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刘惠莉 

    吴晗 (1909-1969)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他年轻时如何考入清华大学，目前研究吴晗的所有论著基本上都采用这样一种说法：吴晗于1931年首先报考北京大学史学系，尽管文史和英文都得了一百分，但数学得零分，而北大规定考生有一门科目得零分就不能录取，因而他没有被北大录取。为此，他只得又去报考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考试结果相同，数学还是零分，文史和英文是一百分，清华大学也有与北大相同的规定，但却以吴晗文史成绩特别优秀为理由，将他破格录取。[1]这一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已经成为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一段佳话。然而，笔者通过翻检材料，发现上述说法与历史事实有相当距离，兹特考辨如下。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报考过程

吴晗本来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因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辞职赴北平，深受胡适学术影响的吴晗也于1930年8月离开中国公学，北上赴北平求学。他原打算直接转学进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因他在中国公学的英文成绩是“C”等，被燕京大学拒绝。因此时各高校考期已过，他只好等待来年再考。为了生计，吴晗通过燕大教授顾颉刚的介绍，在燕大图书馆工作了大半年，后来辞职，一边编写《胡应麟年谱》，一边复习功课，为次年的入学考试做准备。[2]

    根据吴晗当时的人脉关系来说，在转学燕京大学遭拒后，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似是吴晗的首选。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抉择，主要源于吴晗与他所追随的学术导师胡适之间的关系、以及胡适与北大的密切关系。1928年4月，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并兼文理学院院长。同年夏，吴晗考入中国公学预科。1929年秋，升入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对于胡适这位文化教育界的领袖级人物，以及他所倡导的治学理念，吴晗极为崇拜。他通过选修胡适的“中国文化史”课程，主动建立起与胡适的学术交往，将自己的一些治学心得与收获不时向胡适汇报，以期得到他的指导。尽管在中国公学期间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面交流过，但吴晗的勤奋好学以及治学能力给胡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深得胡适欣赏，并经其推荐，将此文卖给了上海大东书局。[3]由此可见，他们师生之间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精神联系。

    正因为如此，1930年夏，吴晗在得知胡适离开中国公学的消息后，也立即开始为自己的前途作新的打算。1930年5月，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6月赴北平，之后任职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10月，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同时积极参与北京大学校务。[4]同年6月29日，在胡适赴北平不久，吴晗即致信胡适，急切地提出：“我下半年要转学到北平燕大去读历史系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书，不知道可以吗？”[5]从吴晗第二年即1931年5月5日致胡适的信中，可知当初胡适对吴晗的这一请求并未立即做出回应，但从中可以看出吴晗对仰慕之师的期望与信赖。而事实上，在吴晗考入清华之后，也正是胡适出面向清华校方介绍和推荐，帮助吴晗解决了经济困难与后顾之忧。

    燕京、北大、清华三校，在当时都是国内名校，他们的历史学系，都拥有很强的师资力量，所以对于吴晗来说，上哪一所大学，都应是不错的选择，这也是他最初打算转学燕京大学的原因。但是，在转学燕京无望后，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不断恶化，在关于报考或进入哪所大学的选择上，他不得不予以通盘考虑，尤其是在解决经济压力方面。很显然，吴晗当时首选北京大学，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进入北京大学之后，不仅在学业方面能够继续追随胡适，得到胡适的帮助，而且在经济方面，通过胡适的关系，北大也许能够给他提供帮助。至于清华大学，吴晗在人事与经济方面均毫无关系，因此并未作为他主要的报考目标。

