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刘惠莉

“先进集体”评选制度，是清华大学于1954年首创的一项学生班集体奖励制度。实践证明，它对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培育良好的学风、校风，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评选、表彰“先进集体”是高校加强学生管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已经成为各高校的一项常规奖励制度。本文拟通过对50多年前清华大学创建“先进集体”评选制度以及此一制度在推广过程中的历程作一历史的考察，以揭示建国初期清华大学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以期对新时期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借鉴。  

一 

“先进集体”评选制度，就是清华大学团委和学校行政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进行的一种积极探索。1954年1月，清华校团委对于半年来在围绕争取“三好”、各方面表现突出的测专四二班、建五班等四个支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经验典型，宜于在全校推广。2月，在二三年级团支部干部学习会上予以介绍。与此同时，学校行政公布了1954年度下学期《学生政治工作计划》。该计划提出：要使“思想教育工作更加广泛和深入，并应注意积累经验，培养骨干，使各班工作发展渐趋平衡。”并确定了本学期应着重在爱国主义、热爱劳动、集体主义方面进行教育，同时还提出研究建立奖惩等制度，进一步“巩固与提高学习的自觉性。”[1]此后，评选 “先进集体”成为清华大学组织、动员学生的重要措施，并逐渐形成一项长期坚持的重要制度，而且在许多高校得到推广。概括地说，这一制度从最初的倡议到大规模的推广，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第一个“先进集体”的产生

据当时的材料介绍，由于测专四二班在半年多来，“按照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在学习、体育文化活动、政治工作方面都获得了优秀的成绩，使全班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先进的集体”，1954年3月8日，在校团委的建议下，清华校务委员会通过了表扬测专四二班的决议，决定授予该班 “先进集体”称号。这是清华大学学生中评选出来的第一个“先进集体”，在全校学生中引起广泛反响。3月9日，校报《新清华》发表社评《学习测专同学争取成为先进的集体》，并专版介绍测专四二班的事迹和成长过程。[2]在随后召开的清华大学第十届学代会上，对测专四二班予以专门表彰。自3月23日起，《新清华》开辟“争取成为先进的集体”专栏，开始“经常报道各班学习测专四二争取成为先进集体的情况，集体生活中的新事物，或存在的问题与缺点等。”[3]

在学校行政的肯定与支持下，在校团委的大力提倡与推动下，清华大学掀起学习测专四二班、争取成为“先进集体”的热潮，动员、带领全班同学争取成为“先进集体”成为许多班级团支部深入开展工作的一个突破口。

2．表彰“先进集体”制度化

1954年5月4日，《清华大学优秀学生奖励办法》在《新清华》正式公布。该办法把奖励分为个人与集体两项，并提出了各项奖励的具体标准。其中个人奖励有：学习优良奖状、优秀学生奖学金、优秀毕业生及体育锻炼单项奖励，这些奖项对个人学习成绩、体育锻炼达标都定出了明确指标；集体奖励有：授予“先进集体”称号，对全班同学学习成绩、劳卫制测验达标、各项群众性活动等方面有相对较高的要求，但未设立具体指标。新出台的《奖励办法》要求严格，标准灵活，兼顾个人优秀与集体先进，应该说，是一项考虑比较全面的奖励制度。对此，《新清华》社论指出：“《优秀学生奖励办法》具体贯彻了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干部的方针，体现了毛主席‘三好’指示的原则精神。”[4]。

同年8月22日，清华大学第一次在毕业典礼上对优秀毕业生和“先进集体”进行奖励，有8个毕业班获得“先进集体”称号(包括第一个“先进集体”测专四二班)。在隆重的毕业典礼和颁奖仪式上，校领导号召全校同学向这些优秀班集体和个人学习，并争取自己班级成为先进的集体。8月25日，《新清华》社论发出《大家都成为先进集体》的倡议，希望“青年团的每个支部，应当把争取本班成为先进的集体视为青年团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明确认识先进的集体是这样一种有力的组织形式：通过它来充分发挥广大同学的主动积极热情，加强集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更好地贯彻毛主席“三好”的指示，培养全班同学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干部。”[5]9月27日，在新学年第一次校务委员会上通过优秀学生奖励名单，其中又有8个班获得“先进集体”称号。

