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王向田 

    1938年8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在陈达教授领导下，研究所开展的工作为全国人口普查进行了试点和示范，在中国现代人口普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除参加西南联大教学行政工作外，还单独设立国情普查等5个特种研究所。缺乏基本调查数据，曾经困扰着我国社会学的发展，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设置目的在于“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感觉关于本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缺乏基本事实，以致各种建设，各种讨论及研究，难系统的发展。本所拟搜集关于本国人口、农业、工商业及天然富源等各种基本事实，并研究各种相关问题，以期对于国情有适当的认识，并将研究结果，贡献于社会。”研究所成立初期，工作目标涉及人口、农、工商、资源等领域。

    自1938年开始，国情普查研究所对呈贡县及其周围地区，包括昆明市、昆明县、昆阳县及晋宁县等地在内，开展人口普查、户籍登记、人事登记等调查工作，取得了包括普查报告、工作报告等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当时，也预想不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来得那么突然，在呈贡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都来不及总结、编写完整的工作报告。”[1]后人对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了解多来自于1940年、1941年、1942年的几个阶段性的工作概况及报告。本文通过查阅档案材料及相关文献辨析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初期时的名称这一细节问题，并试图就工作开展中重心逐渐集中于人口普查这一问题进行探查。 

    一、从“国势清查”到“国情普查”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酝酿期间及成立初期曾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国势清查研究所”。

    陈达1938年7月22日致梅贻琦的信中提到：“接读七月十三日大函，聘弟为本校国势清查研究所所长，谨当遵命……关于民国二十七年度预算，业已拟就草案，随函附呈……本所工作大纲，不日拟就……本所拟聘工作人员，应随时物色”[2]，可见梅贻琦校长7月13日聘请陈达教授为所长的信函中提到研究所的名称是“国势清查研究所”，对于这一名称身为研究所所长的陈达教授并未提出不同意见。

    潘光旦7月27日给清华昆明办事处文书科信，请其准备信函“介绍本校国势清查研究所戴世光先生到民政厅主办之人口普查机关参观”，名称仍为“国势清查研究所”。

    1938年8月，研究所正式成立，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3]，但“国势清查研究所”的名称仍在沿用。

    从档案“国情普查研究所与云南行政当局举办呈贡县与环湖市的人口普查及有关的工作报告”卷中清华与当地政府来往信函中可见研究所成立初期名称的变化：

    8月1日梅贻琦聘戴世光为国情普查研究所副教授[4]，此时已称“国情普查研究所”，而8月正是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时间。

    8月6日，戴世光请办事处发公函给昆明市政府 “本校国势清查研究所研究员戴世光先生……为研究滇省人口普查起见……拟到昆明市政府参观此部工作……”，函中仍称“国势清查研究所”。

    9月1日戴世光请办事处发公函给呈贡县政府，拟到呈贡县、宜良县参观人口普查工作，落款为“国势清查研究所 戴世光”。因宜良县政府迟迟未复，9月30日戴世光致信清华大学办事处要求再发公函，落款仍为“国势清查研究所 戴世光”[5]

    可见至少直至9月底“国势清查研究所”的名称仍在沿用，之后则逐渐统一为“国情普查研究所”。12月17日，清华大学办事处拟函致云南省民政厅编查保甲户口办事处，提到“本校国情普查研究所兹拟借用本省晋宁县全县户口调查变革以供该所研究统计整理与分析之用……”[6]，名称已为“国情普查研究所”，此后材料中未见反复。

    成立初期，研究所的名称历经了由“国势清查”到“国情普查”的变化。为何更名，当事人是如何考虑的，未见到相关材料。单从词义看[7]，“国势”意为“国力”或“国家的形势”，“国情”意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也特指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由“国势”而“国情”，指向更为具体明确。再看“清查”，意为“彻底检查”，而“普查”意为“普遍调查”，是统计调查的组织形式之一，普查资料常被用来说明现象在一定时点上的全面情况。如人口普查就是对全国人口一一进行调查登记，规定某个特定时点（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作为全国统一的统计时点，以反映有关人口的自然和社会的各类特征。应该说“普查”一词更符合社会学的规范。 

    二、工作重心逐渐集中于人口问题 

    《国情普查研究所概况》（1940年5月12日）[8]，回顾了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成立及初期的工作。

    在陈达等人的积极努力下，研究所的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1941年的《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概况》[9]这样总结初期的工作：

    “本所成立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随即选定云南呈贡县为实验区，筹备该县之人口普查。民国二十八年四月末，此种普查竣事。同年十月一日起，在呈贡选出二十七乡镇试办人事登记，以出生及死亡为登记项目。二十九年二月，推行人事登记于呈贡全县，登记项目增加婚姻及迁徙。二十九年冬，开始筹备人事登记的推广。三十年三月，与昆阳县政府商妥，推广人事登记于该县。”

