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金富军

曹云祥（1881-1937），字庆五，浙江嘉兴人。190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07年考取清政府官费留美，求学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1914年获得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获得者之一。”[1]毕业后进入外交界，曾任中国驻英国代总领事、驻丹麦代公使、外交部参事等职，于外交颇有成绩，展现了过人的外交才能。1922年4月至1928年1月任清华学校代校长、校长。离开清华后，曾任中国工商管理协会总干事、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副董事长、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会长、中央银行顾问等职，不遗余力倡导科学管理，推进工商管理事业，被誉为“国内提倡科学管理的第一人”、“中国的泰娄（TAYOR）”。[2]1937年2月在上海去世。

1922年4月18日，外交总长颜惠庆签署命令，任命曹云祥代理清华学校校长；[3]26日，曹云祥抱着彻底改革清华的目标代理清华学校校长，接管校务；[4]1924年5月12日，正式任校长，至1928年1月辞职。[5]曹云祥是清华学校时期任职时间最长、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校长，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对清华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教育的本旨是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

清华早期的几位（代）校长唐国安、周诒春、严鹤龄、赵国材等均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们有着相近的教育理念。圣约翰大学重视“养成学生之优良品格”并视之为造就人才“尤要者”。[6]清华亦持通识教育理念，推行“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7]注重学生德智体美等多育并举、全面发展。同样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曹云祥亦坚持这一育人理念，他反复强调：“所谓教育，并非专事诵读记忆而已，是欲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为立足社会之准备。否则，教育失其本旨。”[8]

在学识与道德修养二者之间，曹云祥更看重道德修养。他认为“学识易求，道德难修，”希望同学们讲求学问之外在道德上多用功。“至道德一端，尤以大量涵养毅力为立身处世之根本。”否则，学识虽强，但眼光浅窄，贪图小利，不善容人，不知从大处着想，则不能成大业。[9]

对高尚人格教育目标的追求，体现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上。将严格管束作为实现完全人格培养目标的手段，是清华早期学校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10]曹云祥亦认为“学校之有管理，原为维持秩序，养成学生纯洁之品行自治之能力。”[11]1919年五四运动后清华学生思想为之一转。[12]曹云祥根据学生实际思想状况，对学生管理措施进行改革。首先，根据不同年龄同学实施不同管理办法，宽严相济，因势利导。当时在国学研究院求学的周传儒观察到：“唐周两校长时代，整齐严肃……今曹校长时代，改革发展，恰似……全国教育的日进无疆。”[13]其次，设置教职员顾问制，在生活与思想等方面更好影响学生。曹云祥认为：“师弟之间，朝夕相见，往往同舟异趣，殊属非宜。惟有设顾问制，以消除师弟之隔阂，而收互相扶助之益。”[14]梅贻琦、吴景超、梁思成等教师、学生分别任西文、国文及学生顾问，曹云祥本人则亲自担任留学及试读生顾问。“凡关于幼年同学课程之温习，学校设备之利用，课外作业之练习，以及平日品行仪容等事，顾问皆负随时指导之责。”[15]再次，注意学生自治，在适当范围内，鼓励学生自治以期在道德、学业以及个人前程等方面有所收获，发扬学校精神。[16]这些措施增进了师生、同学间感情，学校早期形成的团结协作、相互砥砺、束身自爱等优良的传统得到继承并发扬，并将培养高尚完全人格的目标切实落实；另一方面，对稳定五四运动后，尤其是经历了1919-1921年间校长更迭风波后学校的秩序，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当年一位在校学生评价:“曹校长是有益于清华的，因为从他就职以后，各事渐入正轨，也没有什么风潮了。”[17]

实现清华改办大学的计划

清华建校后不久，胡敦复、周诒春等人即有办完全大学构想。1916年起，清华学校正式筹备改办大学。至1922年曹云祥来清华，中经周诒春、张煜全等几任校长努力，改办大学筹备已经具备一定条件。[18]

曹云祥长校之时，正值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出现升格大学热时期。在校内外两方面因素影响下，曹云祥带着急迫的心情推动清华改办大学。

