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清华没有参加当天的游行活动，也没有参与之前的组织活动。5月3日是清华的周年纪念日，那天学校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京中来宾到校者约二千有余”，当时的外交部次长陈箓和美国公使芮恩施也都出席了当天的庆祝活动并发表了演说。当晚，清华师生还举行了晚会，“有电影趣剧等助兴”，“至十一时始散”。[2]在这个五四运动爆发前的夜晚里，清华园是欢乐的、祥和的。

    5月4日城内学生游行的消息是在当日晚间传到清华的，因此清华的五四运动严格说来是从5月5日开始的。5日上午9时，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召集各级长各会社领袖，在高等科135号开会讨论对于山东问题的态度及清华应取的方针。会议主席为乔万选，书记为罗隆基、闻一多。当时议决的事项主要有：以各会社为基础组织清华学生代表团、与北京各校一致行动、派代表赴北京调查运动情形。会议推举罗发组、陈长桐、罗隆基、孔令烜、陆梅僧五人为代表。10时半代表出发，同时代表团继续开会，至11时半始散。下午会议继续进行，乔万选因病退席，徐笃恭担任会议主席。晚上，赴京代表陆续返回，7点半，全体学生在体育馆开大会，陈长桐、孔令烜、罗发组分别报告赴北京调查情形。散会后各级代表和各会社代表又在135号开会，决定正式成立清华学生代表团，“以救国及作外交后盾为宗旨”，并选陈长桐为团长，王国华为副团长，从此清华的学生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据统计，自代表团成立至“六三”之前，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议决并举办的大小事项不下百数十端。[3]除了派代表参加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各项工作外，还着力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举行国耻纪念会。国耻纪念会原定5月7日召开，因受政府干涉，改在9日举行。是日下午5时，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在体育馆集会。首由陈长桐致开会辞，继而乔万选、姚永励、康德馨等人相继演说，并由闻一多报告本校学生代表团组成成员，沈克非宣读致巴黎中国专使电文，最后全体向国旗行鞠躬礼并宣誓。誓词如次：“口血未乾，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会后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日货。[4]

    （二）街头演讲。根据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议，各校组织演讲团，分地段游行演讲。演讲的题目，大都为惩办国贼、不买日货、力争青岛等。5月11日，清华率先实行该议案，派出演讲员六队，每队十人。“各人身着制服，精神跃跃，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演说”。[5]之后，清华学生演讲团，每日轮流进城演讲，无日间断。[6]

    （三）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兴起后，北京学生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学生把中国现用的日货编制成册，作为抵制的依据。1919年5月22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71期刊登了清华学生代表团日货调查股的《日货调查一览》，内中列出药品类日货179种。为了能够真正做到抵制日货并且坚持下去，清华成立了救国十人团的组织，以十人为一团，每团推团长一人，每十团推十团长一人。救国十人团的责任，就是“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团员“互相监督劝勉，以人格或生命为担保，”对于团外同学也有“劝导之责”。[7]不过抵制日货毕竟是消极的行为，积极的做法就是提倡国货。为此，清华学生又成立救国实业筹备处，筹集资金以为将来开设工厂扩充国货之基础。其进行的办法分两种。其一是常捐。清华学生每人每日应捐铜元至少一枚；其二是特别捐。包括每年五月在学生饭费内扣捐一元，命为“May Fast”；国耻日及元旦节由学生随意认捐；借助本校新剧社于国耻纪念日到京排演警世新剧、亡国惨剧等，以激发人民爱国心并筹集巨款；国耻日组织临时演讲团向各界募捐。[8]同学对此种做法充满信心，认为如果全国各界能一律仿行，“则数千万之款，不难立集。三五年后，中国工厂林立，则国货充斥。即不抵制日货，日货亦无隙可入矣。”[9]

