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华（香港）
齐学启，字梦赍，湖南宁乡人，抗日名将。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时齐学启担任新38师副师长，协助师长孙立人在仁安羌解救被日军围困的英军及平民七千多人，后不幸在带领伤兵撤退时，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囚禁于仰光集中营。1945年3月在抗战胜利前在狱中遭叛逆刺伤重创，医治无效后殉国。2010年国家将齐学启入驻湖南烈士纪念塔祭奠，台湾忠烈祠亦设灵位供奉，齐学启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被称誉为现代文天祥。由于齐学启英年早逝，没有子嗣，虽下有四妹，但并没有为他立传，所以他的生平，有很多值得补遗和考证的地方。
（一）出生和入学
齐学启的出生年份有多种说法：一说是1900年8月28日出生，湖南宁乡县史志档案局有这个说法。根据《为齐氏三修族谱》卷五之七“世考”记齐直章(齐璜)长子敦镛(齐学启)的记载：“一名学启，字梦赍游学美陆军大学毕业生，清华湖南两大学教授，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月二十八日亥时生。”（页57）。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历1900年，八月二十八日是阴历，该年是润年，有两个8月，换算公历可能是9月21日或10月21日。采纳这种说法见胡显章主编，《抗日中国远征军师长齐学启》，（载《自强不自，厚德载物：清华精神巡礼》，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乔生的〈花明楼齐氏三杰〉，（载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文史拾遗》，2012年3期总89期），内里对齐学启的家世有较详细的记述，文中指齐的生卒为1900-1945。另根据1919清华学校出版的《癸亥级刊》中的同学录记载，齐学启和孙立人是年同为19岁，孙生于1900年12月8日，故齐学启很有可能在同年出生。不过，我再比对同学录中其它同学的年岁，有很多不正确的情况，例如同学录记赵敏恒是17岁，但赵是1914年出生，1919年应该是15岁。其它同学如梁实秋、陈植、顾毓琇、吴文藻等也有误差，所以同学录的记载只可作为参考。最近在美国有一位朋友李忠泽先生查找美国海关的入境纪录，发现新的证据。原来当年由中国到美国入境的船只，所有乘客（包括美国人）入境时都要登记资料和作身体检查。齐学启的入境纪录上年龄的栏目登记为23岁，另外亦记录他身高5呎8寸，比孙立人高一吋。二说是1901年。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译员孙建中在《忠义故事-异域忠魂-齐学启将军》称齐学启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此文对齐学启的事迹多有错误，如说齐在美国入读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将孙立人的事迹套在齐的身上，张冠李戴，考证不严，故年份之说，并不可信。三说是1902年出生，(见孙敦恒，《齐学启》，载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英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孙的文章没有交代为何齐学启是1902年出生，亦不知根据什么来源。齐学启胞妹齐觉在2007年以97岁高龄接受了湖南长沙市电视台访问时，回忆兄长齐学启在12岁离开湖南长沙老家坐船北上到清华学校读书。齐觉在1910年出生，当年4岁，由于这说法是由至亲所述，有一定的可信性。另外，齐学启清华同班同学顾毓琇在《哭齐学启将军》诗后附上齐学启生平简述，其中云：“一九四二年以远征军赴缅抗击日寇。将军因伴护伤兵渡江被俘，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宣布后，在仰光倍日寇所害，牺牲时年仅四十三岁。”由此推断，齐学启可能是1902年出生。四说是1903年10月28日。这个说法出自齐学启在1926年秋报读德州农业和机械学院时申报的出生日期，是现存唯一由齐学启申报的年份。但中国学生很多时都将岁数少报以符合入学资格，例如孙立人在报读维吉尼亚军校时，便少报两岁，使符合入学年龄的条件，因此农学院的纪录可信性较低。上述的说法以1900年最为可信，因为有齐氏族谱和美国入境纪录作为证据。
1923年9月1日清华同学被美国海关入境的纪录，内里有记录齐学启的年岁。
齐学启在哪一年入读清华学校，现无确实纪录。北京清华大学校史室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并没有收藏清华学校时代的入学纪录，所以现时没有正式文件显示齐学启出生和入学年份。现在有关齐学启的记述，都说他在1915年入读清华学校，这是根据清华学弟王之所写的《齐学启烈士传略》，(载《湖南文献季刊》第4卷第1期(1976年1月)。这篇文章虽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但是有些记述并不真确，所以内容不能完全相信，需要小心求证。孙立人在1946年秋在齐学启葬礼上，朗读他亲自撰写的祭文，其文云：
九载同窗，同笔砚，同起居，情逾手足。彪勋震蛮域，威名憾寰宇。君酬壮志，功垂青史，湘水湘云存浩气。
在《祭齐故副师长文》中孙立人亦谓与齐学启“九载同窗，廿年共事，受感于君者独多，得助于君者最大”，可见孙、齐二人在清华学校九载，当时清华是八年制(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但由于升级要求严格，留级情况普遍，孙立人在中等科一年级时因好玩怠于学业而要留级一年，闻一多因为初入清华时英文追不上程度而留级，可能齐学启也曾留级，故孙立人说二人“九载同窗”。由此推测齐学启最有可能生于1900年或1902年，在1914年入读清华学校。
（二）美国求学