曹云祥对清华长远发展，抱有高远目标。第一步，是将清华建成完全独立大学。他明确指出：“清华之设，原为养成游美学生，但决不能以此自囿。”[19]“迩来中国学潮变迁，提高程度，各处中学专门学校，纷纷改为大学，于是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再者，其他各校，虽受经济束缚，尚且改办大学，清华经费较为稳固，更当有此一举。”[20]

曹云祥在校内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校情，为改革做准备；[21]聘请张彭春任教务长，负责学校课程设置等重要事项，积极推进改办大学事宜。

1923年2月，曹云祥提出“十八年（1923-1940）计划”，筹划逐步改办大学的具体方案。学校成立了“课程委员会”，该委员会先后三次提出改办大学方案，最后，由教职工会议通过，决定自1924年起为大学筹备期。从这一年秋天起，开始逐年停招留美预备生，至此，清华学校改办大学的计划，由酝酿阶段正式进入实施时期。

1924年2月，曹云祥聘请胡适、范源廉、张伯苓、张景文、丁文江等五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曹云祥并进一步充实和加强张煜全校长时成立的大学筹备委员会，改办大学加速进行。具体程序是：“大学筹备委员会”下设联席会议与分组会议。其中，分组会议包括课程及计划组、教职员待遇组、招考新生组、派美游学官费组等四组。分组会议的决议，提交联席会议，通过后，再提交大学筹备顾问，并呈报学校董事会，最后呈报外交部，批准后实施。[22]

1925年4月，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的《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学校随即按照《纲要》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曹云祥等10人为委员。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并决定到1929年旧制生全部毕业后，留美预备部停办。

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收大学普通科一年级学生，其中包括王淦昌、周同庆、施士元、张大煜、夏坚白、沈有鼎、袁瀚青等。

曹云祥阐述大学部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第一步先有完满之普通知识以为基础，第二步有二三年之专门知识能有彻底之研究，第三步注重独立而有统系之思想。”[23]学制上，大学部分为普通科与专门科。“普通科为大学之前二年或三年，以使学生知中国之已往与世界之现状，籍以明了中国在此过渡时代之意义，并鼓励学生使为择业之考虑为宗旨。”专门科为“已选就终身职业或学科之学生，作专精之预备。”[24]

教学上，普通科“重综合的观察”，即学习一些普通的基础课程，学习期满后由学校发给修业证书与成绩单。专门科基础与理论、研究与实践并重，分文理、应用社会科学、应用自然科学三类。学生成绩合格后，发给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普通科学生如愿意继续升入本校专门科，需要经过一次入学考试。

由于普通科培养目标不明确，与国内一般大学不相衔接，学生反映普通科“不文不理”，年限又太长等原因。1926年，学校取消了普通科，而将“普通训练”的时间缩短为一年，并提早设系。4月8日，清华第九次教职员会议通过赵元任“本校学程以学系为单位”的提议，[25]4月26、28日，清华评议会第一、第二次常会，议决在大学部设立17个学系。并规定“大学部本科修业期至少四年，学生毕业后给予学士学位。”[26]

在学系设置上，胡适曾建议“清华至少应办成文科和理科。”[27]钱端升也提出“清华一时经费亦有限，与其开科甚多，各科均有支绌之虑，不如先办文理科，以全副精神，全副财力，为完善之设备，且招致国内硕学充教授，为国家造士。”[28]曹云祥本人系工商管理专业，但他接受了胡适等人的意见，比较重视文理。开出课程的11个系中，属于文理学系的有8个，并且“商业系附于经济系”，[29]以文理为主的大学框架初步形成。这是清华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清华的教育和学术独立向前跨了一大步。

曹云祥不囿于个人专业而着眼于学校发展全局，设定的以文理为中心的办学思路对后来清华大学发展影响深远。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在就职典礼讲演中明确表示：“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文理两学院，本应当是大学的中心。”[30]

大学部的成立标志着第一步的完成，但曹云祥并未就此满足。他的目光不局限于与国内兄弟院校并驾齐驱，而是奋起追赶欧美著名大学。他说：“清华教育之目标，重在大学教育之建设，专门人才之养成。冀与欧美各著名大学，并驾齐驱。”相对于改办大学，这个目标更加高远，也更加艰难。曹云祥指出：“此种目标非仓促所能企及，苟其进行顺利，亦须十年或二十年之工作，始克完成。如遇障碍，即再益十年，亦未见有功。盖凡事非经艰难缔造，难期收效恢弘。”[31]到曹云祥离职，清华仍在为这个目标奋斗。事实上，这也成为此后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始终追求的目标。

