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少东 来源：北京日报 时间：2015年5月19日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合影，这张照片中有11位未来的中科院院士。前排左四为叶企孙。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叶企孙（中）、熊大缜（左二）与抗战士兵合影。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根据地民兵在连接地雷。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在经典的老电影《地雷战》中，“一硝二磺三木炭”的火药配方，“不见鬼子不挂弦”的经典台词，早已被几代人熟知。
事实上，“一硝二磺三木炭”造出的是黑火药，威力远不足杀敌。真正令侵华日军魂飞魄散的地雷，装填的是成分复杂得多的化学炸药。这些炸药的配方和工艺，不是庄稼汉出身的游击队员能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来自中国最智慧的大脑——一群年轻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创造出来的。
在当时，称呼他们科学家为时尚早，他们正年轻，风华正茂，是清华大学等中国顶尖学府的学生或青年教师。钱学森、李政道这些闻名遐迩的大科学家，是他们的同辈学人；他们的导师，是中国物理学之父叶企孙；他们当中的汪德熙、葛庭燧，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日本侵华，国难当头，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救国杀敌。他们用肥田粉造炸药，用植物油造石油，改进子弹无烟火药，造雷管、造机器……他们是根据地军工事业的中坚，为之贡献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
战火颠沛
1937年7月7日，开启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本身事发突然，但这场战争，对侵略者日本和被侵略的中国来说，都不意外。
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蓄谋已久，不必多言。国民政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也已经意识到，中日关系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而是何时战的问题，国民政府并为此开始做迎战准备。
但是，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军事实力存在着巨大鸿沟，军事上的准备远不足以弥补，更何况国民党政府军事上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围剿共产党上。此后的战事进程印证着中日的差距。相对而言，国民政府最有意义的战前准备，是“九一八”之后故宫国宝的秘密南迁，保全了国之重器、民族瑰宝。
还有一种“国宝”，也在“九一八”之后悄然准备着南迁。这就是京津两地的大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也是中国科学、文化大师辈出的时代。众多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学人大师灿若星河。在历来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时称北平），特别是清华、北大两所大学，大师大家尤为集中。
不但是这些堪称国宝级的大师级人物，即便是他们的学生、当时的大学生，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基数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万中选一，国家科技的栋梁之材。这其中，很有代表性的要数清华物理系。
1929年到1938年的清华物理系，是中国高教史上一个不朽的传说。这期间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71人，其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21人，成才率之高世所罕见。当时执掌清华物理系的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奠基人，新中国“两弹一星”的23位功勋科学家，半数以上是叶企孙的学生。