    这样，吴晗在参加完北大、清华的入学考试，得知被清华录取后，不但不高兴，反而是一种矛盾、不知所措的心情。在拿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当天（1931年8月8日），吴晗即致信家乡小学老师杨志冰，告之他此刻矛盾的心情：“于此生遂处于极端为难进退狼狈之地位。盖生初愿在考入北大后觅一相当位置月约六七十元者，以供二人学业。此事已有成议，故敢飞函令曦来平。今忽此弃彼取，在学校地位上清华固属首屈一指，弟于生则多不合，盖因在清大校内谋事极为不易，即谋得亦属笺笺稿费，又不能有固定收入……”。[6]从此信可知，吴晗不仅对自己考入北京大学有很大的把握，而且他或许已经通过胡适或其他师友的关系，即将在北大谋得一个助学的工作岗位。所以，他对考上之后的生活提前作了筹划：接弟弟来北平读高中；考入北大后谋一份月入六七十元的兼职工作，这样就可满足兄弟二人今后生活学习的费用。然而他却意外地因数学成绩零分没有考上北京大学，反而被清华大学录取，这无疑将他的全盘计划打乱。[7]

    如上所述，吴晗心目中首选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并且已经作好了上北大的准备。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报考学校的时候，如现在广为流传的：他是先报考北大史学系，在得知未被录取之后，只能又去报考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从当时的材料来看，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情况应该是：吴晗同时报考并参加了北大与清华的二年级插班入学考试。

    首先，从吴晗本人当时的书信中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一信息。在吴晗得知自己被清华录取后的当天，在上引其致杨志冰的信中，他就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当时参加考试的情况：“生本届报考北大、清华二校一摈一取，系7月13日至15日北大考试，项目为党义、英、国、数、中外史、地、博物等门，余项均佳，唯数学已抛荒久，致考零分，以是遂致被摧。清华自16考至22日，考生1780人，史学系二年仅取5人，考目为党、团【国】、英、中史、西史、伦【论】理六门，幸终场。于8日发榜录取，入学证亦已正式送来矣。”[8]从吴晗的介绍可知，北大与清华两校的考试是紧接着、连续的，前后相差不过一天，吴晗在参加完北大考试后，第二天即参加清华的考试，不存在他在得知未被北大录取的消息后再报考清华的可能。

    其次，从当时北大、清华的招生程序来看，称吴晗在得知北大史学系未被录取之后，又去报考清华史学系的说法在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大学招生因不属于全国统考，相对比较灵活，学生的招考录取工作完全由各校自行组织。此外，各校还可以招收转学生，凡是在公立或已立案的私立大学的肄业生、毕业生，在原来学校的学习成绩、学历等诸项条件审查合格后，都有机会参加其他学校的插班生转学考试。如果考生入学考试成绩及格，就可以插班进入相应的年级学习。但是对于转学生录取入校后，“其在本大学应修学分之支配，须由本大学各系主任依照各该系学程之标准及该生等在原校已习学科之成绩审核定之。”[9]吴晗参加的就是北大和清华二年级转学生的考试。许多高校的考试时间大多互相错开，很少冲突，使得一些考生有可能同时报考并参加几所大学的入学考试，所以在那时，一名考生同时收到多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并不稀见。

    查阅当时报刊可知，从1931年5月28日起，北京大学就开始在《北平晨报》等报刊登招生广告，公布招生年级、考试地点、报名时间、考期等信息。自6月1日起，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招生广告开始在《北平晨报》刊登，之后南开大学等其他高校也陆续登出招生广告，这些广告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据广告可知，北京大学在北平的考生报名时间是7月6日至9日，清华大学的报名时间是7月2日至11日；北京大学的考试时间是7月13日至15日，清华大学的考试时间是7月16日至22日。[10]从报名时间来看，清华大学比北京大学提前；从考试时间来看，北京大学比清华大学早三天，但两校报名、考试的时间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衔接很紧但又不冲突。而且，这次入学考试，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考场都设在北京大学三院，可以说，吴晗在参加完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后，紧接着在同一地点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考试。虽然北京大学的录取结果在7月21日就公布出来，[11]但此时吴晗还在参加清华大学的考试。他也许知道了结果，也许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吴晗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不存在他得知北大未录取然后再报考清华的可能。

