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欧阳军喜 

    五四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国文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思想界、教育界围绕国文教学的改革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涉及国文与中学、国文与西学、国文与国运等诸多问题。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及社会各方面意见纷呈，莫衷一是。清华在这场大讨论中，不断调整国文教学的思路，在中西新旧之间穿行，最终走出了一条融会中西的新路。[1] 

一 

    清华的国文教学始于清华学堂时期。清华学堂成立时，国文课程已经草就，高等、中等两科均设有“国文”课。“学堂”改称“学校”之后，国文类课程又有增加，高等科必修科目有修身、国文、修辞作论、通史等，中等科有修身、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2]不过，当时的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其课程设置和教授方法均刻意模仿美国，以便学生毕业后能直接升入美国大学，所以学校和学生对国文课程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学生“班下自修，孜孜竟日，尽横行字。读国文者十无一焉。即就班上言之，讲西学则群侧耳以听，握管以记，競競然惟恐其一字一语之或遗也。及讲国文，则教者谆谆，听者藐藐。谈笑者有之，戏谑者有之，读他书而阅小说者，亦无不有之。其隐几而卧者，犹不失为好学生也。”[3]社会上因此对清华学生的国文程度多有讥讽，对清华学校当局也多有责难，[4]改良清华国文教学的呼声由是而起。

    清华学生对于国文的重要性，实际上有很强烈的自觉。他们认为，一国的文字为一国命脉所系，国文兴则国兴，国文亡则国亡。1916年，闻一多曾撰文指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希腊之兴以文，及文之衰也，而国亦随之。”[5]这种认识与当时许多新派人物的看法有很大的距离。一些趋新的人士常常认为中国所最急需者为科学，国文非所急，更有甚者，认为传统国文实有碍新思想的输入和新国民的培养，[6]国文因此常被置于次要的地位。一些外人也宣称中国文字太复杂，不利于西学的传播和普及，除非简化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否则中国很难真正走上一条进步的道路。[7]这实际上是将国文与西学、国文与科学立于绝对对立的地位。对于科学与国文的关系，清华学生更多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相通性和互补性。罗隆基指出，“国文者，保国者也。科学者，强国者也。有国文无科学，国存而国弱。有科学无国文，国强而国亡。重国文不重科学，中国终于今日之中国。重科学不重国文，中国非为中国之中国。”[8]陈裕祺也认为科学与国文可以交相为用，他说，“科学物也，国文为之车。车无物则无所用，物无车则奚以行。科学之用愈大，国文之用愈广，安有国文之非所急也。”[9]他并引日本广译西书致国富强为例，说明国文与科学同样重要。尽管如此，当时大多数的清华学生对国文存有轻视之心，对于外界关于国文程度不高之类的批评，清华学生也都自认不讳。如何改善国文教学，提高国文程度，就成了学生和校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改善国文教学，提高国文程度，其实自清末兴学堂以来就不断有人提及。那时谈教育者，“辄鳃鳃然虑曰，学堂中之国文，日益退步也。”[10]民国建立后，“挽救国文”的呼声日渐高涨。论者或以学校重科学而轻国文为国文衰败的主要原因，[11]或以教师“教授不良”为症结所在，[12]因此改良国文的办法，一则让学校重视国文教学，二则改革国文教学方法。清华学生的议论，大体也没能超出这个范围。但在谈及具体的改革措施时，清华学生表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罗隆基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说，“清华学生之国文，所以求物质之实用耳。唯其实用，则清华之国文，非专科的，乃普通的。非美术的，乃简明的。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苟能达心意，明事情，则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者，非吾学生志也。”他所说的实用的文字包括（甲）翻译文字；（乙）记述文字；（丙）说理文字；（丁）交际文字。翻译文字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清华学生，无论留学与否，其负介绍欧美知识之责任于中国者无疑”，而记述文字、说理文字和交际文字则纯是将来工作和生活所需。[13]至于国文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罗隆基也提出了“实用”的主张，他说，“学生之国文，主性的而非奴性的，实用的而非美术的。教授者当以主性为标准，不当以专门为标准。当以实用为标准，不当以美术为标准。”既以实用为标准，他主张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国文课程，“若夫阅书文学史法制史之类，在今日清华，不过铺张门面之类耳，有裨益于学生，盖已寡也。”[14]

