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炳辉
（2013年7-10月）
7月中某日，见到经管学院伟伦楼门框上挂着横幅“欢送经管学院毕业生1352名”。一种感慨，油然而生！回忆1985年，经管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共31人，不到30年，学院毕业生增加了几十倍。于是，一种怀念之情，也油然而起，一棵小树，不经意成了参天大树。下面，随意谈谈我所了解的经管学院创立初期的一些小故事。
一个不能再长的专业名称的诞生
1978年底，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这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清华大学总是最为积极的。于是，原清华大学政治课教研室的董新宝、沈瑞英，机械系的傅家骥、潘家轺、叶焕庭，建筑系的谢文惠，自动化系的薛华成等酝酿着，要在清华大学成立一个经济管理工程系（为方便起见，以后有时简称经管系）。
1979年上半年，我正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进行一个科研项目的收尾工作。因为当时的科研、教学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还没有考虑未来的工作计划。其时，薛华成最早做我的工作，阐述经济建设如何需要经济、管理、数学和计算机等知识。希望建立一个具有这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专业。接着，将要主管经济管理工程系人事的沈瑞英老师，多次动员我调到她那里去。我一时下不了决心，家里也不太同意。
事实上，自动化系是大家都向往的地方，而将要筹备的经管系前途如何，还“八字没有一撇”呢！也许，时势召唤的魅力太强大了，我终于下决心去正在筹备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于是，我向自动化系领导打了调动报告，自动化系领导感到奇怪，认为我在开玩笑，他说如果你一定要调动，则写个保证，以后不会再回到自动化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在刺激我一下，让我放弃调动的念头。我想，既然如此，我就写个保证，当个“过河卒子”吧。于是，1979年上半年我就完成了调动手续。
既然当了“过河卒子”，就得“拼命向前”。于是，我立即投入了由薛华成为首的“教研组”的筹备工作。实际上，当时老薛自己还没有从自动化系办好调动手续，名为教研组的也只是寥寥数人，而系里却让我准备秋季开学后给第一届研究生上课。与此同时，还筹备明年招收本科生。
那么以什么专业名义招生呢？经过多次考虑，我们设计了一个当时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专业名字。这个专业名字就叫做：“经济管理数学和计算机应用技术”，并将之上报学校和国家教委。这是一个不能再长、再复杂的专业名字，内含4个关键词：经济、管理、数学、计算机应用技术。当然，这个名字肯定会引起广泛的议论和争论。可以说，反对和怀疑的占大多数，主要认为这个专业是一个“拼盘”专业。甚至于有人干脆称它为“四不像”专业。也有人认为，这个专业涵盖的知识那么多，能够培养吗？我们心中也没有多少底，只是感到经济建设需要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决心摸一摸这块“石头”而已。
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工作，如阅读国外文献，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的“经济程序设计”专业，还请教了著名科学家常同（注：因软件版本问题，同字缺走折）院士和萨师萱教授等。于是，在教研组讨论的基础上，我设计了第一个教学计划，并由系里报学校教务处。通过各种努力和关口，最后，在校党委的支持下，1980年国家教委作为“试办专业”批准了我们第一个5年制本科生招生计划。
讲师指导硕士研究生
1979年秋季，刚刚被允许挂牌成立的经济管理工程系（筹）就招收硕士研究生，他们基本上都是文革末期毕业的大学生。那时，我刚刚被确认为讲师职称（文化大革命中停止职称），而当时我们教研组也只有薛华成是文革前的副教授，我们教研组一下子来了七八个硕士研究生，不可能都由老薛一个人指导，于是我们两个讲师（另一个是杨缦琳）也成为研究生导师了，我负责指导王立国和沈利生。当然，我们是以副导师的名义上报的，而指导工作的全过程都由我们负责，他们也没有嫌我们水平低，和我们的关系非常融洽。1982年，经管系第一届研究生毕业了，并全部获得了硕士学位。以后，我们常以这批第一届研究生而自豪，每年校庆还要见见面。这批研究生后来都成为我们国家的重要干部或者著名的专家。图1是1984级研究生毕业合影。
图1.1984级研究生毕业留影，右7为朱镕基院长
第一门由经管系开讲的研究生课