战争的警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就已经敲响。北平的大学师生们忽然发现，战争的烽火已经渐渐逼近了象牙塔。1932年度开学时，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开学致辞中说：“至于本学年的未来之一年中，能否仍照这样安安静静地读书，此时自不可知。”
到1936年，日军进驻华北，“北平已成国防最前线”，北平的国立大学开始筹划南迁。
据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回忆，在讨论未来战争期间清华的迁移地点时，“有些人认为西安很适当。我提议迁往湖南，因为我认为日本的侵略决不会远及湖南。尤有进者，湖南生产稻谷，即使日本想要封锁中国，清华教职员和学生也不致挨饿。”在与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积极沟通下，1935年，清华停建规模颇大的文、法学院大楼，把40万元基建款项转投长沙岳麓山，筹建一套新校舍，以作为华北战事爆发的退路。
1936年，清华大学在长沙的新校舍开始建设，战争却没有给新校建成的时间。
就在1937年7月7日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学界名流，刚刚受蒋介石之邀赴庐山参加谈话会。结果，谈话会还没开，战争开始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几年中，日本不断挑起局部冲突，从东北向华北不断蚕食着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最初几天，很少有人意识到，预料之中的中日大战已经开始。大部分国人仍认为这是一次局部冲突。
但日本这一次的目的不只中国局部。战端一启，日本马上动员了40万大军，启动全面侵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7月29日，北平沦陷。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原本要与蒋介石纵论国是，这时只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紧急商谈三所学校的应变之策。8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南迁，以尚未完工的清华长沙新校舍组建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于当年10月25日开学，11月正式开始上课。未及两月，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临大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即为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校歌中“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吟唱的正是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清华校长梅贻琦远在庐山，校务由叶企孙主持。他安排好应急事宜，组织教职工疏散、南迁，随后准备经天津南下。行至天津，却发现海陆交通都被战事断绝，叶企孙当时身染伤寒，只能暂时栖身英租界的清华同学会。
这一年，本是叶企孙的学术休假年。按照清华大学的安排，他本该去美国游学休假。滞留天津期间，叶企孙仍有脱离战火赴美的机会。当时天津与国内的交通虽然断绝，但远洋外轮仍在营运。叶企孙的两位助手之一是美籍教授温德，以美国护照为叶企孙提供了保护。
但叶企孙选择留在天津。一方面是由于梅贻琦联系到了他，通知了清华、北大和南开合并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的消息。梅贻琦委托叶企孙组建清华临时办事处，管理清华财物，联络并资助清华南迁师生在天津安全转站。叶企孙滞留天津将近一年，在北平天津往来奔走，成为大量清华师生南下的中转站。
另一方面，叶企孙的另一位助手熊大缜这时要离开他，投身抗日。这个变故让叶企孙开始担负起另一项重要而危险的工作。
据叶企孙的回忆：“1938年春节后的一天，熊忽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
招兵买马
冀中根据地隶属于晋察冀边区，在1937年底逐步形成，是中共领导建立的第一块平原根据地。其位置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带，属战略要冲。这个区域群众基础好，物产丰富，经济相对发达，是晋察冀边区的衣粮库。
