多的一次交谈。还有一次半夜起床，不小心碰了他们的床，虽然轻，但祖父还是有感觉。他摇醒我的祖母说有人，起来看看，祖母让他不要胡思乱想，哪里会有什么人进来，睡觉吧。听着老两口的对话，我用被子捂着嘴巴，以免笑出声来。现在想来，其实祖父还是很敏锐的，内心世界是很丰富的，只是平时不被交谈，一人独自喃语。在英气勃发的年轻时代，能料到自己是这样的晚年吗？”
陈洁道出了祖父的无奈，陈崇武与很多清华的同学一样，在人生旅途中，在大时代的波涛里，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可能因为身体素质强，平日喜爱运动，心境平静，即使脑部一直未能恢复，但陈崇武到晚年都不用拄着拐杖走路，生活起居正常。他活到八十岁，可说是坚强意志创造的奇迹。陈崇武在1978年4月18日在长沙家中平静地离逝。
八、家庭和后人
陈崇武一生先后有两位太太，共生了8个孩子。他与第一位太太余蕙传（1900-1933）结婚，冲击了当时的礼教。余、陈两家是长沙的望族，余蕙传的父亲余肇升（1864-1916）是湖南著名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师范，回国后提倡教育救国，兴办学校。余蕙传是余家的幼女，毕业于稻田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到上海中西女宿中学学习外语，是民国初期接受现代教育的先进妇女。当时有规定，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女生一定要是天足，不能缠足。如1921年清华学校对庚款留学的女生资格加以修订，要求以体质全，品德端淑，天足且未订婚，年在二十三岁以内，国学至少有中学毕业程度，英文及科学能力入美国大学肄业者为合格（38）。余蕙传是天足，学业成绩优秀，正符合所有条件，可以到美国留学，在1922年考上公费留学资格，但当时政府规定一家人只能有一人以公费留学，她的哥哥已公派留美，所以她只好自费留学。由于余、陈两家人是世交，所以二人在美国相识并开始交往。论辈份，余蕙传比陈崇武高一辈，二人在美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预计必然会遭到两家长辈的反对，所以在美国结婚，造成既定的事实，两家人也唯有接受。陈崇武与余蕙传在1926年在美国结婚，他当时已在威斯康新大学完成学业，很可能在威校的同学何浩若、赵君迈等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陈崇武（左2）和余蕙传（右2）在美国与友人合摄）
二人回国后生了三个儿子（运启、郅启和豫启），长子运启在抗战时失踪，没法寻回。次子郅启在1930年在上海出生，因余蕙传当时在上海工作。三子豫启（现用玉启名字）在1931年在河南出生。豫启在国家多难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1949年曾经随军参加湘西剿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努力上进，为社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后来担任湖南省湘剧院党书记、湖南省图书馆书记等职。余蕙传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在南京、长沙、上海教学，任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由于操劳成疾，在1933年初因心脏病病发去世（39）。后来陈崇武在武昌工作时认识了在武昌女子师范毕业的胡静英，两人结婚后生了一子四女（宇启（已殁）、敏启（已殁）、淑启、德启（已殁）、复启）。陈崇武的后人都秉承了父、祖陈崇武奉献国家的精神，在不同工作岗位服务人民。
（陈崇武夫妇在1970年春与家人合摄）
2015年11月底，在台湾举办孙立人将军115岁诞辰追思会，并到台中大坑孙立人将军的墓园祭奠，我邀请了陈崇武的小女儿复启参加，由她代表陈崇武后人到孙立人墓前拜祭，后因她突然身体抱恙，于是请德启（已殁）的丈夫前往。其在墓前跪拜，孙立人儿子孙安平和孙天平、齐学启的外甥女李之琚等也为之动容。孙立人和陈崇武终生未能再见，现在由两人的后人再续上代的情缘，完了他们未竟的愿望。
（陈崇武将军女婿黄强毅在孙立人将军墓前跪拜，孙立人长子孙安平（右3）深受感动）
陈崇武一生为复兴中华而奋斗，他在清华读书时培养了炽烈的爱国情操，到了美国学习军事，矢志回国后参军打倒军阀，扫除帝国主义侵凌。抗战时他不幸遇到日军空袭，身受重伤，脑部一生未能恢复。他的前半生丰富多姿，下半生平淡宁静，同时他见证了上世纪中国在帝制崩溃后的跌宕起伏，波折重重。他去世时正是国家酝酿改革开放的时期，未能目睹大时代的到来，这是他的遗憾。他去世后三十多年来，国家的发展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大幅改善，中国在国际的地位提升了，这不就是上世纪初陈崇武、孙立人、齐学启、何浩若、赵君迈、曾锡珪等矢志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们所渴求的吗？
（注释略）
“一生宗仰重湖湘”一语出自孙立人送给黄兴长孙黄伟民的赠言，感谢他襄助找到清华好友齐学启的墓地和重修墓园。孙立人的好友、部属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表示宗仰湖湘人士。这里包括他的清华学兄陈崇武。
笔者感谢陈郅启先生、陈曙霞女士、陈洁女士、黄强毅先生、黄伟民先生、孙安平先生、揭钧教授、诺维基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威斯康新大学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