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强 孙奕 王静 钱景斌 来源：神州学人 时间：2015-7-12
1950年，“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成立，迎来了第一批东欧学生（资料图片）
第一批来华留学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际局势也随着二战的结束而逐步发生变化。以美、苏两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日渐形成并成对抗之势，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军事敌视的政策。为了迅速打开外交局面，新中国在成立伊始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到1949年底，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朝鲜、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相继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国只能与上述已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留学生交流，由此给新中国初期来华留学工作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
1950年1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首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交换留学生的建议。6月2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此事，并责成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外交部、教育部组成专门小组，拟定计划与有关国家商谈交换留学生事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政府除了同意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分别交换5名留学生外，还主动向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政府提出各交换5名留学生的建议，建议得到上述国家的积极回应并很快达成协议。
1950年8月3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正式向教育部下达了接收上述5国留学生的任务。这将是新中国接收的第一批来华学习的留学生。
清华接了“第一单”
当时这批东欧来华留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中国语文的一般能力，并使他们通过学习，能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获得初步认识。比如波兰计划向中国派遣的10名留学生中，有研究国外贸易问题者4人，研究艺术理论者3人，研究现代中国问题者2人，研究中国文学者1人。然而这些学生完全不会汉语，因而掌握语言工具又成为这批留学生的首要任务。
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语文系毕业生祁密珈利用录音器学习中国语言
建国之初的中国积贫积弱，学术和文化发展较为落后，中国高校刚刚摆脱了战乱环境，维持正常的教学尚且自顾不暇，开展留学生教育的条件更是十分有限。接收留学生并开展留学生教育并非一蹴而就的事业，而是一项兼具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师资力量、教学制度、硬件设施和整体文化环境的配合。
1950年7月，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开始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机构的筹建工作。1950年9月6日，教育部根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示，正式通知清华大学承担新中国首批外国留学生的第一年在华的汉语培训任务。清华大学将这一为外国留学生设立的汉语培训班定名为“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由此，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清华大学成为第一所成规模地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大学。专修班不仅要为东欧国家培养掌握汉语、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才，也承担着为这些国家培养第一代驻华外交官的任务。
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在上中文课
外国人有组织地到中国来学习汉语，学习专业，并有专门机构、人员对外国人进行专业的汉语教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中国成立前，出于在华工作和交往的需要，在上海、广州、重庆等外国人聚居的城市，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活动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只是既没有人把它当做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和发展，也没有人把它当做一项事业予以鼓励和提倡，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教学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
伟大的国际友爱，使留学生充分感到留学中国的愉快
与此相应的，语言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们也缺乏针对外国人开展的汉语研究的明确意识。北京大学杜荣教授回忆说：“燕京大学、老北大、清华当时也有外国学生学中文。这些人大部分不是专门来中国学中文。那时，中国著名语言学专家朱德熙在清华，他也教一两个外国学者。”