    关于人口调查之外的工作，“呈贡县之农业普查，业于民国二十九年春举办”，“云南个旧锡矿区之调查  民国二十七年秋季，本所派员至个旧调查。”[10]（后这部分工作由苏汝江编著《云南个旧锡业调查》）随着初期工作告一段落，工作重点清晰地转向人口问题。

    1941年的《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概况》（1941年3月）[11]：“本所之主要目标，在（甲）试验并采用比较科学及比较经济之方法，搜集并整理我国人口及相关问题之材料。（乙）推广上述工作，以期全国可以采用此项方法。（丙）研究及发表甲项所述之工作。” 工作重心已完全指向我国的人口问题，调查范围扩大，从地方试图推广至全国。

    在这份工作概况提出三个月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在致云南省政府函（发函日期为1940年12月）[12]中也谈到：“敝校为求对于我国人口及相关问题，获得研究技术及搜集材料，以便对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建设，有所贡献；并期为辅助学术的研究，作试验的调查工作，乃于迁滇之始，设立国情普查研究所……”

    应该说，国情普查研究所开展的中心工作有一个转移的过程，从初期的人口、农、工商、资源等多个领域的调查转而集中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这个转变时间大约是在1940年底、1941年初。

    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重心之所以转向大规模地开展人口及相关问题调查、研究，原因之一是配合政府积极开展人口普查、社会调查等项工作。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自成立之日，就密切地与政府机关合作，正如校长梅贻琦所说：

    “……于民国二十七年组织顾问委员会，聘请贵省行政长官为名誉顾问，计有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绥靖公署秘书长赵宗瀚，前任民政厅厅长丁兆冠，现任民政厅厅长李培天，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建设厅厅长张邦翰，财政厅厅长陆崇仁诸先生……随即商请民教两厅分令呈贡县政府，在行政上给予便利，并予协助进行。后经敝校，与呈贡县政府合组人口普查研究委员会，除聘本校教授数人参加外，并聘前任呈贡县县长李晋笏，现任县长李悦立两君及敝校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陈达，为常务委员，主持该县普查工作。”[13]在呈贡开展的普查工作受到了上自省政府行政长官，下至呈贡县县长的支持。政府部门负行政及推动的责任，由国情普查研究所负在技术上具体策划、操作。

    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保证了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调查、研究的结果可为政府服务。陈达曾说：“普查所觉得科学的人口学资料，对于政府施政和发挥明智及有效率的措施极有助益，尤其以社会学方面，均有很大需要。我国现代普查正在开端时期，普查所将协助政府设计，并采用各种科学方法来分析人口资料。”[14] 

    与内政部、社会部的密切合作，促使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集中于人口及相关问题。

    1941年2月，第一次全国主计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议决通过于1941年开始县单位户口普查；至1943年开始省单位普查；至1947年则计划举办全国普查。为推动此项议案的付之实现，1941年秋，内政部组织训练班，指令地方政府调训户口工作人员，培训现代人口普查的技术。派人到部受训者有十六个省、一县、二市，包括民政厅办理保甲人员、警察、县市政府办理户口统计的人员。陈达被聘为主任教官，担任讲授课程，并指导普查实习。由于内政部对普查工作感兴趣，故陈达建议该部与云南省政府、云南经济委员会及国情普查研究所合作。由此，举办了‘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区普查’的工作。[15]

    环湖示范区，除了呈贡县于一九三九年已普查人口外，包括了整个昆明湖（滇池）沿边地区。这地区包括昆明市、昆明县、昆阳县及晋宁县，面积2，880平方公里，总人口依照1942年普查统计有507,216人。[16]

    1940年，重庆政府社会部成立。联大社会学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与之展开了密切合作，订立了合作计划，直接承担社会部、内政部的一部分社会行政工作，总题为“战后社会建设的初步研究”[17]。

    1943年2月4日陈达致梅贻琦，请梅贻琦回复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信中附《战后社会建设之初步计划：计划大纲草案》。研究目的是：“在搜集关于人口、农民，及市镇工人各项基本资料，分析研究；以期对于确立社会政策，推动社会行政，计划战后社会建设各端有所贡献；并与发展我国社会学之途径，有所启示”。

    “本研究由社会部及清华大学合作，其研究工作由部委托该大学社会学系及国情普查研究所担任之。” “本研究自民国三十二年一月起，于三年之内完成。”[18]

