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清华利用庚子赔款退款建立，“明耻”、爱国是清华人自觉而清醒的意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耻辱与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交织在一起，激励清华师生不懈奋斗。上世纪20年代后期起，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渗透、侵略中国逐步加深，清华大学师生发扬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坚持教育教学，为国家独立与富强积蓄力量；同时，将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结合，“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更有不少清华人投笔从戎走上抗战第一线，乃至为国捐躯，为民族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绚烂诗篇。
清华英烈 为国捐躯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清华人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投身到抗击入侵者的斗争中。他们浴血奋战，其中有些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在目前已知的51位清华英烈中，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有30位。他们光辉的一生，代表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执着追求，展现了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壮烈情怀，用青春和碧血诠释了清华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
例如：“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学系学生张甲洲义愤填膺，离校赴东北家乡抗日，组织抗日游击队。他广泛团结各方爱国力量，队伍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被任命为师长。他广泛开展各种抗日工作，直到1937年牺牲。
“七七事变”爆发，物理系才子熊大缜于1938年4月到冀中军区参加抗日。他过人的才干和胆识，深得吕正操将军赏识，不久便被任命为军区供给部部长，全面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工作。他在冀中军区研制出各类炸药，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事。聂荣臻对他非常欣赏，鼓励他带动更多技术人员服务抗战；贺龙派人向他学习技术。吕正操将军在晚年所作的回忆录中写道：“熊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装备了部队。为解决部队黑火药威力小的问题，他动员了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和爱国知识青年到冀中军区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还成立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炸毁日寇火车。同时他还为部队购买了不少医药和医疗器械。熊大正为创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沈崇诲（1928-193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在飞机发生故障的情况下，驾机毅然冲向日军主力舰，重创敌舰，沈崇诲以身殉国。这一壮举，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气概，大大激发了国人的抗日决心。
抗日名将、清华1923级校友齐学启将军，曾任陆军新编第38师副师长（师长为他清华同学孙立人），率部进入缅甸战场。仁安羌大捷使日军闻风丧胆。后不幸被俘后被日寇关押三年，民族气节不坠，堪比古代文天祥，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惨死在汉奸刀下。
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清华1920级校友杨光泩在马尼拉陷入日军包围、一些国家的外交人员纷纷撤离马尼拉之际，谢绝美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及马尼拉华侨界人士的好意，表示“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他坚持领事馆正常办公，秘密焚毁各种爱国捐款收据、救国公债登记表和其他重要文件，焚毁国民政府在美国印制、运回国内途中暂存菲律宾的大批钞票，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日战争。其中有一部分转运到延安和八路军后方基地。面对凶恶的敌人，杨光泩等不畏强暴，用生命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姚名达曾在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先生，1942年在日寇长驱入赣之际，发起组织成立战地服务团，慷慨陈词：“大敌当前，唯有奋起抵抗。”被日军包围后赤手空拳与强敌拚搏，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从书斋走向战场，成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三次从军热潮 投入全民抗战
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民的战争。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同学出于爱国热忱，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先后在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学习的学生有8000人，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共约1100人，约占总就学人数的14%。
1、抗战初期的从军热潮
