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茂(1979自动化)
由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作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丛书之一已于2010年4月出版。这是学术界一直期待的一部著作，其为研究陈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思想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史料。《长编》出版后，曾参与“四校稿”核校的张求会先生，于2010年6月在《东方早报》发表长文“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对《长编》的编写主旨、学术价值、所存缺憾等给以切要评述。张求会先生将陈寅恪年谱的编写称作“特大工程”，并提出如下设想：“条件具备时，能否将此特大工程开发为维基百科或百度百科那样的免费、自由、开放的协作式写作项目，使之成为一个动态的、可以自由访问和编辑的全民性知识体，借以广泛发动海内外‘好事者’的参与热情，共同促进此事的早日完成。” 笔者认同此说，且不避愚陋，谨就个人所关注的年分增补及订正数条，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25年2月9日
吴宓向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提出（1）名义为清华学校研究院筹备主任。（2）须有全权办筹备处之事，并负专责。此议得到校长同意。12日筹备处成立，开始办公。
1925年2月10日
校长曹云祥召集筹备大学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本学期校务工作。审查招生委员会的报告，听取教职员待遇组报告并讨论。议决聘请吴宓为清华学校研究院筹备主任、筹备大学委员会会员。
1925年2月13日
清华研究院筹备主任吴宓向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商聘陈寅恪先生为研究院导师，并得允准。15日晨张彭春到吴宓处，聘陈寅恪先生事有变化，薪酬未议定。16日吴宓与张歆海同见校长曹云祥，“谈寅恪事。即发电聘之”。
按：聘任事，13日议定后又有反复，吴宓一定颇费口舌，但最终得校长同意，立即发出聘任电报。
《长编》1937年4月15日吴宓在课堂上的回忆:
“当时任研究院筹备主任，学校已聘定三教授，乃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先生。教务长张彭春认为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为保证今后教授水准，不应放松聘任标准，不同意聘请。我说：陈先生前后留学十八年，他人不过四五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著作发表，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学衡》杂志第二十期所节录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学校已聘定三教授，为院荐贤，职责所在，安能荐一人而尚不得。至此，事乃大僵。不得已，用了一个小手段。乘一次宴会的机会，席间有张彭春及张歆海、徐志摩等人。我中途退席，往见曹校长，再申前议，并以去留争，聘事乃决。即用铅笔拟一电稿，经曹签字拍出。”
1925年2月20日
《清华周刊》刊登“与吴宓先生谈话记”。记者向担任筹备处主任吴宓询问研究院的计划和聘任教授事。吴宓称，现聘定梁任公、王国维、赵元任三位先生。“尚有一二位名师，不久即可约定。”
1925年2月27日
《清华周刊》消息，“兹校中又函电往德国，聘请陈寅恪先生为主任讲师，连前共四位。” 《清华周刊》用半页篇幅介绍陈寅恪：“陈寅恪先生，乃诗人陈伯严先生（三立）之公子，幼承家学，故中国学问甚为渊博。自前清宣统元年迄今，留学欧美，共已十余年。陈先生初治史学，继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以及蒙文、藏文之类。其所用力者，为古代东方各国语言及历史，佛教发达传播之历史，中西交通史等。陈先生留学德法两国最久，在巴黎与伯希和、莱维诸大学者相从问学，极为熟稔。又其人笃志用功，故造诣宏深，诚留学生中特别首出之人才。”
1925年3月6日
《清华周刊》刊登招考清华学校研究院学员广告，其中说“本年先办国学一科，已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为讲师”。
1925年4月27日
吴宓收到陈寅恪来信，告以因“(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
按：《长编》所引此两句间，用省略号代破折号，此处据已出版的日记。
1925年5月25日
罗家伦致张元济函：
“总之，我之能力，于各事均不配做，不过觉此事（指编写中国近百年通史）于不配之中，与我天性及准备较接近耳。至好朋友中如傅孟真、陈寅恪、俞大维诸兄亦实勉励怂恿之。”
1925年7月27日
清华学校研究院录取新生，正取30名，备取2名。
刘盼遂、吴其昌（子馨）、程憬（仰之）、徐中舒、余永梁、杨洪烈（宪武）、王庸（以中）、关文瑛、刘纪泽、周传儒、杨筠如、孔德（肖云）、方壮猷（欣庵）、蒋传官（柱筠）、王镜第（芙生）、高亨（晋生）、裴学海（会川）、李绳熙（念祖）、杜钢百、闻惕（惕生）、史椿龄（静池）、赵邦彦（良翰）、陈拔（晓岭）、王竞（啸苏）、冯德清（永轩）、李鸿樾（玉林）、姚名达（达人）、黄淬伯（涧松）、谢星郎（明霄）、余戴海（环宇）、何士骥（乐夫）、汪吟龙（衣云）。另有旧制留美预备班学生罗伦（辑之）、杨世恩（子惠）、王国忠（慕韩）三人作为特别生，可随班听课和研究。