    （四）训练义勇军。为了抵御外侮，做外交的后盾，清华学生组织义勇军，名为“清华学生义勇军”。义勇军的宗旨，是实行军事训练提倡尚武精神。训练的内容包括打靶、游行、野操、站岗、守卫、野宿、兵式操及听讲。每星期一二四五上午八时至九时为操演时间。每星期三上午八时至九时为演讲时间。[10]同学报名入军的，约四百人。[11]义勇军成立以后，一切操作，无不模仿军队。每日派军士数名，轮流值岗于校门、医院、义勇军司令部等处，保证学校的安全。运动期间，段祺瑞曾派军警一营，开到清华园，意欲逮捕清华学校学生领袖，武力镇压清华学生运动。学生军得知后全体动员，准备抵抗，虽流血也所不惜。段祺瑞不得不下令军警暂驻海淀，不许前进，双方才得以避免血战。[12]

    （五）与北京各校一致行动。5月18日晚，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在北京大学举行联合会议，出席会议的清华代表为黄钰生、罗隆基。当时议决北京专门以上学校于19日实行全体罢课。其理由是：外交失败，而卖国贼优游法外，且政府举措失置，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横加干涉。此案在京议决后，清华立即召集代表团会议及全体学生会议。同学均认为此举关系国家根本问题，亦即中国教育界之生死问题，当即决定与京中各校一致行动，坚持到底。[13]19日，全校学生一律罢课，事前并正式通告教职员，详陈罢课理由，并表示罢课后仍然遵守斋务上种种规则。[14]

5月19日开始的罢课是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学生在罢课之初，曾上书大总统，表示罢课之举是暂时的行为，若政府能对同学的要求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罢课行为立即中止。[15]不料政府却加大了对学生的压迫，封闭了学生办的《五七》日刊。[16]总统徐世昌还责成各地文武长官对于集众游行演说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17]在政府高压之下，学生乃停止露天讲演，专门致力贩卖国货，运动一下子消沉下去。5月底6月初，政府又接连发布命令，限学生“三日内一律上课”，[18]并取缔学生联合会和救国义勇队。[19]受此刺激，学生乃秘密决定，6月3日恢复讲演，预料政府必逮捕拘禁演讲同学，翌日则加倍出发，直至全体被拘禁而后已。

    6月2日晚9时，清华学生代表团召集全体同学在大礼堂开大会，报告并通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关于翌日（6月3日）上午10时在京中各处继续讲演的议案。自5月19日罢课以后，因演讲被禁，学生们除义勇军操练与贩卖国货外，无他事可做，因此恢复进城演讲使同学们精神大振。为了保证能够顺利进城演讲，学生义勇军在全校实施特别戒严，校中各电话及各出口，均由义勇军军士看守，以免进城演讲的消息泄漏而招致军警阻拦。6月3日一早，学校食堂前贴出《进城演讲员一览表》。据蔡公椿所记，“是日演讲员出发者凡十二队，每队八人、十人不等，俱全身制服。七时餐毕，各队均按时出发。”他所在的演讲队共8人，他们于7时20分“骑驴循铁路赴西直门”。8时半自西直门步行赴骡马市大街演讲，“听者约五百人，多劳动者”，军警闻迅赶来驱逐，随后他们又辗转到湖广桥、新世界等地演讲，结果被“二十余荷枪警察、一二佩刀警员、三四骑士”拥进了北大法科。[20]其他演讲队大体也经历了相同的遭遇。是日清华演讲同学被拘者前后共130多人。[21]

    “六三”大逮捕非但没有如当局所愿平息风潮，反而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各界纷纷表态声援学生，上海更是出现“三罢”斗争。在各方的压力下，当局决定释放被捕学生。6月8日，被拘学生准备出狱，各校均派人前往欢迎。是日下午1点，“各校整队排列，全体照相。首由我校主席宣布各校出去的秩序，次奏军乐，末全体欢呼，然后各校循序而出。”[22]清华被拘同学“在法科会齐后，即行出发。至正阳门。本校前往迎接之学生已到车站矣。随后一同前往总统府，遂大呼中华万岁，声动天地，观者如堵，军警并不干涉。于是整队过西长安街，至西单牌楼复转而北而西至西直门车站，乘专车六时半到校。校中教职员及同学百余人排立大门两旁迎接，掌声雷鸣。被拘同学入校后全体聚集于高等科前草地，由代表团长陈长桐报告数事而散。”[23]