    清华国文课程的改革，实际上自1913年周诒春长校之后就已经开始。周诒春推行“完全人格教育”，对国文的重要性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深知清华学生留美后，担负着介绍中国文化的责任，因此他嘱咐即将留美的同学“行箧中宜多携国文书籍”。[15]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清华国文课程曾经两度的改革。自1914年下学期始，中等科于原有之修身、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增加修辞、作文、习字、说文、文学源流、法制史、阅书。高等科于原有之修身、国文外，增加说文、作文、阅书，并提高了原有课程的学时。1917年国学课程再次修订，高等、中等两科皆去说文，高等科加文学史、伦理学史，以讲文代替国文，其余皆仍前。[16]此外，周诒春还主张所有的教员，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籍的，新的还是旧的，都应该一视同仁，享受同等待遇和权利。教师应该用中文作为教学语言，他认为这是将来学术独立的关键所在，只要是用英语或任何其他外国语言授课，学生的思想就是不自然的，总像罩有一件外国衣服似的。他鼓励归国留学生编写中文教科书，用中文教学，以便学生能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吸收西学，并通过这种方法，及时把西方的知识“中土化”，从而使中国逐渐发展出一种她自己的现代知识。[17]

    尽管周诒春长校期间努力提高国文的地位，改良国文的教学，但清华重西文轻国文的状况整体上没有改观。事实上周诒春本人也是更重视西文的教学。“他的目标仍不外贯彻模仿美国学校的政策。他的希望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儿搬到清华园来。教员多半是美国的教员，课程是美国的课程，教授法是美国的教授法，椅子、凳子、黑板、粉笔，无一样不是美国的。”[18]他对国文的重视，也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即是说让学生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独立的人”。国文教学能达到让学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可以了，写作的艺术并不重要。[19]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国文真正受到重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周诒春对国文和西文的态度，可能与他出身圣约翰大学有关。周诒春1903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其时正是校长卜舫济在该校大力推行“英语运动”之时。卜舫济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输入西方文明，而要达此目的，必须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因为不掌握英语，就不可能掌握西方思想。[20]在“英语运动”下，圣约翰大学的国文教学受到冷落。尽管卜舫济后来也意识到对中国学生进行国文教学的重要性，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高中文课程教学，比如中文和英文分别评分、中文部教师和西文部的中国籍教师享受相同的待遇、中文部有自己的教职员会议等，但学生对中文的兴趣仍然不高，国文教学并没有明显改善。[21]圣约翰大学对周诒春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所聘请的中国籍教师，几乎都是圣约翰毕业生,加之他所聘请国文教师，如汪鸾翔、戴元龄、李奎耀等，又多为学生所轻视，这更减损了学生对国文课程的兴趣。[22]

    当清华尝试进行国文教学改革时，新文学运动已经兴起。其时一些新派人物主张把新文学引进国文课堂，不但“古奥之周秦文，堂皇之两汉文，……淫靡之六朝文，以及摇头摆尾之唐宋八大家文”不必选读，就是群经、诸子、《史记》、《汉书》等，“非进了大学文科专门研究者，尚不必读”。[23]但在五四以前，清华的风气总体上倾向保守，对白话文表现出抵制的态度。一些学生认为“吾国文学，若经史子等，悉为我国文明之所寄。白话之文果盛行，则不出百年，将无能读古书矣。今日持抑文就语说者，实无异自毁国粹自灭固有之文明。”[24]直到1919年3月，裴庆彪、刘聪强几位同学受文学革命的影响，成立白话文学研究会，仍然遭到《清华周刊》编辑罗隆基、李榦、杨荫溥等人的攻击，引发了一场关于白话文学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罗隆基引林纾、胡先骕的观点为自己辩护，[25]杨荫溥则模仿林纾写小说讽刺新文学。[26]正因为如此，五四以前，清华国文教学改革主要停留在教学方法层面，在内容上仍以“尊孔”为主，同时力求体现历代文章之变迁及各体之义法。

    五四以前清华在国文教学改革上表现出的这种不新偏旧的立场，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身份似乎不容，实则恰恰是清华的“留美预备”性质使学校和学生对“趋新”保持了一种警惕。因为担心太过“趋新”会让学生西化，所以主张在校期间尽可能多地让他们接受国文教育，“将来游美，庶能卓然自立，不为外人所潜移，操守有方，不为西俗所默化。”[27]也正因为如此，清华试图在中西新旧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既不偏新，也不守旧，只不过这种平衡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很快就被打破。