齐学启在哪一年入读诺维琪大学（Norwich University），王之称齐学启“于民十二年夏赴美，当时美国各国立军校，例不收外籍生，学启察知得克萨斯州立理工及农业专校，用军事管理，因就校攻读。期年，考入诺维琪骑兵学校，二年毕业。”这一记述后来成为各种文献和清华校史所依据，例如孙敦恒写的“齐学启”，即将王之的说法照录，（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英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155-156。）按王之的说法，齐学启是因美国军校不收外籍学生，所以在1923年秋入读得克萨斯州立理工及农业专校(正名为德州农业与机械学院，The 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College of Texas），第二年才转读诺维基大学。这个说法有三处错误的地方：一，美国国立军校，应是指西点军校，又称美国陆军学校，并非不收录外籍学生，只是要由学生所属国家向美国申请，由国会审议批准，王之也是循此途径入读西点。即使州立军校如维吉尼亚军校也须由使馆代为申请，孙立人在普渡大学毕业后便是由使馆申请，通知清华驻美监督处结果才入学。二，根据诺维琪大学和德州A&M大学（前身为德州农业与机械学院）的纪录（笔者向两校取得齐学启的纪录），齐学启在1923年秋进入诺维琪大学修读土木工程二年级，在1926年毕业，获得理学士学位。齐学启在1926年9月入读德州农业与机械学院修读文科，主修军事科学(military science)，在1927年9月退学。王之将齐学启入读两所大学的时序混淆。三，齐学启在诺校读了三年而非两年。同班同学张治中和于德仁同一年入读诺校，读了两年毕业。王之可能将他们的毕业年份张冠李戴。
另外的文章更有杜撰齐学启转读诺维琪大学的过程，例如胡显章主编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精神巡礼》（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称齐学启“1920年，齐学启留学美国，初学电气制造。让齐学启感到精神上苦恼的是，当时中国国力虚弱，华人在美受到歧视，甚至被视为下等人(Inferior People)，目睹种种情形，齐学启悲愤不已，他深知当时的世界「弱肉强食，和平公理，直是梦想。战争本来是惨事，但武备不修，屈于城下，其惨有更甚于此者。因此，他毅然转学军事，考入诺维基军校，学习骑兵。”这段记述年份错误，引述出处不明，齐学启入读诺维琪大学在于学习军事知识，并非着重骑兵，因诺校有骑兵学科，所以作者想当然便以为齐到诺校想学骑兵，但根据诺校纪录，齐学启在骑兵科成绩一般，且升高班后不常练习，反而军事科学成绩优异，可见他用心非在骑兵科。
齐学启最初是报读诺维琪大学的，这可根据《清华周刊》，1923年第9次增刊，《今夏咨送留美学生一览》所载，齐报读的是诺维基大学的电机工程，后来转读用军事管理的德州农业与机械学院，此乃根据齐的清华学弟，亦是同省籍的王之所记，（见《齐学启烈士传略》，载《湖南文献季刊》第4卷第1 期，1976年，页65。）期间为什么转校，王之解释是因为“当时美国各国立军校，例不收外籍生。”这说法与王之的自述有矛盾，当时国立军校如西点，须由外国政府推荐，再经美国国会通过才获准，王之就是在州立的诺维琪大学读毕学士(由威斯康辛大学三年级后转入诺校入读四年级)，才转到国立的西点。（见《王之回忆录》，页36。）因为申请入读西点需时，所以有清华学生先报读其它大学，待国会批准后才入学。由此可见，清华学生报读美国军校未必一定如愿，有时需先在其它大学读上一段时间，到军校批准入学才转校，如1918年级生张道宏，先入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两年后毕业后才批准入西点就读。1921级生曾锡珪原拟报读西点军校，但西点军校中国学生，须待1924年才有空额，于是先入读诺维琪大学，一年后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就读。（见《清华周刊》1922年262期，留美同学新闻，页21。）诺维基大学是私立州立军校，不受此例限制，但该校不愿意太多中国学生入校，所以报读该校的清华学生不一定成功入学。这情况可见之齐学启、孙福麟于1925年写给清华驻美监督处赵元任（1892-1982）监督的信。他们提点学弟们美国人对中国学生入读军校会有歧视态度：“生等（齐、孙二人）初入此校时，吾国人之在此者尚少，学校待遇尚少轩轾，同学感情虽不佳，亦可相安无事。去岁吾国学生来此者过多，遂致学校各方面啧有烦言，学校当局虽未明言，而屡示限制之意；至于同学方面，尤示不满，按诺校学生不逾二百数十人，如我国学生来此者过多，极易招人注目；且朝夕共处，其藐视侮弄之事，时有不免。去岁生等与离校同学，深感痛苦；若今年再有多数新同学来此，则去岁种种，将不免重演。”（载《清华周刊》，1925年（11月13日）24卷10期(总359期)，页677。）美国军校拒收中国学生，在此之前已有类此情况，1919年级的谢宝潮(广东人)和华秀升(云南人)原本报读浮竞宜武备学校(即要塞军事学院，The Citadel)，但最后都不成功。谢、华唯有转转读其它大学，谢是农学博士，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华是硕士。（见《清华周刊》1925年第11期增刊，页132。）
齐学启矢志以军事救国，所以在诺校勤奋用功，成绩卓越，根据Norwich University的纪录，齐学启在1923至1924的学年成绩优异，平均取得80分，考获全班第二名。他在军事课程的四个项目都取得90分以上成绩，上下学期在仪容举止一科均取得满分。齐学启在四年级平均分是91分，全班第1名。
同学在同学录（ War Whoop）中这样描述这位东方同学：
这里有一个人创造的纪录令每个人都以他为荣；如果考虑到他所面对的种困难，他的纪录更值得称赞。我们惊叹究竟有多少名诺维基的同学能够在不同的习俗、环境和异国同学中取得如此佳绩。
齐从大二开始他在诺维琪的生涯，这亦是他适应新环境时另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然而，经过他作出努力后，不久便成为我们最优秀的一份子。
我们很惊讶在上一个开学日中齐拿取了大二级的军事奖章；不过我们肯定他是实至名归的，因他在军事的学习如他在学术般出色。
齐是沉实一类的同学，我们想他宁愿用大部分的时间去学习而不愿在周末到蒙特派利亚约会女生，可能他正思念在中国的小女孩，所以不想结识其它美丽的女孩。齐比我们更知道什么是性别平等。
