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春飞、魏梦佳、张漫子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时间：2015-07-24

    ■八年抗战,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次淬火
 
　　■七七事变后,作为当时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平沦陷,日寇对北平的文化机构尤其是大学进行了疯狂破坏,妄图摧毁中国之文脉、要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素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北平文化界人士不畏强暴,或“文军长征”,远走西南复校,培育复兴火种；或坚守危城,捍卫民族气节,宁死不屈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走进历史深处,仍能清晰感受到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铁骨铮铮、浩然正气,还有他们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怀,传承至今

铁蹄之下

 　　1937年7月5日,清华大学土木系大一学生王继明回河北滦县老家过暑假,三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华北大乱。
 
　　“风物凉爽,窗外荷池犹存红花一朵。哀蝉寒蛰,鸣不绝响……”这是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七七事变”后在日记里写的清华园的景象,枪炮声中,吴宓多次冒险回到校园,流连忘返。清华的师生们,如此留恋这片读书人的净土,但他们都知道,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已不可能在北平继续静心读书了。
 
　　北平沦陷后,日军占领清华。一片净土,被蹂躏得面目全非:学校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设施、仪器设备、图书均遭受洗劫,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木地板全被拆毁,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随军妓馆……
 
　　侵华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均有计划摧毁和破坏中国文化: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的厄运,成为日寇摧毁中国文化机构的一个缩影。
 
　　《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显示:北平沦陷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均遭洗劫:清华大学从建筑物到图书、仪器,均遭到日军疯狂毁坏和掠夺；北大沙滩红楼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多位留守教职工遭受严重身心折磨,最为恶劣的是,日军劫掠北大图书馆馆藏珍品《俄蒙界线图》,这一孤本文献,迄今下落不明……
 
　　北平沦陷之初,这里的知识分子,都在面临艰难的抉择。吴宓深感悲愤无望,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
 
　　而此时,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闻一多等也在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到底该以羸弱之躯亲赴战场,还是该保住文脉,使“弦诵不断绝”。 

文人“长征”

 
　　王继明在老家滞留半年,得知清华、北大南迁并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后,不顾家中反对,踏上复学之路。
 
　　“清华先是南迁长沙,次年再迁昆明,与北大、南开两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校、复学,条件之苦,后人难以想象,但师生们即使在敌机狂炸下,弦歌不辍,充分显示抗敌必胜、重建祖国的决心。”王继明回忆说。
 
　　为了保全民族的文脉,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文人长征”,包括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等,栉风沐雨,翻山越岭,向西,一路向西!
 
　　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为此,全国106所高校进行了300多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
 
　　“我当时在西南联大经济系学习,那时的宿舍都是茅草房,上下通铺挤了40个人,教室是夯土墙、铁皮屋顶,窗户上糊的纸。课桌是带扶手的木椅,吃的是糙米陈米,有时还有耗子屎,菜里油水很少。”不久前以92岁高龄去世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张友仁,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艰难困苦,犹似宝剑淬火的熔炉。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联大培养学生八千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两院院士、教授专家多人以及当时直接参军抗战勇士千余人,其中不少人为国捐躯……在那种极端困难条件下,确实是个奇迹!”王继明感慨地说。
 
　　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有一位传奇人物:他是北大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儿子,北平沦陷时正读中学,在日本人组织的庆祝会上愤怒地撕碎了日本国旗,为避祸逃离北平,途经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他就是邓稼先,新中国的“两弹元勋”。

铁骨铮铮

 
　　八年抗战,留守北平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中断血性反抗。
 
　　北平沦陷后,因为燕京大学为美国财产,日军有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学生拒入伪大学,纷纷报考燕大,燕大则尽量多招生,以培养更多的爱国青年。在燕大,《义勇军进行曲》常在校园飘荡,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学生,学校都要为其送行,不仅绝对保密,有的还资助路费。日军对此早如芒刺在身。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查封,陆志韦、赵紫宸、侯仁之等十余名教职员被逮捕,关押在日本宪兵监狱。
 
　　在监狱中,陆志韦被折腾成皮包骨,敌人要他写悔过书,他写下“无可悔过”四个大字。
 
　　铁骨铮铮!
 
　　北大教授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冯祖荀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后周作人投敌,日寇数次命周作人去请马裕藻出山任教,马裕藻断然拒绝。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马泰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
 
　　马裕藻当时有“好好先生”之称,但在民族气节方面,毫不含糊。他的学生张中行曾回忆说:“他坚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张中行每次去看他,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
 
　　1945年4月,马裕藻含恨辞世,最后时刻还在病榻上念叨“天快亮了,天快亮了……”4个月后,日本投降。
 
　　1946年,王继明重返北平,协助王裕光教授进行清华校园修复工作,他又回到了自己挚爱的清华园,至今仍未离开。
 
　　当年青春学子,如今已成百岁老人。王继明说,抗战期间,他所受到的爱国团结,刚毅坚卓、艰苦奋斗极深刻的教育,“受益匪浅,永铭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