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金富军  

    近代以来，随着边疆、民族危机发展，边疆研究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后，边疆史地研究社会化趋势日渐明显，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团体，清华等一些学校也开展相关研究。

    清华十分注意边疆问题教育，1925年筹办农业学系，即确定“到边疆去做事”作为学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1]1927年，吴景超、王化成、雷海宗等五人组织清华文科课程委员会讨论会，建议政治学系增加“满蒙藏问题”等课程。[2]这些教育熏陶，使得校内形成关注、研究边疆问题的浓厚氛围。 

1928年底，袁翰青、夏坚白、罗香林等清华学生与罗家伦、朱希祖、刘崇鋐、张星烺、郭廷以、翁文灏、冯友兰、杨振声、洪有丰等著名学者共30人，发起成立清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对此研究会，学术界既有研究或关注较少，[3]或未尽准确。[4]本文拟就此研究会做一简要梳理。

发起与成立 

1928年5月间，日本为阻挠南京国民政府北伐，策划、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济南惨案”后，林文奎、傅举丰、汤象龙、徐雄飞、罗香林、曾炳钧等清华学生即组织“济案后援会”，参与组织北平各校“济案”后援会，调查日货，编写英文宣传资料《济案真相》（The Tsinanfun Crisis）等活动。[5]

5月15日，学校召开“济南惨案”纪念会，[6]教务长梅贻琦提议全校师生共同组织满蒙研究会，收集资料，研究满蒙问题。7月2日，满蒙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因暑假临近，很多师生先后离校，到会人数不多，当天的成立大会改为谈话会并决定组织暑期满蒙研究会，待开学后再组织满蒙研究会。

暑期满蒙研究会推举夏坚白、傅举丰、丁而汉、牟乃祚与林文奎等五人为事务委员，推举梅贻琦、余日宣、陈寅恪、钱稻孙、王化成、刘崇鋐、陈达、朱彬元、戴志骞等九人为指导教师。[7]并开办日语班，同学们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自醒。[8]7月14日，研究会邀请南开大学傅思龄教授（曾任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主任）来校讲演。[9]暑假期间，满蒙研究会开读书报告会三次，并将本校图书馆中所有关于满蒙问题之书籍编成索引。

暑期满蒙研究会属于假期学生临时组织，开学后，“暑期满蒙研究会”名称已不能适用。为了使满蒙问题研究继续进行、更加规范并扩大队伍，暑期满蒙研究会决定发起组织“边疆问题研究会”。[10]12月8日，暑期满蒙研究会全体会议决定将书籍、捐款转赠“边疆问题研究会”。自12月25日起，暑期满蒙研究会正式取消。[11]因兹事体大，如仅具虚名殊无意义，切实工作则非有实地调查、发表刊物、系统研究不可。因此，暑期满蒙研究会决定先推定傅举丰、曾炳钧、袁翰青三人为代表与校长接洽，希望得到学校支持，再定组织办法。[12]

此时，清华学校已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已于9月18日宣誓就职。罗家伦始终非常重视边疆问题研究，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他任中央政治学校校务委员主持教务时曾开办蒙藏班，后改建为蒙藏学校。抗战期间，他又对西南、西北等地进行考察，对于开发、建设边疆提出了许多设想和建议。

“济南惨案”处理期间，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务处处长）曾与熊式辉等临危受命，赴济南谈判，险些发生意外，[13]对日军的凶残骄横有切身体会。罗家伦任校长后，积极支持师生的这一爱国举动，并欣然名列边疆问题研究会发起人。虽然学校对于边疆问题研究会“于原则上极为赞成”，但揆诸当时形势，学校“当局认为此会，不便由学校发起，可由教职员及同学组织。”[14]

