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宇燕 来源：北京晚报 时间：2015年11月12日
《梅贻琦日记》（1941-1946）于2001年出版，收录了这位清华大学前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在抗战时期日记的部分篇页，使读者得以窥见梅先生的思想、情趣。文中频频出现历史上的重要人名、地名，牵涉人物极浩繁，为后世读者提供了栩栩如生的历史第一手资料，也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尤其是知识界一些历史事件和他人事迹作了旁证。
而梅先生的这批日记，每日所述常寥寥几笔，似过于精简，反而花了很多篇幅谈及社会应酬及文人间的雅聚，却组成一幅精彩的写意长卷，读来常可体会魏晋名士的风度——如1941年8月10日，在重庆，“7点起后赶食早餐方罢，即有紧急警报，至洞口坐些时，郑、罗偕郑及张女士来，十点余解除，郑等别去。8点半第四次警报，9点月上，皎洁可爱，听张女士与罗唱昆曲。”人生实难，乱离尤甚，由此一则日记可见。但后人从日记里读到的是一种不惧淫威，苦中作乐的风流人生。此处提到的“张”，指张充和，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昆曲名票，今年6月刚以百岁高龄在美国逝世；“罗”，指罗莘田，即罗常培，语言学家，1941年春夏与梅先生、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先生共赴四川公务，途中耽误在成都青木关，有了这样一出客中雅集。
梅先生唯一的儿子，已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梅祖彦说过：“父亲为维持学校顺利运转，曾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保持关系，每年父亲必须去重庆奔走一次或几次。在当时那是很艰辛的旅程。”
从日记中看，梅先生的几次入川，尤以1941年春夏这次持续时间最长，旅途最艰辛（途经叙永联大分校、李庄中研院史语所、成都，最后到重庆）。流离道途之痛，处处跃然纸上。如7月21日在四川嘉定（今乐山）记：“住小店，住房为一院后草房，三床之外，别无他物，而尿臭潮湿之气与他处小店相同。十点初意因畏室中蚊、虱、臭虫，拟不入睡，但……打开铺盖倒头就睡，顾不得许多矣。”次日前往夹江，“行四五里又遇大雨……”到夹江城外，“九点余回旅馆就寝，厕所阴湿，地上泥滑难行”；7月28日好不容易到了成都，“七点半食稀饭未罢又有警报……男女老幼甚为拥挤，道旁近是稻田，无可疏散……”31日过龙泉驿，“公路为水没，深至二尺许，车不能开过……一间小屋挤至廿人，亦只好随遇而安也。”8月2日“到资中西门码头，摸黑上岸，泥水没胫。十二小时尚未得饮食也。”最后三位联大掌门、教授竟连川资也不够了，至8月3日，“到内江西门外码头，勉强凑合付清船资”。不得不在4日“借款五百元回旅馆，否则同人将无所得食也”。文字越朴实无华，越令后人窥见国难当头之际砥砺办学之志。当年在宁静的清华园，高高的围墙下是怎样的黄金时期。而大后方如此凄寂简陋，局势又险恶紧迫，“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前生”——元好问的这句诗，极好地还原了平淡的文字下面，大后方学人惊惧忧患的心境。
而与张充和、罗莘田珍贵的几次雅聚，就集中发生于1941年夏梅贻琦终于抵达重庆前后。8月7日又记，“与罗往益庐访张充和女士……后同至民众馆空场上饮茶望月，十点半归。张女士屡称吾写字甚好，自觉惊异，不知何以答之”。可见张充和的国文造诣连德高望重的梅校长也是极看重的。8月13日，“3点警报解除后即入益庐，张女士犹未归，在门外立候时遇Hoover及其他美国男女三人将往峨嵋者。张女士归后为做梅汤、稀饭飨客。”8月15日，“8点半饭罢再赴益庐张、钱二女士之约。入门充和出迎，若以吾来为意外之喜，吾曰‘一定是来的。’饮青梅酒又五六杯。”梅汤、青梅酒，古趣盎然。“一定是来的”之语，还可见梅先生重然诺的古风。