1954年9月初召开的清华大学青年团第二届代表大会，把 “全校青年动员起来保证教学任务争取成为先进集体”醒目的标语悬挂在会场，标明这是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在会上，校长蒋南翔作了长篇讲话。他指出，评奖“先进集体”是学生自己创造的“目前团结教育同学的一个很好的组织和工作方式。”它能使学生工作更加深入，能充分发挥并正确运用学生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解决政治和业务、工作和学习、“干部”和群众等矛盾；可以更好地发挥同学们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6]蒋南翔校长的讲话，对“先进集体”制度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这次会议的决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今后青年团工作的决议中写道：“创造和推广了‘争取成为先进集体’这一经验，这是全面推动团的工作前进的重要环节，应在今后抓紧进一步地推广。”[7]10月9日，《新清华》刊登了清华大学1954-55学年度《学生政治工作计划要点》，将“加强班级工作，推广‘先进集体’的经验”列入计划，认为“争取成为‘先进集体’是依靠群众的自觉性和集体的力量来贯彻‘三好’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的有力方式。”

1955年3月8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授予41个班“先进集体”的称号，并且决定在图书馆入门处设立光荣台，将41个先进集体班的名称发表在光荣台上[8]，并在随后召开的第11届学生代表大会上进行了表彰。“号召全体同学坚决贯彻全面发展，争取成为先进集体”是第11届学代会决议的主要内容。

1956年2月16日，青年团清华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恰逢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不久，因此它确定了今后“团的工作”的努力方向是：“应该把教育和帮助同学向科学进军，提高学习质量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把先进集体水平提高一步作为今后工作的中心，并把二者密切结合起来”。[9]4月3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修正通过了《清华大学优秀学生及班级奖励办法》。除了对优秀学生进行奖励外，对于班集体奖励分为“一级先进集体、二级先进集体、优秀毕业班”等称号。修改后的《奖励办法》，对政治、业务和体育锻炼等标准都比两年前《奖励办法》有了显著的提高。虽然没有具体的指标，但在学习方面，不但要求成绩较好，而且更加强调全班“形成良好的风气”；在体育锻炼方面，更加强调“注意提高运动水平”；在社会活动方面，强调在积极参加重要社会活动的同时，要“能帮助同学做到全面发展和培养个性特长”。[10]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4年3月校务委员会表扬第一个“先进集体”，到正式颁布《清华大学优秀学生奖励办法》，再到1956年重新修订颁布《清华大学优秀学生及班级奖励办法》，评选、奖励“先进集体”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清华大学党委、行政、团委，都把动员、号召全校同学争取成为“先进集体”作为进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和组织形式。“先进集体”奖励制度在鼓励同学积极向上、争取先进、努力做到全面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3．作为经验走出校门

清华大学评选“先进集体”的作法，很快引起了上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反响与重视。1954年11月，为了进一步了解清华大学的具体情况，总结和交流工作经验，帮助改进工作，高等教育部组成检查工作组，以教学工作及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为重点，对清华大学的行政领导、科研、教学、师资培养、政治教育及学生工作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其中对于清华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方面，重点研究了“先进集体”奖励办法的经验。从后来反馈回来的《高教部关于检查清华大学工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高教部对于清华在学生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认为清华大学“注意了贯彻‘三好’和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具有较高科学水平及共产主义觉悟的工程师的方针”；能够“着重总结典型经验，用种种个人和集体奖励与表扬的办法，鼓励大家积极向上。特别是表扬‘先进集体’的方法在学生中起了较好的作用”，“目前除发现个别落后同学感到有些压力，个别班有形式主义的毛病外，一般效果是好的。”[11]