1925年9月11日
《清华周刊》刊登研究院职员表，教授：王国维(静安)、梁启超（任公）、赵元任（宣重）、陈寅恪，讲师：李济（济之），助教：陆维钊、梁廷灿、章昭煌（芾亭）；主任：吴宓（雨僧），事务员：卫士生（澳青），助理员：周光午（卯生）。表后注：“以上诸先生除陈先生于明年二月到校，因陆维钊因病请假，由赵万里（斐云）暂代理外，均已先后莅校。”
按：陆维钊于8月底因祖父病请假返原籍，9月初学校聘赵万里代理，后来陆未再回清华任教。
1925年9月14日
清华学校研究院正式始业。据1925年9月18日《清华周刊》新闻：“该院定于九月十四日，正式始业。先期将各教授所指导之学科、范围宣布，俾诸生可就其范围内，与各教授商谈研究题目。”本期《清华周刊》列出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诸先生所指导的学科，其中陈寅恪教授指导的学科为：“年历学（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 (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勒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摩尼教经典回绘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绘文及中夹亚细亚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
1925年11月13日
《清华周刊》消息：“研究院陈寅恪教授，顷由德国来函，已定十二月十八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船回国，来校就职。校中曾于九、十月中，两次汇交陈教授公款四千元，代图书馆购买研究院应用书籍。所购者多系西人研究汉学及东方学之专门书籍，中有德人所影印其在新疆发见之摩尼教书像等，其着色与原物无异，诚为珍品。又如Journal Asiatique 等杂志，陈教授均已代订，不如即可到校。陈教授指导学科范围，前已宣布，至于普通演讲之题目，拟定为《西人研究东方学之目录学》而先就佛经一部讲起。又拟得便兼述西人治希腊拉丁文之方法途径，以为中国人治古学之比较参证云。”
1925年11月30日
《吴宓日记》：“陈寅恪来函，归期展缓。”
1925年12月
傅斯年致罗家伦：“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镑，大约此星期可寄来。但此是老陈的了，有约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国，故无从通融起。”
按：此信写于1925年圣诞节之前，未注具体时间。信中老陈即陈寅恪先生，由此信知，陈先生正准备回国，先赴英国，约在1926年1月启程回国。
1926年1月
傅斯年致罗家伦：“老陈回去，坐二等舱，带着俞大维那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Just think of it.”
按：据陈流求等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1926年1月，陈寅恪从法国马赛港乘游轮通过苏黎世运河，经印度洋回到上海。“本次父亲回家团年（1926年2月12日为乙丑除夕），带来的小“洋和尚”（即俞大维的儿子）令气氛活跃，为祖父添了不少乐趣。”
1926年3月5日
《清华周刊》报导，陈寅恪教授“现在杭州，日内即须来京，到校上课”。
1926年3月11日
吴宓提出辞研究院主任，3月15日获批准。3月19日《清华周刊》登校长处布告: “兹研究院主任吴宓先生，函请辞职，词情坚决，应即照准，所有研究院主任职务，暂由本校长兼理，添派侯厚培先生帮同接洽事务，吴宓先生专任教授之职。此告，校长处。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1926年3月18日
赵元任致罗家伦。
志希先生：
近上一书，想已达览，对于所嘱事，未能尽有效之力，甚以为歉。
清华学校近来闹风潮，想您已听见了多少了，现在还没有完全平息，研究院主任也辞了职，教授各处分散，校长代理主任，但他对于搜集史料之事，也愿意同大家商量之后再定，因为现在主任辞职。梁任公先生新经手术，在北京还不能见客。王静先生我找了两次，也没遇见。寅恪在南边听见清华起风，竟有不来之意。李济之到了陕西考古去，所以我说这事可做，在学校方面大约一时还不能有何举动，因为这几天正在改组当中，万事都在沸腾当中啊！此复，并颂
近佳
赵元任
北京、十五、三、十八
1926年4月15日
清华学校教职员大会通过《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其中：“第三条大学部分分本科和大学院（大学院未成立前暂设研究院。）”“第六条 大学院未成立之前暂设研究院，先办国学一门，以后斟酌逐渐添办他门，至民国十九年大学院成立后，研究院即行停办。”
1926年5月14日
罗家伦致张元济函，请资助返国，提到“今年春初即筹归国之法。统计旅费及动身前之杂费，约需千元左右。其时适友人陈寅恪兄膺清华国学院之聘。由彼向不才谈及，拟请该院立拨数千元，为购买及抄印关于中国史料之用（因此项问题，对于该院亦极急切），而托不才办理，因其稍识途径。并由该院拨出一宗经费，为资助不才征集之费用。此事于学术为有益，于情理为得当。以国学院情形及其主持人之物论，似不难通过。……不意前日接赵元任兄来信，忽谓此事因清华内部风潮，未能办理，殊出意料之外。”
