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晨 来源：中国教育报 时间：2015年7月7日
西南联大校门
引言：教育史上的奇迹
一块普通的石碑，静静立于校园一隅。
石碑正面，记下一所仅仅8年的大学的历史。碑阴，刻着832个名字。
这块石碑，名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832个名字背后，是该校抗战以来从军的832名学生。
石碑立于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内。另外3块内容一样的石碑，分立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每逢“五四”这样的节日，碑前总会铺上束束鲜花。
现存云南师大校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1938年，三校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抗战胜利后，联大“胜利关闭”，三校各自北归复校。
风雨如晦。在时空的纪年中，8年实在太短太微不足道，但对西南联大，足以凝结最久远的风神。
在战争风云之下，民族存亡之际，它临时拼凑而成，条件恶劣，衣食不充，加之日寇轰炸，师生要冒着生命危险上课。但他们赓续文化，弦歌不辍，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陈寅恪、冯友兰、陈岱孙、闻一多、华罗庚、费孝通、吴宓、陈省身、曾昭抡、杨振宁、李政道等曾在这里从教和学习。在这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
如今，70多年过去，渐行渐远的西南联大已然成为传奇。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西南联大的传奇？让我们因循历史的细节和那些动人的故事，还原这段中国教育史上的不可磨灭的时光。
中国所有大学都是抗日基地
夏日的清华园，秀美静谧。
虽已放暑假，但两百多名刚毕业的清华学生，有的在规划职业生涯，有的在为考研究所或出国留学紧张忙碌着。学校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在北平西郊的西苑营房军训。
深夜，西边隐隐传来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平静。
这一天，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奋起抗战，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日寇占领北平后，大学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园成了日军饲养军马的地方，图书、仪器、标本被洗劫一空；北京大学红楼，成了日军北平宪兵司令部。
7月29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遭到日军轰炸，校园被焚毁。日军指挥官在记者会上宣布：“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南开的创办者、校长张伯苓，得知自己一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后，静默地坐了一会儿，大义凛然地说：“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
这三校中，北大是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学堂，在校长梅贻琦领导下，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理工科教研机构。而南开大学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当时最优秀的私立大学。
随着清华、北大被占领，南开化为残垣，中国高等教育步入了生死存亡之境。
国民政府教育部立即召集三校，决定将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在长沙成立一所临时大学。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南迁，并非当时特有现象。随着日寇侵略的脚步逐渐延至华北、华东，一所又一所大学南迁，至1941年初，战前114所大专院校中，有77所南迁。
湘江之滨的临时大学
1937年8月28日，国民党当局指定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勘定校址，确定院系设置及组织机构、经费分配等事宜。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此时，从北平、天津撤退出来的三校师生，通过各种途径，辗转集中到长沙复课。这些师生中，有的是徒步到长沙，有的甚至沿路乞讨，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从学校偷运出的部分仪器、资料，闯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
最终到校的三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超过总人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战时特殊情况下的218名借读学生。
在各方努力下，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市韭菜园圣经学院正式复课。这一天，学校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是这一天，日军的飞机第一次光临长沙上空，似乎在向这所在困厄中重生的大学示威。
经过几个月颠沛流离甚至九死一生的中国学子，终于在湘江之滨、岳麓山下，找到了一块能暂时放下书桌的地方，琅琅书声又重新响起。此时，拥挤的教室，摇晃的危楼，已经没有人再计较。
如前所述，三所大学的文化背景、师生都各有特质，如何在战火中将三校“整合”在一起，成为临时校务委员会的一大难题。
蒋梦麟回忆说：“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由于种种原因，长沙临时大学的实际领导工作落在了梅贻琦身上——一位低调而高效的管理者。他主持秘书、教务和总务工作，负责校舍建设，还领导各种专门机构。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组成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四个学院共十七个系。同时，三校保留了各自的标记和顾问制度、毕业要求以及非正式的行政组织。
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体并不在长沙。圣经学院只能供学校办公和法商学院教学。理学院大部分是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文学院则前往南岳衡山的衡山书院。工学院因没有实验器材，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除土木工程系外，学校只得将机械工程系的航空班转送江西南昌的航空机械学院寄读；化学工程系转送重庆大学寄读；电机工程系与湖南大学共同开课。
临大的办学经费十分紧张，大约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教授的工资只有战前的70%左右，勉力能维持生计。尤其对于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长沙的学生来说，他们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几乎一贫如洗。临大象征性地收取每人10元钱的学费，并给280名特别贫困的学生发放了15元到25元不等的补助金。