二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清华校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五四运动后，清华校风丕变。如果说五四以前是碻守静默时代，那么五四以后就是倾向活泼时代。[28]一方面，学生自治精神日趋发达，加之受到新教育思潮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管理法，有许多与现代教育学理根本不合的地方”，[29]于是对于校务的改良，特别地积极。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老师们希望同学能回到课堂里、自修室里，[30]学生们也开始反省过去运动的得失和今后应取的方针，意识到五四运动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收回青岛和打倒卖国贼，而是“立刻振作想法子教我们中国就富强起来”[31]，因而对于课业与救国的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有同学指出，“国耻固不可一日去怀，然学业亦非可一日分虑。”[32]还有学生认为，学生运动“治标者也、救急者也，从权者也。治标者可一而不可再，救急者可速而不可缓，从权者可暂而不可长，”因此今后“学生应致力课程，不使精力旁务也。”[33]于是国文教学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1920年上半年，清华学生会评议部组织了一个校务改良委员会，并草拟了一篇改良校务计划书，要求校方采纳。该计划共分八项，其中第一项即是改良中文教务。[34]

    清华国文教学之必须改良，是因为在经历前一时期的整顿之后，仍然没有根本的改观。“一班之中，上课之时，留心听讲者，十不得一焉。课题作文，依时缴卷者，十之二三耳。上国文堂，看国文书，半数而已。早出晚归，行动自由，习以为常。谈笑自若，议论风生，数见不鲜。”[35]据时人的观察，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有以下四点。首先，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每当国运中衰，外辱频临，人民恒不深求所以致弱之故，而眩于强敌之文明，相率鄙其国语，弃其国文，摈其国粹，更其国俗。”其次是学校制度的不良。学校在西文部和国文部实行不同的制度，在西文部实行选科制和集点法（即学分制），而在国文部则实行必修制，“所有讲文、法制史、文学史、阅书、哲学等科，皆在必修之列，绝无选择之余地”，并且国文部的分数与英文部的分数是独立的，各不相干，结果“国文未及格而毕业而出洋者多矣，国文未满年限而将毕业而将出洋者，亦不少也”。第三是教员不称职。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员对学生要求不严，对学生在课堂上的轻慢行为加以姑息，“学生迟到，教员不问。学生早出，教员慨允。考试看书，几同公开。划定范围，不刊之典。试验题目，易之又易。评定等级，宽之又宽。”二是教员不懂教学法，有些教员只会“永无变调的死讲”，[36]有些教员则一堂课只讲一篇古文，“其余的时候，先生就默然无声，实习静坐的功夫。”教授的方法，也不过把“之”字换成“的”字，“乎”字换成“吗”字罢了。[37]第四是教学内容陈旧，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许多内容都是学生曾反复修习过的。正如一位同学所说，“予记在小学时，致力国文，教员曾授以左传纪事文，史记赞词，昌黎箴语，柳州小记，三苏论文。及入中学，教员所授者不过如是。及入高等，课堂所讲者又多如是。今年所讲者不过如是，明年所讲者不过如是。此教员所讲者不过如是，彼教员所讲者不过如是。”[38]这样的课堂教学，当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如此种种，导致学生对国文课程的轻视和课堂上种种乱象的发生。

    上述观察大多出自学生本人的课堂体验，因此基本上是可信的。学生们关于改良清华国文教学的建议也主要是依据以上几方面。这些建议包括：（一）学校应该规定出洋前的国文程度，国文程度不足者不能留美，以彻底打消学生轻视国文的心理。[39]对于留美前应有的国文程度，学生们也有自己的主张。施滉认为，出洋以前，国文应有以下几种程度：一是文字上的程度。文言白话都要会作，而且要作得通顺，不写白字。二是经学上的程度。除四书外，十三经中应当至少再懂一二经。三是史学上的程度。对中国四千余年的历史，要知其大略。民国史及清史，也应当注重。四是子学上的程度。每人应当研究一二种或二三种子书。五是集学上的程度。应当选一二种好的看。六是字学上的程度。中国字应该写得像样。此外如中国哲学史、外交史、文学史、法制史等，也应当知其梗概。[40]（二）改革教学内容，裁撤一些不适宜的科目，减少必修科目，增加选修科目，以期引起同学的兴趣。[41]（三）挑选好的国文教员。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深通国学而又确切了解现代文明，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去讲解的人”，才是合格的国文教员。[42]