1926年4月29日
清华学校举行第三次教授会，教授会选举产生各系主任，陈寅恪先生任东方语言学系主任。
1926年9月6日
王国维致罗振玉。
“顷陈散原之幼子名寅恪者已至学校，此人学东方言语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言伦敦有汉文摩尼教赞颂一卷，已印行，此卷甚有关系。又《元秘史》原本本藏圣彼得堡者，今在伯希和处，拟设法照之，但所费稍巨耳。”
1926年9月8日
罗家伦致顾颉刚。
“今年春，清华国学院教授陈寅恪兄有清华提一笔款子办（二）（三）两项的提议，赵元任兄赞助，拟筹一笔款子给我，托我在欧洲先办一部分；后因清华教务长更迭，近畿战事发生，无人负责而停顿。”
“清宫重要档案照相及抄一副本问题：最近陈寅恪兄赴京，来信言及清宫军机处档案。据云多少内容与东华录所载不同。密折亦甚多，异常重要。委员会精力不能及此，遗散满地。此项文件当趁清宫未发还溥仪之前，速行照相和派人抄写。……办理此事，弟极愿襄助。但一时未能离开东大之先，有一最适当之人，即陈登恪兄（寅恪之弟），此人系散原诗人之公子，极有家学，于清史极有兴味，如到北京，尚可得乃兄寅恪之合作也。”
注：信中“（二）（三）两项的提议”指收集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图书资料：“二、不可够得而可照相或抄写的；（如伦敦、巴黎等大图书馆所藏之重要中国史料，如洪杨文件、景善日记等。中国方面材料，如清宫所藏秘密文件，亦当速抄速照，以免孤本丧失的危险。三、尚可得到的绝版西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如当年耶稣会士论中国事的书信，讲鸦片战争的Nemsis等书，如不急买，将来更难买。)”
1926年11月16日
据《吴宓日记》，晚8-10时，吴宓访陈寅恪于其宅，“梅教务长来，向寅恪商请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国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不得不为本校惜，且为世局哭也。寅恪谓《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云云。旋寅恪共梅至赵宅去。久候不归，宓怏怏而返。”
注：
柳公：柳诒征（1880-1956）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江苏省镇江丹徒人。学者，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
梅教务长：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负责清华研究院事。
赵宅：赵元任住宅（清华南院一号），当时陈寅恪也住在赵宅。
1926年11月19日
傅斯年致罗家伦：
“到清华本无不可，但也有下列数难，使这事不[亦]成问题：（一）我也不愿即去，因为我果去，恐也如元任的局面，半在大学，半在研究院，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处我畏王静庵君，梁非我所畏，陈我所敬亦非所畏。（二）此时已不成，因开学久，功课定。（三）不便去说。赵处我最不能说，因为本是他约我，我以北大故辞之，今我最无颜去说；陈处因他老本是不管闲事的，最不宜奉扰；金处本无妨说，但我也不能在此时心绪下说。有此三项，亦须放在计划之外。”
注：信中，元任即赵元任，王静庵即王国维，梁即梁启超，陈即陈寅恪，金可能是金岳霖。
按：傅斯年说，“陈处因他老本是不管闲事的，最不宜奉扰”，从11月16日吴宓日记知，陈寅恪为介绍傅斯年到清华，颇为尽力，非傅斯年所臆想。
1927年9月
傅斯年致胡适：
“陈寅恪来信劝我们买商务的《经论藏》，因为这部已成孤本，参考上有用处。祈先生务必为中国留得此书。我们付钱，大家公用。我们决不自私。只盼望中国更留多一版本，以供后学者。陈又云，钢和泰将赴东京，希望我校寄彼千元，留其在京。但此恐非根本解决之策。何如使来广州，他可以带助手带学生。我们让他任意买书，薪水亦决不低，盼先生劝之。”
注：时傅斯年任教广州中山大学。
1927年10月16日
傅斯年致胡适：
“藏经事无论如何乞留之，我们拿钱大家公用，决不自私，为中国留一版本亦幸事也。寅恪甚望，此望先生必助成之。”
按：《傅斯年全集》将此信系于1928年，据前一封信和《顾颉刚年谱》认定此信写于1927年。
1928年5月5日
傅斯年致蔡元培杨杏佛，拟聘陈寅恪先生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蔡先生（孑民先生必加入以隆重此机关，并请无论如何必为研究所之所长）、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俞大维（大维所读近代外交史料及太平天国之外人记载，并世无双）、刘复、马衡、林语堂、朱希祖、容庚、许地山、李宗侗、徐炳昶、李济、袁复礼、罗家伦（斯年甚愿甚愿志希修近代史之计划，有心成之）、冯友兰、史禄国共十九人。”
该信谈到研究梵文学条目下注明：“此事不发达，一切佛故及中国中世史均无从下手。去年钢和泰生活上无以自存于北京，寅恪写信来问中大（中山大学）有办法否？恰当中大停顿，钢去日本矣。但居日本非其所愿，已询寅恪问其尚愿在中国工作否？如不成，或可约柏林国家图书馆印度部主任Nobel君来。此举耗钱较多，又须在北京，已函寅恪详筹之。”
1928年6月21日
陈寅恪致傅斯年、罗家伦：