无论如何，我们同学中必定有人希望打破齐的纪录，如果我们有人做到，而每天又能如齐般展露笑容，我们会认为他们是获得幸运的眷顾罢了。
齐学启在1926年在诺维琪大学获理学士(土木工程)毕业，并没有实时回国，因为一般清华的留学生有五年的公费留学，所以齐学启继续在美国进修军事学科，据德州大学图书馆传给我齐学启在德州农业与机械学院(现称德州A&M大学)的纪录，齐学启是在1926年9月18日入学，1927年9月23日退学，并没有列明原因。他退学颇为突然，可能是父亲身体欠佳，所以退学回家照顾父亲。其时齐学启母亲已殁。但亦可能是父亲齐璜不高兴儿子不学实学，反而学习军事，要他辍学回国。齐学启的妹妹齐觉在2007年(时年97岁)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回忆兄长回家后给父亲教训的情境：“我爸爸说你是本来学土木工程，为什么抛开了学习军事，骂得他一塌糊涂，他坐在那三个小时没起身，受训呢。”可见齐璜不高兴儿子瞒着自己学习军事，他自己主张实业救国，希望儿子能继承其志。齐学启在德州农学院修习数学和军事科学。根据纪录，齐学启在第一学期修读了数学和3门军事科学(military science)，成绩不俗，取得1A3B成绩，数学第一和第二学期只取得C级，可见齐学启入读此校目的在获取更多军事知识。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知道齐学启在美国留学的情况，他在1923年赴美与同学于德仁、张治中入读诺维琪大学，由于齐读的是土木工程专科，所以编入二年级，他的好友孙福麟未能如愿成功入读诺校，先到爱荷华州立大学修读一年，第二年才转读诺校，与齐学启同级。齐在1926年毕业获得理学士，同年秋天入读德州农业与机械学院，主要学习军事科学，但一年多后退学回国。
（三）仰光监狱
仰光监狱位于仰光的西南部，又称仰光中央监狱，共有6座监舍，像车轮的辐射线般排列着，日军将在缅甸虏获的盟国（包括中国、英、美、荷、印度等）战俘囚禁于此，中国的战俘囚于1号监舍。齐学启在缅北荷马林遭日军枪伤，被俘后辗转送到这里囚禁。他有少将军衔，在中国战俘里的军阶最高，所以是1号监舍的代表。有时他和其它西方盟国的战俘代表被日军传召开会，所以他为盟国战俘所认识。齐学启经常鼓励战友保持生存意志，继续为国家效力。由于他可以英语沟通，中国战俘有病痛时他向英国军医求助，特别是有一位印度裔的上尉苏丹（Captain Sudan）对中国战俘很细心医治，所以齐学启特地写了一封信给英军战俘里最高阶的长官荷逊准将（Brigadier General Donald Hobson）:
致荷逊准将、苏丹上尉，英军医疗团：
1944年3月4日
亲爱的先生:
我恳切的告诉阁下六个多月以来我军的病员在得到日军的准许下接受了4位英国医官的医治：苏丹上尉、派莱、汤玛士和劳尔，他们都是英军的印裔医官。他们当中苏丹上尉对我们做了最有价值的医疗服务。在这段时间，我们没有一名士兵死去，另有三名士兵从死亡边缘回来。他们都是因他的竭力医治而得救。当我们考虑到日军百般阻挠以及缺乏医疗设备的现况，相信他必定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对他为我们所做的大量医疗服务表示谢枕。因此，我有责任将他的卓越服务通知英军最高军阶的长官，并且表达我们由衷的感谢。
我随时都可以在战后为我上面的陈述传召作证，只要我能够幸运的生存。
尊敬您的
中国陆军少将 齐学启上
这封信是齐学启唯一留传手写的信札，可惜齐学启没有幸运地生存下来，他在1945年3月被狱中已出卖灵魂，向伪南京国民政府投降的中国叛逆在一个晚上，于监舍中刺伤下腹，最后伤重不治。5月大众报派驻缅甸的记者黎秀石(1914-2007)知道仰光监狱解放的消息，赶到仰光采访，他当时采访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战俘后，还以为是日军将齐学启刺伤后，发现英国医官偷运药品给齐学启敷治后，他们对齐学启头部猛击使齐伤重致死。他写了一篇题为“血迹斑斑话缅甸”的报导，最先将齐学启殉国的经过向国人报导：
仰光克复后，获救的几百名战俘当中，有7位是我国的军官，和47名的士兵……当他们结队步出监狱的时候，他们的眼眶里却禁不住含着热泪，因为他们的指挥官和其它3位同志在监狱里牺牲了。他就是前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于3月8日为日寇刺伤腹部，3月13日伤重逝世。战俘中有一位英国上校医官,曾尽他的力量来挽救齐将军的生命,可是日军魔鬼却不许他在狱中施用药品。后来这位医官居然从监狱外面找到一些药品，正要替齐将军敷治伤口，但给那些日军守卫发觉了，将齐学启的头部猛击。那一天，是所有的盟国战俘最伤心的日子，他们向齐将军的惨死志哀，对日寇刽子手的暴行深恶痛绝。
他其后在仰光采访了更多仰光监狱的事迹后，仍以为齐将军是被日军所刺伤。黎秀石在5月14日以仰光专电到重庆大公报，报导齐学启在狱中给叛徒刺伤致死的情况。
报道写道：
前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于3月8日为寇刺伤腹部，3月13日伤重逝世。那一天是所有盟国战俘最伤心的日子，他们齐向齐将军的惨死致哀，对日寇刽子手的暴行深恶痛绝。据恢复自由的若干盟国战俘对记者说：“齐将军的确是中国伟大的军人，他是日军中央监狱里数百名战俘中最受人爱戴与最能给人援助的人物，在英、美袍泽的眼里，他是黑暗时期的光明与鼓励的源泉。”
在这三年黑暗地狱中，他对盟国胜利的信念从未动摇，并曾屡次拒绝了日寇“诱令”加入南京伪组织的阴谋。3月7日，日伪曾作最后的尝试，但给齐将军臭骂了一顿，第二天，齐将军就给刺伤了。有一位解放了的盟国战俘对记者说：“齐将军在解放前夜被谋杀了，这是最惨不过的事，但我向你保证，齐将军将长留在我们的心里，他是我们在最黑暗的日子中最伟大的友人。”
新38师的政治部主任孙克刚在抗战胜利后向仰光监狱战俘了解齐学启殉国的情况，他在1946年出版的“缅甸荡寇志”中记述：
他(齐学启)当时被刺的地方，也并不是致命的要害，狱中有一位英国上校医官曾经想尽种种方法，找来一些药品，想将齐将军医治，但被敌兵制止了，后来因为天气伤口发炎溃烂才渐渐的沉重以致于死。（孙克刚，中国军魂-孙立人将军缅甸作战实录，页18。）
黎秀石和孙克刚的记述成为后来有关齐学启遇害纪录的凭据，然而二人的记述并非第一手资料，当中有些不符合事实之处，要加以辨正。黎秀石和孙克刚提及的英国医官是麦肯时上校(Colonel MacKenzie)，他在1954年出版了一本记述仰光监狱生活的回忆录，名为“仰光监狱的手术”（Operation Rangoon Jail），内里详细记述他为齐学启动手术的过程，是最直接的第一手数据记述齐学启的最后日子，可信性较黎秀石和孙克刚从别人处打探回来的消息为高，其中的细节只有麦肯时能够清晰描述。我这里将麦肯时的部分记述翻译出来：