与此同时，青年团北京市委对清华大学评选“先进集体”的作法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积极支持和推广这一新颖的工作方式。1954年12月，团市委常委决定派专人协助清华大学团委进一步总结“先进集体”的工作经验。[12]1955年1月29日，青年团北京市委以清华大学建立“先进集体”制度为范例，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提出《青年团北京市委关于在高等学校学生中建立“先进集体”的请示报告》。在请示报告中，团市委介绍了清华大学建立“先进集体”制度的经过和效果，指出：“经验证明，‘建立先进集体’是团组织在学生工作中的一项很好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是以先进带动落后、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这个经验我们认为是成功的。”鉴于北京大学在1954年5月已表扬过两个模范班，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一些高校正在准备表扬一些先进的班级，并且由校行政颁布了奖励先进班条例，因此，该报告提出“建立‘先进集体’的经验是可以逐步在全市各高等学校中推广”的建议。[13]

为了进一步推广清华大学的经验，在1955年4月高教部召开的高等工业院校、综合大学院校长座谈会上，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作了《清华大学怎样执行“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发言，其中专门介绍了清华大学在学生工作中，“‘先进集体’的产生以及这一组织形式对于同学们所产生的巨大的自我教育作用”。[14]

正是在清华大学的示范作用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倡导下，1954年上半年，随着清华、北大相继表彰“先进集体”[15]班级以后，北京市和全国其他一些高校也开始实行奖励“先进集体”的制度，专门制订了相关的奖励条例，奖励的班级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55年8月，全国共有四十多所高校实行了这种奖励制度。[16] 

二

对于建国初期的中国高等教育界来说，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何更快更好地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一切都在探索之中。不断探索、修正、再探索，是五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建立过程中的普遍特点。同样，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在当时，各高校还没有设立专门从事学生工作的机构，学生工作是在学校党委和政治辅导处领导下，主要由青年团承担。随着学校规模的日益扩大，团组织的规模也在日益扩大。面对全校一两百个班级和团支部，他们要在正常的政治课堂教育以外，结合青年学生的特点，承担起思想政治工作，其工作量之大、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开展评选“先进集体”活动，是广泛调动学生自觉性、主动性，促进学生积极向上，努力进步，争取先进的组织活动形式，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方法。像所有新生事物一样，“先进集体”评选制度在具体实施、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问题。这些缺点和问题，由于和当时教学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纠结在一起而被放大，以至引发了1956年在教育界，主要是高教领域，对于在高校中是否应该实行“先进集体”奖励制度的大讨论。

事实上，在清华大学和一些高校实行“先进集体”奖励制度不久，这种争论就已出现。由于当时尚在开始推广的初期，其中利弊得失还有待观察，反对和争论的意见只在局部范围有所反映。从1955年下半年起，这种争论和反对的意见日趋激烈，终于在1956年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先进集体”制度是否影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是否违背了教育规律，在高校中是否该继续推行“先进集体”制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一些重要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参与、组织了这场讨论。[17]中宣部学校教育处、团中央、高教部、青年团北京市委等相关上级主管部门对此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

应当说，各大报刊围绕“先进集体”制度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也是当时教育主管部门不同意见的反映。几乎与报刊媒体讨论的同时，高教部、中宣部、团中央、青年团北京市委等一些上级主管部门，针对此一问题，组织高等院校领导、青年团负责人开会讨论，研究对策。而在讨论中，各部门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激烈的争论。

在上级主管部门中，对于推广“先进集体”制度的基本态度大致是：高教部政治教育司、中宣部学校教育处等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18]；北京市委、北京团市委则一直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

北京团市委早在1955年1月，在向中共北京市委、团中央提出的《请示报告》中，建议“逐步在全市高等学校中推广”“先进集体”的评选[19]；而在推广过程中，面对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它又于1955年12月再次向北京市委和团中央提交了《青年团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表扬“先进班”工作的报告》，认为“表扬‘先进班’的工作是学校行政贯彻执行毛主席‘三好’指示，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方法”，对“改进班级团支部工作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并在报告中对进一步完善此项制度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设性意见。[20]

