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金富军

    1911-1928年间，清华学校共有五位校长。除周诒春、曹云祥两位任期较长、事功较著者外，张煜全、金邦正、温应星等几位校长，或因任期较短，或因学潮、政潮离职，较少引人关注。仔细梳理这一时期清华校史，部分校长的事功不无可记之处。他们在学校的教育实践，都是清华大学校史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对张煜全长校期间主要事功做一述评，以深化对清华大学校史研究。

任清华学校校长前经历

    张煜全（1879-1953），字昶云，广东南海人。早年就读于福州英华书院、香港皇仁书院、北洋大学堂，后赴日留学，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政治学并肄业。在日期间，倾向革命，与孙中山、梁启超等相过从。1901年8月，入美国加尼福利亚大学。1903年获得法学士学位。190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904-1906年，张煜全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曾将梁启超的《美国华工禁约记》（1904）第4章《美人排斥华人之论据》译出后在旧金山的华文报纸发表。清政府戴鸿慈等五大臣考察团访美时成为考察团随员。1906年10月，清政府举行第二次留学欧美毕业生考试，是9名最优等之一，赐进士（法政科）出身。1906年至1907年任上海、河北、山东、河南四省教育督察，1908年任驻日使馆二等秘书，1910年任交通学院校长，1912年为总统府秘书兼外交部顾问。1913年至1915年任江苏、安徽二省交涉员与芜湖海关监督。曾任北京大学法本科讲师。1917年9月，任清华学校董事会第一届董事。1918年4月15日，北洋政府任命张煜全为清华学校校长。1920年1月，张煜全辞职，任校长一年又七个月。

重视学生道德训练

    张煜全重视学生道德训练，认为“重道德为同学读书明理之要”，“人之行为所异于禽兽之行为者，以其有道德之观念。”他任校长后第一次演讲，便是1918年9月27日在中等科演讲“道德”。

    张煜全认为，道德通过品行来体现；道德不仅与个人有关，也与社会有关。“道德可概分为二，曰个人的道德，曰社会的道德。”

    张煜全从节欲、勇、智三个方面论述个人道德。他认为，面对各种欲望和诱惑，每个人要“节欲”，要自我约束，不为欲望所驱使。关于勇，有古今不同。古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勇也，皆冒险以达其高尚之志者也。”至于今日，则是不畏艰险，不顾牺牲以谋民福。人类通过不断地积累增加智，“道德之原理，即使人尽能培养其思想之力，而又使其精神就范者也。”“智者自知，知负于己之义务，则生生之道以明。由是而推之于全人类，则凡人相对之义务，亦以明。道德之学，方能有进。智者正己而后正人，学者当各怀此志向者也。”

    张煜全从仁、敬两个方面论述社会道德。关于仁，一方面体现着“求他人之利乐，或暂舍己之利乐，以求之，以他人之利乐为己之利乐。”另一方面，“有惠必报，非必敬他人之权利、昭大公之念，盖亦以示己之仁心，求他人之利乐耳。”至于敬，“凡人相处，须相敬也。凡人精神上必有其优点，他人须敬礼之。敬礼须出以诚。”“道德高尚之人，必能仁爱待人，而以敬礼出之。” “惟能敬人自敬者，乃能为谨守绳法之国民。”

    张煜全告诫清华学生要心口如一，光明磊落，开诚布公，与人交接处事均不悖乎道与德。“心有所疑也，则明言以释其疑，毋蓄其疑，而因疑生忌，毋因其疑而私与人言。口欲有所言也，则直言以遂其心，毋知人之不合于理与义，不便直言而转与人言，对朋友如是也，对师长亦如是也，即关于学校各项事务，亦如是也。”

    重视道德训练意在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学生走向社会后，最终在贡献社会、服务人民。“吾人读书穷理……政教不明，思所以改进之；实业不兴，思所以振整之；科学不昌，思所以精研之。兴教育以增进人民之幸福，重道德以开启人民之良心。”

    重视学生道德训练是清华的传统。纵向看，张煜全之前的唐国安、周诒春两位校长均注重学生德智体三育并举，推行“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尤其重视学生道德修养，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拥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与协作精神，增进社会、人民幸福。唐国安校长提倡“师生之间，首重感情；教育之方，端赖道德。”周诒春校长提倡“我清华学校历来之宗旨，凡所以可造成一完全人格之教育，未尝不悉心尽力。”“完全之人格谓何？其人之一切行动均在法律之内是也。”揆诸张煜全对学生“仁爱待人”、“敬人自敬”、成为“谨守绳法之国民”的要求和期望，显然与唐、周两位校长思想一脉相承。以后曹云祥校长提出“所谓教育，并非专事诵读记忆而已，是欲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为立足社会之准备。否则，教育失其本旨。”显然又是对包括张煜全在内的清华早期校长教育理念的继承。教育理念的接近，使得清华虽有校长更迭，每位校长任期长短不一，但对学生德育训练仍能坚持如一。