在学校支持下，经过袁翰青等积极筹备，1928年12月7日，边疆问题研究会在科学馆正式成立，吸纳成员七十余人。[15]研究会发布公告：

边疆研究会缘起

我国自鸦片战争以还，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帝国主义者挟土地侵略之野心，四面八方，步步进逼：如日之于南满，英之于西藏，俄之于新疆，外蒙；彼此间密约之协定，势力范围之划分；或煽惑土人，反抗政府，或强用武力，攫取利权。吾国若尚不早为固圉之计，则唇亡齿寒，内地亦行见有沦亡之祸。同人等怀国势之颠危，知挽救之不容或缓，故有边疆研究会之发起。目的在切实研究边地之地理形势，社会状况，天产富源，外人势力，政治现象及其他与边地有关之各种重要问题；期得确切之知识及妥善之挽救办法。凡本校教职员同学如于边疆问题具有兴趣，愿加入本会研究者，不胜欢迎之至。

发起人：

丁而汉  王肇嘉  朱希祖牟乃祚  吴志翔  林文奎  洪有丰  翁文灏  夏坚白  袁翰青

  徐雄飞  高  琦  曹毓俊 张星烺  张大东  张国威  张德昌  傅举丰  冯友兰  曾炳钧

  汤象龙  杨振声  邬振甫葛春林  郑冠兆  刘崇鋐  刘大白  谢子敦  罗香林  罗家伦[16]

其中朱希祖、张星烺、翁文灏、冯友兰、杨振声、罗家伦、洪有丰、刘崇鋐等人为清华教职员，罗家伦为校长，杨振声后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冯友兰后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洪有丰任图书馆馆长、朱希祖任历史系主任、翁文灏任地理学系主任等职务。研究会成立时，教务长吴之椿、历史系教师郭廷以也正式加入，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成为研究会指导顾问。学生分布于政治、心理、化学、地理、历史、经济、土木等系，其中政治学系最多，达7人，其次为化学与心理两系，分别为4人。因此，从组织形式及人员构成看，这是一个得到学校支持、部分教授指导下、以学生为主的研究团体。

学生发起人中，林文奎、傅举丰、汤象龙、徐雄飞、罗香林、曾炳钧、夏坚白、丁而汉、牟乃祚等人参与组织“济案后援会”、“暑期满蒙问题研究会”，这表明三个组织具有组织、思想上的继承关系。

在边疆问题研究会发起组织工作中，袁翰青颇为活跃。

袁翰青(1905—1994)，江苏通州人。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化学史家。1925年考入清华，1929年毕业后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深造，1932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34年底回国，袁翰青先后在中央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辅仁大学等校任教，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作为化学系三年级学生，研究会成立后，袁翰青发表《边疆问题——注意的理由和解决的途径》一文，更为全面地阐述了关注边疆问题、组织边疆问题研究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7]

袁翰青首先指出边疆问题中蕴含着民族主义的精神，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防问题。如果只为了国防在边疆修武备，忽略边疆民族的利益与意志，则流于偏狭的国家主义，进而陷于残酷的帝国主义。为此，“我们注意边疆问题完全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绝不容有偏狭的国家主义和残酷的帝国主义的精神存于其间。”

袁翰青指出，重视边疆问题，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谋求民族主义贯彻中国境内，各民族得到解放与平等。第二，边疆民族与内陆各民族唇齿相依，共存共亡。重视边疆问题，携手边疆民族，共同抵御外国侵略。第三，振兴边疆文化，发展边疆经济，粉碎帝国主义对边疆渗透与侵略。第四，推动内地移民到边疆垦边殖地，加强边疆防备，保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安全。

据此，袁翰青提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唤醒边疆人民民族的自觉，要注意杜绝种族歧视，尊重边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利用宗教信仰增加民族的团结力。

第二，继承中国移民实边传统，有计划地大规模移民，既减轻内地人口压力，又增加戍边力量。同时，“为了唤醒边人的自觉，为了领袖移民的工作，我们需要大批的受到相当教育的国民到边疆去，这是在移民殖边的策略中所万不可忽视的事。”“我现在要提出一个迫切的口号‘到边疆去’”。

第三，改善边疆交通。袁翰青指出呼吁“我们现在可以暂时把难成的铁道交通丢开，致力于费钱效少的汽车，航空事业和无线电。这是解决边疆问题所必办的事情，希望政府赶快注意及此。”

