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华（香港）
前言
齐学启（1902-1945），湖南宁乡人，抗日名将，是知识青年从军救国的典范。他在清华学校九年，1923年毕业后到美国佛蒙特州的诺维琪大学（Norwich University）升学，此校素有美国后备军官摇篮的称誉。齐学启在校主修土木工程，于军事学科亦多加钻研，以期日后以军事救国之本。1926年6月齐学启在诺维琪毕业，由于想继续深造军事科学，所以旋即到有军事课程的德州农业与机械学院（The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College of Texas）深造，翌年归国。齐学启立志从军，但回国初年的事迹现时未有文献具体记述，本文以一封由曾任孙中山卫士队长，亦为诺维琪大学校友的姚观顺将军（General George Bow，1892-1951）写给院长的信函作基础，探讨一段鲜为人知有关齐学启与黄埔军校渊源的历史，填补齐学启回国后的事迹的空白。
齐学启归国时间和回国后事迹
齐学启在清华的湘籍学弟王之在《齐学启烈士传略》中记述“民国十八年，学启以父逝母老，束装归国。初任教于湖南大学，迎母就养于长沙。”（1）齐学启在哪一年回国，各种专题文章都根据王之的说法以为是1929年，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德州大学的纪录显示，齐学启在1927年9月23日突然退学。如果照上述说法，他还留在美国一年多，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为何他要在新学年开学不久突然退学，但是仍留在美国一年多，如果没有入读大学，清华驻美监督处不会发给他资助金钱，他又如何生活？根据《清华周刊》的记载，齐学启在1929年春到清华大学担任军事训练部教官，其中记述：“本学期军事训练部新聘教官齐学启先生到校业已多日，齐先生为湘之长沙人，系本校一九二三年毕业，与王化成施嘉炀二先生同级，在美专攻陆军，于年前返国，历任革命军中要职，努力革命工作甚力。”（2）由这个记述可知齐学启在1927年回国（年前），这个说法与德州大学的退学纪录作时间上的比对推测，极有可能。他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中职位，但是何等职位没有说明。齐学启在1929年4月初受聘到清华大学担任军操教官，主要负责军事演讲，他在国民革命运中的工作是否与此有关？究竟齐学启到清华任职之前，在国军中担任何种工作？这个谜团由姚观顺在1928年写给诺维琪大学院长的一封信找到线索。
姚观顺的信函
姚观顺是美国出生的华人，祖籍广东香山，英文名字为George T. S. Bow。他是诺维琪大学1914级毕业生，主修土木工程。他在毕业后回中国先担任工程职务，1921年出任大元帅孙中山的副官和卫士队长，6月16日陈烱明（1878-1933）叛变派2000军队围攻元帅府时，姚率70卫士抵抗，成功保护宋庆龄（1893-1981）脱险，但姚也在抵抗时受伤。这一役使姚观顺声名大噪，亦得到孙中山（1866-1925）信任，翌年即以30岁之龄晋升为准将，是新冒起的年青军官。他一直留在广州，住在东山署前街41号。由于他拥有诺维琪大学的工程专科资格，所以先后被委任为交通副监（1925年10月）、工兵监（1925年12月），1926年2月，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委员，于是与黄埔军校结下关系。国民革命军在1926年7月在广州誓师北伐，李济深（1885-1959）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北伐军后方留守总司令，负责指挥广东七个警备区，姚观顺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兼交通处副处长留守广州。在北伐期间，姚一直随李济深留在广州担任后勤工作。由于他曾兼任广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委员，所以对军校的人事相当熟悉。（3）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分别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出现了三所黄埔军校。1928年5月，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副校长李济深将广州军校名改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学生继续留校坚持毕业。（4）姚观顺对于时局的变动和黄埔军校的变化，有切身的体会。姚观顺写给诺维琪大学的信，应是写于他留在广州的时候。他在1927写了一封信给诺维琪大学的院长H.R. Roberts。Roberts 后来将这封信交给诺校的档案室保管，并刊载在诺维琪大学纪录期刊（Norwich University Record）1927年10月8日总538期内。（5）姚观顺在信中表达了对接受美国军事训练的人在中国发展的困难，另外信中提到他遇到三位诺维琪的校友，其中两位在黄埔军校任职。他在信中这样说：