此次从军热潮的背景是：长沙临大1937年11月开学，上海、南京于11月12日、12月13日相继陷落，武汉吃紧。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局势下，青年学生究竟应该怎样抉择自己的前途，是直接参加抗战还是继续读书，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很多社会人士鼓励学生投身抗战，比如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时任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等。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作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的讲演，他全面指出：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但他同时号召：中国青年今天的努力方向是：到军队去，到战地去，到农村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最后的胜利。
长沙临大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先后成立大学军训队、国防服务委员会、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不久后二者合组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学校作出决议给参加抗战工作的学生保留学籍，提供介绍信。
这一时期参加抗战工作的学生大致分三类：一是去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如机械、电机两系的章文晋、孟少农、白家祉、吴仲华、苏哲文、张自清等30多人报考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二是参加战地服务团，如中文系学生熊向晖等；三是去延安、新四军及华北、华东敌后工作，如清华土木工程系学生李伟、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何懋勋（注：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七七”事变后，进入长沙临时大学）等。
第一次从军高潮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者始终未断。1939－1942年期间比较集中的一次，是小批征调翻译人员和报考空军飞行员，联大学生12人被录取，其中戴荣钜、王文、吴坚、崔明川、李嘉禾等5人后殉职。
2、第二次从军高潮
这次从军的背景是配合美军援华作战。自1941年起，来华美军日益增多，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最初由航空委员会从社会上招聘，但质量不够理想，人数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41年9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此次共征调70余人，约半数为联大学生。
翻译家许渊冲当年是联大外文系学生。被分配到美国志愿航空队总部所在的昆明巫家坝机场机要秘书室，主要工作是情报翻译。陈纳德曾根据许渊冲翻译的情报迎战日机来袭。由于许渊冲工作认真，功绩突出，陈纳德给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
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1943－1944学年度春季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联大四年级加其他年级志愿者共四五百人，其中包括梅贻琦校长的独子、西南联大机械系学生梅祖彦。
学生经过培训后担任随军翻译，联大的翻译官被分配的工作范围相当广泛。美国在中缅印战场所辖有三大部分，在印度缅甸的X-Force，在云南的Y-Force以及在广西、贵州、湖南的Z-Force都派遣有联大学生。中缅印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如入缅战役、滇西战役、打通中印公路之战及湘西会战等，都有联大的翻译官参战。有的协助美军培训地面部队掌握各种兵种的新式武器，有的被派遣到美国为培训中国飞行员和机械师做翻译，有的在美军总部工作。
1944年应届毕业生被征调时，中国航空公司招考飞行员，联大学生应考被录取11人。他们经过短期培训后，即参加举世闻名的飞越驼峰（横断山北脉）的运输任务，担任副驾驶员，穿梭来往于中印之间。
这批应征翻译官和飞行员中，黄维、缪弘、朱谌、朱晦吾、沈宗进、吴若冲、杨大龄、曾仪等为国捐躯。
二次大战胜利后，美国政府表彰一些与美协同作战的盟军人员，授予铜质自由勋章。据现有资料，有16位西南联大担任译员的学生获得该项勋章，包括冯钟辽、梅祖彦等。
3、报名参加青年军──第三次参军高潮
这是一次在抗战战局严峻、国内政治局势复杂的情况下联大同学的爱国军事行动。1944年，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大陆到越南的交通线，在豫湘桂黔发动猛攻，国民政府于当年10月发动了十万青年从军运动。
1944年11月，联大理、工学院14人入伍。1945年1月，联大200多名同学从军。他们全部被分发到印度远征军，大部分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密支那附近兰伽学习汽车驾驶，属辎重兵第14团。取得驾驶执照后，便在史迪威公路上执行任务。日本投降后，这批参军的同学绝大部分回校复学。
西南联大从军同学，以及当时许许多多从军大学生，共同谱写了抗日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不论在空军、陆军、军工哪个方面，也不论在步、炮、坦克、运输等兵种的前方战斗或后勤部门服务，他们都以大无畏的豪情，克服困难，出色完成各自岗位的工作任务。他们为抗战救国奉献了心血和力量，甚至不惜年轻的生命。
冀由学术研究 增强抗战力量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师生发扬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并将爱国之情渗透到学术研究中，将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结合，“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