第四，提倡边疆问题研究。袁翰青沉痛地指出“说起来真惭愧，满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做的关于满蒙的书籍有几本，日本做的有多少？新疆西藏也是同样的情形。对于自己的边地这样的隔膜，那怪别人的觊觎侵略？我们现在要竭力的提倡，提倡国人对于边地尽量的研究，作多方面的研究，将研究的所得作为解决的具体张本；……衙署式的机关可以不要，大规模的研究团体不可没有；我们要造成研究边疆问题的权威者，我们需要多量的‘新疆通’、‘蒙古通’、‘西藏通’。学者们啊！这是发挥你们能力的好场所，这是你们对于国家应有的责任。”

第五，外交方面的解决。

从中国边疆整体角度观察研究问题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突出体现，[18]袁翰青的这篇论文，无疑是较早地体现这一重要进展的论文。袁翰青以一在校学生，当时能有此认识，确属难能可贵。

有研究者指出，袁翰青的这篇论文是当时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重要论文之一。这篇论文与同时期其他论文一道，“使中国边疆研究紧紧跟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并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许多成果的问世，撑起了中国边疆研究这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的构架。与19世纪后期中国边疆研究开展状况相比，这个时期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均有明显进步。[19]

章程与组织

学术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是学术研究体制化的重要形式，是学术研究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要求，而它的实现又对学术研究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及其创办的《地学杂志》，标志着近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体制化的开端。此后，各种类似团体与研究机构成立及刊物创办的过程，也是边疆史地研究体制化建设不断深入的过程，清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无疑正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产物。

研究会建立伊始便重视制定严格的章程，非常自觉地追求“学术团体之有机化”，并认为这是“学术团体成功之先决条件。必须有机化，然后才有生气可言。”[20]

1928年12月7日，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会上，讨论通过由傅举丰、曾炳钧、袁翰青三人拟定的会章。[21]大会接受翁文灏、朱希祖与冯友兰等人以地域分组的建议，[22]下设东三省组、内外蒙古组、新疆组、康藏组、滇桂组与海疆组等六个组。

关于研究材料，研究会设立边疆各处调查委员会，以会员中吴之椿、翁文灏、洪有丰、朱希祖、杨振声、冯友兰、刘崇鋐、罗家伦、郭廷以等九位教职员充任。

由于研究会成立当晚因时间太晚没有选出常务委员，会后经过通信选举，教授中翁文灏、朱希祖与学生袁翰青被选为边疆问题研究会常务委员。[23]21日，常务委员会开会决定朱希祖任主席，翁文灏任文书，袁翰青任干事。

1929年3月14日，边疆问题研究会全体大会通过吴之椿教授代拟的研究会英文名称The Frontier Society。[24]

边疆问题研究会开展活动一年后，组织及活动形式等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以地域分组，会员之间联系困难，二、题目牵涉面过大，同学难有精力广泛涉猎。三、部分会员只愿意听报告，不愿意从事研究。为此，1929年底，边疆问题研究会为讲求效率、集中工作，将研究范围集中于东北三省经济、外交与地理，边疆问题研究会设总务、宣传、研究、调查四股，负责研究会的运行。[25]

主要活动

边疆问题研究会旨在促进师生对边疆人文地理、风俗民情等有相当研究，“使没有知道边地情形的，能稍微明白中国对边地经营的经过，和将来的趋势。”[26]围绕这一宗旨，研究会的主要工作为：

一、制定各组计划。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各组分别开会病制定工作计划，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1、专题研究。2、读书提要。3、书目索引。4、翻译。5、收集材料。

1928年12月28日下午五时，康藏组在刘大白召集下，在三院十八号教室开会。会议选举刘大白为干事，邹海文为副干事。会议并通过编写书报指南等决议。[27]

东三省组选出李述庚、吴之偆为正副干事，并由李述庚拟定30个研究题目，供会员选择。这些题目囊括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铁路、农业、移民等诸多历史、现实问题，相当于对东北三省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28]

1929年1月8日晚七时半，海疆组在一院开会，选举邬振甫、汪赐曾为正、副干事。通过将沿海各省及与海疆发生密切关系之各地（例如南洋，菲列宾）均列入海疆组研究范围等决议。[29]