前函略言欲于一年内校注《蒙古源流》事，兹再详陈之。《蒙古源流》著录于四库书目，然讹误极多，几不可读。王观堂先生临卒前犹勤校此书，然迄未能蒇事。近日既得蒙古文原本，而中国文本系自满文译出，又于景阳宫发见满文本，及蒙古文书社新印汉文本，宝瑞臣、王静安等校本，是治此书之一最好机会，故思以一年之期间为之。弟居清华两年之经验，则教书与著书，两者殊难并行，此间功课钟点虽少，然须与学生谈话及阅改文卷等，仍无十分余暇及精神看书及作文。至于所授之课，如自己十分有把握者，则重说一番，如演放留声机器，甚觉无兴趣。如新发现之材料，则尚多阙疑之处，对人高谈阔论，亦于心不安。且须片段预备功夫，无专治一事一气呵成之乐。况近日之为教授者，复多会议等杂务，尤为费时耗力，此种苦处，想公等必知之甚明，不待详陈也。欲救其弊，惟有一策，即仍领教授之俸一年，而此一年之间暂不教书及作他种杂务，虽形式同于乾馆（好笑），而实际则责成著成一书，庶几更有具体之绩效可稽。较之随例授课，为功为罪无从分别者，固胜一筹。而国家欲提倡学术，奖励著述，恐此法亦不可不一试行之。自顾虽非其人，敢援请自隗始之例，燕王却骏骨、宋贤乞祠禄之义，兼而有之。故不以为嫌，冒昧率陈，或与蔡先生一言如何？匆上，敬请
孟真、志希两兄道安
弟 寅恪顿首
六月二十一日
按：《罗家伦先生文存》和《五四飞鸿 》均将此信系于1929年，据信中“弟居清华两年之经验”等内容和所用信纸判断，此信写于1928年。
1928年7月
陈哲三著《陈寅恪先生轶事》（记蓝孟博语）中的一则故事，“北伐成功后，罗家伦接长清华，罗去看陈寅恪，我们也在座。罗送先生一书，是他编的《科学与玄学》，记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旧事，陈寅恪翻了翻说：志希（罗家伦的字），我送你一联如何？罗说：甚好，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陈先生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罗大笑不止。陈先生又说，我再送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又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按：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注此事发生于1930年。据罗家伦出书（1927年2月）和结婚（1927年11月）时间以及对话的口气判断，此事应该发生在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1928年7月15日，罗家伦到清华学校参加陈寅恪先生订婚宴，此事或发生于此日前后。
1928年8月29日
傅斯年致蔡元培杨杏佛信拟聘先生为研究员，特约或兼任未定。
1928年9月11日
傅斯年致蔡元培信谈到，近两日陈寅恪先生与胡适、傅斯年谈关于购买七千袋明清档案事。“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Donation, 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
1928年9月20日
傅斯年致陈寅恪：
寅恪先生惠鉴：
本院院长聘先生为本研究所研究员，恳请许诺，感荷无置！查历史的语言的材料聚集北平者至多，整理发明端赖博学如先生者，不维冒昧。敢烦先生常川住在北平，以便从事整理，闻先生于内阁大库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无任感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至于推此项及其他。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费，如抄写之费及助员之费等，自当由本所担任。因出版本所任之也。又本研究所之研究生须分附研究院名下，以便指导其工作，或烦请先生担任此项研究生一人或三人，至感高谊。先生本是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有常川住校，当由本院长函致清华学校校长，请其许可。先生改在北平，至少在北平住每周数日，以便从事上列工作。至于因此而先生在清华任务减少，当由本院退还清华先生在清华所另薪俸之一部，从先生在北平工作日起算。凡此种种，如荷同意请即示。复至感至感！专此
敬颂
著安 ！
历史语言研究所秘书并代行所长职务 傅斯年 九月二十日
信上注：“所内通信约字第三号”。
1928年9月26日
陈寅恪致胡适：
适之先生：
匆匆离沪，不及诣谈为歉！前读大著，中多新发明，佩甚佩甚。惟鸠摩罗什卒年月似应据《广弘明集》僧肇什公诔文。因《开元释教录》什公传末所附诸问题，非得此不能解决。《高僧传》所载年月恐不可依据也。身边无大著，舟中无事，偶忆及之。今以求教，尚希指正为幸。敬叩
著安！
弟寅恪顿首廿六日青岛舟中
按：据陈福康先生考证：“信中所说的‘大著’，我认为指1928年6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该书中写到的鸠摩卒年，正是据《高僧传》，而陈寅恪认为不对。1928年夏，陈寅恪暑假从北平来上海探望父亲，并与唐晓莹结婚，后因开学在近，便只身返回清华大学。陈先生当时有《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一诗，可证正是乘舟北上。是年中秋为9月28日，是日船已在渤海，那么两天前(26日)船尚未绕过山东半岛，正在青岛海面，与信末‘廿六日青岛舟中’完全吻合。因此，此信实应作于1928年9月26日。”
1928年10月6日
傅斯年致罗家伦、冯友兰、杨振声：
“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善），各得其所！
一、清华到底是个学校，此则是一纯粹研究机关。
二、清华到底在一处（北平），此则无所不在。
三、清华各种关系太多，此则究竟是个小小自己的园地。
