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校友总会 钱锡康 黄文辉
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三支代表队，思想政治教育三个台阶，猎枪与干粮，两种人会师，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三阶段、两点论，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等等。笔者近日从工程物理系的创建与发展中深切感到，理工结合是蒋南翔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理工不能分家
1952年年底蒋南翔同志赴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全国院系调整已经完成，清华大学由一所含有文、法、理、工、农多学科综合大学，顷刻变为只有土、水、建、机、动、电的传统工科大学。对此，蒋南翔同志是很不赞成的。他认为这对清华来说是一次“腹泻”，是伤筋动骨，大伤元气，是重大损失，他十分惋惜清华的理科被全部调出，理工分了家。这既不符合科技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律。他曾对当时的清华团委书记滕藤同志说：“你们怎么把理学院分出去了，工学院怎么可以离开理学院，不应该把清华理学院分出去，清华理学院在解放前的大学里是最强的，清华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都是全国最有名的”。（《蒋南翔传》p.155） 据何东昌同志记忆，1953年3、4月份的一次干部会上，南翔同志批评了清华三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把清华整个理学院调走了，这是损失。
1956年6月13日，蒋南翔主持起草的中共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不可讳言，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表现在许多方面。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有很大成绩，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是不够妥当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是全国基础最好的，按照苏联经验把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改造成多科性工业大学，把理学院整个地调整出去了，只给他们留下极少数的理科老教师。现在清华大学要担负培养原子能干部的任务，需要相当强的基础理论课的师资，因为院系调整时过分地削弱了这方面的师资，造成了工作中的困难。”
报告中还说道：“工科和理科是有密切联系的，当代最新的技术科学都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把工科和理科办在一起的，如果个别学校如清华大学参考他们的经验，兼办理科与工科，未尝没有好处。”（《蒋南翔文集》（下）P.651.652）。
二、清华理科 薪火相传
正是在蒋南翔理工必须结合这一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清华大学在院系调整后，在缺失理科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奋发图强，在五六十年代创建高新技术专业，试图发展理科和应用理科；在文革期间，创办固体物理等四个理论研究班；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复建物理系、生物系、化学系、数学系等理科系，重建理学院。清华理科薪火相传。
1、创建工程物理系，设立10个新技术专业。
自1955年起，蒋南翔校长以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巨大的政治勇气，抓住国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机遇，围绕原子弹、导弹，在清华创建核物理、同位素物理、固体物理、热物理、无线电物理、电子学、半导体、稀有元素分离、空气动力学、远距离自动控制等10个高新技术专业。这首先是为了清华大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人才培养的需要，提升清华大学的科学技术水平，赶上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同时也试图在清华恢复理科，发展应用理科，体现理工结合。早在1955年上半年就开始筹建，并于1956年正式成立工程物理系，以后又相继建立了工程化学系、工程力学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和自动控制系。
蒋南翔同志说过：“清华培养的学生应该是金字塔，而不是电线杆。毕业生的优势在于有更深厚的理论基础，应该是研究型工程师，要比一般工程师更强一些。（《蒋南翔传》p.165） 他在《当前北京市高等学校的几个问题的汇报》中写道：”少数基础较好的全国重点学校，他们的任务是培养科学后备军、研究工程师和高等学校的师资，要求毕业的学生应该有较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学习的年限应该较长，可以是五年制，有的专业甚至可以学五年半（如北大、清华有关利用原子能的专业）、六年（如清华的建筑系和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等）。“（《蒋南翔文集》（下）p650）
蒋南翔特别提到了利用原子能的专业。本文就以工程物理系（以下简称工物系）为例。
首任工物系党总支书记滕藤同志说：“工程物理系的成立有两大背景，一是＇八大＇前后，党中央作出了重大决策，搞两弹，向科学进军，蒋南翔得知后，自觉准备和行动起来，筹建新专业。二是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理科全部调出。他坚持理工在科学规律上是不能分家的。早晚清华要恢复理科，是蒋的一贯思想。蒋南翔首先想到的是物理和化学。他曾说过，清华一定要建立理论物理和理论化学专业。”
工物系是原子能学科，是以近代物理——核物理为理论基础的，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是以丰厚的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等理论基础为前提的，当时清华理科都分出去了，理科基础比较薄弱，这对发展高新技术学科带来不少困难，但也正是通过建立工程物理等一批高新技术专业的过程中，力争把相应的理论基础得以恢复和加强。蒋南翔、何东昌计划成立理论物理和理论化学学科。由于物理方面的力量相对成熟，就决定先行组织理论物理学科，由张礼为学术带头人。