1979年秋季开学，就要给经管系第一届研究生上课，包括经济方面、数学方面以及计算机应用方面的课程。系里把计算机应用方面的课程让我讲，这也是本系教师开讲的第一门课程。因为我在自动化系懂得一些BASIC和FORTRAN计算机程序设计，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课我们本系能够开。这有点“赶鸭子上轿”。还好，因为我们的研究生年龄都比较大，理解能力强。所以，我与其说是给他们上课，还不如说和他们一起讨论和学习。
师生和谐、教学相长，故校、系都认为我的教学效果还可以。年终，学校在教学评奖中，我被评为“研究生教学优良奖状”获得者。这大概是学校对经济管理工程系（筹）的一个安慰奖吧，因为全系只有我一个人给研究生上课。所以，这个奖只能落在我的头上了。
干部班学员的年龄比我的年龄还大
1981年开始，经管系（筹）举办三届“干部班”。学员来自我国国有大企业中选拔出来的领导干部，一般年龄都比较大，其中来自沈阳重型机器厂的厂长黄松涛的年龄比我还大。他是干部一班的班长，工作非常负责，能力很强，又十分尊敬老师。
我讲的课程是“模型和模拟”，有不少数学内容，对这些离开学校已经多时的干部来说无疑是困难的，但是他们非常认真钻研，居然考试时成绩还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惊。
这些学员学了一年半就结业了，后来不少学员成为省部级干部，如云南省省长，河南省、湖南省、四川省等副省长，机械部副部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其中原湖南省副省长郑培民是党的优秀干部，累死于工作岗位上。还有许多国有大企业的厂长、董事长等等。
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校庆时，有40多位干部班学员回到学校，他们说，“当时在清华学习，4个人住一个房间，学习很紧张，生活很艰苦，但这是我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现在他们基本上都退休了，这些我国改革开放早期经历的老人，回忆过去，激动不已。
1980年秋季校运动会上“经0”的风光
清华大学每年秋季都要召开运动会。1980年，我们已经招了第一届“经济管理数学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本科生，一个班共31人，称“经0”班。运动会那天，风和日丽、秋高气爽。清华大学东大操场上，彩旗飘飘，系旗飞扬。
运动员入场式是以系为单位进入的，大系如电机系、机械系、自动化系等都有一两千学生，在进行曲伴奏下，雄赳赳气昂昂上场，气氛十分雄壮。轮到经济管理工程系（筹）学生上场时，31个学生同样系旗高举，31双脚步同样雄赳赳气昂昂。此时，突然引起全场哄堂大笑；俄顷，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而我们的学生不惊不燥，庄严而自豪地列队到大操场上。在这次运动会上尽管我们人少，也获得了较好成绩，而且无论在精神状态还是在文明礼貌方面，都获得了兄弟系的好评。
“经0”班是我专业的老大，这个班从第一学期到最后学期的5年中，年年被评为先进班级。1980年第一届运动会反映在每个同学身上的精神面貌，以及以后的全面发展，为后面各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为“小”汪国寅同学挂蚊帐
1981年，我们招收第二届本科生，即“经1”班，也是31人。这个班比“经0”班思想更活跃，更善于思维，也爱提意见。班上有不少能人。其中有一个来自浙江诸暨山区的汪国寅，可能刚刚16岁，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他非常聪明，数学尤其好。因为他年龄小，个子又不高，所以大家都喜欢叫他小汪国寅。他说，开学时家里卖了800斤稻谷作为路费，是步行走到市里的。入学后学校发给他50元助学金，他不知道怎么花这一个月的生活费，立即买了一个收音机。班主任张金水知道后，给他安排了一个用钱计划。第一学期结束后，我们去北京燕化公司实习，老师和同学住在一个大房子内，同学们都把蚊帐挂好了，汪国寅不会，我和邵斌同志一起帮他挂了蚊帐。回校以后，我们议论，刚入学的大学生还不太会管理自己，生活上要关心他们。
第一次教学小风波
经济管理工程系（筹）从1979年挂牌成立到1984年改为经济管理学院的5年中，该系只有我们“经济管理数学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一个专业招收本科生。每年一个班，所以，等于说我们教研组在办全系的本科教学。办学的前三年显然在辛苦地“摸石头”。因为低年级学生主要上基础课，而基础课是由全校基础课教研组开的，所以，低年级大学生一般不会有多少意见，我们还没有感到巨大压力。到二年级下星期时，教研组就要开始上专业基础课了，我们较早开的专业基础课是计算机程序设计，然后是计算机原理，后一门课我安排一个从自动化系留校的“工农兵大学生”上课，用的教材是一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教材，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没有更适合我们专业的计算机原理教材。这一下子却“惹怒”了“经1”班的学生。他们到校党委告状：“老师是工农兵学员出身，教材是自学考试的教材”。是的，进入专业课或者专业基础课领域时，我们是准备不够的，也缺乏经验。比如专业基础课计算机原理吧，我们不可能和计算机系的课程和教材相同，但是应该编成什么样的教材，又由什么教学经验的老师去上课，也没有最合适的教材和人选。所以对待这次教学风波我们有点估计不足。凭心而论，这本教材还是可以的，教学效果也是好的。