    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学研究，同政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研究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从这一点出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需要同政府的行政力量相配合，才有可能转化为社会政策，改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学术研究往往需要政府的资源如经费、人力、资料的支持方可进行。与内政部、社会部的合作，促进了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口问题研究的广泛、深入开展。

    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重心发生转移的原因之二在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传统。这涉及到国情普查研究所与社会学系的关系问题。

    抗日战争前，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未设社会学系，只有清华大学设有社会学系。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社会学系与历史学系合并为历史社会学系，1940年6月社会学系与历史学系分别独立成系，由陈达任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的社会学系实际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继续。

    清华社会学系成立于1926年，陈达任系主任。成立初期，仅有教授陈达一人，专为各系开社会学系的课程。1928年改名为社会人类学系。1932年又更名为社会学及人类学系。1933年添设社会学研究部。1934年研究部撤销，恢复社会学系原名。至此，该系大致定型。

    社会学系的主要教授有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李景汉等人。他们都是清华学校毕业留美或清华津贴的留美学生。陈达（1923年到校）是美国哥伦比亚到校博士，随美国“社会学大师”乌格朋（W.F.Ogban）等研究社会学，来校前曾担任过美国劳工统计局职员。吴景超（1931年到校）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随美国芝加哥学派鼻祖派克（Robert.Epark）等从事都市生活研究，来校前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1934年到校）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并入该校“优生学馆”研究，来校前曾担任过上海政治大学教务长。李景汉（1935年到校）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并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来校前是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此外，尚有白俄教授史录国（S.M.Shitokogoroff）。

    社会学系的教学目的，是培养“社会学人材”。该系课程总则中标明：“甲，为国内教育机关造就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教师；乙，为学术机关养成专门人材（包括理论的或实际的）；丙，为社会行政与服务机关训练实地应用人材（如工厂检查、乡村教育、贫穷救济及县行政专门人材）。”[19]实际上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大部分是在政府机关及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等处工作，也有的从事教育事业及新闻记者等工作。

    社会学系所开的课程是以教授为中心，因人而设，教育思想也各有不同。其中以陈达所主张的“专攻一组”，与潘光旦提倡的“通才教育”，对系的教学工作影响较大。陈达认为社会学是“采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课程应分组进行，学生“可就性之所近，任选一组专攻之”[20]而潘光旦则认为，“学社会学的人，他的成就完全是由他的基础知识所决定……”[21]。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反映在教学要求上，前者侧重于调查统计的“科学方法”，与社会实际生活的“专门问题”；后者则注重广博的书本知识与工具知识的训练。

    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由陈达兼任，研究人员有的是社会学系的教师，有的是研究所的编制，基本由侧重于调查统计的“科学方法”者组成。初期主要成员有：陈达（所长，本校社会学教授）、李景汉（调查组组长，本校社会学教授）、戴世光（统计组组长，本校经济系统计学副教授）[22]。

    至1942年，基本阵容仍为陈达、李景汉、戴世光，有教员、助教数人加入，增加了力量。

    研究员、教授为陈达（兼所长）、李景汉、戴世光：教员为苏汝江、周荣德；助教为罗振庵、何其拔、萧学渊。[23]

    陈达毕生致力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便是写中国迁民劳工情况。该论文当时被美国众议院第68次会议采纳编入档案出版。1923年他回国在清华任教，边授课边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工作，1928年写成《中国劳工问题》(上海商务书馆出版)，之后他编著了《人口问题》(商务书馆出版1932年)，这本书成为大专院校的教材。1937年他亲自前往广东、福建侨乡和马来亚、印尼、菲律宾等华侨社区进行调查，于1938年写出了《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书馆出版)，有英文、日文译本在国外发行。此外，尚有其它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发表于国外刊物上。在国际活动方面，陈达教授是国际统计学会会员，社会学会员，世界人口学会会员并被推选为副主席，国际劳工局专门委员，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负责人之一，并兼任研究部主任。联合国成立后，被聘为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

    陈达认为社会学是经世之学，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而认识社会，研究社会，提出对策。他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多年工作所获得的人口学资料对于研究社会理论、社会问题及社会制度都有帮助，后人曾形象地评价国情普查研究所是“陈达教授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块实验基地”[24]。

    陈达的学生袁方、长期追随他在联大、清华社会学系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袁方说：“据估计，他在1929-1952年这23 年中, 共主持和参加过24种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 是抗战时期在昆明湖区的人口普查。参加调查工作和联络工作的人员达1300余人, 调查对象包括三县一市的60万人口。”[25] 

    抗战烽火中，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进行的工作是中国现代人口普查的重要开端，“在我国现代人口普查的实验中，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6] 

参考书籍：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