由于缺乏教室，有些课程必须安排到傍晚。图书馆里也只有几排书架，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馆藏中英文书籍总共只有6000来册。学生缺少课本，只能依赖上课听讲，而老师也缺乏资料，不得不凭借记忆开展教学。
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许多教授依然笔耕不辍，这一时期，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论道》问世，冯友兰的《新理学》也已经杀青。
校园里掀起从军热
战场上的局势，依旧一天天地恶化。前线的坏消息，不断传到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0月10日，石家庄沦陷；11月8日，阎锡山弃守太原；11月11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占，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被无辜杀戮！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长沙第二天，临大校园里掀起了学生从军热潮。300多名临大学子，满怀悲愤，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战场。
紧接着，12月底，杭州、济南相继沦陷。国民党当局决定，迁都重庆，并策划在距离长沙仅300公里的武汉举行大会战。于是，临时大学西迁，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再次迁校并不能为每一个临大学子所接受。一场关于“民族危机时刻，青年学生该往何处去”的争论，在校内外引发激烈争论。
在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看来，“百万战士流血过野，他们平日里何尝得着国家的好处？而我们却是平日受国家待遇最优者，每个学生每年国家津贴至少一千元……今日还依恋这辉煌的校舍，能不愧对死者？”
国难当头，他们的同龄人正冒着硝烟炮火去冲锋陷阵、流血牺牲，而日寇距长沙还有千里之遥，自己就忙着去西迁“逃命”，对不起前线流血的将士，对不起投笔从戎的同窗，更对不起被日寇屠杀的同胞。越来越多的爱国学子，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军。
校方和广大教师支持学生的爱国热情，并考虑战时要求，尽量调整教育方案，引领学生进入部队，并在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但学校更认为，这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日后中国建设需要专业人才，所以不能让大批的大学生上前线。梅贻琦说：“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难道这不比打仗更艰巨吗？”
这些话打消了学生心中的困惑，坚定了他们刻苦学习、以知识报国的决心。最终，820名学生决定随学校迁往云南昆明，还有600多名学生，或退学参加抗战，或转学其他学校，或返回家乡。
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联大学子投笔从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阴，由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列名者832人，实际上远不止此数。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离校学生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名学生中就有14人为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其中还有牺牲的烈士。
由于史料阙如，很难找到关于联大学生兵抗战一线参加战斗的事例，但有两个细节值得一书：
身为联大的决策性人物，梅贻琦先后把在联大就读的一儿一女送入了军队，分别加入中国抗日远征军和空军；
参加抗日远征军在缅北作战的联大学生兵中，走出一位中科院院士——被称为“世界光导纤维之父”的黄宏嘉。
在战争时期，大学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同样是民族自由、独立、抵抗外侮的重要阵地。中国人民不会亡国，中国的大学也不会终止。无论是投笔从戎走上抗战前线，还是在校园继续刻苦学习，都是一种爱国，都是一种与民族紧密相连的抗战。
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联大的“长征”
长沙临大的学生从长沙到云南，复课转移的路线有三条：
一条是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坐轮船到越南海防港，再乘火车入滇；一条是由长沙乘火车到桂林，再乘汽车进入越南，再乘火车到云南；第三条最为艰苦——挑选部分师生，从长沙徒步到昆明。
很多学生主动要求徒步到昆明。在他们看来，旅途中不但可以“了解今日之中国”，还可以向世人昭示，“这群为保存中国文化遗产而艰难跋涉的人，是否应该被称为‘懦夫’和‘叛徒’！”
最终，200多名男同学和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4位教授以及吴征镒等6名中青年教师，还有4名军事教官，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他们将跋涉1500多公里，跨越三省，翻越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
旅行团成员一律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每人出发前，发给黄色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以及一点生活必需品。
在旅行团学生的日记中，开始的旅行，充满诗情画意：“春风吹拂，碧野飘浪……若无此次旅行，何能知祖国伟大。”然而，他们很快就见识了意料之外的困难。
天气恶劣，经常是淅沥的雨水，绝大多数师生脚上都长满了水泡。他们很快就成了“草鞋专家”：一次买三双草鞋，脚上穿一双，腰带上系两双备用。为了防止草绳磨破脚趾，他们学着农民穿上粗布袜。
旅行团每天步行三四十公里，每个学生每天靠六毛钱维持生活，其中三毛钱用于吃饭，一毛钱用于给煤油灯添煤油，剩下的零花。住宿的营地很难找，大多是在学校、旧寺庙，有时只能睡在农民的茅棚甚至露宿。
沿途的农民总是惊讶地注视着这群年轻的“不速之客”——面庞被太阳晒黑，衣冠不整，绑腿和草鞋上沾满泥水。实在难以想象，这些人曾经是白面书生，曾经衣冠整齐，曾经盛装华服漫步在平津街头。
国难当头，除了少股土匪和兵痞的骚扰，对物质上的艰苦，师生们并不为意，但沿途的见闻，“让这些掉书袋的人，重新认识了中国”。
在湖南沅陵，当地接受旅行团成员社会调查的数百名农民，几乎没有人为当地的区长、里长和保甲长说好话，因为这伙人大发国难财，趁机横征暴敛。
在湖南晃县，当地小学生还在学习四书五经，农民家中供牌位的地方，仍写着“皇上万岁”，当师生们告诉他们“皇帝早被我们打倒了”时，农民们仍认真地问：“那现在的皇帝是哪一个？”
徒步期间，师生们纷纷结合自己的专业，充分利用沿途的风土人情和丰富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社会学系学生调查农村状况，经济系学生根据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编写资料，文学院学生在教授闻一多带领下搜集地方民谣，地质系学生深入调查当地的化石、岩层和矿藏。