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我们有应请而请不起，而清华也要请的人时，则由清华请之。有可合作的事时，则合办之。诸如此类，研究的结果是公物，我们决不与任何机关争名。故我们感觉担负（独立）不起者，愿与诸兄商量而合办；清华有感觉不便者，我们成之，如此而已。……。
寅恪事前已与志希谈之，望志希开一个formula，□□！……”
按：《傅斯年全集》将此信系于1929年，根据信的内容，此信写于1928年。
1928年10月
陈寅恪先生致信傅斯年谈购买明清档案事。
孟真吾兄先生：
前寄一函由上海中央研究【院】转，内附日本杂志名单，并请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公函致清华，即叙述所内通信约字第三号所言各节，想已收到，敬乞速办为感。
顷接李君宗侗来言，历史语言研究所房子以“御史衙门”（都察院？）为适当，弟即请其代索。购买档案事，则因有燕京大学竞争故，李木斋欲得三万元，玄伯意若以政府之力强迫收买，恐李木斋怀恨在心，暗中扣留或毁损，且须在国府通过一条议案，极麻烦费事。因大学院已批准二万元，再与李木斋磋商减价，大约二万余（数千）元即可买得。此二万元由大学院原案所批准款项内拨付，所余之数千元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出；如一时财力不及，则与之磋商分期交付。弟以为此物如落入燕京之手，殊不佳妙。且闻有八千麻袋之多，将来整理明清史料必不可少之资料，尊意如何？若以玄伯所言为然，即请速复一函。李木斋住天津，弟未往见，因未得十分把握，亦不能太空洞与之谈，即谈亦无益也。近闻赵万里言，见敦煌卷子有抱朴子，并闻李木斋亦藏有敦煌卷子甚佳者，秘不示人。赵万里现编一目录，专搜求关于敦煌著述，如能成书，当可供参考。
弟家眷约一月后方可北来，似来后，即移居城中，现正看房子，惟极不宜得合适者。兄年内或明春能来此一游否？匆此敬请
著安
寅恪顿首（一九二八年）十月
1928年10月20日
陈寅恪致傅斯年。
孟真吾兄先生：
一、购档案等事已另函。
二、校《广韵》事已具一函交故宫博物委员会。据云北大在太高殿或可入校，惟至多限量能费钱若干？乞示知，如能入校，即可包与人校抄。
三、中代历问题，《支那学》第四卷第三卷新城新藏有一文，题曰《周初之年代》，乃献于王静安先生墓前者，弟已嘱人译迄，现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并附有讨论之文二篇。又新城别有一文论春秋的历时，登在狩野博士还历中，弟亦嘱人迻译。惟清华所购本寄商务书馆印刷（因表字太细，商务须得原书参考）。弟初读新城文时，以为此问题已解决，后来细阅，乃知仍有问题。目召诰若无伪字，即周初已有闰月，而新城之根据失矣。其余据Gppolzer表推算，皆弟久欲推算而未作者。至春秋时代年历问题，天南遯叟（王韬，奇人也）在英时已有推算，颇佳；新城则更进步矣。匆复敬请
著安
弟寅恪 （一九二八年）十月廿日
1928年12月27日
陈寅恪先生致蔡元培及杨杏佛先生信称：
“李君现已來京，经叔平先生与估议价，减至两万元，较李君前此所索价少数千元殊为可喜”
1928年12月
经北京大学教授马叔平介绍，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与李盛铎接洽购买大库档案，议定价为18000元。
1929年1月11日
蔡元培致张继电谈史语所北平分所的办公用房等。
北平政治分会张主席溥泉兄鉴：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因整理清档案、及其他考古研究，决定在平设分所。拟请拨故宫博物院所属南河沿堂子及景山西旧御史衙门两处房屋，为分所藏书及办公之用。详由马叔平先生面陈。蔡元培。真。
1929年1月20日
陈寅恪等参加梁启超的入殓仪式。
胡适日记：“今日任公大敛，在广慧寺。我同叔永、陈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殓。”
1929年1月23日
吴宓日记：“下午1-2陈寅恪来，久不晤矣。寅恪谈及不就北平研究院主任等事，亦甚悲观而消极。”
按：《长编》对陈寅恪任北平研究院主任事，未予说明。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时，任陈寅恪为史料学组组长。当时，史语所曾计划在北平成立分所（或被吴宓称为北平研究院），到1929年6月，史语所全部迁到北平，陈寅恪任第一组主任。
1929年1月24日
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
“手示敬悉。档案二万元已议定，惟昨接杏佛先生电，谓年内只能付一万，嘱与李君商议。李已往奉天，不日即归。据马叔平先生言：已与李有成约，须年内付清。弟已将此意告杏佛，谓不妨从院款拨垫，盖杏佛谓所款不敷故也。顷于君道泉来云，在德人处看见有持蒙文书一部，乃乾隆续藏时之一册，此书今所知者，仅库仑一部。然此书在北京印行（今绝不见踪迹），诚世界之琼宝也。但卖此类书人，只愿卖给外人，最怕中国人知。现无从得知何人持有此书，大约是蒙古王公府仆人盗卖。弟托人暗中打听，如杏佛年内不肯拨款，李木斋又不肯让步，则移此款之一小小部分（至多数千），亦可购得此奇书。盖现在佛经之研究比较校刊（勘？）学，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亚细亚出土之零篇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弟拟以蒙文佛所行赞校藏文本（今梵文本真伪杂糅，非藏文校读不可），而久不能得，虽托俄人往蒙古库仑代抄，迄不能致。今遇此机会，但中国人比不能与外人竞财力，又不能以强力夺之，恐终无成也。又于君甚精藏文，又兼治蒙文，实不可多得之人才，现在北海图书馆，月仅三十元，甚不敷用。前年弟每月借钱与之，他时历史语言所北平分所似可以用，此人断不至为羊公不舞之鹤，请放心用。又聊城杨氏之书已出卖，约数万元即可得其最精之北宋书。然中国无此能力，终为位日人所购去，因其间有难以国家之力行之者。始知端午桥当日买丁氏书，保存许多善抄本旧书于南京为不可及也。”