1月10日晚七时半，滇桂组在三院十八号教室开会。云南籍学生赵康节与历史系刘崇鋐教授分别做了报告。会议通过了邀请专家演讲等几项决议。[30]

这期间，内外蒙古组选出牟乃祚、夏坚白为正副干事，新疆组选出傅举丰、高琦为正副干事，制定本组计划。[31]

1929年底，边疆问题研究会改组后收缩了研究范围。鉴于“东三省问题是中国边疆问题中目前最严重之问题（It is question at issue）”，并且材料较为充分、调查方便，加之校内有数位对东北问题素有研究的教师，边疆问题研究会将研究范围集中于东北三省，尤其是外交、经济与地理三个方面，并请徐淑希（燕京大学社会科学院主任）、蒋廷黻、萧遽、翁文灏分别拟定东三省中日外交、中俄外交、经济问题、地理问题共60个题目。[32]

二、聘请各报馆边疆通讯员或其他居住边疆人士为研究会名誉赞助人，帮助研究会收集资料。研究会与天津商人陈怀道组织的内蒙调查团、日本满蒙调查团接洽，积极“组织边疆通讯网”。[33]与地质调查所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协商，借出有关边疆的书籍多种，放置于研究会会所，以便会员随时参考并借阅。此外，研究会积极与北平满蒙新藏研究会联系，讨论相互合作计划。[34]

三、请校内外知名专家演讲，研究会会员也经常报告自己研究心得。

研究会成立之初，即请定蒙藏委员张继以及刚从新疆回北平的徐炳昶来校演讲。此外还邀请中国地学会会长及前驻藏大臣张荫堂等人来校演讲。据《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先后来校讲演的有斯文·赫定、徐炳昶、翁文灏、全绍清、陈云皋等人。

四、积极推动校内边疆问题研究。1928年12月29日，《清华周刊》第30卷第8期出版“边疆问题号”，发表袁翰青、李述庚、张星烺等人共14篇研究文章。

其他零散于《清华周刊》的文章还有：

这些论文中不乏佳作，例如张星烺先生的《美国统治下之菲律》一文，与同年发表的《近三百年菲律宾华侨状况》、《三百年前的菲律宾与中国》、《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商业文化及其宗教上的关系》等论文，以及他在清华讲授《南洋史地》课程讲义，皆为对南洋史地开创性的研究，对于今天研究南洋史地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7]

杨曾威对西藏研究的期望，“尽管如今的中国已是一日千里，中国藏学已是硕果累累，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各项边疆工作来说，……依然可以是一种勉励。”[38]

此外，清华学生还积极在校外期刊发表论文，如邹文海1929年1月在《国闻周报》第6卷第4、5期发表《西藏官职考略》（上、下），简述了西藏官职的形成、沿革、变化与现状，是西藏政治研究起步时期重要论文之一。[39]

五，参与边疆问题征文活动。边疆问题研究会得到了留学同学的支持。1929年7月，清华留美同学会捐出414美元为基金，以每年利息作为奖金，奖励对于边疆问题有研究而著成有价值之论文之本校同学。[40]边疆问题研究奖金成为学校常设奖金之一，有力地促进了边疆问题研究。

1929年度边疆问题研究论文奖金征文得到同学踊跃参与，征集到文、理、法三个学院11位同学的论文，涉及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经济、交通等内容。[41]

1930年度，边疆论文奖金只有3人参加。评比结果：第一名空缺，第二第三名奖金则由高士铭、李国干获得。题目分别为《日本侵略我东北的〈满蒙积极政策〉》、《新疆实业发展与我国经济前途之关系》。[42]1933年征文，参加者仍只有3人。[43]相对第一年，学生热情降低，这也反映了学生社团持续力较弱的特点。

六、积极与校外媒体联系，编辑出版边疆周刊。研究会原本计划出版《边疆》季刊，后因种种原因作罢。[44]1931年，边疆问题研究会负责编辑《华北日报》的《边疆周刊》，由梁嘉彬、祈延霈等主编。至1931年4月下旬，已出四期。[45]

