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王向田

    叶企孙先生是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毕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对开拓、促进我国物理学及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培育科学技术人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是清华大学物理学系的创建者，也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各系发展的奠基者，对清华大学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学，起了重要作用。他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所提倡的教育思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在这一突变的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中的排头兵”[1]。叶企孙为代表的教育思想是清华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开展研究对今天的高等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为教学、科研事业贡献毕生精力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出生于上海。其父叶景云，曾任上海敬业学校校长，1914年任北京清华学校国文教员，讲授国学。叶企孙勤奋好学，受父亲的影响，幼年熟读古书，对中国古代算学名著和天文、历法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8月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20年6月获理学士学位，同年9月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21年叶企孙和导师W.duane及H.hpalmer合作测定普朗克常数 h =（6.556±0.009）Î10-27 尔格秒，被物理学界沿用16年之久。他独自进行了高压强流体静压对铁镍磁导率的影响的研究，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到东南大学任教。1925年8月应聘到北京清华学校，任大学普通部物理教授。 

    1926年，清华物理系成立，叶企孙被教授会选为物理系主任。1929年，清华理学院成立，叶企孙兼任院长。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叶企孙为发起人之一。1936年任会长。1937年1月推荐吴有训担任理学院院长。1933年参加中国天文学会，并被选为理事。1941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3年辞职。1945年8月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11月，由西南联大常委会议决，暂代该校常委职务。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叶企孙拒绝了南京政府要他南下的邀请，留下迎接解放。1949年5月，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0年校务委员会改组，叶企孙任主任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并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常委委员。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任兼职研究员。十年动乱中，受熊大缜案的株连，一度身陷囹圄，长期遭受迫害，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1977年1月13日含冤病逝。[2]

    叶企孙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教育及科学事业，在清华开展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教学、科研活动，1926－1933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1949年3月－1949年11月三度出任物理系系主任。清华物理系从1926年创建到1952年院系调整而停办，汇集了众多国内著名物理学家，学术水平较高，是我国近代物理发展的重要园地；对学生教育方法得当，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科学家。抗战前毕业的九届学生50余人中涌现出了许多的杰出学者，如：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桓武、张宗燧、胡宁，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施士元、钱三强、何泽慧，力学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家王大珩、周同庆、龚祖同，晶体学家陆学善，固体物理学家葛庭燧，地球物理学家张九章、翁文波、傅承义，以及秦馨菱、李正武、陈芳允、于光远等。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生中，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有：黄昆、戴传曾、李荫远、萧健、徐叙瑢、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解放后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有周光召、何祚庥、唐孝威、黄祖洽、胡仁宇、蒲富恪等。

    二、教育思想  

    叶企孙先生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和同事们一起，以远见卓识和有效措施，为如何办好理科院系树立了榜样，留下了优良传统，培育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叶企孙一生有关教育的著述甚少，但他作为主要领导者、策划者参与了清华物理系、理学院的创建，从物理系、理学院的办学中可窥见他的教育理念。

    （一）因材施教

    叶企孙主持下的清华物理系，突出了“因材施教”的原则，“每班专修物理学者，其人数务求限制之，使不超过约十四人，其用意在不使青年徒废其光阴于彼所不能学者。”[3]这一原则既可以集中力量，建立国内物理研究、教学中心，培养高、精、尖人才，以促进近现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同时也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是切合当时国家政策及社会实际的、务实的。

    只授学生基本知识、务求限制人数的种种措施，其目的在于“不使青年徒废其光阴于彼所不能学者”，它的核心思想是因材施教。

    建设一流的学科，培养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学生。清华物理系新生的录取水平比较高，入学后还要不断淘汰。物理系以严格认真的学风闻名于世，叶企孙是这学风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大学物理之全年成绩，至少须为中等”[4]，通过习题、考试等筛选出力有不及的学生，系方即劝其转系。对于符合要求的学生，系方规定，“本系学生应选修之学程及其在各学年分配之份量，依各人之需要及趋向而定。入本系者应先与本系主任面商，以便拟定将来选修之程序。”[5] 对于学生未来如何发展，既考虑到本人的志趣，又要考察其天赋所在，因为“任何系之学生，其能继续做高深之研究工作者，均属少数。”，清华物理系“至第三、第四年级学生选课时，应由主任教员予以指导，凡学生资质及兴趣不宜作高深之纯粹学术研究者，以及毕业后拟在应用方面工作者，均应劝其选习应用科目。……若强其面壁攻读，一定劳而无功。”[6]针对不同学生的特有能力、性情、志趣这些具体情况，提供不同的建议，施行适合的教育，这是以叶企孙为首的清华物理系所规定的教师职责所在。