    “六三”以后，学校便放暑假了。包括陈长桐、乔万选等学生领袖在内的高等科四年级同学赴美留学，学生代表团停止活动，清华学生的五四运动，至此基本结束。

二

    从“五五”到“六三”清华学生的表现可谓积极，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像演讲、罢课、抵制日货、训练义勇军之类的活动在其他学校也都有举办。清华学生五四运动的特别之处，一在于它直接受到了研究系和英美势力的影响，二在于它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

    清华学生最初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开始时学生的行动没有得到校方的支持，但也没有受到校方的压制。其时清华的校长是张煜全。但1919年3月，张煜全因病请假，校务由副校长赵国材代理。[24]5月5日上午学生代表开会时，曾两次往谒赵校长，请他进城参加北京校长会议。赵答称要先谒外交次长，如蒙许可，始能与会。赵校长下午3时进城，但未及与会。晚11 时返校，与学生代表见面，并向学生代表提出5个问题：（一）与北京学界一致进行至何地步？（二）如以后事有变更学生将取何态度？（三）为何代表出校不请假？（四）是否遵守校章？（五）家庭质问学校，将何以答覆？学生对此未予回应，且决定自第二天起开始罢课，并草拟了罢课宣言和发往巴黎的通电。[25] 没有证据表明清华学生5月5日的行动是因为受了外部势力鼓动，但之后学生的活动，无疑都与研究系和英美势力有关。

    研究系和英美势力对清华五四运动的影响是通过刁敏谦和英文《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实现的。《北京导报》1917年由梁启超等人发起创办，刁敏谦担任主笔，是研究系的重要言论机关，反映的是英美方面的态度。[26]该刊经常刊登曾任黎元洪总统顾问的英国人伦诺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nox Simpson,笔名Putnam Weale）批评日本的文章。[27]五四运动发动后，清华学生代表团发行一种《清华周刊》“号外”，每日出版两次。上午为北京学生联合会及本校消息，下午为各报摘录紧要新闻，由同学謄写两份，分贴在高等科中等科食堂前面。[28]这是清华学生关于运动消息的主要来源，也是学生采取下一步行动的主要依据。而“号外”又是“承北京导报主笔刁德仁博士每晚十句钟后以日内探得紧要新闻转电相告，即夕编辑，次晨即可发表。故消息较他处尤为灵捷。”[29]

    这里的关键人物是刁敏谦。刁敏谦，字德仁，1888年生，广东兴宁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16年9月受聘于清华，讲授英文与万国公法。[30]1920年11月受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之请，任中国代表团万国公法专员，从此离开清华。[31]在清华期间，他同时担任《北京导报》的主笔。刁敏谦作为一个国际法专家，在大战结束前，就提出战后中国和其他列强的条约关系必须重新调整，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必须得到充分尊重。[32]他还认为，战后的世界将形成一种新的体系，中国成为世界一员的努力终将获得成功。[33]正因为如此，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学生抗议运动兴起时，他会积极投身其中，一面给学生提供各方面的消息，一面在《北京导报》上刊发“反日”的文章。刁敏谦在五四运动后把“五四”称为中国的“独立日”，是民族觉醒的真正体现，[34]这或许也是对他本人在运动期间所做一切的一种自我肯定。

    《北京导报》在清华五四运动中无疑扮演了一个“指导者”的角色。这不仅是因为刁敏谦是该刊的主笔，也因为该刊在中日问题上所持的立场。1919年2月，辛普森在《北京导报》上撰文，提出中国应该在巴黎和会上提出“铁路统一案”以保证收回胶济铁路，“这条铁路由中国购买，变成一条纯粹的中国铁路,不必顾忌1915年在日本最后通牒威胁下所签的协定。”他强调，如果日本获得了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那么“它不仅能把势力伸入中国的心脏地区（直隶、江苏），而且伸入到直隶以外的内蒙，这样就从外面对北京形成包围之势。”因此这种局势无论如何也必须停止，而方法就是实行“铁路统一”，即是说，“从今以后，中国土地上的所有铁路，都是中国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由北京政府组织的铁路委员会控制。”[35]