还有一些成员抽空宣传爱国思想。工学院学生借助广播收集消息，尤其是抗战方面的最新情报，以便向沿途百姓宣传战况。还有一部分团员成立话剧团，通过演出唤醒群众。学生们甚至在贵州安南举行了一次游行，庆祝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
很多学生不管走得多累仍坚持学习，清华大三学生查良铮，带着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上路，一旦记住某页内容就把这页撕下来，到达昆明时，这本词典已经被撕光了。后来，他成为著名诗人、翻译家，笔名穆旦。
经过68天长途跋涉，1938年4月28日，师生们到达昆明。
校园里的茅草房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春城昆明正式开课。
初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校点分散。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
在昆明城北，当地政府给联大低价划拨了124亩地建校舍。当时的联大处处都需要钱：全部校舍需要从荒地上重建；租住的校舍需要付租金；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在战火中十有七损，要恢复正常的教学，至少要在短期内添置到原先规模一半以上；还有教师工资、学生的伙食补助……而此时此刻，学校经费奇缺，政府的拨款只有原先三校总经费的四成，即使这样，还经常难以划拨到位。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到了昆明，梅贻琦邀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不到一个月，两个人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然而，设计稿很快被否定了，原因正是缺乏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青瓦屋顶变成了铁皮、茅草屋顶……
当设计稿改到第五遍时，梁思成忍无可忍，他愤怒地冲到梅贻琦面前，咆哮着：“改！改！改！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好吧，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现在使用的木料，连盖一栋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后谅解我们一次，行吗？”梅贻琦恳切地说，“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清华是他深爱的母校，梅贻琦是他尊敬的老师。梁思成的心又一次软了。
半年后，一幢幢低矮简陋的茅草房填补了西南联大的校园，但根本无法想象，这些茅草房，出自两位蜚声世界的建筑学家的设计。
然而，正是从低矮的茅草房里，走出了一群穿着草鞋的孩子，他们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
如今的云南师大校园，仍保留着一间铁皮屋顶教室。这是西南联大仅存的土坯墙教室，马口铁做的屋顶。下雨时，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当作响，有时声音大得让人听不清讲课。当年曾有一位教授无奈地在黑板上写下6个字：“现在停课赏雨。”
西南联大校舍
“学术自由”的联大学风
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组成，三校各具特色，各有其历史、传统和风格。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而将三校学风熔为一炉的联大，则兼具“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
在联大教授、经济学家戴世光看来，联大的学风可以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
不可讳言，三所学校同处一园并非完全和谐，但共同的战争经历，促成了集体意识——三校师生都来自华北校园，而今寄居昆明，度过艰难困苦的日子。
教授会是联大的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不定期开会，处理学校的大政方针。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这是学校的最高行政机构。校务委员会还包括三校校长、各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校委会讨论学校的各种重大问题，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审议学校预算、决定院系设立废止、增添设备等。
普通教师也可参与各种学校事务。应学生要求，教师为业余社团出谋划策。此外，联大还有各种专门委员会，一度达到六七十个之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包括指导防空、接待新生、颁发奖学金、指导大一学生课业，等等。
但另一方面，三校继续自行聘请教员，各自授予学位，各建各的研究所，各自举行校庆活动，甚至保留了各自的管理机构。比如，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是陈序经，但清华法学院院长是陈岱孙。
为了便于区别，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以字母打头的学号：P代表北大，T代表清华，N代表南开，A代表联大。
冯友兰回忆说，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好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幸运的是，西南联大在宽厚容忍、和衷共济的精神下坚持了8年之久。这8年间，虽教学条件极其艰苦，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然而联大全体师生艰苦办学，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培养各类人才8000余人，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共3882人。
在简陋图书馆里刻苦学习的联大学子
培养最好的本科生
昆明一家茶馆内，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我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把手一摆，很不屑地摇了摇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没什么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在当时周围的人听来，也没有觉得特别刺耳。这两位年轻人，一位是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另一位是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是杨振宁和黄昆。
逆着时光回溯，他们还青春年少，还都是西南联大的普通大学生。
作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联大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实施通才教育，使学生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如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一理念，要求学生拥有深厚的学术基础，然后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学习。