综上所述，说吴晗先考完北京大学史学系、在得知未被录取后又去报考清华历史学系的这种说法尽管广为流传，但可以说是不准确的。

二、录取

    与前一问题紧密相联的另一个说法是，吴晗尽管数学考零分，但因文史成绩特别优异而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据说清华这个决定轰动了北大，胡适一再对人说：“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除胡适而外，甚至连北大校长蒋梦麟、法学院院长周炳琳“都认为北大这个规定不妥当，并准备加以修改” [12]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破格录取，顾名思义，应是指考生的某些课程考试成绩未达到学校的录取要求，而某些课程的成绩又特别优秀，经过学校综合研究之后将其视作特殊人才而录取。那么，吴晗考入清华是否属于破格录取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清华关于新生录取的具体规定。

    1931年8月6日上午，清华大学《二十年度招考委员会第四次会议》(1931年度)专门讨论并确定了本届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及第二、三年级转学生、研究院新生的录取标准，其中对于转学生录取标准，明确规定为：

    “一、各科总平均须在六十分以上。二、入国文学系二年级者国文须在六十分以上，入三年级者国文须在七十分以上，英文均须在五十分以上。三、入外国语文系二年级者英文须在六十分以上，入三年级者英文须在七十分以上，国文均须在五十分以上。四、入其他各系者国文、英文均须在五十分以上。五、各科总平均在五十五分以上，专门科目特优，而国文、英文不及五十分但在四十分以上者，得由系主任提出讨论特别录取。”[13]

    清华大学是在8月8日公布的录取名单，[14]所以这个录取标准应该是在所有考生试卷已经评阅完毕之后确定的。它除对各科总评成绩、国文、英文成绩划出明确分数线外，还对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的转学生的英文、国文成绩专门划了较高的分数线，这也说明当时学校对考生国文、英文水平的重视程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学校也有对在专门科目上特别优秀考生的特别录取的规定，即各科总平成绩比标准分低5分，国文、英文成绩须在40分以上者，且“得由系主任提出讨论特别录取”。[15]。可见，吴晗被“破格录取”的说法与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标准及规定是不相符的。

其次，从考试科目而言，1931年度清华所招考的二年级文史类转学生不考数学一科。[16]根据当年的《国立清华大学本科招考简章》，从其他学校转学到清华历史学系二年级的插班生，其考试科目共为六门，其中必考科目五门，即“一、党义；二、国文；三、英文；四、中国通史；五、西洋通史”，而第六门则为选考科目，即在“大学普通物理学、大学普通化学、大学普通生物学、论理学”四门科目中“任选一门”。[17]由此可知，该年度历史学系的二年级转学生不考数学。吴晗参加的就是转学生的考试，那么，他参加了哪些科目的考试呢？吴晗本人的书信明确提道：清华“史学系二年仅取5人，考目为党、国、英、中史、西史、论理六门，幸终场。”[18]可见吴晗除了参加五门必考科目以外，对于选考科目，他选择的是“论理学”。

另外，从当时公布的录取名单中也可以看出，吴晗不是破格录取。据报道，清华大学在1931年录取转学生共31名，其中历史学系录取5名。而在这5名中，吴晗名列第四。[19]倘若吴晗真是破格录取，他的排名也只能是最后一名即第五名，而不会是第四名。他名列第四，说明是按考试成绩正常排列和录取的。

以上材料说明，吴晗不是数学考试得零分但因文史成绩优异而被破格录取，而是参加并通过了清华的二年级转学生的入学考试，从而被清华大学正常录取的。

三、 “佳话”源起

关于吴晗未被北大录取而被清华破格录取的说法，广为流传，考察此一说法的最初来源，可能是有关吴晗的一篇回忆和一篇采访稿为研究者误读所致。

翻检有关吴晗的材料，最初的说法，可能是来自于记者杨德华对吴晗采访的一篇采访稿。1962年7月至8月间，《北京日报》记者杨德华等奉该社社长范瑾之命，就如何研究历史为内容，向吴晗进行了两次采访。该采访以《史家谈治史》为题发表在《北京日报》(1962年8月31日)上。这篇采访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时，没有吴晗谈经历的内容，也没有吴晗谈他如何考清华的记述。在三十多年后即1993年，这篇采访以《吴晗谈研究历史》为题，收入由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一书中。