有一晚十一时许齐将军在自己的床铺上被一名中国士兵刺伤。这名士兵背叛了国家，给南京伪国民政府收卖了。伪政府的人经常来到中国战俘的监仓游说战俘加入叛国阵营。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做得十分成功。齐被凶徒以一把锋利的单刃刀深入刺伤下腹肚脐之上的部位。如果能够实时接受手术，伤口应该不会构成生命威胁。很不幸狱吏们麻木不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我们给日本士兵来回到中央水塔拿取医疗用品的声音吵醒。不过，我们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才知道齐将军给刺伤了。
第二天的下午，OHari San（翻译员）再次传召我到水塔的空房，里面已坐着先前见过的日军中尉。翻译员向我说：
“中尉说齐将军的肝脏受了伤，他要你为他动手术。”
中尉跟Ohari San说话时发出一阵牢骚声音,比先前因蒙哥马利中士（Sergeant Montgomery）的手术而跟他见面时更显得不耐烦。
这个直截的要求使我惊愕，身体不期然稍微的向后倾，即使如此，我仍通过翻译员有礼貌地告诉他这个做法并不寻常，没有检查病人便动手术。我向他提议把齐将军送到军方医院里的手术室施行手术。
然而，这个建议并没有使中尉释怀。
“我要你为他动手术”，他吆喝着说，同时对翻译员怒目而视。
我再次尝试坚持要先见病人才给予意见，判断在什么条件下施行手术。我得到秘密消息齐将军要求见英国医官。
我的态度激怒了中尉，他开始用日文咒骂我。他咒骂时陡然站起来走到OHari San坐着的枱子，拿起一把大约有二尺长的粗木间尺。他开始一面把间尺在我头上挥舞，一面咒骂我。我以为我的头会给间尺击中，但后来他冷静下来坐回椅子，以间尺重击了枱子一下，然后继续以不高兴，发牢骚的语音咒骂。
“向中尉鞠躬！”翻译员从他的兔齿发出轻细的嘘声。
我于是行惯常的鞠躬礼节。鞠躬之后，以为如往常一样，表示可以离开，便走出房间。
“回来！”OHari San厉声说。“再向中尉鞠躬！”
我回转身很疲倦地走回枱子，再一次向中尉鞠躬，受到他连声的辱骂。
“走开！”翻译再次嘘声说。
我转身便离开。由此便结束了这次极不寻常的专业咨询会面。
与此同时，齐将军的情况当然没有任何改善。
我对将军的情况一无所知，直至第二天早上一名日军医护员来到我处，交给我一块从齐将军伤口拿来的敷料。这是由印度医疗队的劳奥上尉（Captain Rao）传送过来的。当天他负责看护齐将军。现在我不需要见病人了。那些排出物浸透了整块敷料。排出物充满了带有异味和不清洁的液体，是由腹膜以及消化肠道而来，还夹杂了一些辣椒子。我完全清楚究竟是什么情况了。那伤口一定是刺穿了齐将军的肠道造成。手术必须马上进行。我将这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信息传递给劳奥，建议他立即将事情告诉监狱长以及日军军医。
我后来查明消息已经传达。虽然事态严重迫切，但要等到下午四时中尉军医才走到我们监舍，传召我见面。我将通知劳奥上尉的情况告诉他－证据显示毫无疑问齐将军的肠道受损，出现腹膜中毒感染，尤其是已经过了四十八小时。我补充说现时已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齐将军受到感染仍没有治理，他的生存机会很渺茫。
中尉听后便离开与监狱长商量，十分钟后他回来，令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动手术。我唯有同意，但要求蓝西少校(Major Ramsy)担任我的助手。
一小时后便开始手术。我尽力从3号监舍裁缝处收藏的缝线中找来一卷棉线。幸好在这场合日军供给两对胶手套，这让我们感到很大的欣慰，因为腹部手术中很难处理感染问题。
我们穿上手术袍，可是并没有消毒毛巾和敷料，这是在任何文明环境中所必需的手术用品。我们将手术工具洗净，放在煮沸开水中消毒，这时病人被送进来。
齐将军看来不大好。我从不会留意病人的种族和肤色，不过我瞥见他的脸上痛苦的抽搐着，而且正在发烧。即使如此，他仍保持端庄和有礼的神态，表现乐观好似站在幸运的顶峰，完全不像现在的可怜境地。
我们检查齐将军的伤势，不用多久便知道日军中尉军医为齐将军做了什么来减轻他的痛楚。这个“出色”的手术是将一枝小的导管插入下腹皮肤里，固定后缝上针线，以便排出腹腔里受感染的液体。可是这支道管只是插在皮肤里，没有深入腹腔内。照这情况，手术没有任何用处。
我再次被警告跟齐将军说话时必须给翻译员清楚听到和明白。事实上，在狭窄的密室里，我想不到有其它的事情可以做到。除了病人、蓝西少校和我以外，密室中还挤了日军中尉军医、山下医护，他之前曾很好帮忙我动手术、两名翻译员以及齐将军的勤务员。在这群人中，还站着令人畏怕的监狱长，他由一名中士陪同。
没有一个手术，不管多么有名，有这么一大群观众看着进行。狱长站在我的左边，他显得很想看得清楚，我能感觉到他呼气在我的手臂上，而且偶尔吹到病人的伤口。
手术用了一小时。我跟齐将军说我会尽力而为，将伤口减到最小。我向他保证用了麻醉药后他不会感到痛楚。我开始给他动手术，用上惯常的麻醉方法。
我的预感应验了。我发现小肠给刺穿了，液体从腹膜流出来，引致肿胀发炎。这造成腹膜壁和发炎的脂肪网膜黏在一起。我于是将它们分开，流出颇多带有异味的液体。着我将一支长的导管插入腹腔中，缝上线固定位置。顺便一提，肝脏没有受损伤。这部分手术完成后，我在下腹部中间部分开刀，放入第二支导管来冲洗腹腔和导引不清洁的体液。我跟着要他们带劳奥上尉来，指示他要顺着导管以盐水来冲洗腹腔。
手术完成了。我告诉齐将军我很抱歉没办法为他做更多的事情了。他表示明白。
病人被带走，手术室给清理，人群也渐渐散去。监狱长走到隔壁的房间，我除下手套，洗擦双手后，便穿上卡奇布衬衣准备离开。原来监狱长还在等着我，他显得十分满意，让我坐下，并递给我一支香烟，我欣然取过。其它人随后进内，蓝西少校，日军中尉军医（不是全部露出笑容）以及日军翻译员OHari San。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监狱内有如此祥和的气氛。通过翻译员，监狱长向我祝贺和道谢，我们开始轻松交谈，说说大家不同的发式等等。中尉也加入闲聊，他勉强挤出欢愉的样子。这时大家都感到开怀－除了刚动完手术的病人。齐将军在三十六个小时后死去。