不过，这里并不是敌后游击战的理想场所。冀中以平原为主，缺少高山密林的掩护，它又被平津、津浦、平汉三条铁路动脉围绕，利于日寇大部队调动，八路军则只能用两条腿与之周旋，斗争环境可以说险象环生。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冀中根据地的游击战却打得有声有色。《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经典的抗战电影，都是取材于冀中根据地的抗战故事。冀中根据地得以不断壮大，除了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机智英勇作战，还有一批平津大学师生的特殊贡献，他们被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称为“边区科学家”。
张珍是第一个到达冀中根据地的“边区科学家”。他是辅仁大学化学系助教，中共地下党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家乡河北定县，加入晋察冀边区八路军第三纵队。
起初，张珍真的是投笔从戎，带兵打仗去了。他当上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带领部队打了几次游击战、伏击战，还得到了军区嘉奖。
随着冀中军区部队的壮大，装备、物资上的现实困难越发凸显。《游击队歌》中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从敌人手中缴获确实是八路军获取装备的重要途径，但这种方式一来代价高昂，每件武器都要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去交换；二来所获终究有限，枪炮缴获到手可以用上一段时间，弹药却是打一发少一发，缴获量远远弥补不了消耗。
最关键的还是要靠自己，冀中根据地自力更生，着手建立自己的兵工厂。
热兵器时代的武器弹药制造，需要非常专业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当时中国的整个军事工业都极为落后，更何况根据地所处的都是科学、文化落后的偏远农村。
科技人才，是根据地军工首当其冲的需求。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时部队中学历最高的张珍。张珍在通州潞河中学上学时就入了党，后来考取了燕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因为负担不起学费，又转考辅仁大学化学系半工半读，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一个张珍远远不够冀中军区所需。吕正操找到他，给他派了任务：“打仗就要死伤人，没有医药不行；通讯也要收发报机；打仗还需要造手榴弹、地雷、子弹、炮弹……”总之，张珍要到北平去“招兵买马”，动员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到根据地，还要采购药品、医疗器械、通信器材零件……
在战争期间，去敌占区采购药品、通信器材零件极为敏感，看上去比“找人”要危险和困难。而实际上，张珍更发愁的是如何“找人”。
他很快就在北平建立起了交通站，通过一个学生家长以教会身份为掩护，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而“找人”的任务费尽周章。
医生和广播人才，张珍通过地下工作时的关系很快找到了，但根据地急需的军工人才却没那么容易找到。这类人才，首先要专业对口，化学、物理两个专业的师生最合适。这样的人还必须有爱国心，有舍生胆。日寇侵占平津后，多数爱国师生已经南撤。张珍一时并没有明确的寻找对象。
在辅仁大学时曾经同住一个宿舍的孙鲁是个很好的人选，他也是化学专业，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可是张珍找到他的时候，孙鲁正患有气胸病，需要定期到协和医院治疗。孙鲁无法到根据地，但是他答应张珍，帮忙寻找、动员根据地需要的人才。
孙鲁没有食言。不久之后，他回天津家中过春节，在街头巧遇正协助叶企孙组织清华南迁的熊大缜。孙鲁大学期间曾从辅仁转学清华，与熊大缜住在同一栋宿舍，两人非常熟悉。
深知熊大缜为人的孙鲁当即眼前一亮——熊大缜正是根据地军工人才的最合适人选。
熊大缜是清华物理系七级毕业，成绩突出。为适应抗日国防之需，熊大缜的毕业论文选择了与军事新技术密切相关的《红外光照相术》。那时候红外光照相技术刚刚出现，中国连普通胶卷都无法生产，熊大缜自己研制出红外胶卷，完成了中国第一张红外照片，深得导师叶企孙赞赏。1935年，熊大缜毕业留校任教，做叶企孙的秘书，平时就住在叶企孙家，师生二人情同父子。