相应地，联大实行学分制，学生修满132个学分，其中约五分之三为选修。平均下来，一个学生每年要修七八门课，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在教室度过。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有意放宽口径，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联大课程的另一大特色是，老师可以根据新的研究成果或基于国际学术新动向而开课。而且，由于三校雄厚的师资，即使是只有几个学生选修的极为冷僻的专业课，也能坚持下去。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学生也可以享受这种自由。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如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这是一门既有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的课程，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
当然，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的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以理学院为例，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有一组数据似乎可以说明联大对学生严格要求的一面：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声誉，联大吸引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报考。根据战时不同的情形，联大或独自举行招生考试，或与国统区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联大都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被录取者往往拥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恰如陈岱孙所指出的，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尖子，是进步的，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人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
杨振宁在联大物理系读了本科，后来又跟随王竹溪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45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师从著名学者费米和泰勒。他回忆说，自己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比美国）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在后来的科研中，他仍经常查阅在联大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发现很有帮助。杨振宁总结：“我在中国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
严谨治学的联大教授
1944年联大文学院部分教授合影
这张照片上的5人，人人气宇轩昂，脸上写满了明亮、自信、刚毅与智慧，充满着一种对抗厄运、坚信未来的精神。
照片拍摄于1944年，5人左起分别是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也正是联大教授中的代表。
梅贻琦曾说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是大学的中坚，西南联大的教授队伍更是由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者构成。他们有的思想深邃、识见卓绝，有的腹笥源深、性情古怪。联大精神化身于此。
联大教授中的“头牌”，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他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早年游学欧洲，虽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但他精通英、德、拉丁、希腊等多国文字，甚至包括突厥文、巴利文等已经消亡的文字，在中古史领域蜚声世界。他的学问，被历史学家傅斯年成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36岁就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清华园沦陷后，身体病弱的陈寅恪，在家人陪同下辗转来到联大。在隋唐史课上，陈寅恪在第一堂课就告诉学生，自己有“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常常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教授旁听。
陈寅恪虽然名望极高，但他的课却并不以引人入胜见长，由于身体虚弱，他总是闭着眼睛授课，说话也慢条斯理。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象征了学术的至高境界。
与陈寅恪不同，哲学系教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课格外吸引人。他授课不带任何讲稿，但引用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杜威时，随意自如，就像引用孔子、孟子一样。他给大一学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课堂上座无虚席，学生多得把窗户都挤坏了。还好，他的声音洪亮，足以传到窗外。
在校园里，冯友兰常常一袭长袍，蓄着长髯，一副儒家圣贤的形象。留着长长胡子的联大教授还有闻一多，他被学生视为“完人”——富有创造力的学者、精力充沛的老师、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
作为古代文学专家，闻一多的《楚辞》课是联大的“精品课程”。这是一个学期40多节的大课，整整一个学期，闻一多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天问》，平均每节课只讲几句诗。然而这门课却一直门庭若市，深受学生欢迎。因为闻一多旁征博引、思维严谨、见解独到，可以启发学生的学术思维。
与“土土的”文学院的诸位教授不一样，法商学院教授张奚若总是穿着一身平整的西装，随身携带着拐杖，看起来像是一位商业大亨。
张奚若才思敏捷，谈吐诙谐，讲课引人入胜。但考试打分特别严格，吓跑了许多学生。他最欣赏独立思考的学生，即使观点与他对立也无妨。考试成绩公布，几乎没有学生能得到80分以上。有一年，只有8个学生选修张奚若的课，他们焚膏继晷，但结果4人不及格，其中一人得了零分，却有一名学生得了100分。这件事在学校轰动一时，连校长都好奇哪个学生“有幸”得了高分。
相比文科，理工科更容易遭受战争的破坏，以精密的仪器为基础的实验科学尤其如此，但联大的教授们却在简陋的教室和寒酸的实验室里，留下了一批达到国际水准的成果。
理学院最出名的教授是数学家华罗庚。这位小店员出身的教授，其貌不扬，加上跛足，刚到学校时很多学生都看不起他，但他很快就以勤奋和才华赢得了学生的尊敬。