按：《长编》第122页关于于道泉的介绍应置于此条之下。
按：此信和2月9日信中的“年内”当指“旧历年内”，由此判断，信后日期“二十四”当为1929年1月24日。
1929年2月2日
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
“顷通易公司电汇来一万元，即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名义，用活期存款存于此间大陆银行，俟李君归来再与磋商。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以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1929年2月9日
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
谈三件事，一、购李盛铎所藏清宫大库档案事，李称等两万元到齐后再行商定。二、向傅斯年介绍前清华研究院学生、南开教员谢国桢，因谢已完成晚明及清初史籍考及党社始末等稿本，认为谢是整理所购档案工作的可用之人。三、已经完成《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写正后再寄呈求教。
1929年3月1日
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
告知：一、李木斋已经接收一万元，即表明档案已购定。二、存放档案及办公用房屋尚未找到，“此事非蔡先生出力与兄来此不可。前次一纸空电，竟未发生效力，故宫博物院之房屋，易寅村尚不肯给”，还请蔡元培与阎锡山等人交涉。三、于道泉事，薪水百元；并说于君对于蒙藏音韵语言之学，极有兴趣，为可造就之材。
1929年5月1日
蔡元培致赵元任陈寅恪。
元任、寅恪先生大鉴：
历史语言研究所承两先生允为主持，将来成绩，必为世界学者所注意，不胜欣幸。顷已与傅斯年兄商定迁平计画，此后举行，必益顺利。傅君到平后，请接洽一切为荷。弟七月间或能来平一次，当晤磬积悃。尤祈随时赐教。专此，敬祝
著祺
弟元培敬启 五月一日
1929年5月5日
陈寅恪先生致容庚。
希白先生道鉴：
久不侍教，敬念敬念。兹有戴君家祥及颜君虚心皆前年清华研究院学生，戴君则公所知，而颜君则贵同乡也。弟欲代介绍于学校授国学课，不知有机缘否？顾颉刚先生如已北来（如已北来，即乞示知），拟托其推荐于广州中山大学。若燕京或其他学校，不论职务如何，务求请公一言以增两君之身价（以公为文字学专家故也），不胜感激之至。专此奉恳，敬请
著安
弟 寅恪 谨言 （一九二八年）五月五日
按：《陈寅恪集？书信集》注此信写于1928年，据《顾颉刚年谱》1929年5月应燕京大学聘到北平，与“顾颉刚先生如已北来”一句对应，此信应写于1929年5月5日。
1929年5月9日
陈寅恪先生致陈垣。
援庵先生道鉴：
前呈拙文首段，误检年表，致有伪舛，可笑之至，疏忽至是。真当痛改，乞勿以示人，以免贻笑为幸。匆此，敬请
著安
寅恪谨上（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
同日陈寅恪先生致胡适。
适之先生：
前寄之拙文首段，误检年表，疏忽至是，可笑之极。乞勿以示人，以免贻笑为感。匆此，敬请
著安
弟寅恪顿首（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
按：《陈寅恪集》注，信中提到的文章是《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该文于1929年年初写就后寄给陈垣、胡适、傅斯年，刊于1930年5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若在1930年5月写信，已无意义。据此以上两信实际写于1929年5月9日。
1929年5月20日
胡适复信陈寅恪先生：
“承寄示大作，感谢之至，前两篇我太外行了，不配赞一次。最后一篇——大乘义章书后——鄙见以为精当之致。论判教一段，与年来的鄙见尤相印证，判教之说自是一种‘历史哲学’，用来整理无数分歧的经典，于无条件系统之中，建立一个条理系统，可算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此种富有历史性的中国民族始能为之。判教之说不起于天台，诚如尊论，顿渐之争起源更早。慧皎《高僧传》卷七《道生传》中记道生倡‘顿悟成佛’之说，大受旧学的摈斥；宋太祖常述此义，僧徒皆设‘巨难’，然祖述生公者有宝林、法宝等。卷八《昙斌传》《道猷传》、《法瑷传》，皆记生公以后的顿渐之争。故叙述‘顿宗’之远祖要当数生公也。鄙意吾兄作述学考据之文，印刷时不可不加标点符号；书名、人名、引书起讫、删节之处，若加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有可免读者误会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采纳。”
按：推测此前陈寅恪先生寄给胡适的三篇文章应是《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和《大乘义章书后》。第一篇刊登于1930年5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后两篇刊登与1930年6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集刊第一本第二分本应在1929年10月出版，因排版原因推迟。第二篇首次刊登于1929年8月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八集92、93期合刊。根据此信，此三篇文章均应写于1929年上半年。