麦肯时的书在 1954出版，他的回忆录距齐学启的殉国只有八、九年的时间，所以记述清楚和详细，特别是他用了医学的语言细致描述了手术的过程，使我们具体了解齐学启在遇刺后的情境。齐学启在最后日子里备受痛楚煎熬，但坚强的忍受着，在生死一线间仍然保持着中国军人的尊严，因此得到麦肯时等盟国战俘的敬重。同时，麦肯时的纪录澄清了黎秀石一些不正确的报导，这些报导多为后来记述齐学启殉国的文章所引录。
究竟齐学启遇刺和死去的日期和时间是怎样的，现在有不同的说法。黎秀石在“血迹斑斑话缅甸”的报导，齐学启殉国于3月8日为日寇刺伤腹部，3月13日伤重逝世。1947年5月6日南京的中央日报报导齐学启归葬岳麓山时，称其于“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被敌杀害于仰光监狱中”。中央日报的报导，在年份上并不正确，仰光监狱的战俘在5月初已解放，5月4日离开监狱，齐学启不可能在5月中遇刺身亡。在麦肯时上校在回忆录称在齐学启给荷逊准将答谢信 (3月4日)后不久遇刺，没有确实日期。澳州的英国皇家空军上校赫臣(Lionel Hudson) 写的“仰光的老鼠”(The Rats of Rangoon, 1987)，提供可靠的线索，这本书部分内容是作者在监狱里用粗糙纸张偷偷地写下的日记，是很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在3月10日的纪录中，他写着：“安东尼（战俘）传讯谓有一位无辜的中国战俘在昨晚给日本士兵以匕首或刺刀刺到腿部。”后来他获得更多消息后再写道：“最新的消息是昨晚的中国战俘事件是中国监舍的领导齐少将被刺。他被另外一名中国战俘刺中腹部和腿部，不是日本士兵，情况不佳。”这就是说齐学启是在3月9日被刺伤。11日的日记写着：“从狱中的无线通讯知道中国将军在今天由英国上校医生施行手术，不过情况严重。他被刺的晚上我瞥见他在监舍的阳台。他看来是一个年青和慈祥的小个子。当时他戴上一顶整洁的羊毛军帽。”14日的日记写着：“我想中国将军应该是死去或在垂死之中。昨天我看见印度籍医生（应是指劳奥）从隔邻的监舍走出来，带着输血的器具。跟着昨晚，刚在关灯前，中国战俘开始哭号。”“无线消息传来中国将军死去了。很遗憾的。将军在黄昏时死去。我原本很想和他见面。”由赫臣的纪录，齐学启很有可能在3月9日晚上遇刺，3月13日黄昏时死去。
我们可以大致重组齐学启在3月9日至13日殉国的经过。
1945年3月9日晚上11时许，齐学启在1号监舍自己的囚室床铺上给叛逆用一把单刃利刀刺伤下腹部，刺穿了肠道。日军狱卒知道后慌忙到中央水塔拿取医疗用品。监狱长召唤中尉军医给齐学启医治，可惜中尉是一名庸医，他只是把一支导管插入皮肤里，并没有达到腹腔。由于肠道给刺穿了，排泄物流到腹腔中，引起严重的感染，不清洁的体液积聚在腹腔里，没法排出体外，使腹腔肿胀发炎。
10日下午，中尉军医传召英军医官麦肯时上校到来，要求他为齐将军动手术，因为他之前曾要麦肯时为美国飞行员蒙哥马利中士做截肢手术，十分成功。他自知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为齐将军做的手术没有任何效果。麦肯时从秘密消息知道齐将军给刺中腹部，需要较好设备的手术室做手术，所以请求送齐将军到军方医院，但是中尉拒绝了，而且他不批准麦肯时为齐将军检查伤势。
11日早上，日军医护送来印度医疗队劳奥上尉转来的齐将军伤口的敷料，劳奥被派往看护齐将军。麦肯时知道齐将军的肠道被刺穿，腹腔必定受到感染，情况十分危急，他要劳奥告诉监狱长这个事态，但日军仍没有任何行动。
下午4时，中尉军医才召见麦肯时，麦肯时要求派蓝西少校协助手术。
下午5时，手术在一间密室进行，齐将军是重要人士，所以监狱长也到来监督，狭窄的密室里挤了10个人，除病人外，还有麦肯时、蓝西少校、监狱长、监狱长随员、山本医护、中尉军医、两名翻译员和齐将军的勤务员。在没有消毒的环境和设备下，这样挤迫的人群增加了手术和病人受感染的风险。齐将军被送来时仍然清醒，但已因感染发炎而发烧，但他坚忍的保持军人的端庄尊严。大约下午6时，手术完成，麦肯时向齐将军表示他已尽了全力，他知道在这样高风险的环境下动腹腔手术，结果并不乐观。
13日黄昏，齐将军伤重不治。
齐将军最后壮烈殉国，他的死固然是叛逆刺伤了他的肠道，但日军军医的庸碌，拖延救治的关键时间，使感染情况恶化；加上消毒设备不足，缺乏药物；监狱长等无视感染的风险，使手术室挤满了人，齐将军就是在各种因素交织下不幸回天乏术。
可惜齐学启在中国监舍的情形，中国的战俘在战后没有记录下来，我们现在只能从几位囚禁在仰光监狱的英、美战俘的回忆录中了解一些情形。除了军医麦肯时上校(1954)和赫臣(1987)的纪录外，还有史迪庇（Philip Stibbe）的“回到仰光”(Return via Rangoon，1995)。此书应是仰光监狱里英美战俘最早的回忆录之一，写于1945年释放回英国后，半个世纪之后再重新出版。另外，美国飞行员约翰波特(John Boyd)的“点名！仰光监狱”（Tenko, Rangoon Jail, 1996），也记述了齐学启的狱中情况，不过很多内容都是根据麦肯时的记载而记述的。我先将各人的记述节录下来，然后再重组齐学启在仰光监狱三年牢狱岁月的情况。
史迪庇是英军钦迪部队（Chindit）成员，他曾被囚禁于第3号和6号监舍，如其它战俘一样，他对齐学启印象深刻：
“我们大部份的消息都是从一位中国战俘（指齐学启）那处得来的，他能够将偷来的日本报纸翻译出来。中国监舍的最高级军官是齐将军，一位能说流利英语，富有魅力的绅士。他一直拒绝那些亲日的中国份子游说他变节支持他们，对最后释放的信心从未动摇。中国战俘虽然不是十分守规则，但生活总算惬意。然而，他们当中有一批坏份子，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有一晚其中一名坏份子袭击齐将军，刺伤了他的胃部。这样引致腹膜发炎，麦肯时上校冒着生命危险，在缺乏器具和消毒工具的情况下为齐将军施行了紧急手术。这个勇敢的行动失败了，齐将军就在他一直坚定不移地渴望的事情出现前夕死去。我们怀疑凶手是受日本人指示的，特别是后来他被一名日本狱官任用为仆役。麦肯时上校之前曾在狱中为一位战俘在没有麻醉药和工具的情况下成功进行截肢手术。”
