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说到西南联大,都会或多或少联系到龙云,而只要提到龙云,一种感念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号称“云南王”的龙云1927年兵变上台,次年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主政云南17年。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中,除最后7个月外,都在龙云的治理之下,自然得到龙云的多方面关照。这里介绍的,不过是龙云支持和扶助西南联大的一麟半爪。
欢迎联大迁滇
1937年10月8日,古城长沙城第一次响起空袭警报,虽然这天日军飞机没有降临,但11月24日便遭到日军轰炸。此后,警报声时时拉响,战火一天天朝着这座重镇逼近。面对这种形势,从北平、天津南迁到这里不足一个学期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
哪里才是安全之地呢,曾随担任云南学台的父亲在昆明居住的经济系教授秦瓒,认为云南地处大后方,不仅群山叠嶂,日军难以进犯,而且有滇越、滇缅两条国际铁路,对外联络也十分便利,主张迁往昆明。学校当局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1938年1月派秦瓒、杨石先、王明之三人赴昆明探勘。秦瓒到昆明后,父亲的人脉关系发挥了不小作用,教育厅长龚自知也甚为支持,当然最终拍板敲定的还是龙云。龙云是如何表示欢迎的,目前没见到直接史料,但西南联大得已迁至昆明,无疑龙云的态度是关键。
1938年年初,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开始陆续向昆明搬迁。2月19日,由体检合格男同学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告别长沙,向彩云之南开拔。湘黔滇旅行团出发前,湖南省政府以公函形式告知云南省政府,2月21日,龙云在湘黔滇旅行团出发的第三天,便以云南省政府主席名义发出训令,指示“沿途经过各该县县长妥为护送”。
4月5日,湘黔滇旅行团即将结束贵州境内的行程,团长黄师岳电呈云南省政府,云该团“顷已由长沙进抵贵州境内,不日将循京滇公路入滇,为避免沿途发生意外计,拟请通令沿途各县,派团予以保护”。云南省政府接电当天,即向湘黔滇旅行团将要经过的曲靖等县转发了这封电报,通令遵照办理。4月19日,湘黔滇旅行团跨过黔滇交界的胜境关,进入云南省界,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接待,这完全是地方官员秉承了龙云的旨意。
为球赛开球
1938年4月下旬,开往抗战前线的滇军六十军奉命参加第二阶段的徐州会战。在台儿庄附近的禹王山阵地上,滇军将士奋勇阻击日军坂垣、矶谷师团,为稳定鲁南战局做出重要贡献。
消息传来,西南联大师生和云南人民一样,感到无比振奋。5月6日,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致电龙云,对滇军重挫日寇气焰表示祝贺。这个电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载入档案,是笔者在旧报纸中查阅到的。该电有可能是西南联大抵昆后致龙云的第一份贺电,很有史料价值。电文云:“志舟先生主席有道,倭焰凶残,破我金汤,滇中健儿,奋师挞伐,旌旂所至,讴歌载道,鲁南鏖战,敌锋为挫,雄谋伟略,且更动员,行见扫荡夷氛。再接再厉,光复河山,胜利可必,感奋钦忻,莫可言喻,谨致微忱,伏维鉴照。专此奉肃,祇颂道祺不一。弟蒋梦麟、梅贻琦敬启。”
滇军出征时,全部装备和大部给养都由地方自筹,在台儿庄会战中付出极大牺牲的滇军急需补充,阵亡家属也需要抚恤。为此,云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在1938年5月9日召开会议,议决为慰劳前线抗战将士、追悼抗战阵亡官兵,及欢送第二次出征将士,组织大规模募捐。筹备期间,云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致函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已迁到昆明的中央航校,提出大学生可以用球类比赛的形式进行募捐。西南联大体育组主任马约翰教授接到信后,马上与云南大学体育组主任杨元坤、中央航校体育组主任徐汝康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开展办法。5月24日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他们还做出一个大胆决定:足球比赛“恭请龙主席开球”。
6月4日,天气不作美,清晨就阴霾四布,中午竟还风雨大作起来。不过,这并不影响联合募捐球赛,昆明民众呼朋结友来到云南大学东门外的运动场。下午2时许,身穿灰色夹袍青马褂的龙云,由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等人陪同,在中央航校军乐队演奏中,冒雨莅临赛场。这次对阵,一方是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混合队,一方是中央航校队。开赛前,队员们在领队带领下跑步入场,排队相向而立,裁判员侯洛荀(西南联大体育教员)略加说明,球员各认疆土,然后就恭请省政府主席龙云开球。
2时40分,龙云在欢呼声中步入球场,亲自操刀,举足开球。龙云这一脚,拉开了西南联大参加云南地方募捐的帷幕,也在西南联大史册上写下了浓重一笔。
急联大之所急
长沙临时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迁到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样一所庞大的战时高等学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教舍严重不足。为了让西南联大尽快恢复正常,龙云除指示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外,还带头为学校排忧解难。