1929年6月21日
清华大学在大礼堂举行毕业典礼，校长参加典礼并致辞。大学首届毕业生（第一级）82人。留美预备部最后一届毕业生37人，至此留美预备部结束。留美预备部从1913年至1929年共有毕业生978人。研究院国学门最后一班毕业生9人；至此研究院结束。研究院从1925年至1929年，共有毕业生71人。
1929年7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七年度报告》总结1928年10月-1929年6月史语所的工作。报告称：开办之初研究所以从事的研究事业为单位，共分八个组，其中甲组为史料学组，“由研究院陈寅恪在北平组织之。历代官修史书，不甚足凭；而私人所及，每取传闻，多有失实。后来史学，只应是史料整理学而已。故史料保存宜早。陈君拟先利用在北平可得之史料，整理清代史中数重要问题。自去年10月，即从事于此。又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落在私人手者，亦于此时开始接洽购回。此外陈君工作，尚有考定《蒙古源流》，及校读番藏等。”
1929年6月史语所迁到北平后，“原来以事业为单位之组取消，更为较大之组；目下先设三组：
甲，第一组 史学各面以及文籍校订等属之。
乙，第二组 语言学各面以及民间文艺等属之。
丙，第三组 考古学人类学民物学等属之。
并推定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第一、第二、第三组主任。”
第一组工作任务：
一、编定藏文籍、敦煌卷子、金石书等目录。
二、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
三、 研究历史上各项问题。因史料上的关系，暂以甲骨文、金文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亚细亚近年出现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明清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
藏文籍目录，又本组主任陈寅恪约同助理员于道泉编纂。
1929年8月9日
陈寅恪先生致容庚。
希白先生讲席：
前介绍戴君家祥及颜君虚心于颉刚先生，已承允诺，顷接戴君来函询问消息。颉刚先生近在何处，公如知其住址，即乞代为转询，以便答复也。前闻傅君言，研究所函已发出，公收阅否？尊意如何，请俟面谈，匆此，敬请
著安
弟 寅恪 谨白 （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
按：此为“五月五日”信的后续一封，也应写于1929年8月9日。
1929年8月10日
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
顷有两事奉告：
一、前清华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于古文字学确有心得。因渠本孙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后从王观堂先生游，故有殷周字例之作，而其他种解释龟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见于清华《国学论丛》。现在上海无所事事，欲求介绍于广州中山大学朱骝先，刘奇峰两公，而弟从未通问，不便作书，即请兄代为推荐，必能胜任，不致贻荐者之羞。且弟与戴君甚热，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敢请拨冗作书致朱、刘二公为感，为感！
二、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研究所多出一份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尔。拟购日本书数种，另单附上，乞察览。弟拟礼拜二乘车赴上海，不久便归。《集刊》文两篇亦已标点，迄稍迟再抄呈一二篇来求教也。
孟真兄
弟寅顿首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
藤田元春：《尺度综考》；滨田青陵：《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松冈静树：《日本古俗志》、《日本言语学》；伊波普东：《 琉球古今记》。以上书发行所为东京神田区骏河台。
注：《集刊》文两篇当为《大乘义章书后》和《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先生听取胡适1929年5月20日信中的建议，给两文加标点。之后，两文刊登在1930年6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两文均写于1929年上半年。
按：《陈寅恪集？书信集》将此信系于1928年8月，据:“前清华研究院”之称，说明研究院已停办。为研究院学生和助教找工作，让陈寅恪先生四处托人，此事当发生与1929年。此信陈寅恪谈到将于礼拜二去上海，“八月九日”致容庚信中附言也说“弟下礼拜二拟乘车赴沪，不久即归。”由此可知此信写于1929年8月10日。
1929年8月13日
陈寅恪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