《吴晗谈研究历史》的内容与最初发表的《史家谈治史》的内容有所不同，该文经当时的采访记者之一杨德华重新进行了整理，篇幅比初稿扩充很多，而且增加了吴晗讲述自己如何上清华的内容。[20]在这篇经过重新整理的《吴晗谈研究历史》的采访稿中，当吴晗谈起他如何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时，专门谈到：“最初考燕京大学，因英文不行没考上。第二年，又去考北京大学，论文史成绩在考生中数我最好，但数学我却考了零分。后来清华大学破例收我作插班生，我进了史学系二年级。”[21]这是现有吴晗资料中，吴晗唯一谈到自己是破例录取的（用词也非“破格录取”）。据推测，这可能是后来出现误传的来源之一。

鉴于这篇文章是一篇采访稿，不知此一说法是吴晗本人的讲述，还是记者笔下的记录，现在已无法搞清楚。但是，翻检吴晗本人有关报考清华的其它回忆文章，都从未出现此说。如写于1950年1月25日《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他仅仅提到“1931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 ；[22]在写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自传》中，他也只提到自己“插班进清华历史系二年级” ，[23]这两处均未提到他是破格录取的情况。退一步讲，即使这一说法确实出自于吴晗本人的回忆，研究者也应慎重对待。因时隔二三十年，人的记忆不准确甚至出现偏差或失误，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例如，在谈到当年在清华做工读生时的报酬时，吴晗的回忆前后就不一致，有一次说是25元，[24]又有一次说是15元，[25]还有一次说是20元。[26]由此可见，在我们阅读这些回忆文章时，既应参考和尊重当事人的回忆，同时也要结合一些原始材料进行分析对比，才能确定事实和真相。

此外，这一说法可能来自于吴晗好友千家驹撰写的一篇回忆。千家驹在《缅怀吴晗同志》一文中写道：“他原来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因为数学考了零分，未被录取，又改考清华大学历史系，清华本科是不考数学的，被录取了。胡适对吴晗是非常赏识的，他曾一再对人说：‘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27]该文的某些细节并不准确，如“清华本科是不考数学的”，实际情况是，某些系的转学生不要求考数学，但本科生是必须考数学的。但它提供了以下信息：一、吴晗报考北大因数学得零分未被录取，又改考清华；二、吴晗在报考清华时，清华不举行数学科目考试；三、胡适因北大未录取吴晗而表示惋惜。后来的研究者在论述吴晗考取清华之事时，对于该文讲述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信息都会加以引述，以作为清华“破格录取”的例证。[28]可是，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该文并没有讲吴晗是被清华“破格录取”的，相反倒清楚地指出清华“不考数学”故吴晗“被录取”，但后来的研究者未细心体察，既未核对原始资料，也对千家驹回忆中清华“不考数学”这一信息未加重视，反而得出了吴晗被“清华破格录取”的学界“佳话”。另外，有人将胡适由此而生之感叹“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作为支持清华以零分破格录取吴晗的论据，如仔细分析，应该能体会到胡适所批评的“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并非指北大没有将数学是零分的吴晗破格录取，而是指对于文史类的转学生来说，在考试科目中必须考数学这一制度是不合理的。而且，千家驹关于胡适这句话的回忆，也得不到其他原始材料的印证，正是需要研究者仔细辨析的材料，不应将之作为清华以零分破格录取吴晗的论据。

总之，吴晗被清华破格录取这一“佳话”虽“佳”，但不是历史事实。恰恰相反，本文的考辨说明，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在选拔人才之时，是有规可循、有律可依、有格可守的，对于特殊人才的选拔也是如此。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