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推进改办大学

    1916年，清华学校启动改办大学工作。张煜全到校后，对这一关系清华长远发展的大事继续推进。其中最重要的决策，即改变此前改大端赖校长的不足，为了能集思广益、更好筹划改大事宜，从组织上进行加强，在全体中西教职员会议上提议并得到一致赞成，通过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定计划，逐渐增高本校之程度，期跻于完全之大学。”从清华发展历史看，这个常设委员会成为清华改大过程中最重要咨询机构，为清华学校向完全大学过渡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计划等工作。

    大学筹备委员会甫一成立，即制定了改办大学的具体方案。方案内容共三条，其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决定“拟减收中等学生，多收高等学生。”最终逐渐停办中等科，高等科仍保留，并扩大学额。“而以办中等科之力量与经费，改办大学。”对于过渡办法，计划也有安排：“现在中等科四年级之学生，可认为新制大学高等科一年级。高等科四年级学生，可认为新制大学一年级。则本届及下届招考中等科之学生，不招一年级，而招二、三年级，额数最多不过四十名。如此则第三年以后，即可无须招考中等科学生。”依此办法，现有及插班的中等科学生依次升入高等科，高等科学生按序升入大学。这样，学校正式明确了改办大学的时间表与步骤。

    方案第二条将中等科招生由原来部分省扩大至全国。“现在所照各省中等科插班生，其学额系按照各省摊缴赔款多寡而定。无摊缴赔款之省分，则无学额。”但入民国后，“赔款悉由关税拨付，各省类皆未能协解。”吉林、奉天、黑龙江等省皆有请派学额之要求。并且“将来赔款期满后，职校继续办学之款，亦非由各省所摊缴。”从学校发展长远考虑，计划建议清华招生分配方式“应略为变通，力谋普及，以期为各省造就通才。”计划建议“拟自民国十年起，职校每届所招高等科插班生，除各省原有学额仍照原额为衡外；其原无学额者，拟每省酌派一名，其余各埠华侨未有学额者，亦可每埠酌派一名，以宏造就，而期普遍。”

    方案第三条规定招考地点。“每年招考高等科学生，除函各省按额录送外，仍以北京、上海、广州、汉口四处为招考地点也。”

    这个方案，第一条既符合当时清华学校学生的实际程度，且“现有之学生应全照旧制按年毕业”，又能较好地解决清华学校既有各年级学生的过渡问题。第二、三条从全国各省招生，兼顾教育公平，方便考生报考。可以说，这是一个较稳妥的过渡方案。

    1920年1月15日，张煜全将方案呈报外交部。不久，张煜全辞职离校。张煜全离开学校后，学校改办大学工作一直向前推进。直到1925年，正式成立大学部。

关心清华留美学生

    清华学校时期，学校每年派送毕业生赴美留学，并专设驻美游学监督处，对毕业留美学生的管理，仍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煜全对留美学生非常关心，主要体现在提高留学生生活待遇和回国职业介绍。

    清华毕业留美生在美补贴和领取方式，学校规定每人每月生活费定额为60美元，由游学监督处按月发给，并不得预支。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国内生活平稳，留学生生活尚称稳定，每月津贴亦敷使用。随着1917年4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美学生生活逐渐受到影响。1918年2月，留美生傅葆琛描述：“美国近来情形，远不如前之安静。盖自对德宣战以来，农工商学各界均受极大影响。”“国内又因战事影响，百物腾贵。”据统计，“在战争期间，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4以上，粮食及日用品价格上涨，1917年比1913年增加57%，1918年又增加到1913年的187%。”生活品费用上涨直接影响到留美生的生活，一些地区、尤其是美国东部地区的留美学生费用不敷使用，生活困难，遂屡次申请增加补助。留美监督致函清华学校呈请外交部增加每位学生月费10元，遭到拒绝。但张煜全并不气馁，继续向外交部呈请，终于争取到每位每月增加10元，以一年为限。稍纾留美学生生活困难。