    “铁路统一案”由研究系重要人物汪大燮、林长民负责的外交委员会拟定，[36]但反映的是英美方面的意图。英美试图通过铁路统一的方法，打破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限制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为此美国公使芮恩施（P.S.Reinsch）和英国公使朱尔典（J.N.Jordan）分别与中国朝野各方进行了沟通，力促该案之通过与实行。[37]当时在野的研究系力推该案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但因遭到交通系的反对而未能如愿，于是“山东问题”成为舆论注目的焦点。梁启超事后对此仍不能释怀，认为这是中国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说：“和议初开，英美方面之为我谋者，方盛倡统一铁路外债之议。其是否别有旁意，且勿深论，至其直接动机，则确在破除势力范围以防制日本。……我政府及全权若有眼光有手段者，一面在和会总会上提出山东问题全部堂堂正正之主张，同时在该会交通委员会中提出统一铁路外债之议，英美必极力为我后援，失于彼者或且得于此。但得山东铁路不为一国所独占，则危险之程度，亦可减杀几许。乃此议既为国中一部分人所不便，遂与东报相结托，作桴鼓应，一致反对。而京沪间之舆论，亦复不加注意，贸然和之。政府则举棋不定，旬日间两电专使，辞旨矛盾。此议遂消灭于群言淆乱之中，于是我所提出于和会者，除对德照例要求之琐碎条件外，仅唯一之山东问题。一击不中，全军俱覆。”[38]

    《北京导报》关于“铁路统一案”和破除势力范围的言论，直接影响到清华学生对山东问题的态度和收回青岛的决心。《清华周刊》发文指出，“前阅废除势力范围论，日本对于青岛及山东攘取各种权利之野心，大有控制全国进窥中原之势。所以青岛亡就是中国亡，所以中国誓死力争，断难承认。”[39]此处所说的“破除势力范围论”正是辛普森在《北京导报》上反复申论的立场。《北京导报》对中日问题的立场不仅影响到清华学生对运动目标的设定，也影响到清华学生运动的方式。五四运动兴起后，清华学生代表团要求校内各出版物，“仿《北京导报》登载爱国警[言]。”[40]从1919年5月8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69期至同年5月29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72期，封面均印有“毋忘日本二十一条件”一语。第173期后，封面的警言改为“毋忘国耻”。清华作为一个留美预备学校，本身有很强的美国背景，学生在运动中受英美势力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清华五四运动的另一特点，就是它在运动中表现出的团体精神和组织能力。五四运动，清华虽然事前没有参与，但自加入以后，立刻成为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其反应之迅速、动员之彻底、态度之坚决、组织之严密、行动之有序，都超过了其他学校。1919年5月17日，闻一多在致父母信中写道，“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41]清华学生在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更是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胡适于6月4日上午持盖有京师警察厅总监印章的“执照”，去北京大学法科看望被拘的学生，他发现“内中有清华的学生，穿着黄色操衣，精神最好。”[42]实际上，在五四运动期间，清华学生常常充当组织者的角色。“六三”之役，北京学生被拘留在北大理法二科的约千人，而拘留期内两处的秩序全靠清华同学维持。[43]