如何平息这个风波，或者说如何向学生交待以及表示我们的无奈和歉意？我们唯一的态度是诚恳，我们实事求是地告诉同学们我们需要摸索，同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经过解释和工作，事件很快就平息了。我想，他们是受其上一班“经0”同学的影响，知道了他们是在“试办专业”上学。
“经0”同学说过，他们愿意当“试办专业”路上的小石子，作“试验品”。（“经0”班同学后来在经管学院的伟伦楼通到舜德楼之间捐献的“经0小道”就是用小石子铺就的）。通过解释和工作，很快得到了同学们的理解和谅解。我们从内心里感到这些孩子的可爱！
事实上，正是这个班的提醒和促进，为我们增加了前进的动力。尔后，我们不断地修改教学计划和准备编写教材。例如专业基础课《计算机原理和系统结构》就是根据“全国管理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教学大纲编写和使用的，而主编就是我们和天津大学的教师。而专业课《管理信息系统》的主编也是我们教教研组的老师。还有《管理系统模拟》的主编之一也是我们。这三门课都被评为国家或清华大学优秀教材奖。
我们感谢这些提意见的同学们，恰恰是这些同学在毕业以后成为我们国家的优秀高级人才。例如这个班毕业的方星海，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世界银行工作后，毅然回国，现在是上海金融办主任；而这个班的傅新华博士任上海“经信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个班的黄京华教授任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而其同班同学、先生杨宏儒成了朱镕基的博士生。“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副主席李山也是这一班的，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成功人士。
图2.和部分经1同学留影，左3为作者。站立者为傅新华
第一次丰收
时光荏苒。在“摸石头”试办专业的第四年（1984年），清华大学在经济管理工程系（筹）的基础上成立经济管理学院，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被任命为院长。“经济管理数学和计算机应用技术”被荣幸地改为“管理信息系统”（MIS）。俗名改为官名，土名改为洋名。而教研组也升格为“管理信息系统系”。
成立学院前，薛华成老师及其夫人杨缦琳老师调到上海复旦大学，作为教研组副主任的敝人，被学校任命为管理信息系统系副主任（见1985年清华大学公报）。1984年下半年，第一届本科生“经0”班学生进入毕业设计阶段，我们安排学生到国家经济部门，企业、事业部门等进行真刀真枪毕业设计、写毕业论文。第二年，31个毕业生全部胜利完成学业，取得工程学士学位。图3是全体毕业生在清华学堂前的合影。
图3.经管学院第一届毕业生（经0）班合影，左6为何介人副院长，左5为作者
值得高兴的是，在“经0”班毕业前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要在中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选拔10个优秀毕业生留学美国，资助攻读数量经济学。系党委书记邵斌同志让我提6个同学去参加选拔考试。我提了李稻葵、倪晓光、张浩、张欣、申屠军、王建新6位同学。标准是成绩和英语，所以没有任何异议。没有想到的是我们6个学生全部被录取。据说有些学校只录取一个，还有没有录取的。这些留学生在美国都学有所成，而李稻葵博士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了母校经济管理学院，先后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和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图4为我给经0班李首无同学发毕业证书。
图4.我给经0同学李首无发毕业证书，旁边站立的是班主任程佳惠老师