    我们既要认识到对学生的严格选择和对学生人数的限制是出于因材施教的考虑，同时必须了解当时国家教育的整体布局及政策倾向。

    1930年4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决议，对各级教育发展的急缓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会议宣言写道，“在训政六年期内，我们深切感到，全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识字的民众和大多数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儿童是推行训政和建设的障碍，也就是推进民族文化的大阻力。所以在训政6年期内，对于义务教育和成年教育补习应尽量推进，而对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主张整理充实，先求质量的提高，不遽作数量的增进。”[7]在全国80％文盲、大多数儿童没有受教育机会的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国家对于教育的主要精力放在义务教育和成年补习教育，而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数不求多。

    在经济凋敝，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旧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门路是很狭窄的。招收学生的同时，还必需要考虑他们到将来的就业问题。在招收学生人数的问题上，体现了叶企孙等人的务实精神。据清华物理系八级毕业生、中科院院士、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回忆：“高于我班的学生，每班仅七、八人，至我同班十人。然而毕业后还有同学找不到工作。以后国内科技工作始见开展，物理系的每级人数才逐渐增加。”[8]一九三O级一位毕业生曾以“方帽易戴，饭碗难找”为题，写了一首诗：

    “碗铸黄金何处求，似从海市望蜃楼，

    书生只道谋生易，毕业方知失业愁。

    抢饭偏偏逢捷足，求人处处触霉头，

    四年吃罢平安饭，怕听双亲问报酬。”[9]

    当时国内科学研究事业范围狭小，力量薄弱，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留学或投身于科学研究的毕竟是少数，很多毕业生在大中学校任教，据1937年统计资料，清华毕业生中，以教职员为业的占到34％，是各种出路中人数较多的。[10]

    叶企孙在科学教育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因材施教”的培养原则，对学生精挑细选，考察学生的天赋所在，在图书及实验设备有限的情况下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要，教师精心指导，培养出的高材生很多作了大学的学科带头人，数年之内已颇见成效，叶企孙于1934年提到：“……民国十八年本系毕业生施士元先生现任中央大学物理学系主任，周同庆先生现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学系主任，王淦昌先生现任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数年来国内物理系之渐臻于隆盛，实与本系对于青年所施之训育，有密切关系。”[11]，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施、周、王三人同为清华物理系第一级毕业生，为我国物理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施士元毕业后赴法深造，获博士学位，1934年任中央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培养了包括吴健雄在内的众多优秀物理人才。周同庆毕业后赴美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1933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院士。王淦昌毕业后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对我国核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院士。

    （二）广聘名师

    1925年8月，叶企孙应聘清华学校物理教授时，物理教授只有梅贻琦、叶企孙2人，助教3人。叶企孙认为，建立一个优秀的院系，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教授。为此，他任系主任后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广聘名师。1928年聘到了吴有训、萨本栋，1929年聘到了周培源，1931年教授赵忠尧到校，1935年又聘到了任之恭、霍秉权。在30年代，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领导下得到很快发展，增设了本科的课程，1929年开出了研究所的课程，很快成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在研究方面，则有吴正之先生担任Χ放射，赵忠尧先生担任伽玛（γ）放射，萨本栋先生担任无线电，周培源先生担任理论物理学，叶企孙先生担任磁学及光学。”[12] 1934年叶企孙总结道：“本系成立于民国十五年，十七年秋吴正之、萨本栋两教授先后到校，十八年秋周培源教授到校。数年来赖全系教师及研究院诸生努力于研究工作，本系幸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之一。”[13]

    叶企孙一向尊重爱护人才，没有门户之见，不搞近亲繁殖，对学术超群的名师总是千方百计揽聘。吴有训以研究康普顿效应而蜚声国际物理学界，经叶企孙的推荐，于1928年秋应聘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据吴有训夫人回忆，吴有训到职后，叶先生把他的工资定在自己之上。1931年，叶企孙休假出国考察，委托吴有训代理理学院院长和物理学系主任。1934年，吴有训正式就任清华物理系主任，1937年1月推荐吴有训担任理学院院长。而此时的叶企孙，正值盛年。[14]

    在物理系内，学术空气浓厚，系里经常有学术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短期讲学，如欧洲著名物理学家玻尔（N.H.D.Bohr）、英国学者狄拉克（D.A.M.Dirac）、法国学者朗之万（Paul Langevin）、美国信息论创始人维纳（N.Wiener）和欧洲航空权威冯·卡门（Th.von Kármán）等都在1934～1937年间在清华讲过学，使学生接触到世界上科学发展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