梅先生艺术鉴赏力很高，爱好广泛、因地制宜，京戏、滇剧、川剧甚至清唱、大鼓都是他日记里津津乐道的对象，当然也有话剧，但最爱的还是昆曲。1942年9月1日联大开学，日记云：“晚十点偕缪云台夫妇再赴航校观平剧。《坐宫》之生角嗓音中途忽哑，听来颇难过。《法门寺》之‘拾镯’一段演者颇熟练……”平剧，即京剧。梅先生看戏，往往是主配角一一细细评来，完全投入艺术天地之中。1943年1月14日的记载就更有意思，“中午在范庄午饭，座客颇杂（有孙立人、孙越琦）。……饭后至国泰看《安魂曲》，万家宝任主角，张骏祥导演，演来颇好，在后台得觅家宝等化装情景，亦颇有趣”。万家宝即著名戏剧家曹禺，清华外文系毕业。学生演出，校长焉能不去捧场呢？
1942年10月10日是国庆纪念日，身在昆明的梅贻琦稍得喘息之机，“晚于广播中听昆曲数段，为云飞君之《刺虎》，罗莘田之《弹词》，崔芝兰之《游园》，张中和之《扫花》。”这里接连出现了四位拍曲人。云飞君不知何许人也，但可想见为一有才识之名票；崔芝兰则为老清华唯一的女教授。张中和，我原以为是“张充和”之误。因教育家张吉友的十个孩子里，所有男孩子的名字都有宝盖头，要支撑家业；女孩子都有两条腿，意思是要走出去嫁人。所以“张中和”也不可能是张充和的兄弟。后偶见报上回忆张充和的文章有“沈从文之子沈龙朱（张充和的外甥——笔者按）接到90多岁舅舅张中和的电话:‘四姨走了。’张中和不是亲舅舅，但是两家关系很好。”字样，才恍然大悟。
这些文人、学者，不但雅擅拍曲，还应邀去电台尽情演唱，抗战时期大后方苦中作乐之文化氛围，寥寥几笔就如晚云烘月，尽皆托出矣，怎不令人神往！
薄薄一本日记，此类静雅而有情趣的文人相聚，可谓数不胜数。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毁家纡难颠沛流离，但联大师生的生活并不都是非常态的，而且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改造生活。
梅祖彦说过：“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果然，日记中处处可见梅先生小酌甚至偶尔痛饮的记载。如1941年9月8日记，“晚在厚德福请舒、叶二君，陪客为联大及研究院三所长，李润章、熊迪之，共二桌，绍酒颇受欢迎。”8月11日，“8点半至小可食馆……席间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若不自胜矣，临行竟呕吐，主人以滑竿送归，王君伴行，颇感不安也。”这次显然是喝高了。
1942年12月24日梅先生又赴重庆，“被推致答词，只言科学在建国程序中之重要，并请当局多予鼓励……晚七点至嘉厂为老舍约，先作小饮，所携绍酒甚好，继以烧饼点心。”可见梅先生的饮酒，往往是面对异常繁重棘手的事务与调整心情再战之间的一种有益缓冲。1941年11月3日这一则就最能表现此种用心：“上下午皆在联大，郑未复职樊又辞职，查病未愈，只好勉强唱独角戏，尚不以为苦也。晚饭后月色甚好（九月十五），携酒一瓶至靛花巷与罗、郑、舒闲谈。”靛花巷，这个听上去甚古美的昆明地名，巧合般地承载着特殊历史时期各股深厚的文化内涵。张充和就曾回忆说：“七七事变后，我们都集聚在昆明北门街的一个临时大家庭。在我窗前有一小路通山下，下边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查，史语所于抗战时期辗转于长沙、昆明，1940年迁四川南溪李庄，梅先生日记里就记载1941年曾去李庄史语所拜访董同龢、梁思成等人。张充和后来也去了四川，和沈从文一家分开了。故有前述梅先生在四川青木关和重庆听她拍曲的雅事。
《万象》第七卷第五期《月色下的梅贻琦》（李健明）曾云：“读《梅贻琦日记》，有一点颇为意外，那就是在不算太厚的日记里，竟有三十多处描写月色！在‘风雨飘摇’，‘惊涛骇浪’（梅贻琦语），极为艰苦繁忙的西南联大时期，作为一校之长，他竟还能有如此闲情逸致来欣赏月色，乍看起来，确有点不可思议。”其实，无论饮酒也罢，拍曲也罢，赏月也罢，在在种种正生动地反映出梅先生在复杂的战争环境里，面对国家、学校、社会各种繁重事务，寄情遣愁的人生态度。正如李文所评：“‘此日为腊月十二，月在中天，明而孤冷’。‘归寓明月正好，坐廊上，寂对良久，为之凄然。’对照日记，我们不难发现，‘孤冷’与‘凄然’，非仅明月，也有源起于白天并不顺心所引发的种种心情。他虽志可移山，但仍不失为性情中人。如此心情如此景，除却明月谁与诉？”