    在学生的诸多建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对白话文态度的改变。他们不再一味的排斥白话文，而是主张文言白话并行。王造时说，“我们处在这个过渡时代，一方面对于旧文学不完全抛弃，一方面对于新文学更不能不研究，所以教授的方法也要两面俱到才能应付潮流。”他进而提出，古文方面，从老子到曾国藩，各时代的代表作都要涉猎。白话文方面，除了选读《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外，还应选读胡适的《实验主义》、钱玄同的《简省汉字笔划的提议》等文章。[43]王造时的观点很有代表性，那些曾经反对白话文的也开始赞成白话文，《清华周刊》也不再排斥白话文稿件，而是“中文各期内文言白话通用以资发展新思想。”[44]

    与学生的建议相比，教师更多的是关注课程内容的变革。国文教员汪鸾翔指出，国文课程的改革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白话文不妨间作，因为白话文是我国古来已有的，并不是什么新文学，“其实仍是旧文学罢了”，但白话文“只可认为国文中的一部，不可认为国文中的全体”。（二）诗歌必须兼读，这是因为“为文必知韵语，乃得文章的全体。否则谓之通笔而已，不能谓之通文。”（三）小说宜加选择，也即是“择其有意识者读之。”“至于西游记与石头记二书，吾人为研究文学起见，以余力偶一涉猎，亦未尝不可，但不必列为正课。”（四）高等科的阅书宜改为选科，“至选科之系统，约分三种。其研究哲学的，归哲学系统。其研究史学的，归史学系统。其研究文学的，归文学系统。……凡选科由教员指授大意，自行研究，作为剳记，呈请教员改正之。”（五）经学必不可少，这是因为，“所谓经者，不过将最好最古的子合史，挑选几种出来，放在一边，更加以总名，尊之曰经。”“列经学为最后之学科，使知子史集的本源，乃是最要紧的。”[45]汪氏的主张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他不赞成周诒春长校时期那种把国文“实用化”的趋向，也不认同新文学家将《西游记》等白话小说列入正课的主张，更在众声喧哗中主张读经，表现出一种守旧的倾向，但同时他也不反对作白话文，反映出国文教员在新文学冲击下的某种变化。

    学校方面，自从1920年2月严鹤龄代理校长职务后，[46]学校再度开始整顿国文教学，一面修改国文部的课程设置，去掉那些干枯无味的内容，添加许多教师认为对于学生“现时有趣、将来有用”的功课。一面又恐怕学生仍然如从前一样的“视国文若赘疣”，在国文部也实行和西文部一样的集点法（即学分制），要求高等科学生要修满24个点，才能毕业。[47]是年9月，金邦正就任清华校长。在他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有“本校以后国文一律与各科学一样注重，决不轻看”之语。[48]他延续了严鹤龄代理校长期间所实行的集点法，同时又在课程内容和教师聘任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课程方面，中等科“讲文”分语体文和近体文，且兼授小说诗歌。高等科另加选科。选科有哲学史大纲、近世外交史、周秦哲学、宋元学案、明清学案、史学美术文、经学等。[49]教师方面，除根据教师所长分配国文课程外，[50]还计划请梁启超讲国学、胡适讲哲学史大纲，以期引起学生的兴趣。梁启超后来应邀到清华演讲，胡适则“因病”未能接受清华的邀请，不过他允许清华使用他编写的讲义。[51]显然，金邦正的国文教学改革，融合了教师与学生、新的与旧的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国文课程的范围也有所扩大。

    与五四之前相比，这一时期清华国文教学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无论是学校、教师还是学生，都不再一味排斥白话文，而是主张白话文进国文课堂。这种变化反映的是当时的一般趋势。1920年1月，教育部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随后又令凡照旧制编写的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一、二年级的一律作废，三年级的可用至1921年夏，四年级的可用至1922年冬。即是说，1922年以后，国民学校一律改用国语。胡适称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十年。[52]所以讲授白话文，已是大势所趋。那时有人主张，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除文学史教材可选用文言文外，无论是“讲读”还是“作文”，都要“绝对废止文言”。[53]与此类主张相比，清华的做法无疑要温和得多。对于旧文学，清华并没有立即抛弃；对于新文学，清华也并没有全盘接纳，整个国文教学呈现出一种文、白并存，新、旧交错的状态。