    （三）通才教育

    叶企孙强调培养人才在知识上要有广度要求。通才教育的思想贯穿了叶企孙在清华执教的二十多年间。他提出并规定，物理系的学生除学习物理课程外，还必须选其他学科的课程，要重视学习文科和工科知识，各人按自己的特点进行选择，求得均衡发展。他鼓励学生选读化学、数学，甚至于机械、电机、航空等外系课。

    中科院数理学部院士、清华物理系十级毕业的胡宁回忆三十年代的清华物理系，“在清华物理系，化学是必修课……我在大学二年级开始选课时，吴有训学生要我选两门课，一是在物理化学和电化学里选修一门；二是一定要选一门中国文学课……后来我自学了物理化学……选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当时的清华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15]

    据他50年代的清华弟子回忆：“……叶先生慈祥可亲，同学们都愿意到叶先生家去玩。一次我们去看叶先生……谈话内容使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叶先生说，你们不要只选物理方面的课，要选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课，这样可以提高全面的修养。物理系学生选文学艺术方面的课，我们当时感到非常新鲜。我们曾想过选工学院的课，但从来没想到要选文学艺术课。从叶先生家里出来后，大家还拿这段话当有趣的事来谈。现在看来，叶先生的教育思想是非常全面深刻的，可惜的是，我们当时对此毫无认识。”[16]

    叶企孙所积极倡导的通才教育思想已使50年代的学生感到陌生。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也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1950年7月28日政务院通过的《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提出，“高等学校应以学系为培养专门人才的教学单位，各系课程应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当前与长期的需要，在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实行适当的专门化。”[17]，以后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下新的带有高度计划性、统一性特点高等教育体制。应该说，建国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适应了国家建设的需要，成绩巨大，但也存在严重不足。比如过于要求学生和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专业“对口”，并能在新岗位上能够立刻拿起工作，这就容易造成忽视基础和学习方向狭窄的现象。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所幸的是，今天的教育者又重新认识到，大学本科的重要任务是要给学生打好较宽的基础，以适应将来的需要。

    （四）前瞻性的科学开拓者

    在国家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叶企孙作为前瞻性的科学开拓者，以广博的学识，引导青年进入各个领域。

    1929年11月22日，叶企孙在清华校刊上发表《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须两者并重。纯粹科学的目标，应着重在养成对于研究的兴趣；应用科学方面，则应明定目标，切实去做。”“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应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爱国始终贯穿于叶企孙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培养学生必须与国家命运相连，要反映时代的需求，不是简单的学术追求或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而是造就学生，献身国家。一切为了物理，为了国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作到了为国家而物理。

    叶企孙既重视学生的学术志趣，又积极引导他们到国家急需的专业方向，动员了许多念物理的学生毕业后去搞国家需要的学科。他重视应用科学，亲自动员物理系优秀毕业生到应用学科去。清华物理系毕业生研究的领域相当广泛，如王大珩、熊祖同为应用光学专家，赵九章、傅承仪、翁文波为地球物理、气象方面的专家，赫崇本为海洋物理学家，葛庭燧为金属物理专家，钱伟长为力学专家。

    三、教学实践 

    叶企孙一生从事教学工作五十余年及教育领导工作多年，为我国物理系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重基础，重教学，并注重开展科研以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重视实验室建设以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一）重基础

    叶企孙提倡“重质不重量”，“……本系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使能于毕业后，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应用，或从事于中等教育，各得门径，以求上进。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不重量。”[18]特别重视对教学质量的要求，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对学生的成绩考核一向都严格掌握高标准，着重基础、着重质量，重启发不重灌输，理论与实践并重。

    清华物理系课程不多，但都是精选的重点课，以1936～1937年度为例，大学一年级设：国文、英文、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择一）、逻辑或高级算学或微积分（择一）、普通物理或普通化学或普通地质学或普通生物学（择一）；二年级设：中级电磁学、中级光学、中级力学、中级热学、中级物理实验、普通化学、微分方程、第二外语或本系他系选修；三年级设：力学、热力学、电磁学、分子运动之物质论、光学、第二外语或本系他系选修；四年级设：近代物理、近代物理实验、无线电学、无线电实验、毕业论文、本系或他系选修。这样看来，第一学年物理主干课1门，第二学4门另有1门物理实验课，第三学年5门，第四学年2门另有2门物理实验课，四年共计物理主干课12门、实验课3门。

    从讲课内容看，多注重基本知识，如大学普通物理，“本学程目的，在使学者了解物理学之基本概念并发展其运用之本能。”，又如中级热学，“本学程在使学者明了热学之基本事实及原理、热力学定律及分子运动论，亦作初步讨论。”[19]每堂课一开始就公布指定自学材料的书名和章节，这些自学材料在学生图书馆阅览室借书台上用很简便的手续可以随时借阅。各位老师讲课都很精彩，多数人并不按教材讲，而按逻辑和发展历史讲，一般都能启发学生思考问题、争论问题，使科学的精髓深入学生思想，经过自由争论，都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终身不忘。