张礼同志，1946年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南开大学工作，1956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研究院，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工作。1957年回国后调入清华大学工物系任教。张礼同志说：“1952年院系调整后，蒋校长一直想在清华办理科，1955年成立新专业，办了几个含有理科性质的专业，如实验核物理、无线电物理、工程热物理等。他还指示，一定要办理论物理和理论化学专业。何东昌告诉我，办理论物理这是蒋南翔的指示，他说这可以弥补理学院调整出去的不足。”
理论物理学科的建立，是蒋南翔校长试图恢复清华理科的重要举措。
工物系学科属于高科技，涉及的科技范围广，要培养高端科技人才，就要求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工程方法的技术基础，能够将微观的物理现象和理论变成宏观工程实践，无论从铀的核裂变的微观现象和理论到核技术在民用和国防上的应用，都要求必须是理工结合，否则培养的人无法满足工作的需要。
工物系建系以来一直坚持理工结合。搞原子能的学科名称之所以叫工程物系，一是由于保密的原因；二是大家都理解为理工结合，工程中有物理，物理中有工程。工物系培养学生有丰厚的理论基础。工物系的物理，数学课程都是参照综合大学理科的物理、数学专业的要求安排的，学时翻一翻，学三年，到四年级学完四大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理论力学、电动力学。这些理论课程都是由最好的教师讲授。在加强理论基础的同时，注重工程技术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特别是在建系创业的年代，核物理、核电子学、加速器、同位素分离、核材料、反应堆、剂量防护、放射化工等各个专业都是平地起家，从零开始。教师、学生一起自力更生，奋力拼搏，开设课程、建设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成长，大大提高了教师和学生的动手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理工结合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工作岗位上体现出很高的适应能力和很强的战斗力。
1960年放射化工专业从工物系分出来，正式成立工程化学系。时任工化系总支书记滕藤同志就认为“新建工程化学系，目的就是我们要培养理科基础很强的化学工程师，工程能力很强的化学家，走一条化学和工程紧密结合的路子，体现理工结合，基础和专业结合的思路。”
2、创办固体物理四个研究班。
文革期间，何东昌、滕藤同志创办固体物理等四个研究班，是为清华建设理科的又一重要尝试。
1972年7月，周总理根据杨振宁先生的建议，指示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何东昌、滕藤同志当时主管教学、科研工作。他们认为，在清华没有理科的情况下，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就得成立基础科学研究班。他们顶住迟群一伙的压力，研究决定设立固体物理、激光、物质结构、催化四个研究班。抽调40余名留校的优秀青年教师参加。固体物理研究班由工程物理系负责。研究班学习不到一年，迟群在清华发动了“反右倾回潮运动”，四个研究班被视为“右倾回潮”而被迫停止。1978年“四人帮”倒台，拨乱反正，在教师、学员强烈要求下，学校决定恢复研究班。1981年完成学业，通过学习，获硕士学位。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创办的第一批研究生班。
四个研究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也为学校后来恢复理科建设提供了学科基础准备，培养了骨干人才。固体物理班18人毕业后，11名成员留任固体物理教研组教师，承担开办固体物理专业，建立和发展固体物理（后改称凝聚态物理）学科的新使命（2001年该学科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固体物理班顾秉林，朱邦芬、范守善，隋森芳四人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加上陈皓明、张秀芳等，他们都是后来物理系，生物系的创始人和骨干教师。
3、复建物理系、生物系，恢复理学院。
五十年代蒋南翔校长高瞻远瞩，创建工程物理系，不仅对国家发展原子能事业，保障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对清华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对清华大学恢复理科也起了重要作用，提供了专业设置和人才支持.
1980年清华老校友任之恭曾写给刘达校长一封信。
任之恭，清华学校1926级校友、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研究中心顾问、曾经担任清华物理系教授。1972年，他组织了第一个美籍华裔学者访问团回国。1980年下半年，他以74岁的高龄来清华讲学。他给刘达校长的信中，阐述理科对于清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强烈建议恢复物理系。
信中说：“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成为一个纯粹的工程大学……在短期内，清华若继续集中注重工程，对国家可有很大贡献，但在短期的后一阶段即长期部分，清华倘只搞工程而无理科与工科的并行发展，工科就缺乏理科的基础与启发，工程自己也难搞上去，尤其不能寻求创造与革新的途径，对国家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而这种基础，需要长期循序渐进的建立，决不能等到急需的时候，一挥手就可招来的。所以清华应该稳稳地站在工程上面，从现在起就迈一步开始铺垫理科的基础，以期达到理工并行和结合的地步。”
刘达校长对此由衷赞成，任之恭特地登门拜访当时已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也获得蒋南翔的赞许。（朱邦芬《清华物理八十年》，P148-149）
1982年、1984年，物理系、生物系先后复建。
工程物理系的创建和4个研究班的建立，为学校后来恢复理科建设提供了学科基础准备，培养了骨干人才。
1982年6月学校批准成立物理系，工程物理系的理论物理等4个专业调入物理系。物理系建系后的几届系的党政主要领导——张礼、熊家炯、刘迺泉、陈皓明、顾秉林、朱邦芬、张宏涛、黄贺生、邓景康等都曾是工物系的干部或毕业生。
1984年5月，学校决定成立生物系，工物系先期成立的生物物理研究室调入生物系。生物系建系后的几届系的党政主要领导——赵南明、隋森芳、鲍世 铨、张秀芳也都是工物系的毕业生或系友。
1985年10月，清华大学恢复理学院，聘请周光召兼任理学院院长，熊家炯同志任常务副院长。
清华大学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足以证实蒋南翔校长在20世纪50年代的战略决策是非常英明的，高瞻远瞩，对清华大学后来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理工结合，人才辈出