“本馆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划归本院管辖后，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由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收，改定名称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筹备委员会，有院长聘任朱希祖为常务委员长，傅斯年、裘善元为常务委员，陈寅恪、李济、董作宾、徐中舒为委员，由裘委员担任管理主任。”
1930年10月13日
据胡适日记：
“夜至历史语言研究所吃饭，见陈寅恪、徐中舒、董彦堂、罗常培，客为Prof.G . Elliot Smith[G艾略特史密斯教授]。”
1930年10月19日
据胡适日记：
在欧美同学会邀编译委员会同人聚餐，到者：张子高、丁在君、赵元任、陈寅恪、傅孟真、姜立夫、胡经甫、胡步曾、任叔永和我。
我提出，先讨论科学教本事，结果由委员会分出自然科学组，专管此事。
我提出历史选择问题，计开：
1、Greece[希腊]用Grote[格罗特]。
2、Rome[罗马]用Moumsen[莫姆森]与Gibbon[吉本]。
3、Middle Ages[中世纪]拟用D.C.Munse[D.C.穆斯]。
4、The Renaissance &Reformation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拟用E.M.Hulme：“Renaissance,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E.M.休姆：《文艺复兴，新教革命和天主教改革》]。
5 、Modern Europe [现代欧洲]拟用
A, W.C.Abbott: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 W.C.艾博特:《欧洲的扩张》](1415-1789) B,H.E.Bowrne:“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H.E.鲍恩：《革命时代》](1763-1815)
6、England [英格兰]拟用J.R.Green (J.R.格林)或 E.Wingfield-Strtford [“The Histor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温菲尔德—斯特拉福德（《不列颠文明史》）]
7、France [法国]拟从李幼春说，用Albert Malet：“Nowvelle Historie de France”[阿尔伯特 马莱《法国新史》](1924)
8、U.S. A [美国]拟用 Beard:“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比尔德：《美利坚文明的兴起》]。
大家对于Grote, Gibbon, Moumsen, Green[格罗特、吉本、莫姆森、格林]都无异言，但对于其他书则颇怀疑。寅恪谓前四人悬格过高，余人则降格到教科书了。
我说，此亦是不得已之计，中世与近代尚未有公认之名著，故拟先用此种较大较佳之教科书作引子，将来续收名著。比如廿四史中虽有《史记》《汉书》，也不妨收入一些第二三流之作也。
孟真则主张译“Cambridege Medieval History”[《剑桥中世纪史》] ，此意我也不反对。
其次，论译名著事，我拟了一单子，约有四十多种书。张子高报告，检查Ostwald[奥斯特瓦尔德]的科学名著丛书的结果，似不适用。
叔永与步曾都主张科学名著先从近代名著入手。决定暂由自然科学组去拟科学名著翻译计划。由文史组去拟文史名著计划。Grote, Gibbon(格罗特，吉本)等书或归人文史名著之中。将来大学教本另出丛书，第二流一下之史书可归入此类，科学教本亦归入此类。
1931年2月7日
陈寅恪先生致胡适：
“近来又有清华教员浦君江清欲译Ovid 之Metemorphoses 。不知公以为然否？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于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君延丰（去年曾为历史系助教，前年大学部毕业生也）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朱君则历史乃其专门研究，译文正确想能做到；但能流畅与否，似须请其翻译一样式，方可定凭也。”
《长编》第137页
1931年5月10日 应为1931年9月19日
为胡适之的《题唐景崧先生遗墨》陈寅恪于9月23日致谢札。
又《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37页录唐景崧诗：
《为人作书口占二绝冬阴已久立春忽晴亦快事也》
苍昊沉沉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补天万手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
盈箱缣素偶然开，信手涂鸦负麝煤。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
1931年12月3日
陈寅恪致信胡适，介绍朱延丰与胡适会面。
注：朱延丰，1929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0年考取清华研究院，师从陈寅恪。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