熊大缜并没有马上答应孙鲁去冀中根据地，他还要与自己的恩师商量一下。
那时，叶企孙本已安排好熊大缜去德国留学，却被忽然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暂时耽搁。一个在科技领域大有前途的青年才俊，要投身战火纷飞的险地，叶企孙不免担心，“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竭力劝阻，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
事实上，叶企孙不但没有阻止熊大缜前往根据地，相反，他和弟子一样，满怀赤诚之心投身抗日洪流。这位当时中国的物理学泰斗，又为冀中根据地送去了更多的得意门生。
造炸药
通过张珍安排的地下交通线，熊大缜顺利地从天津到达保定，随后进入了根据地。
初见熊大缜，张珍却有了几分担心。身为原辅仁大学助教，他自己已经经历了真正的战火洗礼，一身戎武之气；而眼前的熊大缜，西服革履，面皮白净，还是个书卷气十足的大学生模样。
张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见他穿着西装，就问：‘你能吃苦吗？’他把西装领带脱下一甩：‘你能吃苦我也能，你吃小米饭我也行！’”
熊大缜刚到冀中根据地时，这里的军工事业几乎是一张白纸，一缺人才、二无原料，暂时也没有真正的用武之地。他首先被安排到冀中军区印刷所当所长。虽然所做并非所学，熊大缜还是展现了卓越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快被破格提升为军区供给部部长。
也正是在这前后，冀中军区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
1938年5月，张珍在与冀中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沙克碰面时，听沙克聊起二分区捡到了一个棘手的“便宜”。原来，二分区在饶阳、安平一带的滹沱河中发现了三艘大船，据说是阎锡山的部队遗弃的。船上满满当当装了几百个箱子，部队战士不知为何物，有人说是炸药。这下让二分区既兴奋又为难。
那时候冀中军区部队的弹药，几乎都是靠土法制作的黑火药，做子弹还可以，装地雷和手榴弹就勉为其难了。黑火药的爆炸威力很有限，而且极易受潮，手榴弹扔出去不响是常有的事。即使响了，其作用往往也只是吓唬敌人一下。手榴弹弹壳只能炸开几瓣，没有多少杀伤力。“边区造”手榴弹很长时间都被部队视为聊胜于无的“样子货”。只有在破袭战时拔碉堡、炸炮楼，部队才会拿出真正的军用炸药包，那比金子还宝贵。
这三船“炸药”足有几十吨，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可二分区却进退两难。部队知道炸药的威力和危险，没有专业工兵不敢乱动，弃之不理又实在舍不得。
张珍一听说有三船“炸药”，马上来了精神，当即让沙克派人领他去看。
找到那三艘船，张珍才发现，这些箱子装的其实是可以生产炸药的氯酸钾，离成品炸药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可是张珍还是激动得难以自制，“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天下最富有的人。”他是化学专业出身，在辅仁大学时就为地下党组织制造过炸药。有了氯酸钾，不愁造不出炸药。非但如此，这三艘船上还装了红磷、电线、钢材、锉刀、锯条等等，各种原材料、工具着实不少。这笔“意外之财”就成了冀中军区军事化工的起步基础。
熊大缜马上在供给部设立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的研制生产。从平津来到冀中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理工科的人才几乎都被分派到了技术研究社。张珍那时已经是军区卫生部部长，也常被拉到技术研究社参与科技攻关。
在这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物理、化学专业人才手中，把氯酸钾变成炸药并不是难事。当然，炸药所需的原料不止氯酸钾一种，他们没有现成的其他成品原料，就用一些可以就地取材的材料，不断试验、改进着炸药配方。
氯酸钾炸药很快被研制出来，威力非常可观。但这些青年科技人员所学毕竟不是军工专业，他们能让氯酸钾爆炸，却无法控制它的爆炸。
氯酸钾化学性质活泼，与特定物质混合，稍有不慎就会自爆。技术研究社实验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连人带屋子都被炸飞的惨痛事故。如果不能让氯酸钾炸药的性质稳定下来，再大的爆炸威力也没有意义。
炸药研制一时陷入瓶颈，熊大缜给自己的恩师叶企孙写信，寻求帮助。