“美国的军事训练过往甚少在中国表现出来，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军官都是在日本的士官学校或北京附近的保定军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训练。这三所军校都是沿用日本从德国抄袭而来的制度。而那些通过不同的语言、制度而在美国获得军事训练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指中国）遇上很大的困难。前者（指三所中国军校）通常都有良好的基础军事训练，但欠缺技术知识，这让我们曾受技术训练的诺校毕业生能填补这技术的空隙。我需要用数年的时间才能熟知中国的技术用语，不过诺维琪的训练使我表现出才能，它成就我由一名中尉晋升至准将。
回国后这些年我来未曾遇见一位诺维琪的校友，然而骤然间在我身边出现了三位：22级的Rea，27特别班的何和27级的齐。何和齐二人现时正在军队中的政治部任职，Rea在本地的标准石油公司工作。何和齐将不久会到前线去而我则受命留守总部。”
姚观顺所说的何，即何浩若（1899-1971），湖南湘潭易县俗河人，其父何衢，曾留学日本，热衷民主革命，与黄兴（1874-1916）是好友。何浩若本为清华学校辛酉级（1921）毕业生，在校内是活跃份子，是五四运动时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同级同学有闻一多（1899-1946）、罗隆基（1896-1965）、吴国桢（1903-1984）等，因抗议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抗争，决定参与出国前的罢考，所以延迟一年出国（1922），赴美留学先到史坦福大学修读经济，获文学士学位（6），后在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修读经济，1926年获哲学博士，然后到诺维琪大学进修一年的特别班，学习军事学科。何浩若与一批清华同学，在美国时提倡国家主义，主张民族自决，成立“大江会”讨论国家前途（7）。《何浩若先生传略》记述他早年的事迹说：“民国二年，先生入清华学校，八年毕业，翌年赴美，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习经济，获哲学博士，复入诺威治军校（即诺维琪大学），习骑兵。学成返国，先授课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国民革命军北伐，调任四十六军参谋长及第十师团长，作战有功。”（8）何浩若在1926年在威斯康新大学取得博士后，为学习军事知识，回国报效国家，所以到诺维琪大学修读一年的特别班，在1927年才完成。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是在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分批入学，1926年7月誓师前后，学生派入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内担任职务，这时何浩若尚在美国，不可能回国任教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班。（9）姚观顺信中的“齐”，是指齐学启，但他以为齐是1927年诺维琪的毕业生，其实齐学启在1926年6月已在诺校毕业，获得荣誉土木工程理学士（Bachelor of Science in Civil Engineering with honor）（10）。可能他不知道齐学启在毕业后到了德州农业与机械学院进修，齐学启与何浩若在1927年中回到中国到了黄埔军校任职，所以他以为齐学启与何浩若在诺校是同期的。
姚观顺的信并没有写上期，但Norwich University Record是双周刊，姚的信登在1927年10月8日一期内，所以这封信应写于9月。因此，齐学启没可能在9月23日在德州农机学院退学后才回国，齐学启在德州农机学院退学，很可能是他回国后请人帮助办理退学手续。再从姚观顺信函内容来看，齐学启在9月前已在黄埔军校任职了一段时间。齐学启和何浩若都是湖南人，齐来自长沙，何来自湘谭，他们在清华是前后同学，但出于同省籍，关系较为密切，所以二人有可能是一起由美国回到中国。根据诺维琪大学的档案，何浩若在1927年4月中向院长H.R. Roberts提出要离校回到中国，因为他收到从中国传来的召唤，要他回国到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服务。他当时并不清楚以他的能力可以担任什么职务。何浩若为何决心到广东革命政府任职，当时诺维琪大学的报导是这样解释的。“一位在1923年于加州的史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并且拥有威斯康辛大学的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何博士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相信他最后会成为政府的行政官员，而现在广东人士（指国民革命军）看来正朝着建立一个如何（浩若）所说的成功的共和国迈进。