    清华的表现，得益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清华注重同学的爱国思想的培养。清华自1913年开始设立伦理演讲，每周邀请中外名人或本校教员演讲社会道德，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服务社会的意识。二是清华注重组织的训练。据统计，五四前，清华学生组织的各种会社不下四五十个。大概可分为三类。有为服务社会而组织者，如社会服务团、通俗演讲团、星期日学校、夜役学校、工人教育团、乡村教育改良研究所等。有为讨论学术而组织者，如科学社、文学会、辞命研究所、国情考察会等。有为宗教而组织者，如青年会、孔教会。[44]此外，清华自1915年开始建立童子军，每周操练两次。三是清华在课堂教学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民主素养。“中等科四年级英文作文班教员同时教授议会法（即民主初步），而日常作实际练习，因此清华学生对于普通集会组织程序等多能了解熟练。”[45]刚刚经历五四洗礼准备赴美的同学，在留别母校的时候感慨地说，“窃谓五四以还，全国学界先后响应。母校虽事前未与，然加入以来，坚持精神有足多者。推原其故，实食会社发达之赐。何者？议场发言能守秩序，故讨论易得完满结果。内部组织详密，机关灵便，故击尾则首应，收指臂之效。义勇军操练整肃，且远胜昔日各连比赛成绩，是不特义愤使然。假非平日课外办事夙有根柢，曷克臻此。仝人等切祷诸同学之能扩大此统系精神也。”[46]可见，清华平时的训练，使清华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与他校迵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三

    如前所述，清华之加入五四运动，是各级各会社代表共同做出的决定，反映了绝大多数同学的意愿，但这并不意味着同学之间没有思想上的差异。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新思想、新文学运动即通常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清华同样受到了新思潮的冲击，但总体而言，“五四”前清华学生的思想趋于保守，新文化运动在本来就“偏重西学”的清华意外地受到了冷遇甚至是抵制。那些后来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极为活跃的同学，在思想上却是极端的保守。他们批评新文化运动，提倡孔教，反对新文学。

    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课程设置偏重西学。学生在课堂上也出现过这种现象：“讲西学则群侧耳以听，握管以记，競競然惟恐其一字一语之或遗也。及讲国文，则教者谆谆，听者藐藐。”[47]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华学生认同当时流行的新思潮。实际上恰恰是清华的“留美预备”性质使学校和学生对“趋新”保持了一种警惕。学生因为担心太过“趋新”会西化，所以主张在校期间尽可能多地接受国学教育，“将来游美，庶能卓然自立，不为外人所潜移，操守有方，不为西俗所默化。”[48]也正因为如此，对新派人物“西化”的倾向，清华学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时论指出：“彼见夫人强而已弱，人富而已贫，求其故而不得，则相与归狱于中学，而欲以西学易之。大而风俗政教道德伦理，小而衣服饮食宫室车马。凡属于西者必诩为文明，而属于中者必诋为腐败。忠孝节义之说，且有登诸书报，昌言以攻之者。噫嘻，何其甚哉。若此者皆偏之为害也。偏于中学，其失也蹈常袭故，无以为应变之方。偏于西学，其失也畔道离经，或且为致乱之具。二者之所为皆过也。夫学无中西，是非邪正而已矣。”[49]面对新思潮对国学的冲击，闻一多曾号召清华同学“晨鸡始唱，踞阜高吟”，承担起振兴国学的责任。[50]

    “五四”前清华学生的守旧状态还表现在他们拥护“孔教”。当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上反复撰文抨击孔教时，清华却于1916年11月4日正式成立孔教会。其成立宣言称：“我清华之设也，固将以研精西学，用补我之所阙，然也欲使学者博采乎欧风，广询乎美俗，而有以改良吾之社会也。苟不明乎己，将何以取择诸人。苟忘其国本，又何以保不见化于人，是不可不慎也。窃尝纵览夫中西史乘，夷考其种族文明之大端，莫不受影响于宗教。故居今欲有所建树，而求符合我之国情，消纳我之文化，则捨奉孔子之教，其道将何由，昌明而光大之，以保我国粹，斯则后学之责，而吾人立会之本旨也。”[51]可见清华孔教会之设，实含有补偏救弊之意。孔教会的宗旨，是昌明孔教、救济社会。当时同学入会者，多至300余人，[52]即是说差不多一半的清华学生加入了孔教会。不仅如此，清华学生还处处为孔学辩护。新派人物批评孔子忠君思想，却有学生认为“孔子之尊君，实万世不易之理，立国之本而治天下之道也。”[53]新派人物主张废除读经，却有学生宣称，“夫经，常道也。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忽具，无有乎勿同，推之古今而准，推之中外而准，即推之万世而准者也。……书以道政事，礼以节文理，诗志性情，乐以发和，易以通阴阳消长之行，春秋以正诚为邪正之辨，以及孝经明人伦事理之极，论语括齐治均平之杂，是皆经数千年之至理名言，凡人力所通，舟车所至，日月所照，霜露所及之前地，莫不以是而为治安者也。岂可以一日而废于天下哉。”[54]新派人物主张吸纳西学，却有学生信奉西学中源说，宣称“培根笛卡之新义，即大学格致之说也。洛克卢梭之名论，春秋大同之旨也。言天道则歌白氏之说，不能逃易理之外也。论人性则康德氏之说，未能过孟荀二子之精奥也。其他哲学医学及各种科学，均有深奥神秘之能，有远非西学所能企及者。”[55]如此等等，其立论与守旧派无异。