由于生活困难，华罗庚用最便宜的价钱，租了一间牛圈上用来堆草的楼棚。牛住下头，数学大师住上头。在这个虱蚊满天飞舞的牛圈，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从1938年到1945年短短7年间，他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及十几篇论文。
如果说数学专业的教授尚可凭纸笔做出一流成果的话，那么物理、化学等系的老师可就没那么容易。
为了继续自己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的分子光谱研究，物理系教授吴大猷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他利用抢救出来的分光仪的光学部分，加上一具低压汞弧灯，在木架上拼凑成一个简陋的分光仪，继续开展科研。后来，他的学生杨振宁证实，自己后来的工作，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关于相对论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到自己在吴大猷指导下写的学士论文。
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出身显赫，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后人，却不修边幅、邋里邋遢。他极少洗袜子，一直到穿烂掉为止，有时只在破布鞋里穿一只袜子。
曾昭抡的化学课，特别注重应用，如教学生如何制作防毒面具，甚至教学生如何净化饮用水、建厕所。他特别关心时事，并独具慧眼。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和他的推断仅相差48小时，而地点完全一样。即便这样，他在联大期间也发表了6篇高水平的化学论文。
今天，当人们回眸西南联大时，最津津乐道的是“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联大教授。尽管物质生活极端困苦，尽管思想观念千差万别，尽管授课方式各不相同，但无论是长衫学究还是拄杖绅士，严谨治学、赓续国粹、学术报国是他们共同的信念。
联大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在写《论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用这么陈旧的书名，他的回答是“有中国味”。他觉得，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演话剧跑警报泡茶馆
西南联大学生不仅有名师云集的课堂条件，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有众多的社团、壁报、读书会、讨论会等，开展政治、学术、文艺、体育、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多种活动，抒发爱国热情，交流思想观点，发挥兴趣特长，提高文化修养，锻炼活动能力。
联大师生抗日热情高涨，1938年底，爱好演戏的学生排演宣传抗战的话剧《祖国》，由外文系教授陈铨创作剧本，中文系教授孙毓棠任导演，中文系教授闻一多设计布景，师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排练，并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下，成立了西南联大话剧团。1938年初，《祖国》在昆明公演，获得很大成功。剧中的教授英勇就义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观众跟着高呼口号。
此外，联大剧团还排演了《夜光杯》《放下你的鞭子》等一批抗日救亡的戏剧，利用假日到工厂、农村演出。
“跑警报”是联大另一种特殊的“课余生活”。
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发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重点轰炸联大和云南大学，校舍损毁严重。然而，文学院教授吴宓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课的讲授。就在轰炸第三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7至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语。联大的图书馆条件简陋，灯光暗且座位少，茶馆便成了学生们延伸的课堂。
联大人发明了“泡茶馆”一词。昆明本地话说“坐茶馆”，“泡”是北方人的习惯用语，意指在茶馆一待很久，甚至废寝忘食。许多联大学生的毕业论文都是在茶馆里“泡”成的；不少老师在茶馆里批改作业；一些名家大师也是从茶馆起步的。
著名作家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时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后来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则打比方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上个世纪巴黎的咖啡馆”。
在生活上，联大学子极度贫困。学生当掉冬衣购买秋天开学时用的书，到天气变冷时又把书当掉，把冬衣赎回来，但仍求学不辍。
作家林语堂在参观完联大后，留下了一句形容联大学生生活的名言：“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播下“民主种子”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次日正式发表投降诏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消息传到西南联大，整个校园沸腾了。几乎每一个历经磨难的联大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师生们随便从宿舍里找一件能敲响的东西，脸盆、饭盒、木板，一边敲，一边唱，一边喊，走出校园，走向街头，欢庆一个民族的胜利。
张伯苓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第一反应不是庆祝，而是把酒洒在地上，告慰自己为国捐躯的儿子。
平时从不喝酒的华罗庚，醉倒在家门口，手里还捏着半只烧鸡，准备与孩子们一起庆祝。
从抗战初期就蓄须明志的闻一多，郑重地剃掉了蓄积了8年的胡子……
抗战胜利后，组成联大的三校准备复校北返，然而校舍尚待接收、修缮，学校决定在昆明续办一年。此时，国民党当局却准备发动内战，这激怒了期盼和平的联大师生。
1945年11月1日，联大8周年校庆。校庆周期间，学校壁报上发表了张奚若等5位教授反对内战的谈话，呼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不久，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所高校学生发起反内战时事演讲会。
闻一多给学生演讲
晚会上，联大教授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分别上台，发表了反内战演讲。会场上掌声雷动，不料伴随着掌声，围墙外响起枪声，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校园。联大学生为军队开枪威胁晚会所激怒，在昆明31所学校发起罢课。
12月1日，是联大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国民党军队闯入校园，殴打师生。4位青年牺牲，其中2名是联大学生，25名师生受重伤。
联大教授会紧急开会，发表宣言谴责军政当局暴行，并宣布罢教。15万社会各界人士公祭四位烈士。昆明各大中学校联合罢教，学生罢课，一致要求惩处暴徒、停止内战、争取民主。