    张煜全还积极关心回国学生的工作安置。当时，一些留学生回国后就业困难，即使找到工作，也往往学非所用。1915年，胡明复观察到：“今日吾国大学毕业而回国之留学生，何止数百，然其多数皆所用非所学。”1919年，陶孟和指出“一般留学生在他们留学的国里，很可以运用其所学的，但是一到祖国，那社会政治，经济种种状况与他们留学地方的环境迥然不同，他们就好似出水之鱼无所凭寄的了。所以归国后之留学生，真能把他所学得智识技能，贡献于祖国的有几个？”胡明复、陶孟和的观察几年后得到了数据的验证。1925年，清华曾对已回国学生进行调查。在采样的458人中，用非所学在工程、商业、政法、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其他等比例分别为15%、11%、30%、20%、6%、15%，平均为16%。

    回国留学生学非所用，不仅违背留学本意，更属国家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1918年9月，张煜全通过外交部上书国务院，呈请对清华留学回国学生多予以关心。“由外交部与教育部核准学生所学与所长，委派适合工作。俾各尽所长，供效祖国。”张煜全的提议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外交部、教育部联合制定了《清华游美毕业生回国安置办法》，办法规定清华学校校长将每年回国的学生情况向外交部汇报，外交部将学生清华与教育部会商、考核后，送适当机关任职。

    张煜全申请制定的《清华游美毕业生回国安置办法》只是原则性规定，并无具体实施细则。《办法》对清华留学回国学生就业安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限于资料，目前还难以定量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办法》拓宽了留学生回国后就业渠道。尤其是张煜全为国惜才，急学生所急，解决回归留学生困难的精神值得肯定。

默许学生参加“五四”运动

    张煜全任校长期间，爆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前，清华禁止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规定“学生不得加入政党、与闻政事、或充当校外报社之访员。”学校只有每级级会以及一些学生自由组织的社团，没有自治会、学生会等全校性学生团体。“有关于学生全体事件发生，则召集各级各班领袖，以兹讨论。”学校设有“斋务处”，由斋务长负责。学生一举一动，均受严格管制。“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以前，清华没有甚么自治可说，因为没有一定的团体来管这件事。好多学生可以自己管的事，都在斋务处底手里。”但当“五四”运动爆发后，清华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学生中爱国的、青年的朝气，一下迸发出来。

    1919年3月至6月中旬，张煜全因病向外交部请假，由副校长赵国材代理校务。但对学生参加“五四”运动这样大事，则不能置身事外。1919年5月5日晚，张煜全对参加抗议活动的清华学生提出五个问题：1.与北京学界一致进行至何地步。2.如以后事有变更学生将取何态度。3.为何代表出校不请假。4.遵否校章。5.家庭质问，学校将何以答覆。从问题内容不难看出，张煜全并不反对清华学生参与“五四”运动，这实际上已经开始突破此前清华禁止学生参与政治的严格校规。

    清华学生进行集会、宣誓、游行、街头演讲、焚烧日货、罢课、粘贴标语、成立义勇军等活动，学校均未阻拦。为躲避军警追查，清华学生还邀请北京各校代表聚集在清华开会，讨论下一步活动计划。尤其是6月3日，清华有100多人进城演讲，遭到警察的镇压有40余人被逮捕。4日，清华又派出160多人参加演讲，其中近100名学生被捕。5日，几乎所有在校学生都进城宣传，并且随身携带毛巾、牙刷、铺盖等物，准备被捕坐牢；当日军警封锁城门阻止学生进城，清华学生不为所屈，回校取来帐篷就地宿营准备抗争到底。清华学生的这种种举动，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其中，自然有张煜全等校领导的默许。

    清华学生被捕期间，副校长赵国材、斋务长李庆阶及校医等慰问被捕学生，并在关押地设临时医院，各校学生就医者颇多。6月8日，被捕清华学生回到学校，学校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抵校门，则校中教职员、校役以及附近村民，皆候立欢迎矣。于是欢声齐起，炮火冲天。晚，全体会食于大礼堂前草地。夜八时开大会，附有电影、音乐、茶点，洵快事也。”从早先学校禁止学生与闻政治到此时营救、欢迎被捕的爱国学生，这种转变背后，无疑有张煜全的支持。

改革校务

    张煜全任校长期间，力图改进各项校务。但由于任期较短，健康不佳，实际仅对教务、学生成绩计分法、体育等进行了改革。

    教学是学校最重要的工作，而教务是教学的保障。张煜全改进教务处工作作风，“矫教务上之虚浮而尚实学”。主要措施是：教职员对教学教务意见直接向教务处提出，教务处对教职员的意见备案，并且要直接回复。另一方面，将分散各处的办公室集中于科学馆，方便师生办事，提高教务办事效率。