    最能反映“五四”前清华学生对新文化运动态度的，是他们对白话文的抵制。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两文，新文学运动兴起。4月，《清华周刊》首次对陈、胡两人的主张做出了回应，称平民文学为中国历史上所固有，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本用不着“革命”。文章还宣称，“吾国文学，若经史子等，悉为我国文明之所寄。白话之文果盛行，则不出百年，将无能读古书矣。今日持抑文就语说者，实无异自毁国粹自灭固有之文明。”[56]11月23日，清华国语演说辩论会邀请胡适到校演讲中国文学改良问题。胡适介绍了他《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主要内容，并强调文学改良，必须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57]但胡适的此次演讲并没有引起清华学生的积极回应。直到1919年3月，在孟宪承、袁守和、林玉堂三位先生的帮助下，刘聪强、裴庆彪等几位同学成立了白话文学研究会，讨论白话文和标点法问题。[58]不料此举遭到了罗隆基等人的批评，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白话文学的大争论。

    1919年3月27日，罗隆基、李榦、杨荫溥等人在《清华周刊》第164期刊登了各自的文章，攻击白话文学研究会，反对白话文学。罗隆基认为，如果按照胡适、陈独秀等人主张的言文合一，那么“凡能话者，今日文学家矣。说书算命诸先生，不且文章起一代之衰耶？清华学生又奚事集会研究为哉。”[59]李榦认为，清华学生，负有传承中国文学的重任，对于中国文学深加研究，“自属吾辈应尽之本务。”但是文学革命“其流弊则趋于粗俗，而失去文学之趣味，”因此不应盲目追从。[60]杨荫溥则模仿林纾写了一篇小说，讽刺文学革命。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牛崇西”的主张文学革命的中国青年，拜访一位“欧人约翰博士”时的情景。牛崇西以为“中国文学荒唐古奥最为文化进步之障碍”，因此主张“一切历史古文词章诗赋，可以尽付祖龙一炬”，结果遭到博士一位十四五岁的女儿的取笑。[61]罗隆基等人的文章，引起了白话文学研究会的反驳，他们要求《清华周刊》公布文章作者的真实姓名，并进行学术上的辩论。他们还邀请胡适到清华，专门演讲“白话文何以必须研究”，[62]作为对罗隆基“清华学生又奚事集会研究为哉”一语的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罗隆基等人反对白话文学的主张，其立论的依据主要来自反对文学革命的林纾、胡先骕诸人。罗隆基在答复白话文学研究会书记裴庆彪关于“凡能话者，今日文学家矣”一语的质询时说，“夫仆之出此言，盖痛夫今之白话文学家，知有白话而不知有文学，知有白话文，而不知有学也。盖今之倡白话文学者，欲以简明浅易四字欺于世，即林琴南先生所谓‘小学堂既无明师，中学又寡书籍，一味枵腹，闻以白话文学提倡者，乌能不喜’之谓耳。彼倡白话文学者，谓白话较易于文言，言文合一，则懂中国语言者即懂中国文学，识中国字者，即能中国文学。诚如是，则‘凡能话者今日文学家矣’一语即林琴南先生所谓‘驴马市引东洋车之人，亦知白话，何用教耶’之意耳。使白话文学非若是之易，非研究者不足得其奥妙，非天质若足下者不足以言研究。尧典舜典，实系白话（语见东方杂志胡先骕先生文学改良论中）。红楼水浒，文学正宗，若是则白话文学不但不易于文言文学，且较文言文学为难矣。”[63]罗隆基对林纾、胡先骕言论的肯定与当时北大学生罗家伦对林、胡的言论的批判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4]可见当时清华反对新文学的势力很大。也正因为如此，白话文学研究会始终处于受攻击的地位，它还没来得及有任何作为，便无形消失了。[65]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包括罗隆基在内的原来反对白话文最力的几个人也都转变立场，他们不再一味的排斥白话文，而是主张文言白话并行。王造时说，“我们处在这个过渡时代，一方面对于旧文学不完全抛弃，一方面对于新文学更不能不研究，所以教授的方法也要两面俱到才能应付潮流。”他进而提出，古文方面，从老子到曾国藩，各时代的代表作都要涉猎。白话文方面，除了选读《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外，还应选读胡适的《实验主义》、钱玄同的《简省汉字笔划的提议》等文章。[66]王造时的观点很有代表性，那些曾经反对白话文的也开始赞成白话文，《清华周刊》也不再排斥白话文稿件，而是“中文各期内文言白话通用以资发展新思想。”[67]但是，这样的转变是在“五四”之后，而非“五四”之前。论者常以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之思想动因，证之清华，实谬。