    （二）重教学

    叶企孙重视教学，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在教学中投入大量精力。在他的带动下，清华物理系，从基础课开始，即由高水平的教授执教，使学生从入门使对重要的物理学概念即有正确的理解。保证高水平的教学质量，这是叶企孙所创建的物理系的优良传统之一。

    对我国核科学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回忆：“叶先生1933年给我们班讲热力学，他把概念讲的非常清楚。在那些重要而关键的地方，不厌其烦的重复讲解。他讲课时有参考书，但从不按书上的内容宣读。他在两三年时间给不同的班讲热力学，每年所举例子几乎不重复。叶先生备课非常认真，几乎都是用热力学最新发展方面的例子来作讲课的内容，与国外高水平的教授讲学相类似。他教课的过程就是吸收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并发挥他自己见解的过程。至今我们这些老学生谈起来，仍觉得叶先生独创性的教课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20]

    叶企孙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除担任物理系及理学院的领导职务外，1931年9、10月间曾代行清华校务。1945年11月，曾暂代西南联大常委职务。1949年～1950年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在百事缠身的情况下，叶企孙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他教过的课有普通物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分子运动论等。他关注着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前沿，吸收、消化最新鲜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50年代，1949～1952年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的樊恭烋回忆：“叶老是位博学的学者，听说清华物理系的所有课程，差不多他都教过，凡是系里当时排不出教师的课，他就自己教，学生普遍反映‘教得好’，有时课堂上还介绍一些头天夜里他刚看到得杂志上新发表得内容，由此可见他讲课内容丰富，备课认真。”[21]

    叶企孙不仅自己严格认真地教课，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对于不负责任的教师，他毫不留情地行使领导者的权力，给予坚决辞退。据施士元回忆：“在三年级下学期，有一次我们无意中讲到一位教师教热力学和分子运动论的情况，说这位教师讲课囫囵吞枣，照本宣读，既不提问，也无作业，教学效果很差。他听了当机立断，对这位先生停聘。”[22]关于聘请教师，叶企孙的原则是宁缺勿滥，学术上不行的或教学不认真的决不聘用。

    （三）重科研

    叶企孙具有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战略眼光，坚持高水平的学校必须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清华理学院和物理系的一大特点，就是教授们边教课、边进行科学研究。钱三强回忆：“我是1932年考进清华大学的，当时，正是清华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清华大学，可以说是中国理科，特别是物理这一行，第一个在中国生根的园地”[23]，“叶先生认为一个高水平的学校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因而在延聘学术造诣较高的教师的同时，积极筹备研究工作用的实验室、设备较好的金工厂和有专门书刊的图书室。”[24]

    早期清华物理系的教授们多是从国外学成归来，叶企孙鼓励他们在教学的同时继续开展研究，并为研究创造条件，“本系所有仪器，约值国币十一万元，书籍及杂志足敷参考之用。本系设有工场，能自制精密仪器。”。教授们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在研究方面，则有吴正之先生担任Χ放射，赵忠尧先生担任伽玛（γ）放射，萨本栋先生担任无线电，周培源先生担任理论物理学，叶企孙先生担任磁学及光学。”[25]

    1929年，叶企孙在清华理学院创办了理科研究所，设算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和生物学部等。1934年，清华创立了农业研究所。1936年，设立了航空研究所和无线电研究所，加上后来在抗战时期设立的金属和国情普查研究所，统称清华特种研究所。特种研究所开展的科研项目及所获得的成果，与国家战时需要紧密结合，在我国学术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期间，叶企孙出任清华大学研究所委员会主席。

    （四）重实验

    在建院建系中，叶企孙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十分重视实验室的建设。清华大学理学院各系在国内大学中较早地建成了一批设备较为先进的理科实验室，在当时国内实验科学尚不发达的状况下，比较新颖突出。对于学生，除理论基础外，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叶企孙认为，“自然科学以实验为基础。学生在中学时代即应对于实验方面得一良好之初步训练，倘徒恃课本，则既不能引起学生对于科学之兴趣，又不能使学生对于基本概念得一真切之了解；与其徒设此科，实不如暂缺之为愈。”他给学生训练实验技巧的机会，不怕学生损坏仪器，他曾当面告诉学生：“我们的学生是不给用好仪器的。”要学生放手去做，而不仅仅作为仪器的按钮者。清华物理系重实验的传统使学生受益并开花结果。据清华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中科院院士王大珩回忆：“清华物理系提倡动手的好传统，我也带到了解放后创办的大连大学。当时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制造了普通物理实验所需的物理实验仪器。”[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