“一二·一”惨案很快震动全国，全国许多大学纷纷以追悼会、罢课等方式声援昆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重庆、上海等20多个城市举行了烈士公祭仪式，陕甘宁边区也举行群众集会支援昆明学生。
“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四烈士，被安葬在联大校园东北角的烈士墓地，教授们为自己殉难的学生题写了四个大字：“民主种子”。
“一二·一”四烈士公祭典礼
联大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继承了三校“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和科学、民主的优良校风。加以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适应当时形势的正确领导，联大成为当时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策源地，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一直到最后爆发震动全国的“一二·一”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校图书馆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全体师生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碑。当天，学校宣布正式复校。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校歌的旋律，在联大校园上空久久飘荡……
尾声：不屈的联大精神
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伴随着西南联大短暂的历史的，始终是战乱、轰炸和饥饿。
虽然它的名字似乎布满了历史的尘埃，但在近代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上，联大以艰苦的教学条件创造出卓越的教育成绩，依然熠熠生辉。
师生中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54人（含学部委员），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等4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今天，人们形容西南联大，最常用的两个词是“大师云集”和“群星璀璨”。今天，人们谈论大学精神，仍常常以西南联大作为例证。
它不仅仅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更是战时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联合，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责任的联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绝徼移栽桢干质”，“尽笳吹弦诵在山城”。这是联大师生书写的教育奇迹。
今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再谈联大精神，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仍有重要启示：大学的使命，除了传播知识、启迪民智，更为重要的是，要为民族培养出一批站得最高、望得最远，最能够为这个民族求取生存的，最能够保护这个民族、发展这个民族，并使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
（注：本文中的数据和日期，均据《国立西南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外，本文写作中还参考了：《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易社强著，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精神的雕塑——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联大8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联大教授》，冯友兰等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联大长征》，张寄谦编，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毛礼锐、沈灌群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大学有精神》，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因限于写作体例，本文不便出注，特专致谢忱，并致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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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中的西南联大
如问西南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当时云南地方政府对重庆的干预有所抵制，这种环境也增大了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空间。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人人关心国家命运，抗战必胜、日寇必败成为联大师生的共识。
——任继愈（《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1942年暑假后，朱自清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一门新课程。这是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和战国时代的游说家之辞。听课学生只有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
——季镇淮（《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
传说中的西南联大
【杨武之写错字】联大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决不允许学生在作业中出现错字，否则罚写100遍，以防今后再错。一天，杨武之上课在黑板上写错了一个字，他发现后不露声色。下课后，他当着学生的面，把那个错别字改正过来，并在黑板上重写了100遍，以示对自己的惩戒。
【朱自清和乞丐】一次，一名乞丐在街上追着联大中文系系主任、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只得对乞丐说：“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后，掉头就走。故事传到学校，于是其他教授也如法炮制。甚至以为教授还用同样的办法，说退了上门行窃的小偷。
【刘文典跑警报】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联大文学院教授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自己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