四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清华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五四运动后，清华学生的思想发生了诸多的变化，清华的校风也随之改变。

    五四运动后清华学生思想变化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广泛吸纳新思潮、新文化。如前所述，在“五四”以前，新思潮在清华的传播极为有限，清华学生总体上趋于保守。“五四”之后，清华学生积极宣传、研究新思潮。清华修业团的转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修业团成立于1918年春，以“促进自治乐群敬业研究学艺交换智识”为宗旨，社长为冀朝鼎。[68]该社出版《修业杂志》，其创刊宣言虽然宣称对当时的新旧思潮“取兼容并包主义”，[69]实际上却是是旧非新。当新文化派在批判旧道德时，《修业杂志》却在宣扬“道德救国”、“孔道救国”。[70]五四运动后，修业团成员“思想改变了，”[71]《修业杂志》的立场也完全转变，开始抛弃过去的守旧立场，转而致力于介绍新思潮，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并采用白话和新标点。不久，修业团又改名为“唯真学会”，以“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为宗旨，[72]这些都是因为受了新思潮的影响的缘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潮，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工读主义还是互助论，都可以在清华找到宣传者和研究者。[73]

    清华作为一个以西文见长的学校，理应在新文化运动中占有一席之位，但实际上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北大，而清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显得无足轻重。那时北大宣传新思潮、新文化的出版物很多，除了《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丛书外，还有《新青年》、《新潮》、《新中国》等。清华的出版物原本不多，1920年后就更少，学报停刊，[74]实际出版的就只有《清华周刊》和《通俗周报》两种，而且这两种之中，前者专重校内事务的评论，后者专限于开导附近的乡民，这让清华学生颇感“羞耻”。[75]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清华的教员与学生对于文化运动，无特别的热心及能力。“蔡元培胡适先生等不入北大，北大的学生不能有怎么文化运动。我们学校的教员是同我们学生一样，学生进来，只是读书的，文化运动非我的事。教员入校，亦是只教书的，文化运动非我的事。你不管，我不管，所以弄到这个地步呢！”[76]