叶企孙是物理学家，并不能从化学专业上给出什么指导。不过，清华大学化学系也曾经发生过氯酸钾爆炸的事故，叶企孙推测，清华化学系应该有人知道如何稳定氯酸钾。他想到了在北平中国大学任讲师的清华化学系毕业生汪德熙。
汪德熙虽然是化学系毕业，却也和叶企孙有密切的师生之谊。据他回忆，在清华求学时，他曾经上过叶企孙的热力学课。那个学年的期末大考，有一道题本来会做，只是因为马虎写错一个加减号，导致答案出错。而叶企孙阅卷时，一点不讲情面地把这道题的分全部扣光。
汪德熙觉得委屈，找叶企孙申辩，叶企孙告诉他，把分全扣的原因不是一个加减号，而是因为答案明显荒谬却没有被汪德熙注意并改正，这是科学态度的不严谨。汪德熙深受教育，由此与叶企孙熟悉起来。
叶企孙亲自从天津到北平找到汪德熙，动员他去冀中根据地帮助解决氯酸钾炸药的难题。恩师亲自登门，所为又是抗日大义，汪德熙没有二话，当即答应。汪德熙学的化学也不是军工，为了不负所望，他还专门到图书馆查了几天的资料，临时突击恶补了氯酸钾和炸药的相关专业知识。
熊大缜去冀中根据地时，叶企孙在仓促之间满是挂怀担忧，到了动员汪德熙去冀中时，他已经思虑周详地为之提供协助。
根据地兵工厂在为手榴弹填装炸药。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一同在庐山休养的葛庭燧夫妇（左）和钱三强夫妇（右）。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汪德熙院士。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汪德熙回忆，叶企孙帮他联络上冀中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还教给他一句日语“瓦塔库西瓦克里斯特德思卡（我是基督徒）”，让他化装成传教士作为身份掩护。汪德熙的冀中之行极为隐秘，甚至连家人都没有告诉。为免其家人担心，更为避免外人起疑，叶企孙按照汪德熙做讲师的收入，每个月给他的家中汇钱，只说请汪德熙是到天津教书。
各展所学
汪德熙到了冀中根据地，与早就熟识的熊大缜聚到了一起，欢喜之情自不待言。等到熊大缜把他带到技术研究社，看到正在使用的化学“仪器设备”，汪德熙就只剩惊讶和苦笑了——哪有什么化学实验室的影子，看上去倒像个农村的小酒坊或者豆腐作坊。
技术研究社设在任丘县楼堤村一个老乡家的院子里。试管、蒸馏瓶这样最基本的化学实验设备，在这里一概没有，更别说其他高级、复杂的装备了。几十口农村用的大水缸，就是制造硫酸的生产线，院子正中凉棚下砌了一个火炉，上面是用白铁皮做成的一个隔水加热的套锅。套锅做得很精致，应该是出自某个农村匠人的手工制品，与正规的恒温加热仪器有几分形似，原理也一样，效果倒是蛮好。看得出熊大缜没少动脑筋。另有一些铁砧、铁锤之类的简陋工具，一时也不明白用处。
汪德熙的到来，很快解决了氯酸钾炸药的稳定性问题。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在氯酸钾中掺入油类，再与其他原料混合。但是，具体到各种物质的配比、加工方式，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化学过程，实际效果需要一次次实验验证，危险性不言而喻。
真正的军用炸药，不但威力要远远超过黑火药，稳定性同样超过黑火药。通俗地讲，炸药要靠雷管的爆炸才能引爆，不能像黑火药一样，遭到重击、明火甚至较低的温度变化就能引爆。否则威力巨大的炸药对使用者的危险会更大。
而检验炸药的稳定性需要更为繁复、高端的实验设备，技术研究社根本没有条件。汪德熙也像熊大缜一样，很会因陋就简、就地取材，他发现了那些铁砧、铁锤的用途。
汪德熙检验氯酸钾炸药稳定性的方法简单直接——砸炮：取微量的成品，用铁锤猛砸，砸响了说明不够稳定再改进，砸不响，说明炸药稳定了。
在稳定氯酸钾炸药的同时，汪德熙还不断改进配方，提高炸药的威力。他发现，在氯酸钾炸药中掺入少量烈性炸药TNT，能够大大提高炸药性能。
但是TNT这种著名的炸药是侵华日军严格控制的化学品，根据地能够获得的原料十分有限。汪德熙两次秘密返回天津，向叶企孙寻求帮助。他不但需要TNT，而且还需要制造雷管。
叶企孙给他的支援则是超出预期的。在叶企孙的安排下，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林风潜伏在天津的一个油漆厂，秘密配制TNT。成品TNT制好后做成条状，看上去与肥皂一模一样，一般人根本分辨不出。这些TNT就混在肥皂箱中，不断输送到根据地。
相对而言，雷管虽小，却没法伪装。叶企孙只能采购没有任何军事目的和危险品特征的原料，送往根据地。非但如此，运送这些原料的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李琳、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叶企孙为根据地输送了新的技术力量。