筹办国学研究院

曹云祥来清华之前所受教育与工作历练使他成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物，他分析问题总是从世界全局看中国问题，通过中西历史、国情的分析比较，找出中国问题症结所在，并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

曹云祥通过对比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教育，认为“日本教育尚武道，德国教育尚科学，均富有国家思想。英重法律，而抱帝国主义。美重商业，而广博爱主义。独是中国教育，无一定方针，欲养成真正远大思想之人才，其可得乎？”于是他提出“清华宜提倡中国国家教育。夫国家教育之目标，即吸取西方文明，保存中华国粹，以免与社会接触，多所隔阂。但就中国历史观之，素重家族思想，应进而为社会思想，更进而为大同思想，俾成国家教育，而为中国之模范，以应世界之需要。”[32]因此，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是他办理清华教育的基本思想。

有鉴于此，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授，学校课程设置强调中西平衡，他特意提出三点：“（一）不钞袭外国课程，使清华自行发展而有活泼之生气。”“（二）中西文并重，无所偏倚。”“（三）以适合中国社会之大学课程为目的，俾所学能适合所用；且后此演讲亦不分中西。”为此，学校将原来的“国学部”改名为“国文部”。并计划在将来改大学后，各科再更名为各系，以强调中西并重。[33]如此，“使诸君于短少时间，多受国学之利益。我国数千年相传之文化，纵不能尽窥奥旨，亦可得其梗概。”[34]

更大的、也对教育界、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举动，则是于1925年增设国学研究院。

研究院的设立，因应了近代以来国内有识之士面对欧风美雨冲击而思之调和中西、贯通古今的呼吁与追求。就清华校内而言，自建校起，清华校内师生调和中心文化的声音便不绝于耳。“新中国学者之责任在镕中外文明于一炉，集古今学识于大成。若抛却祖国优古之文化而不问，专急急于欧美之文字与习尚，离本学之本旨远，为欧美造人才也。……清华学生当以前宜，先固其国学之根基，将数千年礼教风俗洞悉于胸中，则出洋以后可将教风俗与欧美之礼教风俗相比较，参酌情形，审度时势，取彼之长补我之短者，此出洋者助彼所无者，以造就一种新文明而坚固亚东新国家……” [35]体现出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态度。

曹云祥认为，中西文化经历了两次大的融合。汉代佛教东传为第一次。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第二次，“是为本国文化与第二种外国文化相接触最亲密之第二界线。而第二种之外来文化，亦如风驰云骤，卷地而来之时也。”在全国“群趋欧化，如醉如狂”的情况下，“吾人今日所汲汲者，不在输入文化，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如何融和，如何承受，令其有实用于国家。”最适宜的办法，就是成立研究院。“吾所欲设之研究院，即本斯义。无论何种学术，皆须先明其研究之法，然后用之以研究中国问题。凡对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或对于世界文化，有间接影响者，皆广集通才，详加研究，特其明白解决。不但国家真得学术之用，即东西两文明之真象，亦可因之而表明。”“中国今日宜设研究院，以为建设最高等学术之基础。”[36]显然，曹云祥已经跳出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讨论的窠臼，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考虑中西文化如何会通。

曹云祥对国学研究院给与高度重视。他将国学研究院视为巩固新设立大学部的重要举措。他说：“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国魂，犹如日本武士道之魂，新意大利之魂，及各国之国魂。”[37]

因此，清华创办研究院，既体现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反映了清华改办大学的积极努力。曹云祥的积极支持，亦是其中重要原因。

1925年2月12日，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吴宓为筹备处主任。

在重视国学、筹办国学研究院等过程中，曹云祥虚心听取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意见，同时也虚心学习北京大学等兄弟院校的经验。研究院办理旨趣、方针，注意吸收了北京大学的办学经验，比较吴宓撰写的《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与北京大学同人的研究旨趣、思路等并无二致。[38]