这一直是何的观点，南方的中国人所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国家解除外国支配的唯一希望。他相信如果没有这样的解放，中国不能成为真正的共和国。”（11）报导中还说当时在诺校的四名中国学生（三人都是湖南籍，三人为清华留学生）：陈崇武（C. W. Chen）、朱世明（S.M. Chu, 1892-65）、姚楷（K. Yao）和赵君迈（Chao Hen Ching, 1901-88）都有同样的看法。（12）由此看来，何浩若曾是清华学生领袖，他的观点在清华留美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齐学启亦可能有同样的看法，他跟何浩若一起回国到广州国民政府任职，投身建设共和国的事业。何浩若是受人召唤回国参与革命运动，建立真正的共和国，他可能也介绍齐学启给广州革命政府人士。这可解释为什么齐学启突然从德州农机学院退学，在学院的纪录上，他在1927年第二个学期只读了一科数学便没有修读其他学科了，在上学期他修读了3科军事科学，这显示他已没有在校读书。何浩若在4月回国，齐学启很可能也是此时离开德州农机学院，与何一起回国，但到9月才办妥退学手续。
姚观顺指在美国军校毕业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很难在军队发挥所长。这是民国初年的普遍现象。自从袁世凯（1859-1916）在1895年于天津小站仿效德国陆军练兵，清末在中国各地出现了新式的军事学堂，包括北京的保定军校、陆军大学、东北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等，而且自甲午战争后，大量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不少到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军事，到美国学习军事的只是少数。黄埔军校在1924年成立至北伐前，教官主要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留学外国的军校毕业生并不多见。由于训练操典、军队编制、军事技术等等的不同，于美国军校回来的学生在进入军队和适应上遇上很大的困难。而且通常要透过人事的介绍才可在军队任职。（13）齐学启和何浩若受何人介绍受聘于黄埔军校不得而知，但美国军校毕业生当教官，显然是不多见。据陈予钦的研究，他统计了23期黄埔军校的教官，北伐战争时期留学外国陆军大学和军事专科学校的有90人，同时期保定军校的有861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有115人。齐学启和何浩若进入黄埔军校任职前后，在校内已有美国大学毕业生任职，包括校长办公厅英文秘书王登云，他是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与何浩若同校。担任黄埔军校成立时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的甘乃光（1897-1956），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研究院。黄埔军校第一期政治部主任邵元冲（1890-1936），于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政治部讲师陈公博（1892-1946），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蒋绵恩，梵达皮尔大学毕业，担任第5期政治教官。屈鳯梧，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担任5-16期上校政治教官。陈立夫（1900-2001），匹兹堡大学矿冶硕士，第5期校长办公厅中文秘书。陈立夫与齐学启一同在1923年坐美国杰克逊总统号到美国留学。（14）由此人事资料可见，早期在黄埔军校任职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主要是任职于政治部。
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科