我们第一届“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丰收，激励了全国许多高校的经济管理学院设置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欲望。据《高等教育》统计，1986年，全国有16所重点高校成立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并招本科生。
当上了“干部”
前面提到过，1984年成立经管学院。当时，除朱院长以外，学校还“空降”一个副院长，他叫何介人。他从学校带来两个院长助理，一个是曲文新同志，另一个是赵家和同志。同时，院设4个系，即企业管理系、技术经济系、国际贸易系和管理信息系统系。管理信息系统系的系主任由赵家和兼任，敝人被任命为副系主任。这有些让我“受宠若惊”。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担任过“系”一级的领导。成立管理信息系统系后，何院长立即问我要一张照片，于1985年6月21日给我办了一个清华大学校医院发的“清医字第000826干部保健”公费医疗证，卡号是经017号。我不知道清华大学的干部、老教师到校医院就诊还有这么一个规矩，后来，我当了教授，得到一张盖有“卫生部保健局”图章的医疗证（即所谓102公费医疗证），我才知道这种医疗证的含金量。我没有料到我这个小小的副系主任，身份就已经变成了“干部”。但是，我明白，我的系小而又小，如称为教研组，也是全校最小的。所以，我自己心内知道这个“干部”是什么样的品级。那个时候我年轻，很少去校医院看病，所以这张“干部保健”公费医疗证没有用过。
一个产生校学生会主席的专业
在上世纪90年代中以前，经管学院只有“管理信息系统系”招本科生。这种状况延续到1987年，学院才增加招收一个班的经济专业学生。也就是说，经管学院的本科生一直很少，在1985-1987年，全院本科生一直保持在150多人。1987年，经管学院的经济系才招了第一届的经济专业本科生，称“经72”班，而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称“经71”班。
奇怪的是，经管学院容易出学生干部。1983级（经3）班，出了一个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叫潘复祥，他能量很大，在学生中威信很高、赫赫有名。工作后，潘复祥任“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潘复祥毕业后，新的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又出在经管学院的“经4”班，叫方方， 1989年是“经4”班毕业的一年，政治工作和学习任务都很重的方方，却能在毕业前夕的大风浪中经受了巨大考验。毕业后他去了美国留学，我还给他写了推荐信。后来，他在香港发展，很有成就，任“摩根大通亚洲投资银行”副主席，曾捐资千万元建设新清华学堂。他还是连续两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教材
压力实在是一个好东西。1979年我在经济管理工程系（筹）开讲的第一门课是BASIC和FORTRAN计算机语言程序设计，那时没有适合我们用的教材，我是根据有关产品说明书和参考书自己编了一个油印讲义。次年，我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就不能光讲这些了。事实上，有人在议论、在嚷嚷“经济管理工程系应该讲讲商务语言”，什么叫商务语言？我也不知道。一天，在图书馆里，我突然发现了一本《电脑商务语言》，是澳门出版的，这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开始，我看不懂，因为COBOL语言是结构型语言，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要有几个部,部下面还要分节，节下面还要分段等等，这和前面讲的科学计算语言差别很大，所以给人印象不好学。
事实证明，我的智商不高，但是有些“耐商”，即耐着性子，硬着头皮去啃的毅力。后来，在啃的过程中，我突然感到是否能用一颗树来形象地描述COBOL的语言结构？这样可使得学生一下子就抓到它的本质，然后再一步一步解释和消化这颗“树”。于是，我根据我自己学习和掌握COBOL的体会去给学生讲课。为此，我写了一个讲义，讲义的第一页就是画一颗大树，形象地表示了COBOL的结构。这个讲义，不知道怎么给交通部广州计算站得到，并且油印成了一本书。他们给我来信表示感谢用了我的讲义。我没有意见，只是希望他们给我几十本他们印的书，用以发给我们的学生。他们立即给我寄来40多本，这样，我给下一届学生上课时就有了一本像模像样的“书”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清华大学成立了出版社，此时写书的人很少，出版社迫切希望有人投稿。我很幸运，经人推荐，认为讲义《COBOL程序设计》可以出版。开始，我心中无底，不敢交稿。后来，推荐者不嫌其烦地劝说和“忽悠”，我就交给了出版社领导刘宝庶。为防出篓子，我还请了两位计算机系的老师给我检查有无原则性错误。1982年，《COBOL程序设计》正式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早的图书之一，也是我的第一本书。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很快风行业界和全国高校计算机等专业，出版社连续重印了十七八次，发行量近20万册。后来这本书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教材二等奖。也正是这本书的缘故，我还给计算机系研究生讲了这们课，其中听课的包括楼继伟和郭建英。