“豪华”的教学队伍
在东欧留学生到达中国之前，清华大学进行了积极的筹备工作，将专修班作为一个系进行建设和管理。首先迅速建起专修班“豪华”的教学队伍，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席、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被中央政府任命为班主任。由中央政府任命一个班的班主任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绝无仅有，也为新中国开创性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周培源先后聘请多名教育界知名人士负责该班工作。曾在美国拥有教授外国人汉语经验、担任过赵元任先生助手的邓懿负责专修班的教学工作。后来又调来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担任外籍学生管理委员会主席，负责管理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工作。此外，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广田也参与了管理工作。日常的具体事务则主要由盛澄华教授负责安排。
匈牙利学生戴伯纳（右二）说清华园像一个小城市，美丽可爱（资料图片）
专修班又在当年清华毕业的学生中招考教员，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招考教员经过了严格审核，应考者须在汉语语音、语法、一般文化知识和英语诸方面都符合条件，方能被录用。最终录取了杜荣、熊毅、傅惟慈3人，组建了最初的教学班子。陆续参加专修班的教员还有王还、张维、焦庞?、陈承运等人。
当时来华的东欧留学生，有的说英语，有的说俄语，而教员们大多都只能说流利的英语，于是专修班迫切需要配备俄语翻译。1950年留学生抵京前夕，教育部负责联络专修班工作的黄新民联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何东昌，从该校外语系抽调了曾经在哈尔滨学习过俄语的学生冯忆罗到专修班做翻译和管理工作。1951年，周培源签署委任状，又将通晓英俄双语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的班主席钟派到专修班，使他一下子由学生变成了先生，也做翻译和管理工作。
33人
1950年，中国政府与捷、波、匈、保、罗5国交换留学生建议提出后，外交部又与5国驻华使馆进行磋商，就互派学生的条件和待遇等方面进行反复讨论，最终中国与5国达成谅解备忘录。5国随后确定了派赴中国的留学生名单。实际到达中国的人数分别是：捷克斯洛伐克8人，罗马尼亚5人，匈牙利5人，波兰10人和保加利亚5人。这与各国驻华使馆最初确定的人数不完全一致。
语言的不同，阻止不了彼此对解放歌声的共鸣（资料图片）
根据外交部《致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备忘录》的记载，中方希望罗马尼亚派到中国的留学生，最好是“大学毕业生，且懂英文”，他们来中国学习的内容以“中国文，中国历史，近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史为主”，学习时间“最少4年：第一年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学生一起集中住在清华大学，入为他们特设的语文班，第二年可由他们自由选择或入中国的马列学院或入中国的一般大学”。实际到达中国的学生，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有的是高等学校毕业，有的则是大学毕业（如匈牙利向中国派赴的留学生皆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他们的政治面貌多为团员和党员。
1950年12月，罗马尼亚5名留学生，保加利亚5名和匈牙利4名留学生陆续抵达清华大学，专修班开课。1951年1月和9月，又有波兰10名、捷克斯洛伐克8名和匈牙利1名留学生加入专修班，专修班留学生人数达到了33人。
清华大学学生李英年帮助罗马尼亚同学萨安娜（左）及廖甯（中）补习中文（资料图片）
进步神速的汉语
为了更好地完成国家交给的重要任务，专修班逐步制定了规范的教学和管理制度。在教学方面，专修班制定了《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两年教学计划（草案）》，在管理方面制定并施行了《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暂行规程》。
按照《教学计划（草案）》，东欧学生来华第一年的汉语学习目标是能掌握1500字左右的常用汉字及一定数量的常用词汇，并能够以正确与流利的语言表情达意。
时任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班主任的周培源（中）与学生们交流（资料图片）
据当事老师回忆，当时整个教学工作都非常紧张。学生上午学4小时，下午还得辅导，一周学习6天。有时晚上还去学生宿舍和学生聊天，每天早出晚归，所以那时学生在如此高强度的学习中进步很快，因为老师一直督促帮助着学生。起初还需要俄语翻译，不久后学生就能和中国老师与中国学生进行简单的汉语交流了。
这批学生的汉语学习不仅进步神速，而且发音标准，这与他们使用录音机进行大量重复的练习密不可分。专修班里有两台邓懿从美国带回来的破旧录音机。当时除了讲课以外，还专门留有1小时听录音。用录音机把标准的汉语发音录下来，然后反复播放，帮助学生练习。学生有时也录下自己的发音，通过对比播放来校正自己的语音语调。据助教钟回忆：“罗明（罗马尼亚留学生，后来担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就整天抱着这个录音机，下午的时候，就来回听。”但是在平时的综合课、操练课，以及课余时间，录音机不是每个班每个人都能随时使用的，因此老师和助教也会像录音机似的不停地反复示范。就这样，依靠着反复听音、模仿和随时纠正语音语调，留学生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
1951 年，东欧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在卢沟桥参观（资料图片）