梅先生是道貌岸然的，然而他偶尔也会在日记中露出诙谐的面目。如1943年1月17日，“八点余往飞来寺九号访孟邻，伊系昨日飞来者。”飞来寺是重庆地名，孟邻，即北大校长蒋梦麟，从昆明飞来重庆，恰好又下榻于飞来寺。这个冷笑话不由令人想起梅贻琦在1940年9月服务于母校25周年公祝会上的致辞：“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他唱的。他只是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文字背后一个不动声色却令人捧腹之梅贻琦。而1941年6月2日在重庆躲警报时，“洞内油灯皆为震灭，妇孺有惊叫声……郑、罗与余互道‘躬与其盛’。”于间不容发之势中尚保持着从容不迫的乐观风度，甚至连所开玩笑也是古雅的、体面的。
当时联大教授们这种普遍的名士风度，与魏晋名士南渡后的诗酒风流是万万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本日记看似轻松，包括的时间却正是梅先生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时期。他是以与朋友、知己的雅集来缓解国家形势和学校事务对精神的巨大压力。魏晋名士亡国南渡，啸聚于山林，纵情于美酒，是为时势所迫，不敢发表政见，而以梅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在严酷的环境中顶着压力，头脑清醒，意志坚强，不随波逐流，不消极悲观，走出的是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正是有了包括联大师生在内的中国人民的不屈壮志，才终于“河山既复，日月重光”。正如冯友兰先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云：“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1946年是这本日记的最后一年。1月1日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读梅先生这一天的日记，再感觉不到那种孤寂清冷，代之以胜利的喜乐。“1月1日，晴和。上午有多客来拜年。下午三点在办事处约联大及三校教职员及眷属举行新年茶叙，到者老幼约二百人，因天气晴和均在院中茶话。将五点，日色西沉渐渐散去。有十余位至寓中飨以好酒，聊以点缀年景耳。晚六点至吴泽霖处晚饭……饭后分赴广播电台听京戏……”宾主的心情与天气一般晴朗和煦。1月8日这则就更像明清小品文：“晴暖……原拟往后山一古庙看茶花，因小路难识，误上另一山头，隔涧东望，只见庙门，未见茶花……在山坡草地上卧半时许，阳光和煦，吸烟闲话，实已可谓畅游也。下山仍甚崎岖，一点余始到王家，因包饺子至二点余始午饭，携酒快饮，颇饶逸趣，韭菜包饺尤为适口，任性吞食，总在二三十间矣。”此情此景，只有二字形容：痛快！
梅先生写日记，初衷并非给后人研究，但它却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梅先生和他笔下涉及的历史人物，既是西南联大，更是现代学术界的开山建屋之辈，是五四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风雨如晦、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抱着“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信心和决心在大后方度过了八年艰苦时光。他们葆有儒家的立场与原则，又深受西方启蒙思想、人文精神熏陶，绝非餐风饮露的世外高人，而是有自己的性情，自己的哀乐，甚至自己的绝望。
梅贻琦理智深沉、富于节制的笔触，勾勒出的正是一整幅大后方知识界精神层面的写意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