齐学启在1942年4月在荷马林中枪受伤后辗转移送到仰光监狱囚禁，他先被单独囚禁，然后押送到1号监舍。监舍里的中国战俘来自中国远征军的不同部队，较多是第五军的军人，成份混杂，他们有些因来不及撤退而向日军投降。这些军人不认识齐学启，有部分更对他存有猜忌，但碍于齐学启是少将，军阶在战俘中最高，没敢出声，日军也以齐学启为中国战俘的代表，传召他出席监狱长高岛上尉（Captain Koshima）训示战俘代表的集会。齐学启能说流利的英语，所以很快便为盟国战俘所认识，特别是他告诉英美战俘，只要将偷来的日文报纸交给他，他便能够翻译出来，使大家可以知道外间的消息。这使英美战俘以为他除了在美国接受军事教育外，还曾经在日本留学，其实齐学启的日文是由曾留学日本的父亲齐璜在家中教授的。中国战俘里没有医护人员，亦缺乏药物，有些战俘患病，没法医治，所以齐学启便向英军医护人员寻求帮助。印度医疗队的苏丹上尉等很尽力医治中国战俘，没有人因患病死去，齐学启代表全体中国战俘写了一封信给英国战俘代表贺逊少将，表达谢忱。这封信在荷逊少将在1945年仰光光复前给盟军战机错误攻击死去后交给英国医官麦肯时上校保存，他看信后对齐行文优雅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不知道齐学启对沙士比亚的文学很有心得，在贵州都匀训练税警总团时就常与自清华大学从军的同学大谈沙翁文学。齐学启成为中国战俘与英美等战俘沟通的桥梁，为战友争取在狱中最好的条件，他处事公正，不惧怕日军狱吏对他的虐待，对国家一片忠诚，渐渐得到大部分中国战俘的信任和尊敬。仰光监狱的战俘都知道南京伪国民政府在1945年初曾派一批人到来游说齐学启变节，他们到来时一定十分张掦，英美战俘的回忆录都有这个片段的记述。英美战俘不知从什么消息来源，认为这一批人远道从南京来到缅甸游说齐学启，是因为齐学启与宋美龄有亲戚关系，招降齐可以打击蒋介石重庆政府的威信。约翰波特（John Boyd）和赫臣（Hudson）的回忆录都有这个说法。实情是齐学启的夫人童锡俊是湖南名士，同盟会会员童尧山的女儿，与宋美龄没有任何关系。无论他们如何游说，齐学启都坚拒变节，这招来日军对他的折磨和凌辱。齐学启性情温和敦厚，每天总是笑容满脸，但他对国家民族的忠贞矢志不移，对横逆处之泰然。在美国诺维琪大学时，他受到种族歧视，但仍能乐观面对。即使处于最黑暗的时候，他始终怀着最乐观的心境，因为他坚信中国必定取得最后胜利。这种乐观的精神感染了仰光监狱的战俘，每天面对死亡的威胁下燃点希望，激励起生存的意志。
赫臣（Hudson）观察到有些日军狱吏不喜欢齐学启，对他百般刁难，特别是监狱长高岛上尉在任时，他以残暴恶名昭彰，有一次他传召齐学启讯问，厉声喝问为何齐不肯变节，齐学启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这激怒了监狱长，惩罚他如其它战俘一样做苦工，不过这没有磨损齐学启的信念。
黎秀石最初报导称齐学启是日本人刺伤他的腹部，更在英国军医施救时重击他的头部致死。这个说法后来在孙克刚调查后得到澄清，知道是中国战俘的叛逆所为。但在监狱里齐学启与这些叛逆的矛盾，以及其后他们谋害齐学启的情况，并没有交代。这方面从英美战俘的回忆可以重塑当时监狱中的情境。齐学启与中国战俘的变节者之间的矛盾很可能是在1944年5月伪南京国民政府派员来到监狱后变得尖锐。赫臣透露齐学启此后与一批变节者多次争论，中国战俘中出现两个阵营。赫臣（Hudson）怀疑是日本狱吏纵容中国战俘叛逆行刺齐学启，因为他从小道消息知那些变节者在行刺齐学启12天前从厨房偷了一把刀，而且得到确实消息在刺杀齐的晚上。行凶者将一张纸条交给一名日本狱吏，告知他行凶的计划。史迪庇和赫臣的回忆录中，都记述行凶者在事后竟没有受到严厉惩罚，只是被关在禁闭室，其实是保护他。其后他还得到一名狱吏包庇，安置在身边做他的仆役，在仰光监狱解放前日军更带同他和一批战俘一起撤离。不过，从战俘的回忆录来看，纵容行凶很可能是个别日军狱吏所为，日本军方和监狱长没有明显意图谋害齐学启，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当时的监狱长是田积元三上尉(Captain Motozo Tazumi)，他在1944年3月开始担任监狱长直到监狱解放，英美战俘认为他比之前的监狱长较为关切战俘的待遇，事务长伊滕(Ito)懂得英文，沟通较为容易。齐学启给刺伤重创后，田积元三指令日本军医传召麦肯时上校为齐学启施行手术，并且亲自到场监督，这是从没发生过的。
齐学启不治后，整个监狱都一片愁云惨雾，很多中国战俘都伤痛万分，英美战俘都感到难过，这样一位谦谦君子、受过良好西方大学教育的年青将军竟被自己国家的变节者谋害了，只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齐将军死后，中国战俘竟推选一名叛逆者为监舍代表，替代齐将军。支持齐将军的中国战俘对叛逆者深恶痛绝，同时害怕他们加害自己，所以紧锁他们的监舍房门，如在军队时一样，派人轮流通宵守卫。但是，这几名叛逆无法阻扰中国战俘们为齐将军举行庄严肃穆的葬礼，送别他们敬重的长官。赫臣感到奇怪日本狱官竟然允许中国战俘为齐将军举行葬礼，部分日本狱吏的态度更与之前迥然不同。齐将军的葬礼在3月14日举行，牵动了仰光监狱战俘的心灵，对齐将军有良好印象的英美战俘更为伤感，赫臣从监舍大门的缝隙中看到整个过程，留下不能到磨灭的记忆，他在日记这样写着：
“监狱的无线通讯传来新的消息，中国将军过世了。我很难过，将军在黄昏时过世。我很希望可以见到他。负责送蔬菜的中国小兵今天显得伤痛，很可怜的样子。英国的朋友伤感地紧握着他的手臂。
没有举枪或者鸣枪向这位中国将军致敬，但下午为他举行的丧礼对我来说是一件惊奇的事情。我从来未想过日军会容许这样做。以下的观察是我由监仓的阳台俯视，从闸门裂缝中窥看的情景。一个日本传令军士走到中国战俘的监仓，向着棺材敬礼。然后送殡行列从闸门后出现，由一个中国人领队，他从一只小碟中拿起一些米向空中撒出。同他一起走着的还有另一名中国士兵，展示一块写上中国字的白色木板。这时士兵再次向白板撒米。灵柩以红紫色的物料包覆盖，由六名同胞举起。灵柩前面绑着一只活生生的褐色大公鸡，牠不断的左看右看。黑尾巴。一扎紫红色花装饰着灵柩。两个中国人提着一个人大小以同样的花砌成的花环，装饰成好似一面旗帜或者某种徽章跟随在灵柩之后。然后是穿着单薄的囚衣，臂上缠上黑带的送殡者。围栏外面的日本守卫在送殡行列经过时举枪致敬，送殡者亦回敬礼。缠着黑色臂带的军士守卫带领行列到闸口。哨岗守卫殿后。一辆卡车在外面等候。我们不知道埋葬地点。这些日本士兵的表现真难以预料。中国监仓的朋友说日本人敬重死去的齐将军，容许以旗盖上灵柩，以及异常的敬礼，但我并不相信这个说法。这不符合他们平日的举动，他们无视我们的垂死。”