同一时期，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张方、技术员军陶瑞也通过其他途径来到冀中根据地，成为技术研究社的生力军。这时的冀中军区供给部已经发展到大约500人的规模，技术研究社里，聚集了一批出自平津高校的青年才俊，其中尤以清华毕业生为多。他们各展所学，造炸药、改进枪械、制造通信设备……根据地的军工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在研制炸药方面，汪德熙和张方成了配合默契的搭档。张方撰文回忆在根据地的军工生涯时说，他和汪德熙很对脾气，那段时间几乎是形影不离。两个人一个学物理，一个学化学，提高炸药爆炸效果就是在物理和化学之间找平衡点，正好适合一起搞研究。
比如，汪德熙为了提高爆炸效果，总是尽可能往炸药筒里多加炸药，试验中却发现效果未必好，而且老有没有被引爆的炸药。这时候张方提出来，炸药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有一个合适的填装密度。经过试验，果然装药少的爆炸威力远大于装药量多的。
装药量解决了，下面要解决引爆稳定性的问题，这就轮到阎裕昌大显身手了。
阎裕昌没有学历，他起初只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普通工人。叶企孙慧眼识人，看中了他超强的动手能力，安排他做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的能力不在学问，而在技术。
炸药需要通过雷管的爆炸来引爆。在影视作品中最常见的导火索“咝咝”燃烧引爆炸药包，导火索的那一端就是一枚雷管。导火索引信确实是八路军最常采用的引爆炸药的方式，但这种方法不能精准控制爆炸时间点，只能用来炸炮楼碉堡这样的固定目标。还有一种方式是拉弦引爆，像手榴弹那样，但这种方式的操作距离不能太远，而且不利于隐蔽设伏。
最好的方式是电雷管引爆。阎裕昌就是来为根据地制造电雷管的。
雷管本身其实是个威力很大的小炸弹，它可比炸药要易爆得多。电雷管就是要在雷管中插入一个小装置，一通电就能引爆。而小装置与电源的铜线不好焊接在一起，每做一个电雷管都要通电验证一下是否联通。
这个检验实在矛盾。若小装置没焊好，雷管不会爆；若是焊好了，雷管就爆了，白费一个雷管不说，实验员也有危险。阎裕昌却能精确地让电流弱到不足以引爆雷管，又能证实电流通过。分寸拿捏可谓神乎其技。
这还只是把普通雷管改造成电雷管。制造雷管的过程更有危险性。雷管里面装的物质极为敏感，装药的力量稍大就能引爆。张方在一次拆除雷管的过程中，就被雷管炸掉了三根手指，手掌被炸穿了一个洞。
阎裕昌为根据地设计出安全的雷管制造方法，而且把雷管的外壳用铝替代了铜，减少了对这种战争时期紧俏资源的依赖。
亲手炸日本军列
氯酸钾混合炸药研制出来了，电雷管也造出来了，1938年9月，冀中根据地技术研究社准备让自产的炸药第一次投入实战。他们的目标是日军控制的铁道线。
根据情报，这一天将有一列日军军列驶过平汉线。技术研究社不但要炸毁铁路，还要在这列火车到达时引爆炸药。这也是第一次对日军军列进行直接攻击。
为了保障首战告捷，八路军这次攻击在保定南北同时展开，各有一个爆破组实施攻击。保定以南这一组由汪德熙负责，以北那一组由军陶瑞负责。
汪德熙是研制氯酸钾炸药的核心，本来不应该亲自上战场。但是，他不但去了，而且亲手操作了每一个步骤。这既是亲手杀敌的血性，也是想给跟随观摩的冀中军区工兵们做一次实战示范教学。
这些战士们多是贫苦农民出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给他们讲解电雷管、氯酸钾炸药的原理实在有难度，只能手把手地教给他们操作，让他们当作程序死记硬背，不需理解只要执行。第一次实战，汪德熙不放心这些只凭记忆来操作的战士们。
这还真不是多虑。另一个爆破组，军陶瑞绘制了电路连接图，对一同出击的人员仔细讲述设置方法，然后把接线和埋炸药工作交给了工兵。埋炸药一切顺利，等工兵接好线路，军陶瑞一检查，果然发现线路接错了。他为了能够确保安全引爆，把雷管的连接设计成了串联和并联相结合的方式，比平时教学略微复杂了一点，结果就把接线的工兵绕糊涂了。幸而军陶瑞自己又检查了一遍，把错误及时纠正了过来。
而汪德熙负责的这一组，他亲手把12个炸药筒埋到了一根铁轨下面，插好雷管后，把电线拉到了200米以外的玉米地里。一行人趁着夜色，埋伏在青纱帐，只等日军火车驶来。
直到后半夜，日军火车还没有来，只有一辆日军汽车，沿着与铁路平行的道路开了过去。这之后，铁路上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驶来的并非军列，而是一辆装甲巡道车。爆破组未作理会，任其驶过。
这辆汽车和装甲巡道车，都是为日军军列查看轨道安全的。拆铁轨是八路军惯用的游击战方式，连战士们都开玩笑说自己是“扒路军”。“扒路军”其实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破坏了日军交通线，扒走的铁轨还给根据地兵工厂提供了造枪造炮的钢材。