国学研究院存在共四年，培养出王力、吴其昌、姚明达、周传儒、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罗根泽、蒋天枢等众多杰出学者，日后大多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在短暂四年中，国学研究院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清华园延续。在国学研究院辉煌背后，也凝结着曹云祥校长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教育思想与理念以及为之付出的心血。

积极延揽名师

师资是办好学校的第一要务，决定着办学质量的高低。曹云祥积极延揽学有专长的名师来校任教。长校之初，他即明白宣示：“以后教授之选择，最应注意。”[39]强调“罗致人才，务求高明。”[40]

建校初期，教师以外籍教师为主。随着学校发展，外籍教师逐渐减少，中国教师逐渐成为清华教师队伍的主干。曹云祥到校后，积极改善学校师资队伍结构，聘请德业优秀的学者来校任教。这些人中，即有王国维、梁启超等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也有叶企孙、张彭春等刚刚崭露头角的留学人员。1922-1926年间，曹云祥先后礼聘梁启超、张彭春、钱崇树、钱端升、叶企孙、张子高、朱自清、钱基博、孟宪承、陈桢、熊庆来、陈达、朱君毅、金岳霖、刘师舜、刘崇鋐、周景福、钱昌祚、袁复礼、刘崇乐、高崇熙、赵忠尧、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等名师入校。同时，甄别校中各部服务人员，对不合学校发展要求的“不称职者”，果断“悉予淘汰。”[41]对外国教员亦不例外。[42]1926年，中国教员占教师总数比例由1922年的42.3%提高到84.3%。

中国教员比例提升同时，学历也逐渐提高。中国教员学位变化见下表

由表可见，从曹云祥长校以后，清华学校教师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教师的增加是当时中国教育界追求的“教育独立”、“学术自主”的具体体现。中国教员学历的提升，则是曹云祥罗致人才务求高明思想的最好脚注。这些都为大学部、以及后来国立清华大学准备了优秀的师资队伍，初步奠定了清华大学大师云集的基础。他们中多人长期在清华任教，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科技等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与此同时，曹云祥亦努力创造条件让教职员安心工作。他向董事会和外交部争取经费，添建教职员住宅，同时发放房租津贴；他修改原教员休假办法，增加名额与津贴，使得教员能安心出国进修，等等。他在清华推行的改革措施，得到了多数师生的支持。[43]

曹云祥校长延揽名师留下不少佳话。研究院成立后，曹云祥积极物色国内著名的学者来校任教，可谓尽心尽力。曹云祥敦请胡适来清华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工作。胡适谦虚地表示：“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44]胡适推荐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辞不就外，梁启超与王国维均同意移教清华。研究院院长一职，曹云祥曾属意王国维，但王国维“以院长总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而坚辞不就，专任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等到校后，曹云祥均曾亲自设宴欢迎，表现了对学者的尊重。

孕育教授治校的萌芽

解放前清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授治校，这种制度推动了清华大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迅速崛起。清华大学“教授治校”萌芽在曹云祥校长任内。

教授治校在清华的确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曹云祥个人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民主素养。早期的清华学校，校长“总理全校并筹画游美学生事宜”，[45]权力较大。曹云祥任校长后，认为清华人治主义严重，政出多门，难于治理，必须建立民主治校制度，群策群力，推进校务。曹云祥表示“余不采独断之政策，务多请教顾问，征求各方之意见，并组织委员会。切心考察，详细讨论，采纳妥适之办法，而后施行。”[46]他首先设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校情并提出改良方案。[47]又组织全校协作委员会“讨论全校一切事情，将其结果建议于校长，以便采行。”协助委员会成员包括华员公会、职员会议、教职员会议、美国教员会、中文部、学生会等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48]

其次，校内少壮派教授的积极推动。1920年代后，曹云祥积极延揽了不少清华早期毕业生回清华任教。这些年轻的留美教授对校务有积极进取的热情，对清华学校存在的种种问题深感不满并要求改革。曹云祥校长愿意努力去理解并适应少壮派的主张，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建立了体现教授治校原则教授会与评议会。[49]