    张煜全还推动学校对学生成绩评定方法进行调整。1918年以前清华学校记分法和国内其他学校一样。对各科，1915年至1916年以60分为及格，1917年至1918年则以70分为及格，不及格者可以补考一次，补考再不及格，则即复习。如果总平均不满70分，则留级。1917年9月起，清华学校开始采用科学记分法，分超、上、中、下、不列五等。这种记分法不再名定分数。每组分数不拘多寡，概以百分计算。超等不超过5%，上等20-25%，中等50%，下等20-25%，末等和不列者不超过5%。1918年秋，学校对科学记分法进行修订，采用等数计分法（又有人称之为等第因数计分法）。这种计分法在科学记分法基础上有所改进，仍沿用此前五等，每一等又细分为三级，如“超”细分为“超+”，“超”，“超-”，以此类推。且将平时成绩和期终考试区分，期终考试成绩分等要求略高于平时成绩分等。“先定各学生成绩的等第，然后依照等第，寻出等第因数，再拿等地因数乘该学科每星期上课时数，就得各人的‘成绩时数’。将各人各科目的成绩时数平均一下，就得各生各科平均等第因数。此等第因数的数目愈大，他的总成绩愈好。”相对百分制计分法、科学记分法等，等数计分法在更准确测定学生成绩上有较明显改进。

    张煜全重视体育。清华提倡体育，认为是强国之必需，只有人格、体魄健全的人，才能担负起救国、强种的重任，“冀使同学皆有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1919年前，“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时至五时有强迫运动。在那时间内，全校学生都穿短衣到操场上作各种运动。有体育教员巡视场际指导一切。”校园中充满了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1918年秋，张煜全聘请布雷斯博士（Dr. K. Brace）（两年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体育系主任）任体育部主任。在已有基础上，“又加添场所，实行普及及教授，注意平均发展。”1919年，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正式开设体育课，进行有计划的教学，目的、要求明确。学校还规定毕业时两项体育测试不及格者不能毕业。由此，清华体育“由一种提倡时代引渡到一种普遍时代”、“由一种引诱和强迫运动感觉到一种自身关系的真正体育课。”这些措施进一步提升了体育在整个教学中的地位，开创了清华体育的“鼎盛时代。”

    此外，张煜全还监督建造早期四大建筑，其中除了大礼堂于1921年落成，科学馆、体育馆、图书馆均于1919年落成。四大建筑完成后，又建了厨房、水井、污水处理池等，基本满足了教学、研究和学生生活上的需要。

辞职离开清华

    张煜全初掌清华时，师生的确对其多持正面肯定。1918年10月，学生张忠绂对开学一个月以来张煜全的工作给与较高评价和期望：“今日之清华乃承数年扩张之成规，而启将来无穷之宏图者也。故自校长张先生暑假到校以来，扬本校固有之淳风，抑本校以往之恶俗。开学一月，虽未能尽扫积弊，而重道德以厚校风，除各级之私争以重亲睦，矫教务上之虚浮而尚实学。扶衰振弊，实事求是，使同学能相勉而共进。”

    张煜全虽经常治病或静养，但他尽可能参加师生共同活动。例如：参加学生谭广识追悼会上发表辞情并茂的哀词，与全校师生一起劳动修路，邀请学生参加教员学术会议，将预备答谢师生的钱捐给贫儿院，等等，这些都拉近了他与学生的距离。学生在也多次公开表达希望张煜全康复的良好祝愿。

    张煜全与学生发生冲突并辞职，直接导火索是反对学生会成立引发学潮。

    “五四”运动期间，学生运动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张煜全默许甚至一定程度上支持学生游行、罢课，显然是顺应了社会的大势。但这种容忍是有限度的，近半年后，学生要成立学生会，超出了张煜全容忍的界限，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激烈冲突。

    经过“民主与科学”思潮的洗礼，青年中民主与自治的呼声很高。清华学生要求实行民主与自治，并参与校务管理，计划在“五四”运动期间成立的学生代表团基础上，成立学生会，作为永久的学生自治机关。学生会代表由各级选出，在学生中具有普遍代表性。当学生会筹备人之一的罗隆基拿着北京大学学生会章程去找张煜全时，张煜全表示反对，学生对此群情激愤。

    1919年12月23日，学生不顾反对召开学生会成立大会时，张煜全处置手段颟顸粗暴，除派巡警干涉、关灯外，还招附近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引起学生公愤。同学们回到宿舍拿来蜡烛，点蜡烛继续开会。梁思成提议罢课，大家鼓掌响应，当即宣布罢课抗议。一时间，校长与学生严重对立，爆发清华学生第一次驱赶校长风潮。

    1920年1月28日，张煜全提出辞职，30日外交部即予批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外交部为尽快平息此次风潮，曾预备准张煜全辞职的同时开除几个带头学生。虽然张煜全因学生反对辞职，但却反对开除学生，体现他对学生的爱护。

    注释略

    本文发表于《教育史研究》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