1928年5月间，日本制造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梅贻琦提议全校师生共同组织满蒙研究会，收集资料，研究满蒙问题，以备日后对日外交。在梅贻琦、罗家伦、翁文灏、冯友兰、杨振声、陈寅恪等教授的支持下，清华学生成立“边疆问题研究会”。“提倡国人对于边地尽量的研究，作多方面的研究，将研究的所得作为解决的具体张本。……学者们啊！这是发挥你们能力的好场所，这是你们对于国家应有的责任。”边疆问题研究会设有东三省组、内外蒙古组、新疆组、康藏组、滇桂组与海疆组等六个组，通过收集资料、专题研究、组织演讲、编辑报刊等多种形式，进行边疆问题研究。蒋廷黻、张星烺、陈寅恪、梁嘉彬、邹文海、汤象龙等均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推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国难当头，清华主动将学校科研与国防需要结合，为抗战贡献力量。1933年3月，梅贻琦校长指出，时世艰难，“我们要从速研究实用科学，以供国家需要。”1933年5月，清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就大声疾呼：“国难日亟，平津垂危，……利用工程的智识和方法来帮助国家解决国防和民生问题，便是我们工程师的天职。”
1933年1月初，清华研制成功适合中国国情的成本低、效率高、易推广锌粉制造方法，使得锌粉与军用烟幕弹大规模制造成为可能。同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违反国际条约使用毒气造成中国将士大量伤亡危局，清华研制成功防毒面具，先后两批共制造16000余副，提供给华北前线将士，并分赠国内部分学校，提高全国人民抗敌决心和信心。这一工作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尤其是前线抗日将士的赞誉，例如，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表示“倭寇恃强，凭凌华夏，既攫我东北，复寇我幽燕，恣饕之贪残，逞鲸鲵之凶暴。以哲统率师旅与敌周旋，国仇未复，顾北塞而汗颜，寇焰益能，往东瀛而发指。乃承弗弃，慰劳有加，箴言惠赐，足励万众之心。厚赐荣颁克壮三军之气，以哲不材，无以为报，惟有努力杀贼，藉酬贵校之鼎意云情而已。”
1934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飞机及汽车工程组改称为航空工程组，成为全国最早创办的航空工程专业之一。1936年4月，该组自行研制成功国内第一个5英尺航空风洞，意义重大。接着，清华又在南昌自行设计并建造15英尺航空风洞。这个风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比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要大50％，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937年7月，冯·卡门教授访问南昌时视察15英尺航空风洞建造并给予高度评价。同时，1936年11月，清华大学在南昌成立航空研究所，是旧中国仅有的两个航空科研机构之一。在科研体制上，“实现了大学科研的专门化和职业化，具有很大的意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设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国情普查等五个特种研究所，“这五项研究事业，均系针对着国家迫切需要而设”，“将研究事业更加扩展，冀由学术研究，增强抗战力量。”
五个特种研究所中，航空、无线电、金属三个所，进行了一些直接为政府的军事需要服务的科学研究。航空研究所在昆明又建成当时国内唯一可用的5英尺航空风洞，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各飞机厂的所有新机模型，都交给清华航空研究所实验。此外，航空研究所还进行改良机型、空气动力学与高空气象研究、研制滑翔机和直升机、结构材料的研制等工作。1942年清华航空所完成委托的设计和制造滑翔机任务（初级2架、中级1架），其中1架被命名为“清华号”，直升机进行了部分研究工作。无线电研究所的工作很多直接服从于政府的军事需要，该所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紧密合作，主要研究短波无线电和真空管制造，供军事通讯之用，曾研制出中国的第一个电子管。该所也进行为军政部培训通讯军官、设计及制造通讯机器等工作。
西南联大的教育体现了科学救国、教育兴邦的思想。由于受到设备条件及战乱等造成的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大多数与实验技术有关的自然科学研究陷于停滞状态，但纯理论科学研究则取得了较大成果，较战前有所发展。华罗庚关于堆垒素数的研究、陈省身关于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关于广义相对论与湍流论的研究、吴大猷等人关于原子分子结构与光谱的研究、王竹溪等人关于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研究、张文裕等人的核物理研究、吴有训关于X射线研究、余瑞璜等人关于晶体结构研究、任之恭与孟昭英等人关于电子学研究、汤佩松等人在生物物理领域的研究等，在国内外均有一定影响。
联大教师也常常结合云南的自然条件，做出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有的对云南经济文化发展起了有益作用。例如生物学系沈同教授以云南盛产的野果余甘子做实验，研究维生素C与造血机能的关系；地质学系教授冯景兰完成了《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等论著；工学院院长施嘉炀支持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工作；机械系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研究改良农具，系主任刘仙洲为云南明良煤矿公司研究设计用汽车发动机带动轻便列车运煤装置；化学系张大煜教授创建利滇化工厂，用煤炼油，并从事桐油裂解制造燃料油的研究与实验，等等。
文科方面，一些教师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形成和建立自己的“体系”，着手编著一些系统性的著作。闻一多先后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中国文学史稿》等论著；朱自清完成了《诗言志辩》《新诗杂话》《伦敦杂记》等书稿；王力先后出版了“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现代语法摘要》，开始注意到汉语特点，尝试系统地阐述中国语法的规律，在当时语言学界尚属首创；金岳霖出版了专著《论道》，并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知识论》稿本，与其战前所著《逻辑》一书，构成了他的“新实在论”哲学体系；冯友兰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一整套著作，构成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