1956年，随着在全国范围高教领域内开展对评选“先进集体”制度的讨论，反对、否定“先进集体”制度的争论日益激烈，为此，1956年7月初高教部、团中央作出了《关于高等学校评奖“先进集体”制度问题的调查报告》（修正稿）；7月4日，团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此项报告，高教部政教司、北京团市委列席参加了此次讨论。该报告指出：“从评选‘先进集体’的根本性质来看，它实质上是一种包括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活动、身体锻炼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的和集体的竞争制度。它本身违反了在学习上和思想政治教育上不能开展集体竞赛的客观规律；违反了教育学原理，平均主义地要求学生先进。”因此，弊端很多，“建议予以停止实行。”同时，鉴于评选“先进集体”制度在群众中已有广泛的影响，为了不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建议“一方面在步骤上要采取逐步收缩的方针；另一方面，还应该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用其他多种分工作奖励的办法，来逐步取代‘先进集体’制度。”[21]

对此意见，列席参加讨论的北京团市委并不赞同，提出了如下意见：第一、目前学校中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先进班的问题。某些教学制度不合理、教育思想不明确等等，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二、表扬先进班是一种工作方法，并不是方针原则问题，也不能在先进班和“全面竞赛制度”、“学习竞赛”之间划一个等号。第三、对先进班的作用和缺点要有客观、公正的分析，要有历史观点，而“把一切缺点都归罪先进班，把本来不是先进班的罪过也硬加在它的身上是不公平的，对工作也是不利的。”第四、提出解决办法：对错误的要批判，对缺点要改正，对积极的保留和发扬。希望能够积极正面引导，允许各校按实际情况来决定；但不宜简单地宣布一律“予以停止实行”。[22]

同年8月3日，在中共北京市第二次党代会上，蒋南翔、杨述、宋硕在会上作了《关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23]，在谈到加强学生工作时，专门谈到“先进集体”制度的问题，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并提出：既有不同的认识，不必忙于作出结论，可以留待以后再行研究解决，并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24]，对“先进集体”制度也应如此。

从上面所引材料即可看出，身为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并不赞同否定和停止“先进集体”评选制度。他的这种态度，一定程度上主导和决定了当时清华大学对评选“先进集体”制度所采取的积极措施与政策。

当时，媒体关于 “先进集体”制度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也引起了清华大学师生的极大关注。为了全面认识“先进集体”的利弊得失，评判其有无存在的必要，校报《新清华》自7月10日开始，连续刊登讨论文章，希望通过师生们的自由讨论，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学校的学生工作。据统计，在七、八月间(中间放暑假)，《新清华》集中刊登了18篇讨论文章。[25]参与讨论的有校级团干部，也有系级团干部；有曾当选过“先进集体”班级的成员，也有普通学生，还有参加工作不久的助教。从观点来看，基本上不外乎赞成、坚决反对、希望随着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改进这三种情况。这些不同意见，都是从亲身感受和实际经历中找出相关支持的论据。综合起来看，除少数观点偏激者外，不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希望改进者，大家都承认“先进集体”制度在培养学生集体主义观念、增强集体荣誉感、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激发学习热情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认为集体主义精神仍应该继续发扬，好的集体仍可以奖励；也都承认在执行的过程中，它也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如固定的、制度化的评选标准、一些班级在课外活动上过分强调集体、工作方法不够细致、形式主义倾向等。

作为首创和最先实行 “先进集体”制度的学校，面对全国高教领域开展的激烈争论，以及一些上级部门的反对和全面否定意见，清华大学行政和党委对“先进集体”制度始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它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是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一些缺点，属于方法性问题，而非原则性错误，这些缺点在实践中是能够纠正和克服的。9月14日，校党委召开学生干部座谈会，校长蒋南翔在会上提到了如何看待“先进集体”制度以及围绕它展开的争论，他认为，这个制度有缺点，要修改；但可以先不作结论，还是由实践来考察；对于这场讨论，他希望清华的团干部一方面能冷静分析是非，另一方面也要有虚心接受的态度，以利于继续发扬“先进集体”制度的优点，克服缺点，改进学生工作。他提出清华仍然可以独立实践，有错误可以不断改正。[26]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华大学没有停止评选“先进集体”的做法，而是继续坚持和保留了此一制度。据考察，除1957年因受反右运动影响未评选外，从1958年开始，清华大学每学年仍然定期评选“先进集体”，奖励各项优秀学生。同时，在后来的历年评选中，它注意吸取了1956年讨论中提出的一些批评与改进的意见，逐渐淡化或避免了制订硬性指标、追求运动式的轰轰烈烈效果等缺点，在实践中逐渐完善了“先进集体”评选制度。