赫臣十分敬重齐学启，所以很留意中国监仓战俘的举动。赫臣也很感到奇怪，日本监狱长竟允许齐将军举殡，而且日本士兵对齐将军表现得充满敬意，这是一反常态的。我们很难猜度当时日本人，特别是监狱长的想法，不过我们相信是齐学启将军的高尚情操，对国家的忠诚令敌人尊敬他。日本军人对于贞忠的敌人，有时表现出敬意，例如丁汝昌在甲午战败，被围在威海卫但拒绝日本联合海军司令伊东佑亨旳劝降，服毒自尽。伊东敬重丁汝昌对国家的忠诚，最后用军舰将他和其它自尽的将领运回中国。赫臣的描述，让我们知道齐将军在狱中得到体面的葬礼，这点是令人稍感安慰，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没有纪录下来，真要感谢赫臣为我们留下的日记，它使齐学启将军在仰光监狱的葬礼盛况，没有随风而逝。
（四）齐学启亲属和后人
齐学启在1945年3月在仰光监狱殉国，孙立人对这位生死挚交归葬长沙故乡之事从没忘记，1947年孙立人在军务倥偬之际在岳麓山墓地为故友举行庄严的葬礼。他亲自写了一篇“祭齐故副师长文”，其中提到齐学启的后人云：“君之后事，余当妥为料理。惟君尚无子息，立嗣及太夫人安葬之事，当与夫人谋之。”齐学启与夫人童钖俊并无子女，所以祭文中有立嗣之事。清华学弟王之在“齐学启烈士传略”中记述齐学启家人情况：
“廿七年秋（1938年），学启奉母西迁，军次桃源，母疾甚，学启不解带者兼旬。母卒，不茹荤者期年。学启前妻某氏早故，廿三年(1934年)，继娶童氏，名钖俊。结褵时，余任傧相，钖俊长于文字，娴淑得母欢。学启归葬长沙后一年，余自海外归国，由钖俊陪同谒墓前，草离离矣。锡俊时任职长沙城南慈幼院，抚恤不及，处穷困无怨言。学启无子，妹四人：齐家、齐新、齐光，均毕业于湖南大学；齐觉毕业于杭州艺术专校；齐家精国学，兼工诗词，与学启埒。”
齐学启的夫人童锡俊和四个妹妹等后人的事迹如何，齐学启又是否有嗣子？在1989年12月重修齐学启墓的碑上刻着胞妹齐新、齐觉、齐光，子齐仁昌，养女无畏，养子天仇。这是否就是齐学启的所有后人？笔者走访了齐学启胞妹的后人和孙立人将军义子揭钧教授，了解齐夫人童钖俊生平和齐学启后人的情况以及孙立人在晚年与齐新再次联系的经过。
首先，据《为齐氏三修族谱》记载，齐学启原配夫人姓谷，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去世。另据王之记述，齐学启与童钖俊在1938年结婚。在仰光监狱的西方战俘中，传闻齐学启的夫人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亲戚（约翰波特书中有此说法），所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派出特使团来招降，以打击蒋介石政府威信。这个传闻不知来源，亦无从稽考。我向齐学启的外甥女李之琚了解童钖俊的事迹，因她经常到童钖俊家中，对舅母生活情况知之甚详。经她向童钖俊的外甥查询，原来童钖俊出自名门。童钖俊与齐学启同乡，她的父亲童尧山与黄兴是同盟会会员，曾变卖家产支持革命运动，后被清政府逮捕关入江南监狱，惨遭迫害。童尧山最为人熟知的事是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派他从上海到归绥，与同盟会会员王定圻（1887-1916）联系，发展国民党员，成立了国民党归绥(即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支部。齐学启父亲齐璜与黄兴相善，齐璜与童尧山相识，故齐家与童家是世交。童锡俊传承了父亲的革命精神，冲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束缚，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习称稻田师范。这所学校由著名教育家朱剑凡于1912年创立，地址在长沙古稻田，所以又名稻田师范。学校是湖南名校，名人辈出，革命家向警予，香港教育家锺期荣均毕业于此校。童钖俊在校时由留法归国的徐特立校长（1877-1968）主理校政，广聘优秀教师如田汉（长沙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周谷城（湖南益阳人，著名历史学家）等，童钖俊在浓厚的学习气氛下，造就了知书达理，娴熟敦厚的高尚品德。齐学启与孙立人在湖南长沙一起创立缉私总队，后迁至贵州都匀改名为税警总团，童钖俊随丈夫迁居于营舍之中。其时部队眷属中有不少孩子，附近亦多孤儿，孙立人、齐学启、潘白坚三位清华同学便构思在部队中成立学校－诚正小学，延聘北京师范资历的王景佑主理校政，并请孙夫人张晶英、齐夫人童钖俊和潘夫人萧碧澄协助教务。童锡俊在稻田师范毕业，教育是她专长，所以在教务上贡献很大。1945年齐学启壮烈殉国后，童钖俊化悲伤为力量，赴上海学习机绣，回长沙从事这项事业。王之在1948年回长沙探望她时，见其“时任职长沙城南慈幼院，抚恤不及，处穷困无怨言”。齐学启二妹齐新时为慈幼院院长，童钖俊时到院中协助，得微薄薪酬。齐学启死后，清华同学敬佩这位同窗的爱国精神，亦念及齐夫人丧夫无所依靠，于是集资在长沙的桐荫里（现东五一中路湖南省政府二院对面）购买一间小房子给齐夫人居住，不让她流离失所，此可见清华同学之间的深厚感情。可幸童钖俊在国内此起彼落的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虽然生活艰苦，但过得平淡，在1974年因病辞世。1989年孙立人请托湖南籍部属彭克立和刘立忠重修齐学启墓竣工时，将童钖俊的骨灰迁入与丈夫合葬。
齐学启与童钖俊没有子女，在重修墓碑上的子齐仁昌是谁呢？原来孙立人在“祭齐故副长文”中说的立嗣，就是在齐学启妹妹的子女中，找男孩子过继给齐学启，以接续齐氏一门香灯。其时只有长妹齐家生有二女一子，齐家与三个妹妹一直对兄长读书、品格、行事等非常崇敬，虽然齐学启自少年便到清华学校寄宿，后赴美留学，但他对妹妹十分关爱，没有架子，兄妹感情深厚。齐家深爱兄长，夫家在上海，仍愿将儿子钱其澄过继给齐学启，改名齐仁昌。齐仁昌在50年代到香港与父母亲居住，复用原名。齐家在五十年代中过世后，她的子女便与大陆的舅母和姨母失去联络。在香港大学毕业后齐仁昌赴加拿大行医。齐学启的墓地重修落成时，他身在加拿大，不知此事，故有些文章指齐仁昌协助修墓，并不正确。齐学启四妹中只有长妹齐家和四妹齐觉有子女，各有一子二女。齐学启后人中最有名的是长妹齐家的女儿钱其濂，她曾担任香港政府的卫生福利司和立法局议员（最高票数当选）。