    自严鹤龄代理校务至金邦正长校期间，清华的国文教学改革不可谓不深入，但效果仍不明显。个中原因，有人直指清华教员的差别待遇制度。那时国文部的教员在薪水、住房及教师权利各方面，均低于西文部教员。这被认为是学校“重视国文”有名无实的证据。[54]国文教员的待遇低于西文教员，这固然是国文教学改革成效不显著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与制度层面的变革相比，观念的变革其实更为重要。只要仍然把国文当作“工具”，国文教学的改革就会是不彻底的。而当大家意识到“国文”不只是一种工具时，对国文教学的观念也随之改变，于是又有了第三期的改革。

三 

    1922年4月，曹云祥被任命为清华学校校长，上任后他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改造清华的计划。他把原来的国文部改为国学部，任命戴元龄为国学部主任，并成立国学课程委员会，[55]开始了国文教学新一轮的改革。此次改革，从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到授课的程序和管理的方法，都有详细的规定。改革后的国文课程包括：普通文字选、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左氏春秋、诗经、楚辞、应用文字选、韩愈文集、欧阳修文集、庄子、韩非子、史记、周易、尚书、韵文、文字学、文学史。[56]为了保证课堂秩序，“教务主任将常来中文课堂巡视以免昔日携带英文上课之通弊。”[57]此外，对“阅书”和“作文”两项，也作了更为严格而具体的规定，如规定学生作文每星期一次，如作长篇，征得许可，可两星期一次；阅书札记以两星期交一次为标准，如作长篇，每月至少也须交一次；阅书班不得全时由学生自阅，须至少有一半时间由教员讲解，或全班讨论；作文班第一月成绩评定后，每班可择最优者二三人，经国文教员会议通过，给予奖励等。[58]

    此次国文教学改革最大的变化，不在于具体的措施，而在于指导思想的改变，这就是实现了从“国文”到“国学”的转变，从“为实用而改革国文”到“为文化而改革国文”的转变。此前的国文改革，动机都是为了“实用”，而此次改革，则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为立国之本的信念之上。曹云祥认为，由于教育日趋欧化，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日趋沦丧。然而，“国家精神，寄于一国之宗教哲学文词艺术，此而消亡，国何以立。”留学生的使命，就是要“了解与沟通东西之学艺思想，挚其精英，舍其糟粕，以融冶一种新文化也。”[59]为此，他特别强调，改革国文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多受国学之利益”，出国前对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纵不能尽窥奥旨，亦可得其梗概。”[60]教务长张彭春也认为，留学的目的，是要为国服务，因此“广义的留学预备，不以留学时的成绩，而以回国后的成绩为标准”。这就需要“学生对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中国前有确实的调查，精审的考虑。”[61]国文课程正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这种改革思路，反映到国文教学上，就是让学生既能得到技术上的训练，“令储有在自己职务上足以应付，在社会上足以应用之工具”，又能启发知识，“俾对于国性及国情，有相当之领略与了解”。[62]

    强调学生应对“国性与国情”有相当的领略与了解，这是对当时社会舆论的一种回应。那时社会上对留学生批评最多的，就是“不谙国情，且易丧失国性”。[63]这种批评虽非针对清华一校而发，但因清华地位特殊，且留美人数众多，故社会对清华的要求也更严更高。梁启超曾告诫清华同学说，“我希望诸君对于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的学生格外加功。诸君受社会恩惠，是比别人独优的。诸君将来在社会上一定占势力，是眼看得见的。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吧。”[64]胡适也针对清华学生的国文程度，强调指出，留学生若不多读点国学书，“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65]这些话对清华学生的触动是很大的。有人据此提出，“清华学生，不研究国学，不筑一个很深的国学根柢，实在对不住自己，对不住国家。”[66]也有人意识到“清华学生无论对内对外都负有介绍文化的责任，担负这种责任，非有丰富的国学智识是不行的。”。[67]这表明，清华学生已经有一种很强烈的“文化自觉”。梅汝傲把这种文化自觉称之为清华学生的新觉悟。他说，“不明本国之文化及国情而徒眩于他国之富强，遂盲将其政治法制全盘运用，实我国晚近纷乱之一大原因，而亦我国历史上之一大奇辱也。吾人既觉往者之失策，辄必急起直追，作砥柱作中流，挽狂澜于既倒，而注重祖国之文化及国情尚焉。吾人不欲为中国之领袖则已，否则于本国之文化及国情非有彻底之了解不可。”[68]