怀念李德老师
也许现在谁也不会知道李德是什么人。他确实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教师。他是文革后从清华绵阳分校来的，河南人，是数学老师，年龄和我差不多。他有三个子女，两女一男，妻子是清华的职员。在那个时候，他家的经济状况是可想而知的。他热情好客，非常朴实。他是差不多和我同时来经济管理工程系（筹）和我们教研组的，我准备计算机的教学，他准备数学的教学。开始，系里请中科院老师讲运筹学，他是联系人和助教。当一个学期完成后，我们感到由多人讲的运筹学比较分散，更没有一本完整的教材。所以，他张罗着要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钱颂迪教授合编一本《运筹学》。为此，他十分投入和辛勤工作，联系作者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大概1982年初，《运筹学》书稿已经交给了出版社，而他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到北医三院检查的结论是急性白血病，必须住院治疗。我就和他一起在清华园公交站乘331公交车送他去北医三院住院治疗，在公交车站上等车时，他还和我说，只要等两个星期他就回来上课。我帮他办好住院手续以后，单独找了大夫，医生没有表示能很快出院，也没有讲得多么可怕，所以，教研组也没有把他的病看得多么严重，大家实在也太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化疗的进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干脆需要有人陪住照应了，5个多月他就与世长辞了。他夫人给他换了一身蓝色中山装，戴一顶蓝色的帽子，遗体侧放在一辆北医三院的三轮车上，教研组有几个人去送别。就这样，一个像老农一样的教师就离开了世界。按照他的遗愿，骨灰送回到他的故乡河南。
李德逝世后，《运筹学》正式出版了，封面上写着李德、钱颂迪主编。这是一本分量很重的书，因为书的作者都是中科院的有名专家，社会上还没有见到同类的书。此书一直连续在全国高校使用。有好多年，经管学院传达室经常接到全国寄给李德的信。现在，这本书经过了改编，换了主编，但仍然没有泯灭原书的影子。李德走后，每年年底我都要代表教研组和我自己到他家里慰问，直至他的夫人再婚以后才停止。
李德绝不会想到，我们一起参加创建的专业、教研组和经管系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我想，在天之灵的他也会欣慰的。
王立国当班主任
1982年秋季，我指导的1979级经管系第一届研究生王立国毕业了，并被留下当助教。在教研组内，我主管教学，所以教师的教学工作由我安排。毫无疑问，分配新教师王立国当新生的班主任特别合适。王立国当的是“经2”班班主任。清华的传统是，新生入学时必须进行体格检查，不知为什么，“经2”班查出的体检问题特别多:某某，心电图不合格；某某、某某，肝功能超标；某某，近视眼超标……全班共有6位体检有问题，这是谁都没有估计到的。王立国问我怎么办。老实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方面，坚持标准不仅是对学校，也是对国家负责；另一方面，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一旦由于体格检查不合格而退学，这对学生及其家庭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清楚。所以，我的意见是必须慎重再慎重。首先和学校沟通，争取一个也不退学；同时，做好同学的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并注意休息和营养，使他们尽快恢复健康，以便复查时合格。王立国是非常负责和细心的班主任，他和新同学们打成一片，组织文艺、体育活动，还和有关部门沟通、解释。最后，这6个同学全部留下了，而且还有一位优秀的学生干部毕业后留校，当了我们教研组副主任，后来又长时间作经管学院院长助理。