迁昆初期,西南联大总办公处租用的是崇仁街46号,这个院落原本就比较狭小,随着大批师生相继抵昆,小院就显得拥挤不堪了。龙云知道后,就慷慨地把自己位于威远街中段的公馆东院借给西南联大。龙云在昆明有三处公馆,另两处一是位于今天北京路的震庄新公馆,一是西郊海源寺附近的灵源别墅,但他住的最多的还是威远街老公馆,因为这里原是清末藩台衙门所在地,不仅商业繁华,而且距五华山省政府很近。龙云把自己常住的公馆划出一半,足见对西南联大的偏爱和器重。
1940年,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总公办处迁到新校舍,龙云并没有索回他的房子,于是那里又成了北京大学的办事处。威远街的这处院子,就是师生们著述中常常提到的才盛巷2号。才盛巷据说原名“财盛巷”,由于战时这里教授云集,方渐渐被人写成“才盛巷”并延用至今。
龙云不仅把公馆借给西南联大,而为西南联大解决代步工具。学校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出入乘坐的深兰色福特牌轿车,即是龙云赠送的。
必须使用实验仪器的理工科教室,也是在龙云支持下得到解决的。位于西站附近的昆华农校,抗战爆发前不久才建成启用,是春城最现化代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当时就全部让给了西南联大工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这座宏伟大楼成为译员训练班所在地,西南联大从军当翻译的同学,大多都是在这里培训后,再走上不同抗日岗位。今天,这幢大楼已整修一新,成为纪念抗日战争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人们走进这座堂皇大楼,都会想到西南联大,想到龙云。
西南联大是所战时学府,不少学生来自沦陷区,他们只身来到边疆求学,生活很是清苦。龙云非常体谅这些同学的处境,1939年2月饬令秘书处筹划资金,由富滇银行拿出5万新滇币,财政厅拨足新滇币5千元,统交省政府委员缪云台转送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高校,作为救济基金。1940年5月,龙云又设立了奖励清寒大学生的龙氏奖学金,入选者每年奖励120元。首期获奖500名,西南联大就占了210人,为全数五分之二。
抗战时期,需要支出之处颇多,第二、三期龙氏奖学金奖励金额改为每名每年30元,但不论数目多少,都体现了龙云重视教育、关爱大学生的精神。
诚挚的祝福
作为身负重任的封疆大吏,龙云除了在一些全局性的大会抛头露面外,很少参加部门组织的活动。但是,对于西南联大却是例外。
1941年4月27日下午,清华大学在拓东路迤西会馆联大工学院举行建校30周年纪念大会。创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原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5 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大多成为各个行业的中坚,清华大学也成为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到昆明后,西南联大参加过多种地方建设,清华大学因在师资、人数、学科分类、教学设施等方面都具有优势,故贡献尤多,深得云南人民和龙云的赞佩。出于对清华大学的推重,龙云接到邀请后,不仅莅临到会,还发表了演说。
龙云的演说,既表达了对清华大学的衷心祝愿,也体现了对西南联大的深切期盼。次日《云南日报》刊登的龙云讲词,为我们保存了龙云与西南联大深厚关系的珍贵资料。报道写到:龙云“略谓:清华成立于今已三十年,适当人生壮年之时。清华过去三十来造就专门人才之成绩,对国家之贡献,实已至大,前途更属无限光明。联大迁滇,跋涉千里,此种坚苦卓绝之精神至可钦佩。三年以来,贵校师生生活之艰苦,本人固已深知,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深引为憾。贵校迁滇迄今,为时虽仅三年,而与地方民众,极为融洽,对此点,本人深感愉快。目下本省在国防地位,益见重要,时局如何变化,虽不敢断言,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地方当局,均已充分准备应付,对省外迁来学校,当局必□其明瞭时局实况,而予以充分之协助。各大学迁滇,原应非常时期之要求,诸大学与本省之关系,将为历史上之事实。抗战至现阶段。最后胜利,业已在望,本人深望明年今日,贵校在北平清华园举行三十一周年纪念大会。”
龙云的这次演说,很可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唯一讲话。这则由记者撰写的报道,对了解龙云与西南联大的关系,具有特别价值。
支持民主力量
西南联大享有抗战大后方“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赢得这个称号的因素很多,其中也包括云南民盟的作用。
1941年11月,民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政治纲领中强调“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和“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这些,与龙云抵制中央势力进入云南、维护云南自治的治滇思想是相通的。因而,对民盟在云南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龙云始终暗中给予支持援助,并且自己也秘密加入了民盟。
龙云不只自己加入民盟,还要他的儿子龙绳祖也参加民盟。龙绳祖是滇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是手握兵权的实力派人物,云南民盟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旧军人,应当让他认识到入盟不是件随意的事,得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特别为龙绳祖举行了入民盟宣誓。宣誓地点,在西郊聚仙山下海源寺旁的灵源别墅大厅,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是监誓之一,另两个监誓人是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冯素陶,他们都是云南民盟的核心领导人。