2006年工物系成立50周年时，原教育部部长、工物系首任系主任（时任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同志题词：“理工结合 又红又专”，精辟概述了工物系人才培养的成功之路。他说：“工物系的建立，是出于国家的需要，这种需要不只是一个科技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因为此，从建系开始，学校就重视奠定好建系的政治思想基础。那就是一种团结起来，为人民、为祖国、为社会主义掌握核科学技术而献身的精神，为攀登科技高峰，不怕困难的精神。所以师生坚持了又红又专的方向。值得我们骄傲的是一大批师生因而走上了艰苦的核国防的岗位。
核科技是一种高科技，涉及的科技领域相当宽，所以在教学上强调了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工程方法的技术基础，即理与工的结合，几十年毕业生的实践证明了，这可以保证学生未来有较好的适应性。”
工物系建系几十年来，为国家核工业以及其他战线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成为管理和技术骨干，不少人成为科技领军人物，做出了重要贡献。总结其经验，在又红又专的前提下，理工结合是重要的路径，是工物系的办学特色。工物系的毕业生普遍反映，学校的培养，使他们拥有丰厚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工程实践训练，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工作适应能力强，不怕改行，不畏艰难，勇于创新，能挑大梁。
八十年代国家“863“计划能源领域三大项目中，两个大项目一堪称世界第四代先进核反应堆的高温气冷堆和快堆的主要负责人均是工物系的毕业生：分别是中科院院士王大中，1958年第一届工物系反应堆专业毕业；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銤，1961年工物系首届招生的反应堆专业毕业。
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国资委党委，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党委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开展向徐銤同志学习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作出批示：“徐銤同志的先进事迹突出感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征程上，要大力宣传一批爱国奉献，科学严谨、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也作出批示：“徐銤同志46年潜心钻研快堆技术，他一心报国，埋头苦干的坚韧意志和奉献精神令人钦佩，不愧是当代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工物系是1956年正式成立的新系，系友中至今已评选出两院院士28人，其中工物系毕业的18人，约占我校院系调整以后毕业的两院校友院士的1/6。我校改革开放以后本科毕业的4位校友院士中，两位中科院院士都是工物系毕业的：刘国治（1983本、1986硕、1992博），王曦（1987本）。王曦同志是当年评选的全国中科院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我校先后两任校长、三任常务副校长都是工物系毕业的。校长是王大中（1958）、顾秉林（1970，固体班研）；常务副校长是梁尤能（1958）、何建坤（1970），程建平（1986）。
清华大学先后获得国家科技一等奖共16项，其中由工物系毕业的教师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有4项；而近十年来全校一等奖有8项，其中工物系毕业的教师完成的有3项。
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的年代，清华大学要培养高端科技人才，必须体现理工结合。
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表明，往往是科学理论上的突破，必将带来相应的工业、技术战线一场新的革命，大大促进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生产力的跨越式变革。例如物理科学家们发现了核裂变，揭开了原子核的秘密，引发了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核武器、核反应堆、核电站、核医学等等应运而生。赵南明同志谈到,“正像半导体和晶体管的研究和问世带来了今天计算机和信息革命一样，有关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等亦将引起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那就是出现了一门崭新的科学领域——生物技术或谓生物工程学。”熊家炯同志谈到“现在时代不同了，不是蒸汽机时代，从技术到科学，而是从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带动高技术的发展，科学是现代技术的发源地，现代技术创新更多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研究，所以必须重视理科的建设。”
1963年工物系实验核物理专业毕业的我校物理系教授、中科院院士李惕碚同志，从自己切身的经历，深感要培养创新型、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必须是理工结合。
李惕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云南高山站，它是王淦昌等科学家为进行宇宙线粒子研究建设的一座位于云南雪山海拔3185米的高山宇宙试验站，有亚洲最大的云雾室，用宇宙线做粒子物理研究，这是一项重大的高能物理的基础研究，又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建设。七十年代后，从事天体物理研究。他说：“从我参加的研究项目来看，理工结合绝不是个例。当代前沿科学都涉及基础科学，又都涉及大工程，如云南高山站，正负电子对撞机都是如此。因此要求不但会做学问，又会做工程实施。清华成立了天体物理中心，挂靠在物理系，但同时又必须和工物系密切合作。物理系、工物系都有我的办公室，我担任过物理系学术委员会主任，现在又是工物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工物系五六十年代的人才培养成功之处，在于把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结合起来，把理工结合起来，这对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影响很大。”
今天，时代发展了，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学环境都有了新的变化。我们应当在 新的形势下认真总结、继承和发扬蒋南翔理工结合的教育思想，这必将对我校在新时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不断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