清华大学“学生MIS协会”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清华大学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生非常活跃，他们不仅热爱这个专业，而且还和实践相结合，甚至于在外面参加企业、事业的信息化开发工作。有一些学生还没有毕业就承担了系统分析员的角色。例如，“经81”（1988）班的袁东辉，在毕业以前就以系统分析员的身份，承担大成公司的管理信息系统项目。1993级的学生（经31）成立了第一届“学生MIS协会”，会长为闻中，聘请我为名誉会长。后来，闻中同学毕业后，会长为（经51）（1995）的郭讯华。这个郭讯华能量更大，还没有毕业，已经成了一个集团企业信息化的专家（这是我一次参加这个集团的会议时遇上的）。第三任会长是（经71）（1997）的韩硕，他当学生时不仅参加了不少信息系统开发工作，还和林映侠一起帮我编写《系统分析员教程》。现在，前两个会长都回到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信息系统专业，当了老师。
关于“北京MIS学组”
鉴于清华大学举办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成功，不少高校到我们教研组“取经”。老实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的办学有多少值得推广的经验，但我们非常愿意和兄弟高校交流办学的经验和教训。这种交流是很好的学习和再提高的过程。实际上，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还是在不断发展之中，它的学科方向还并不完善。
就我本人的经历，我先后到北方交通大学（现改为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东区）等高校以及一些全国性会议上谈过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办学理念；也接待过北京金融学院（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前身）、北京机械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前身）等高校关于制订MIS专业教学计划的咨询。
后来，北京设置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大家认为需要成立一个全市性的“MIS学组”（挂靠在北京市的一个学会下面），以便集思广益，建设好这个新专业。这个学组是一个民间组织，自愿参加，由全市20来个高校组成。学组的召集人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甘仞初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陈禹教授和本人。学组大概每年开1到2次的会议，讨论专业的发展、教材的建设以及其他感兴趣的问题。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由举办学校安排。会议一般都安排在星期日上午，用一个单位时间进行讨论，然后会议东道主为每个出席的老师提供一份中午快餐。这样的活动非常受欢迎，有时，河北省的高校知道了也来参加。毫无疑问，这种活动对专业的改进和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同业老友，相聚相叙，不亦乐乎？后来，随着我们几个人的相继退休，这种活动就没有沿袭下来。
“游龙”驿站
社会上流传着“清华一条虫，出去一条龙”，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至少说明了清华的能人多。开初，清华经管系，以至经管学院都不是清华的大单位，更不用说我们教研组了。我以前说过，我们这个系（即MIS教研组）比学校其他教研组都要小。水浅池窄，蛟龙难留。在我们教研组前进的历程上有许多青年教师在这里待过，来了不久，或者一两年，最多三五年，90%以上的青年教师就另有高就。我们的教研组成了一个“游龙驿站”。这很好，说明了还有人喜欢这个“驿站”，所以我们总是“欢来欢送”。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的5年多的时间内，经过这个“驿站”的青年教师就有10多位。例如，从计算机系来的方今，从北京大学来的胡晓琼，从数学系来的何坤、韩业舜，从自动化系来的谢建国、姜松，从电子系来的桑海、李志贤，从本系毕业的汪授泓、王立国、鞠建东、钟阳春、王福俊等等。因为池小水浅，少有大志者想去江湖洋海是很自然的。当然，到“驿站”来的也有年龄大一些的教师，我们也是来者欢迎，走时欢送。我们几个教研组的开创者也有走的，例如老薛夫妇。“驿站”的“站长”换了好几茬，也都是时间不久就到别的系或者到院里当领导去了，比如去当副院长的就有四五位。本人在1996年退休之前，一直在这个“驿站”中，作一个“驿站”的守望者，我想总是需要这样的人，所以也心安理得。
注：作者为经管学院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