1925年初，曹云祥以“教务会议”为校内最高权力机关，由校长委派职员6人和教授4人组成。不过这种形式遭到教授反对，钱端升批评清华组织混乱，教员地位太低，“今日清华之组织，既非校长集权，也非教授治校，而职员之权，则有增无已。”主张应由教授治校，设立教授会。“教授会得设各种委员会，以统治全校。”[50]曹云祥虚心接受了钱端升的建议。

9月，曹云祥成立“十人校务管理委员会”，委员除校长与各行政主管外，还有教员会议代表4人，这是教员参与校政之始。1926年初，清华又成立“清华学校改组委员会”，经多次讨论，于4月15日，清华教职员大会通过《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成立了教授会和评议会。4月19日，第一次教授会选举梅贻琦为教务长，选举陈达等为评议员。依照大纲，清华学校设有“评议会”与“教授会”两个重要权力机关。“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7人组成，校长为当然主席，其功能相当于原先的“校务会议”；“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及全体行政各部门主任组成，校长为主席，教务长为副主席，功能相当于原先“教职员会议”。两会相互制约。

纵向比较1926年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51]与1928、1929年颁布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52]和《国立清华大学规程》[53]中关于教授会、评议会权限，可以发现，教授会权限三份文件规定差别不大，主要涉及教学、教务及选举评议会成员。而评议会权限，1928年后评议会权限大为减小。1926年评议会掌握了学校的行政、财务、人事等大权，教授权利延至校务各方面，评议会实际上成为学校的决策机构。1928年后的评议会失去了审议学校决算、教授与讲师及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等重要权限。横向比较，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国立大学各科系及大学院各设教授会，规划课程及其进行事宜。”清华学校“教授会”则是全校性教授组织，且权限亦有扩大；不仅是规划课程，亦有选举评议会及教务长等权。因此，有学者认为1926年大纲的规定“是清华教授治校的巅峰时期。”[54]

总之，教授会和评议会的成立，是清华“教授治校”的开始。这一制度对学校快速发展起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曹云祥校长奠基之功不可没。

辞职离校

曹云祥虽然积极进行改革，但“像大多数改革者一样，曹云祥不能超越他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那个体制，当然便在少壮派眼里成为保守势力的代表。” 随着校务进行，曹云祥与校内部分师生矛盾渐深。“一有风潮发生，终究摆脱不了无奈去职的宿命。”[55]且外部环境亦有变化，1928年初曹云祥辞去清华校长一职。

对于曹云祥，浦江清等批评者认为：“清华学校系根据美国庚子赔款而设立。故向隶外交部。其主事者均外交系中人，官场与洋派兼而有之，曾不知教育为何事，学术为何事也。”“清华于一九二五年停止留美部，办大学，又增设研究院国学部，似渐渐有希望，然因办事人依旧为此般人物，教授大部分为旧留美部教员擢升，故三年来成绩一无可观。今曹氏为研究院教授学生所攻击，又因帐目糊涂，外交部遂讽其辞职。”[56]

浦氏此段评价似过严苛。在曹云祥任期内，实现了将清华由一个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这是清华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清华的教育和学术独立向前跨进一大步。同时他领导办起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沟通，大大提高了清华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应该说，曹云祥是清华历史上一位起了重要作用、承上启下的校长。1925年，钱端升评价：“曹校长任事已三年余，虽种种积弊，未能尽除；然其宽大之气，有足多者。年来学风安静，士子得以安心向学，其功非小。且延致通儒，若梁任公，若王静安，皆足以振清华之门楣，而减美化之讥评。其创设基金，谋清华之亿万斯年，亦为善政之一。”[57]学生也称赞“曹校长来清华三四年内，虽然他自己谦虚不是教育专家，但是他究为清华造福不浅，……我们当然希望他能久掌清华。”[58]1927年，邱椿认为清华从最初模仿美国中小学校到曹云祥时代“想创造一种中国式的大学”，从最“低”学校到最“高”学府，的确有很大进步。[59]叶企孙先生曾指出：“应该公平地说，在曹的任期内，清华学校是得到重要的发展的。”[60]这些评价，尤其是清华大学元老叶企孙先生平实无华的寥寥数语，是对曹云祥校长清华功业的公允客观评价。

本文发表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