因为有了这种文化上的自觉，清华学生对于自身的国文程度更加不满，要改良国文教学的愿望也更为强烈。[69]至于如何改良国文教学，学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关于课程，比较集中的意见有：减轻英文课程钟点，增加中文课程钟点，实行中英文并重；中英文分数应当同样计算，中文程度差者，应入特别班补习中文；各科能用中文课本者即用中文等。关于教材，学生的建议主要有：选文所选文章应有系统，不用零篇讲义；不可尽选古文，近代文也应选读；选文宜文言白话并重等。关于教员，学生认为教员应有以下之资格：（1）有现代潮流的思想；（2）博览古学；（3）有良好的教授法；（4）会说官话；（5）博览群籍；（6）有教学方针；（7）有经验；（8）性情活泼；（9）脑筋清楚；（10）年纪不要过老；（11）要懂新文化；（12）人要和气；（13）能维持课堂秩序；（14）能得学生信仰；（15）能引人兴趣；（16）人格高尚。学生们建议聘请的教员有胡适、梁启超、陈独秀、章太炎等。此外，还有学生建议学校请国学有研究的人演讲、中西教员平等、中文不好者不准留美、严惩中文课堂上捣乱分子、“屏除曹慕管式国故”、“不可蹈东南复辟之覆辙”，等等。[70]

    从上述学生所提的建议来看，此一时期清华学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至为明显，他们对胡适、梁启超极表欢迎，同时排斥反对新文学的曹慕管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但学生们对胡适、梁启超的思想与学术也并不真正了解，[71]他们只是震于两位的大名，认定他们的到来可以扭转清华国文教学的困境。[72]实际上，胡、梁之间在国文教学方面的意见分歧很大。胡适曾为清华学生拟定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直言他不赞成，“因为他文不对题”，他批评胡适完全从主观出发，“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73]对于国文课堂教学，胡适主张以白话文为主，[74]梁启超则强调以文言文为主。梁启超还批评胡适拿小说当教材的主张，认为“水浒红楼之类除了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之必要。”[75]当东南大学的《学衡》公开反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学运动时，梁启超却说，“现在南北两大学，为文言白话生意见，我以为文章但看内容，只要能达，不拘文言白话，万不可有主奴之见。”[76]看上去很中立，实则偏向东大。

    梁启超曾对清华中文主任一职很感兴趣，[77]他也多次接受校方的邀请到清华演讲。胡适则始终与清华保持一定的距离，多次拒绝清华的邀请，这大概与清华坚持文言作文训练有关。[78]就清华校方的态度而言，他们虽然也希望胡适加盟，但似乎更倾向于梁启超的主张。曹云祥长校后，即拟聘请梁启超为讲师，讲授读书方法等，并为各教员演讲、指导，[79]随后又从“保守派”的大本营东南大学引进几位国文教员。[80]在国文课程的设置上，校方的做法也并未一味的趋新，而是力求“中西并重，以宏作育”。[81]这表明清华在国文教学上所走的是一条趋新纳旧、中西融合的道路。

    此一时期清华国文教学改革反映了一种与当时主流新文化派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教育理念。曹云祥认为，中国在输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学者急不暇择，未能及时加以区分和融合，因此，“吾人今日所汲汲者，不在输入文化，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如何融和，如何承受，令其有实用于国家。”[82]这就需要对新、旧文化均加以研究，而清华应当承担起这一使命，所以他积极推动在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83]另一方面，曹云祥认为，清华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即“养成真正远大思想人才”，所以必须提倡国家教育的观念，而所谓国家教育的目标，“即吸取西方文明，保存中华国粹，以免与社会接触，多所隔阂。”[84]这意味着清华应该让学生在留美前尽可能多地接受本国文化的教育。曹云祥说，“学生之培养，若不先在中国使受相当之高等教育及社会之训练，留学太久，即与社会情形隔膜，而服务效率，反为减少。”[85]是故他积极推动设立大学部，致力于将清华改办成一完全独立的大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清华的教育也就慢慢地由模仿而进于创造，国文课程也取得了与西文课程同等的地位，而国学研究院的设立，标志着清华不注重国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清华的国文教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总之，五四前后清华的国文教学凡三变。始而专重西学，继而中西并重，终乃中西融会。这种中西融会的路子最终成为清华教育的一大特色。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