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虽然对方块字形感到非常新奇，但汉字的书写和使用是他们学习汉语的难点。邓懿曾主张“必须及早将汉字介绍给学生，只有把看方块字写方块字变成学生的习惯后，他们才能对我国文化、我国生活觉得亲切，以便于以后自学”。
第二学年，考虑到教育部、外交部的安排，以及学生自身的要求，增加了一些政治课，其比重参照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对我国留学生的办法，开始时并不太多，内容以时事、政策，以及了解中国为主。
伙食很好
当时与中国交换留学生的5个国家，条件也都比较困难，但是和中国比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而且承担着抗美援朝的巨大耗费，人民生活还很困苦。但是，为了能够招待好远道而来的留学生，各个方面都尽力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
清华大学安排专修班的女生居住在清华学堂里面，男生住在后面的学生宿舍。这是当时最好的房间。后来钟提到此事的时候说：“学校的领导在这儿办公，下头给他们开辟了一个宿舍。”
据1951年2月档案记载，“食堂及宿舍条件都很好，男生两人一屋，屋内设置也不错。清华在这方面是尽了力量的。伙食标准原定每人每月250斤（小米），后增加到500斤。中西餐配合吃。服装方面，由教育部向财委请准，每人有2500斤小米的置装费（按我们出国留学生的标准发给）。一来北京就给每人做了一套棉衣，一双棉皮鞋等。此外，每人每月还有200斤小米的零用钱，整个加起来已相当于我们一个讲师或者教授的待遇。学生的反映：均认为伙食很好。”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专修班留学生的业余生活也是逐步丰富起来的。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虽然考虑到了中外学生联络的问题，但是效果并不好。档案中记载说，“清华团委虽指定了5位同志和留学生联系，但由于大家功课很忙，生活、学习不在一起，所以联系很差，学生感到生活很苦闷，除上课外，别无事做。已提出了要音乐、要体育并希望能和我党团员交朋友，及多参加一些群众性的政治文化活动”。
此后，在教育部、团中央和清华大学的安排下，专修班曾先后组织全体留学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的庆典活动，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参加了国际学生联合会亚洲学生疗养院的奠基典礼。此外，在留学生的要求下，还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代表团与留学生的座谈会，满足了部分留学生参加政治生活的要求。
专修班还在暑假期间安排了两次参观，主要是去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其中一次还去了扬州，参观了引淮工程。参观完毕后，暑假的其他时间，外交部就安排留学生在北戴河修养。当时专修班留学生的参观对于地方上来说也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外事安排，各个地方外办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每到一个地方，当地都会组织省市领导人和留学生会见。熊毅就对当时在南京参观紫金山天文台的情景印象深刻，“沿山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都是解放军，这倒像是检阅了。”因为当时社会还不太安定，地方政府用高级别的警卫待遇来接待专修班的外国留学生，也可见当时专修班所受的重视。
融入与共鸣
为了丰富留学生的业余生活，负责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冯忆罗、钟等人也积极联系安排各种活动，后来形成每个星期天都组织活动的惯例。当时负责清华青年团工作的艾知生经常会安排中国学生陪同留学生们游览、参观或者联欢。专修班的留学生周日到北京的景点去游览，也去风景区周边的农民家里参观，了解中国的民情。专修班注意将教育工作与游览活动相结合，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
1951年夏初，专修班组织全体学生参观卢沟桥，请当地的干部同志介绍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勇抗战的历史。波兰学生克莱曼作为学生代表用德语发言，傅惟慈翻译，介绍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入侵波兰，欧洲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历史。这次参观融入了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和统治的历史教育，引发了学生的共鸣。
到了过年的时候，所有的留学生和中国师生一起熬夜，到子夜12点敲钟的时候，全都走出来，在大礼堂前面的广场上融在一起，互相拥抱庆贺，非常热闹。
1952年
1952年暑假，中国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此情况下，9月28日，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被整体调进了北京大学，并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原有的师资力量也转移到北大，班主任仍由周培源兼任。之所以将专修班的名称从“东欧交换生”改为“外国留学生”，是因为经过2年的发展，留学生的国别结构发生了变化，此时的外国留学生增至77人，其中东欧诸国44人，朝鲜29人，蒙古4人。
而从清华转到北大继续学习的语文专修班的这33名东欧留学生，在完成了1年半到2年的汉语学习后，陆续进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开始进行专业学习。他们中间走出了一批掌握汉语、熟悉中国社会和文化、对华友好的高级人才，例如：罗马尼亚前任驻华大使罗明、罗马尼亚中国历史研究专家萨安娜、波兰前驻华大使董博若、匈中友协前会长戴伯纳、匈牙利罗兰大学教授尤山度、波兰科学院教授施乐文、华沙大学教授石端等等。
（本文转自神州学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