何浩若在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名录上，榜上有名，担任军校政研班教务组长（15），但齐学启没有显示在现存的任何名录上，所以姚观顺的信提供了新的史料。照其他从美国大学（包括军校）回国在黄埔军校任职的毕业生来看，一般都只被认为适合出任政治教官，讲授世界局势、国际问题、各国革命史等知识。齐学启在政治部很可能担任政治教官，主要是讲学。黄埔军校在第四期以前并没有政治教官之设，从第四期起在学生队中增设政治科，于是开始聘任政治教官（16）。负责政治部的副主任熊雄（1892-1927）回顾1926年政治部的发展时称，在3月时聘定专任政治教官十余人，临时政治教官十余人（17）。第一位政治教官是从德国回来的高语罕（1887-1948），教授政治学概论。根据黄埔军校1927年5月颁发的《政治部服务细则》，政治部的任务是“对于全校官佐、员生、士兵、夫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的遵守革命纪律，坚确本党主义之信仰，完成革命之历史的使命。”（18）政治教官协助政治主任教官，实施政治教育，有分任教授之责。参看1936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中辑录的《政治训练班训练纲要》，教育大纲包括帝国主义的解剖、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各国政党史、各国革命史略等。由此推论，在政治教育科开展初时，政治教官需教授上述的课题，这对从外国回来的军校学生较能胜任。齐学启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讲授各国政治发展等，很可能由于他有这方面的经验，清华大学在1929年春开学时聘请他回母校担任军操教官，但实际上他主要是负责军事演讲。
任教于哪一期黄埔学生
何浩若和齐学启曾任教于哪一期黄埔军校学生，照他们回国时间推演，何、齐在1927年4月底国，齐学启在1929年初到清华大学任军操教官，大约有一年多时间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职。姚观顺的信透露何浩若和齐学启二人将不久会到前线去，即是说他们在广州黄埔军校可能只有几个月（5月至9月），然后便北上到前线或南京的黄埔军校。就黄埔军校在这段时间的发展来看，他们先是在李济深留守管理的广州黄埔军校工作，然后再到南京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担任政治教官。这一时期由于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内部亦分裂，影响黄埔军校的完整成，先后在广州、南京、武汉设有军校，学生亦因政治动荡而分散。齐学启和何浩若在广州黄埔军校任职时，应是黄埔第六期和第七期学生受训期间。第六期学生在1926年10月在广州入学，原有4400多人，但因政治斗争最后在1929年2月毕业的只有718人。而在南京的黄埔军校，亦于1928年3月举行第六期开学典礼。故第六期学生分为广州黄埔和南京两地学习。齐学启和何浩若有可能在两地的黄埔第六期出任政治教官。姚观顺信中谓齐学启和何浩若不久便到前线，这前线究竟是什么地方？台湾的《湖南文献季刊》资料室称何浩若“国民革命军北伐，调任四十六军参谋长及第十师团长”，翻查1936年出版的《黄埔军校史稿》中北伐时国民革命军中并没有四十六军的番号，而且以何浩若在军中的资历，出任参谋长这么重要的职位并不可能。（19）就北伐的历程来看，齐、何二人于四月底回国，当时已发生清党，国民党亦出现宁汉分裂，北伐暂时停顿。5月间在李宗仁（宁）和朱培德（汉）双方斡旋下，同意暂且放下分歧，分头北伐。8月13日蒋介石（1887-1975）因指挥江苏徐州战役失利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直系军阀孙传芳（1885-1935）乘机反攻，南京长江一带被孙传芳军所攻陷。李宗仁（1891-1961）、何应钦（1890-1987）、白崇禧（1893-1966）指挥革命军在8月26至28日南京附近的交通要冲龙潭彻底将孙传芳军队打败，孙军被俘官兵就有三万多人，南京国民政府自此役后地位更形巩固。这是北伐以来取得最大和最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北伐军只余下奉系军阀张作霖（1875-1928）。这段期间，何浩若和齐学启留在广州黄埔军校，没有直接参与北伐战事。姚观顺所说何、齐到前线，应该是指到南京国民政府，可能是到南京的黄埔军校任职。1928年开始的二次北伐，何、齐二人是否有随军北上，这方面尚待考证。
岳麓山上祭奠英灵
齐学启回国后在黄埔军校任职，此事鲜有人提及，其湘籍清华学弟王之虽然与齐稔熟，但并不知道此事。齐学启与孙立人后来在长沙和都匀训练税警团时，属下便有很多优秀的黄埔军校湘籍毕业生，李鸿（5期）、刘放吾（6期）、彭克立（5期）、唐守治（5期）、张琦（8期）等。1945年3月齐学启在仰光监狱遇害殉国，抗战胜利后齐学启生死挚友孙立人将军向国民政府呈请将齐学启列入忠烈祠，两年后从缅甸运回齐学启灵柩，归葬家乡长沙岳麓山上，其节义与湘水湘云永垂不朽。光阴似苒，斗转星移，七十年悠悠过去了，2015年8月4日早上，在岳麓山上齐学启将军墓，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孙立人、齐学启和湘籍部属的后人齐聚于墓前，向节比文山的齐学启致祭。黄埔后裔联谊会会长刘园主持仪式，祭文云：“湘江浩荡，巍巍麓山，湖湘父老，哀迎英还…鸣呼，赞吾英烈，宁死不屈敌惊叹，壮烈足称中华魂。”齐学启曾为黄埔军校的教官，现由黄埔后人主祭，其不允乎（20）。
（注释略）
笔者特此鸣谢美国诺维琪大学档案处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