金岳霖写《论道》，和所有教授一样，他满腔悲愤，并将悲愤写进了书里。有人问为什么起这样一个陈腐的书名，金岳霖回答说，要让它有中国味！在他看来，哪怕是一点点中国味，都是对抗战有用的。当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的女儿问他“为何放弃自己卓有成绩的相对论研究而转向湍流研究”时，他说：“当时我认为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
1944年，梅贻琦校长曾说“抗战期中的母校，虽失去了美轮美奂的校舍，虽颠沛流离的侷居在西南一隅，一切的教学研究，总算勉强照旧进行，从未间断。”在艰苦环境中，清华师生与北大、南开师生一起，克服种种困难，维持弦歌不辍，创造了中国教育和科研史上的奇迹。
坚持教学 弦歌不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到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度艰苦条件下，联大师生秉承“刚毅坚卓”校训，发扬“爱国、民主、科学”的传统，抱定“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必胜信念，和衷共济，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坚持教学，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创造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西南联合大学的院系设置，在长沙临时大学原有院系的基础上稍有发展和调整。后来发展到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等共计5个学院26个学系，以及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在校学生约3000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名师荟萃西南联大，数量超过战前任何一校，师资力量大为充实，开出的课程数量大大增多。有的系的课程甚至同一门课由几个各有所专、积累了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分章轮流讲授。由于战事影响，图书、实验设备器材等教学条件远较战前为差、生活也非常艰苦，但没有减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在贫乏的教学、生活条件下，很多教师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仍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危难中，师生们互敬互爱，更添一份特殊情谊。
抗战时期，教师待遇日益窘迫。1937年9月起，教师薪资降为七成，再加上名目繁多的捐款，实领不过五成左右。1940年1月起，薪资改按十足发给，但就在这年上半年起，物价暴涨，战前每月350元的薪资，按生活指数折合，此时仅值13.6元。到1943年下半年，教授薪资如以月薪300元计，则只合战前8.3元了。教师收入入不敷出，生活困顿。因无力抚养，中文系副教授萧涤非将初生的第三个孩子送于别人；历史系副教授吴晗“九年困境，债台高筑”，被迫将若干藏书转让还债；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家庭人口多，不得已以刻章解决生活困难，梅贻琦等联名为之宣传；梅贻琦、潘光旦、袁复礼三位教授的夫人曾组织互助组，自制一种“定胜糕”的上海点心到大街上卖，赚钱补贴。
虽然条件艰苦，但联大教师仍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严格认真的教学传统。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认真备课。他讲《楚辞》时，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正》给学生逐句讲解。朱自清讲《中国文学史》时仍坚持让学生定期交读书报告，他还认真给学生改笔记。他反对那种只顾教师个人学术研究，不肯为学生花工夫批改作业的态度。他说：“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人着想，如果都不肯替青年人服务，下一代怎么办？”他开的新课《文辞研究》虽然只有一个人选课，他也按时上堂讲课，从不缺席。理学院的教师也克服教学设备上的种种困难，设法维持教学。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实验缺乏原料与设备，不能做肌肉神经实验，老师们就地取材，以昆明本地特产蝾螈为材料做蝾螈呼吸实验。地质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做气象台。工学院各系教师在基础课方面对学生仍保持严格的要求。战前清华的严格考试制度（周考、月考、期考）仍继续执行。
联大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师道尊严，爱国爱生，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保持着高尚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树立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光辉榜样。
1937－1946年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包括杨振宁和李政道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多位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等。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清华人与国家、民族共命运， 救亡图强，英勇奋斗，与全国人民一起，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智慧。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继承清华优良传统，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进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