反响与影响

边疆问题研究会向青年发出号召：“到边疆去，那里固然有几千里的大戈壁，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但是也有很大的平原，供你驰骋之所；有秀特的山，婉曲的河，供你游览；有深林供你采伐；有无尽的宝藏，供你开掘，有未经人到的地方，供你去发展，那里是实现你的理想的新天地，是发展你的抱负的惟一地方，你不要再流连于弹丸的腹地，偏促于不生不死的局面下，赶快审查你的环境，坚定你的志愿，充实你的学识，锻炼你的身体，准备你的行装，舍去你的温柔乡，向你的理想国去！向传统势力较小的地域去！”[46]这一号召得到广大师生热烈回应，会员人数最多时达百人左右。研究会甫一成立，即有校外人士要求加入，[47]国外也有同学表示关注，[48]这表明研究会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研究会还得到了校内外热心团体与人士的积极支持。一些单位如南开大学、一些专家学者如陈寅恪、牟乃祚、薛桂轮等也先后赠送10余册书籍给研究会使用。[49]

（资料来源：《满蒙研究会》，清华《消夏周刊》第4期，1928年7月30日，第10页。《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收到赠书致谢》，《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46期第2版，1930年3月3日。）

此外，《北平日报》也曾邀请研究会编辑边疆问题副刊。[51]

边疆问题研究会虽然是清华校内师生组织，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就在研究会成立后不久，即接到一署名“黄子明”之来信，表示对研究会愿尽力帮助。“黄子明”自称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服务多年，对于南满情形知之甚详，愿意将南满铁道会社出版的众多有关南满书籍赠送；并表示如有人至南满参观，并愿代为介绍；“黄子明”并向研究会东三省组索阅计划书一份。

一个陌生人如此热心研究会工作，引起学生的重视。联想到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情报搜集不遗余力，并在中国大力渗透，研究会怀疑“黄子明”为日本人。尤其是“黄子明”索要研究会计划书，更显示其别有用心。为慎重起见，1929年1月9日，东三省组干事李述庚特地进城拜访“黄子明”，发现其果为日本人。交谈中，“黄子明”对日本侵略东北进行辩解，又称中日将来之亲密关系在于青年，愿青年能建设一新天地，其笼络人心之目的表露无遗。

谈话结束时，“黄子明”向李述庚表示，愿意约研究会派代表于20日至城内与他开一茶话会。李述庚当场谢绝此一提议。后来，“黄子明”又给边疆问题研究会来信，请研究会派代表五人至其牛岛会所午餐并谈话。1月15日，边疆问题研究会各组干事联席会议议决复函谢绝午餐，但派代表与“黄子明”等谈话。[52]此事以后未再见报道，可能不了了之。

结  束

1931年以后，边疆问题研究会活动逐渐减少，会员人数也由最多近百人减少到三十人左右，活动也不如此前频繁。虽然在1934年底，研究会重新成立，并选举产生新的负责人，力图重振旗鼓，[53]但影响似乎并不大。抗战全面爆发后，研究会似乎停止了活动。

边疆问题研究会日益式微，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边疆问题研究会是在罗家伦等人支持下成立并运作。1930－1931年间，清华发生校长更迭风波，校务动荡，随着罗家伦、朱希祖、杨振声、翁文灏等先后离校，研究会的指导力量受到削弱。

二、边疆问题研究会以学生为主的研究团体，而学生社团本身具有持续力较弱的特点。随着研究会创始骨干的陆续离校，加之一些在校同学又多同时参加几个社团，难以保证充分的时间与精力。

三、“九·一八”事变后，外患日亟，清华学生关注重心集中于请愿、示威、捐献、慰劳、制棉衣、造防毒面具等运动。客观上也分散了同学们对边疆问题的注意力。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后，国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浪潮，“国人苟不早图防范，合力御侮，则国土日蹙百里，藩篱尽撤，门户不掩，国事真不堪设想也。”[54]的紧迫与焦虑情绪弥漫于全国。清华大学师生自发组织边疆问题研究会，既是这一情绪的反映，也体现出清华师生高度关注时势、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国民、民族命运结合的特点与爱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