    五四运动后，清华学生意识到清华在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低下，开始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目标，清华学生却刻意要与北大区别开来。吴景超宣称，“像《新潮》里那种文章，清华学生未尝做不出。但是我们所以不做的缘故，最要紧的因为不经济。”“所以换条路走，不学他们的高谈放论”。[77]他反对清华的出版物模仿《新潮》，但主张模仿《时事新报》或北京《晨报》，[78]这反映出清华独特的文化运动取向。当时新文化运动有两种倾向，或者注重“普及”，或者强调“提高”。清华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则是两者兼重，同时并进。一方面，他们不愿把文化运动局限在学生界里，使文化运动变成“学生式的文化运动”、“贵族式的文化运动”或“局部性的文化运动”，主张从事“乡村式的文化运动”、“平民式的文化运动”或“普遍性的文化运动”，以期通过文化运动提高平民的智识。[79]为此，《清华通俗周报》通过浅易的语言，向乡民和工人宣传普通常识和浅近科学。[80]另一方面，清华学生有感于新文化运动有沦为“新名词运动”的危险，因而主张“从空谈进而求实，舍皮毛的学问，而实行精深的研究”，以便“为新文化建立一深渊的基础”。[81]为此，“五四”之后，清华学生纷纷组织专研学术的团体。正如吴景超所说，“五四”以前清华的会社，以研究演说辩论为最盛；“五四”以后的会社，以研究学术为最盛。而且“五四”以后成立的团体，有两个特征：（一）自动的，并非由于学校当局的提倡。（二）小组织的，十五人以上的会社并不多见。会务最注重的是报告读书心得，讨论问题。[82]

    五四运动后清华学生思想变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学生自治精神的高涨。在“五四”以前，清华学生几乎没有什么自治可说。那时学校对于学生，事事都要监督，事事都要干涉，学生团体的组织及成员都要经过校方的认可才是合法的，甚至学生课外阅读的小说，也要送教务处检查，违者处罚。[83]五四运动以后，清华学生觉得“学校的管理法，有许多与现代教育学理根本不合的地方。学校培养学生要培养他有自己发展的能力，要不然就变成奴隶教育了。”[84]1919年12月23日，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校长张煜全派巡警出面干涉，结果引发了学生的罢课风潮。一个月后，张煜全被迫辞职。校长历年积累的权威，从此打破。“此期的清华校风，布满了革命气象，渐渐由被动的境界，转入于自动的路上。”[85]

    学生自治精神的高涨突出地表现在学生积极参与校务的改良与讨论。自校长张煜全辞职后，外交部即派罗忠诒接任。学生以罗忠诒“既非教育家，品学又劣，复身膺痼疾”为由加以拒绝，并宣称，“吾人深知欲图校务之改良，必破此专制教育。欲破此专制教育，必去此官僚式之校长，而以真正德识兼备，体躯健练之教育家代之也。”[86]外交部只好暂派严鹤龄代理清华校长。在严鹤龄代理校长期内，学生会评议部组织了一个校务改良委员会，搜集了许多意见，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做成一篇改良校务计划书，送交代理校长，要求他采纳。内容共分八门。（一）中文教务，（二）英文教务，（三）体育，（四）出版物，（五）斋务庶务，（六）毕业问题，（七）课外作业，（八）卫生。代理校长采纳了好几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汉文教务改用选科制，同西文教务一样；（二）出版物底编辑制改为集稿制；（三）毕业人数不限定，以及格为准。[87]此外，清华学生还于1922年刊行一种题为《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的小册子，要求改组清华的董事会，[88]结果引发了一场广泛的关于改组清华董事会的大讨论。

    五四运动后清华学生思想变化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学生身份意识的回归。当爱国运动逐渐平静，老师们希望同学能回到课堂里、自修室里，[89]学生们也开始反省过去运动的得失和今后应取的方针，意识到五四运动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收回青岛和打倒卖国贼，而是“立刻振作想法子教我们中国就富强起来”[90]，因而对于课业与救国的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有同学指出，“国耻固不可一日去怀，然学业亦非可一日分虑。”[91]还有学生认为，学生运动“治标者也、救急者也，从权者也。治标者可一而不可再，救急者可速而不可缓，从权者可暂而不可长，”因此今后“学生应致力课程，不使精力旁务也。”[92]类似的言论，在《清华周刊》上反复出现，这表明“五四”后清华学生有一种向“学生身份”集体回归的倾向。但是这种“回归”并不是回复到五四运动前只知道读书不愿过问政治的境地。五四运动已经把学生的救国意识彻底唤起，一旦现实政治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同学们又会放下手中的书本，走上街头。这是“五四”留给清华的精神遗产，也是“五四”后清华的历史一再昭示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