日军显然没少吃这种苦头，每逢有重要军列，都会先派汽车、装甲巡道车在前面查看一番。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天，他们遇到的不是“扒路军”而是“炸路军”，就等日军军列开到才引爆。
装甲巡道车开过去后不久，日军的军列开了过来。夜色之中只能看到黑黢黢的大蟒蛇一样的黑影，顺着铁轨高速前行。汪德熙透过玉米叶子的缝隙，紧盯着火车车头。铁轨旁的一棵小树是炸药位置的标志。火车车头刚到小树跟前，早已被攥了很久的引爆器终于按了下去。
一声巨响，列车车头歪着身子冲出轨道，侧翻着向前冲了一段。后面的车厢则歪七扭八地挤作一团。
爆破组一看引爆成功，也顾不上欢庆胜利，抱起引爆器，胡乱卷了一下电线，向青纱帐的深处隐蔽而去。
这一次震动华北日军的爆破行动，宣告了根据地自制氯酸钾混合炸药的成功。此后，这种炸药不但经常在日军铁路线上炸响，而且装进了地雷、手榴弹、炸药包……成了八路军最有威力和杀伤力的“重火力”。
不过，这种炸药的基础原料氯酸钾，总数只有捡到的那三船，再也没有新的补充来源，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汪德熙、张方和在天津为根据地秘密制造TNT的林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肥田粉。
肥田粉是中国在上世纪30年代最早使用的一种化肥，主要成分是硫酸铵。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硫酸铵可以转化为硝基化合物，再“升级”就是TNT。
在当时的中国，化肥的普及程度虽然不像现在，但无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买到肥田粉都不是难事。特别是在日伪占领区，日军为了能够征收到更多的粮食，向当地农民强行配售肥田粉。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被八路军暗中买走。日军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竟然成了八路军根据地最可靠的炸药原料“供应商”。
1938年底，冀中根据地的炸药研制、生产已经打开了局面，汪德熙觉得自己任务完成，决定离开根据地去继续完成学业。一直和他焦不离孟的张方很不赞同，极力劝阻。但汪德熙说，这里制造炸药、雷管的“种子”已经播下，他一个人离开影响不大。他继续完成学业，对国家用处更大。
汪德熙的确做了更长远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汪德熙以自己所学加入到另一种威力巨大的爆炸物研究——原子弹。他是我国核化学奠基人，为研制原子弹、氢弹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选择
1938年八九月间，叶企孙和林风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寇的注意，幸而他们都在天津的英租界里，日军不便直接抓人。不过，林风还是因为私造炸药的嫌疑被英租界工部局带走问话，只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租界工部局并没有抓捕他。
这时候，叶企孙筹集、管理的钱款也基本用罄。这些钱，除了协助清华师生南迁外，大部分都变成了各种军工原料、零件，送到了冀中根据地。他甚至还给根据地送去了一台车床。
10月，叶企孙起身南下，经香港辗转到西南联大。行前，他最牵挂的就是投身抗日一线的熊大缜等学生，为此还写了一首长诗，其中一句“从君有志士，熙维与琳风。”“君”指的是熊大缜，后一句分别是汪德熙、刘维、李琳和林风。
“熙维与琳风”，远不能概括叶企孙实际为根据地输送的科技人才。在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工程系实验员张瑞清这样的技术高手和交通员之外，还有一位后来的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葛庭燧，也是在叶企孙的安排下几次前往冀中根据地，参加技术研究社工作。他多数时间在北平，以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的身份作掩护，为根据地购买关键器材原件，搜集科技资料。
叶企孙到达西南联大后，一直与他频繁通信往来的熊大缜忽然断了联系。直到1940年2月，友人从天津发来的电报，传信说熊大缜在冀东根据地被以特务罪名抓捕拘禁。叶企孙不相信熊大缜会是什么特务，他甚至到重庆找到过董必武，尝试营救熊大缜。
然而，一切已经太晚了。在那封电报发出半年之前，熊大缜已经含冤九泉。