在墓碑上写着的养子天仇（又名齐云）和养女无畏其实是齐新在战时儿童保育院（湖南第二保育院）收养的学生。中国在抗战后翌年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宋美龄任理事长，在地方上设立保育院，拯救、培养、教育以万计的难童。在湖南共建了五所保育院，除第三院始终在沅陵外，其余都要经常逃避战火而四处迁徙流离。2013年9月湖南保育院收养的儿童在长沙重聚，很多老年人都记得齐新院长如何几经艰险保护院童，平日谆谆教导做人之道，她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齐学启并没有见过保育院的儿童，但对妹妹在国难时能坚负保育儿童，为国家保护教育新一代的爱国精神十分赞赏。齐学启墓重修后，无畏和天仇曾写给孙立人，1990年2月孙立人覆信给无畏、天仇谓：“无畏、天仇世侄如面，来书均已收到，令尊与立人情同手足，不幸为国捐躯……”其时孙立人已年老体弱，记忆日衰，无法执笔，任陆军司令时的秘书柳作梅教授自愿为其执笔覆信，事隔数十年孙立人对齐学启是否有养子养女，难以知晓其详，柳作梅更不知底蕴，只顺着来信之意具覆。终孙立人一生，最后只与齐学启胞妹齐新通信，但碍于两地尚未互通，无法相见，此是孙齐二家的憾事。2013年齐学启外甥女钱其濂在台湾和香港与孙立人长子安平、次子天平和义子揭钧见面，2014年7月齐的外甥女李之珩、李之琚在上海和孙天平聚首，跨越一个世纪的挚交情缘在第二代身上继续延续。
左：李之琚 中：孫天平 右：李之珩
（五）重修齐学启墓
齐学启将军的墓地在岳麓山中南大学的后山上，这是在1990年重修落成的墓地，原本的墓园在1947年建成。1947年5月6日南京的中央日报以“齐学启将军忠骸，归葬湘省岳麓山－追赠中将并优恤其遗族”为标题，报导归葬由来：
“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被敌杀害于仰光监狱中之齐学启将军，其忠骸原厝于云南沾益。国府以齐氏战功卓著，殉职殊方，近特追赠中将，优恤其遗族，并饬空运遗骸还湘，由湘省府就岳麓山择地公莽，并入祀忠烈祠。齐氏长沙人，清华大学及美国诺维祺军校毕业，智勇超群，品识卓越。历任宪兵团长、税警副总团长。三十一年任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远征入缅，有功于仁安羌等役。嗣以战局转变，率领负伤官兵三十余人随友军转进，为敌尾追，重伤被俘，数度自裁未，成敌寇威逼利诱，皆不为动，遂被囚于仰光，卒于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被害于狱中。”(报导中齐学启殉国日期有误)其时孙立人已离开东北，调任陆军训练司令，他亲自主持归葬仪式，朗读祭文，表达情逾手足，生死相隔之情。孙立人终生怀念老同学、老战友，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孙立人亲率由原38师改编的新一军到广州受降。1945年12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追悼齐学启副师长暨缅战阵亡官兵大会”。
齐学启无子，故将长妹齐家的儿子钱其澄过继给齐学启，改名齐仁昌。齐仁昌当时只得几岁，但对隆重葬礼上士兵鸣枪致敬，送别舅父齐学启，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齐学启墓后来遭到破坏，其中什么原因后人多方揣测，或归因含糊的历史原因。据齐学启的外甥女李之琚回忆，她在六十年代曾到过齐学启墓地拜祭，当时墓地并未破坏，墓围是青砖砌成。墓的破坏很可能是后来当地居民挪移墓碑和青砖以为他用，文革期间物资缺乏，这是很普遍的情况。有人揣测墓地受到红卫兵破坏，此说法并无事实根据。齐夫人童钖俊在文革时没有受到冲击，虽然生活刻苦，但没有遭到批斗，可见墓地毁坏不是因齐学启的身份而导致。1989年孙立人解除软禁后，请托老部下刘立忠和彭克立到长沙勘察齐学启墓，据孙立人义子揭钧所记，刘、彭二位湘籍老部下与长沙市政协联络，由政协黄伟民（黄兴长孙）联系齐学启二妹齐新，齐新时为长沙保育院院长，政协委员，黄伟民帮助寻找原墓地，然后上报省政府加以重修。资金由孙立人旧部蒋元、蒋又新、郭立人、田世藩、柳作梅等在台湾发起募捐，台湾的顾正祥、罗泽润、王筠、刘以亮、于新民等五十多位以及海外的葛琪、云镇、于汉经等十多人踊跃捐助，孙立人亦出一部分款项，共筹集得六千美金，由已回长沙定居的彭克立带回大陆作修墓工程费用。湖南省政府十分重视修墓事情，派人尽力协助。1990年1月7日举行墓园修复竣工典礼暨祭奠仪式，由时任湖南省统战部长龙禹贤主持，除省政府人员外，齐新、彭克立、刘立忠等亲属、故旧60余人参加。
现在墓旁的花岗石上写着的主修人：彭克立、潘基礸、刘立忠、齐新四人。彭克立是原税警总团工兵营的排长，长官为齐学启的湖南籍清华学弟王之(西点军校毕业)，1938年孙立人重组税警总团时，王之报请孙立人委任彭为工兵队连长，自是一直追随孙立人。东北长春围城时，彭克立等与中共军队谈判和平解放，后辗转至台湾，被蒋介石怀疑与中共联系而被诬陷，坐了25年冤狱，八十年代末返回湖南老家定居。潘基礸是武汉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其时担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学启的远房亲属，现已过世。刘立忠是湖南长沙人，孙立人老税警总团第四团的属下，参加过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到孙立人和齐学启的缉私总队，新38师远征期间，他在云南负责部队的后勤和训练工作。到台湾后主要负责新军军训，后晋升为少将炮兵指挥官。
齐学启在湖南奉为烈士，其墓地亦得到国家保护。湖南晨报在2009年9月4日报导“烈士纪念塔将首迎国民党抗日将领”，齐学启是六名迎入烈士公园的国民党抗日将领之一。长沙晚报在2014年6月14日，列出长沙市18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位于岳麓山南麓的齐学启墓是其中之一。在国家文物保护法之下，齐学启将军墓可以得到国家永久的保护和修缮，此亦可达成孙立人多年来的心愿。
笔者得到揭钧教授、黄钱其濂女士、李之琚女士、潘亚农教授、潘寄华女士，李忠泽先生，Norwich University Archive Office, A&M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资料，特此致谢。
（本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