龙云倚重的一些要员,也秘密加入了民盟,跃龙电力公司总经理金龙章,省宪兵司令部副官长刘达夫等。前两人是省政府委员,后者身负全省治安之责,他们入盟前,都得到龙云默许甚至明示。
昆明有张很有影响的报纸《扫荡报》,它本是国民党第五军出资所办,但中共地下党员高紫瑜(即高天,民盟中央第五至七届副主席)乘报纸创建急需延揽编辑之机,利用关系出任了总编辑。高紫瑜掌握报社后,先后聘请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编辑,他们运用各种隐蔽形式和合法手段开展宣传,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好评。一份内部材料中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昆明《扫荡报》视作《新华日报》昆明版,对于这样一份报纸,国民党当然不能接受。1945年8月7日,副刊编辑吕剑被迫辞职。9月3日,高紫瑜在政治陷害下秘密离昆。12日,编辑杨人鸿遭到拘捕,张兆麟(刘乐扬)被特务跟踪。
云南民盟本来与《扫荡报》没有多少往来,但闻一多、周新民(曾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听了张兆麟介绍了这些情况后,意识到这是一次反动派向民主力量进攻的信号。他们分析,此事肯定是军统所为,但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可以暂时不理军统,只向龙云要人,争取把龙云也请进来一起行动。同时,应让龙云知道,军统特务这样做不仅是蹂躏人权,也包含着嫁祸云南地方政府的险恶用心。闻一多、周新民、萨空了、张光年等人几经研究,决定以昆明文化界知名人士名义,写信给龙云陈诉利害关系。信是张光年起草的,闻一多认真修订后,由萨空了誊录呈上。该信签名的领衔者是西南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他当时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云南民盟负责人之一,并且是云南宪政研究会成员,与上层人士来往较多。
这封信,首先指出“最近中央特务人员又在昆市从事非法活动,文化界人士之被捕与失踪者时有所闻,影响社会治安至巨且深”。接下叙述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渝谈判之际,吕剑、高紫瑜、杨人鸿、张兆麟四记者却遭到迫害。信末写到:“窃以保障身体自由,政府早有明令,我公平时训诫部属及公开发表谈话,对特务之非法行动亦屡次表示深恶痛绝,悬为厉禁。乃最近尚有此项‘中央’特务人员假冒地方军警机关名义非法逮捕与拘讯文化界人士,违犯法纪,扰乱治安,莫此为甚,倘不严行查究,听令彼辈横行无忌,凡我市民必至人人自危。用敢专函具报,并代表我文化界同人恳祈迅饬所属,严密查究并设法驱逐此类特务人员出境,以绝乱源而维人权。”
在向龙云呈递这封信时,闻一多强调:昆明是在龙主席统治之下,但军统特务竟如此横行不法,此风绝不可长。龙云听了勃然大怒,命令部下搜索,并严令军统放人。
龙云的政治态度令蒋介石不能容忍,1945年10月3日凌晨,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奉蒋介石之令发动政变,迫使龙云交出政权。龙云虽然离开昆明去重庆担任有职无权军事参议院院长,但云南人民对他却充满了同情。1946年,龙云想继续维持在云南影响,要缪云台想办法办份报纸。缪向龙云的长子龙纯武转达了这个意思,龙纯武为了避免重新登记的麻烦,把三弟龙绳曾办的《观察报》买了下来。报纸复刊,要重写报头,副刊编辑范启新征得龙纯武同意,找到闻一多。于是,闻一多题写的“观察报”三个字,就出现在6月26日复刊的龙氏家族办的这张报上。复刊后的《观察报》颇受读者欢迎,外国记者海伦在一篇介绍昆明的时评中说:“《观察报》看来是独立且颇自由的,尤其它的社论好似刺入腐败者要害的一把尖刀,读者得到满足了,赞扬阵雨似的落在这张报上。销数之快速增加,直到超过八千份的记录。”
龙云公馆的强音
龙云有三处公馆,而且它们都与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前面已经说到,威远街的公馆划出一半借给了西南联大,西郊灵源别墅则是龙绳祖履行入盟宣誓之处。龙云还有一处私宅,即大东门外临江里172号的震庄公馆,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友发出时代强音的场所。
震庄公馆位于今天昆明东风广场北面盘龙江畔,现已改为昆明市震庄迎宾馆。它有内、外两院,外院有7栋中式小楼及水上餐厅、亭榭,内院则是一组保持着当年法式风貌的建筑,核心建筑是曾经做过德国驻昆明领事馆的乾楼。1919年中德两国断交,领事馆关闭,后来龙云修建私家花园,把这里买了下来。1946年4月,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了欢送母校师长,筹划举行话别会,可在昆校友很多,到哪儿找这么大的地方呢。考虑到震庄公馆地方宽大,地点适合,尤其是龙云的大儿媳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于是话别会会场就选在了这里。
4月14日是星期天,下午1时,西南联大60多位教授和200多学生来到震庄公馆,举行了离昆前的最后一次校友大聚会。在不少联大校友回忆中,都写到了这次话别会,这倒不仅是会上备有茶点、组织了游艺,也不仅是联大剧艺社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和师生互相赠言、畅述感情,而是由于大家严肃地回顾了学校的八年历程,利用这个场合批评教育制度,抨击现实政治,甚至公开指名道姓大骂蒋介石。
龙云公馆回响的这些声音,为龙云与西南联大的关系,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文转自近代中国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