“熊大缜案”是冀中根据地时期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起重大冤案悲剧。
该案牵连甚广，有非常多的偶发因素和特殊历史环境，其中被视为最重要“证据”的是一封来自天津的信件。这封信夹在伪装成肥皂的TNT中带给熊大缜，信的内容也没什么问题，只是说“你派来的人已见到”、“你需要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云云。问题出在落款上——“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这个组织是国民党在沦陷区设置的地下组织，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机构。但冀中军区锄奸队并未去调查，以此就认定熊大缜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私自联络，当即将其抓捕。
当时，正在合作抗日的国共关系恶化，冀中军区与国民党河北政军两界更是摩擦不断，国民党不断向根据地派遣安插特务。锄奸队正是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产生的。“熊大缜案”被扩大化，一百多位来自平津的青年知识分子、科技人才牵连被捕。
冀中军区部队与锄奸队对此案的判断并不一致，司令员吕正操是最信任、赏识熊大缜的人，对他委以重任。但那时吕正操本人也在受着错误审查，没有条件出面干预。不过，“熊大缜案”一下子抓捕那么多青年知识分子，很快被上级党组织惊觉，马上派人前来处理。
经过重新审查认定，刑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趋势应予纠正。结果，除了熊大缜外，其余人全部无罪开释。而熊大缜因为“与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联系”，仍被定为特务嫌疑拘押。
1939年春夏之交，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军区机关仓促转移期间，押解熊大缜的人员与其爆发言语冲突，恼怒之下，未经组织许可将熊大缜野蛮处死。
熊大缜含冤而死，冤案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纠正。二十多年后，这起案件却被“文革”中的造反派翻了出来，牵连到叶企孙。造反派攻击叶企孙是“大特务”，批斗、侮辱、殴打。叶企孙身心遭受重创，精神崩溃，凄凉而终。
“文革”结束后，中共河北省委经过深入调查，在1986年8月做出了《关于熊大缜特务案平反的决定》。在熊大缜含冤九泉近半个世纪后，党组织终于为英灵洗去污尘。叶企孙、熊大缜等爱国师生的抗日壮举得到了组织确认。
后人怀念叶企孙先生和熊大缜，扼腕唏嘘之余常做假设：如果熊大缜没去冀中根据地，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他会成为像同学彭恒武、钱伟长那样的物理大师。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在历史大背景下考量熊大缜们的抉择，更令人感怀拳拳爱国之心、报国之志。那一辈学人的情怀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汪德熙开创了根据地炸药化工局面后，留学美国获麻省理工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中科院院士，为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核化学奠基人。谁能想到，年轻时的他居然亲手炸过侵华日军的列车？
为根据地“攒”收发报机的葛庭燧，后来也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留美期间还曾参与美国的原子弹、雷达等尖端科研项目，获美国政府表彰。新中国成立后，葛庭燧放弃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他是新中国首批学部委员和中科院院士，中国金属物理学的泰斗人物。
阎裕昌成为冀中根据地地雷战的技术核心，一次为民兵传授技术的过程中，被日军突袭抓捕，残忍杀害；
林风1939年在天津被日军抓捕，一直关押到1945年日本投降。出狱后不久又被国民党军统抓捕，关在同一所监狱中一年多；
张方在实验拆除雷管的过程中，遭遇意外爆炸，炸掉三根手指，手掌被炸穿了一个大洞，落下终身残疾；
……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牺牲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