例如，1958年8月，学校授予在真刀真枪作毕业设计中表现突出的水8等8个班“先进集体”称号。1961年1月，校委会通过表扬1960－1961年度寒假毕业生中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对于评选出来的6个先进集体，主要表扬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朝气蓬勃，是一个民主、团结、战斗的集体”，而且在毕业设计工作中，做到了“把革命精神和科学分析的精神结合了起来，艰苦奋斗，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不少项目具有独创的特点”。[27]

1963年4月举行的共青团清华大学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清华大学团委又提出了全校同学争创新的“先进集体”——四好班（思想好、学习好、劳动好、身体好）的号召。校团委副书记方惠坚、谭浩强作了《总结经验，学习先进，为创造更多的“四好班”而努力》讲话。他们强调在争创“四好班”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创造‘四好’班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点点滴滴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过程。必须从班级实际情况出发，发挥团支部的核心作用，团结好全班同学，脚踏实地地、循序渐进地作好工作。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例如：不要形式模仿，搞形式主义的活动；不要搞评比、竞赛、挑战、应战；不要搞学习成绩竞赛及搞分数指标评比；不要评比党、团员比例和申请入党入团人数；不要在课外文体、民兵等活动中比指标和事事集体、强求一律；不要乱提新口号；不要以创造‘四好’班为名，给同学扣帽子；不要歧视班上思想、学习、身体较差的同学；不要浮夸吹牛，隐瞒缺点，假报成绩；不要简单化硬性规定人人争取，班班争取。”在闭幕会上，校长蒋南翔也强调指出：“搞‘四好班’，不能采取突击的方式，而是持续不断、长期努力的过程”，“我们应该承认同学的兴趣和爱好是有差异的，要允许他们在各方面充分得到发展。”[28]不难看出，在1956年对“先进集体”制度讨论时，大家曾经指出和批评的一些缺点，在团代会主题报告中一一列为必须注意避免的基本原则。可见，在实践和不断探索中，“先进集体”评选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在不同形势下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今天，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

“先进集体”评选制度从创立、推广、质疑、到坚持下来的过程，反映了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才德兼备、体魄强健”人才的急切需求以及毛泽东对青年提出的“三好”指示，是这一制度产生的内在动因。如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以及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学习的正确态度，是清华大学青年团思想政治工作所面对的全新课题。为此，清华大学通过广泛发动全校学生争取成为“先进集体”作为思想工作的突破口，并取得了积极显明的效果。“先进集体”评选制度，一度成为清华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组织形式，并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在全国一些高校得以推广。但是，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先进集体”评选制度在推广过程中，各校由于缺乏经验，或急于求成，或采取简单化、形式主义的方法，或过高地估计了其意义，因而出现了一些偏差，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这些偏差和副作用，与当时教学改革中遇到的其他问题纠结在一起，成为学校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中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从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一制度本身的质疑和反思，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面对批评和反对意见，从自身实践出发，认为评选“先进集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属于方法问题而非原则性问题，坚持不断探索与改进，通过不断反思存在的问题，总结其实施以来的经验与教训，从评选内容、评选形式和评选标准等多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并把“先进集体”评选制度长期坚持下来。这一制度对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培育良好的学风、校风，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对清华大学后来形成其独特的办学特色与人才培养模式，形成新的清华传统，具有深远的意义。今天，在新的条件下，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学校“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2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也明确要求在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应“努力拓展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班级是大学生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要组织载体”，应“着力加强班级集体建设，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班会等活动，发挥团结学生、组织学生、教育学生的职能。”[30]应该说，党中央的这些指示是对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高校和有关组织机构长期以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探索的肯定和支持。清华大学长期以来坚持的办学思想和长期探索的这些宝贵经验，对我们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仍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本文刊发于《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