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富军  冯茵

（一）教育部令清华添设农业研究所

近代以来，中国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原有的农业受到强烈冲击，逐渐凋敝。国内不少人通过各种途径，谋求改良农业，振兴农村。至20世纪30年代初，农业凋敝、农村衰败问题日益严重，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农产不足，国本动摇。”^[1]对三农问题“若不设法救济，国家前途，危险将不堪设想。”^[2] 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农村状况、研究农村问题、进行农村救济、倡导乡村建设。^[3]

为推动高等院校参与复兴农村运动，1933年6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5825号令命令清华添设农学院，称：“案查农业问题之探讨及其专业人材之培植，亟关重要。该校应力筹添设农学院。关于设备农场及设系诸端，应即由该校妥速筹划，拟定切实办法及实施步骤，呈部审核。”^[4]

清华认真研究教育部命令，仔细分析形势，经过慎重考虑，清华决定暂先添设农业研究所，而非教育部要求之农学院。梅贻琦校长解释道：学校对诸如添设院系等涉及整个学校体制、学制变化的问题历来主张稳妥、渐进的进行，“研究事业特别在创始之际，规模不宜扩张，贵在认清途径，选定题材，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然后精力可以专注，工作可以切实，至于成效，虽不可预期，然积渐积久，必有相当之收获也。”^[5]而在当时，高校毕业的农科学生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际要求差距较大。“大学所造就之农学人材，多不肯到乡间去作实际改良农业挽救农村工作。”况且，北平有北平大学农学院、保定河北省立农学院，清华似不宜再添院设系。因此，清华决定先办农业研究所与实验农场，缓办农学院。^[6]

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梅贻琦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清华经费发生困难。

首先，从1932年3月至1933年2月，庚款停付一年。清华向财政部垫借100万，并向银行借部分款项，勉强维持。^[7] 1933年度庚款停付虽未成事实，但经费仍不能按月拨付。至1933年9月中旬，只领到3、4、5月的庚款。^[8] 1932年度庚款停付以及1933年庚款拖欠，给清华财政造成巨大困难。就在接到6月16日教育部5825号令前不久，梅贻琦还向教育部交涉，恳请政府照例拨付经费。^[9]

其次，配合国民政府重点发展理工的政策，清华于1932年成立工学院。在原有土木工程系基础上，增设机械工程与电机工程两个系。“惟成立之后，因经济困难，设备建筑，多尚未能进行。”^[10]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而总经费保持不变。客观上无法再分太多资源发展农学院。

清华办理农业研究所，一方面由于“复兴农村”已成为当时国内影响很大的运动，加强农业研究，亦是大学对社会的一份责任。另一方面，教育部长王士杰曾威胁，如果清华不办农学院，则将挪用清华庚款在武汉大学开办农学院。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清华因“时间仓促，预备不及，由校方决定先着手组织农业研究所，以奠定农学院基础。”^[11]并不十分准确。

7月8日，清华回复教育部，表示遵行教育部注重农工、振兴实业命令，愿为国家做贡献。但是，添设农学院应该慎重。“惟以培植农业人才之始，应先对农业亟宜改良之各项问题详加研究，以期洞明真相，及研究稍有基础，然后按照需要设系招生，施以相当训练，鄙学成后能在乡间作推广改良之实际工作，则效验可收，复兴可期。否则农科人才虽已养成，不能深入乡间，致于衰落之农村毫无裨益，则非国家提倡农业教育之本旨矣。”因此，清华建议“对于农院设系招生诸端拟稍从缓，而于研究改良农业诸重要问题认为应极先谋进行者也。”

（二）农业研究所的成立与人员构成

清华虽然没有设农学院而成立农业研究所，但相关规划、研究工作并不放松。

1934年3月26日，清华第17次校务会议通过决议：“建议于评议会本校可试办农事研究，暂定三年。其经费每年以二、三万元为准，研究课目先以两门为限。研究课目请校长征求本校与农业有关各教授之意见，草拟计划，惟须注意国内人才及本校现有设备之利用。”^[12]根据会议决议，会后，梅贻琦找到生物学系陈桢、戴立生、李继侗三位教授，请他们对办农业研究所提出报告。^[13]

陈桢等三教授仔细分析，就农业研究所研究内容、人员选择、经费使用等情况向梅贻琦提出报告：

关于研究范围，三教授倾向于辐射面较广的病害与虫害两个方向：农业研究范围极广，病害、虫害、育种、肥料、作物、园艺等均在内，如不能同时并举，则“本校宜先办病害研究及虫害研究，因此类研究对于作物园艺各方面，均有关系，研究结果之影响较广，而收效之时间亦可较早也。”^[14] 相对当时系、科设置较为齐全的北平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等有历史、成绩显著的学校，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的研究范围划定非常明确与集中。

关于教授人员，三教授提出：选人原则是标准要高，“最好聘请已有独立工作之经验与成绩者任之。”基于病害、虫害两个研究方向，三教授推荐戴芳澜、邓叔群与杨维义等三名已有一定研究成绩的专家。^[15]

关于经费预算，三教授估计“专家约需八千六百元。研究助手二三人薪金约需三千元。书籍仪器化学品等约需六千四百元。旅费约需二千元。以上共计每年约需二万元。”^[16]

以三教授报告为基础，清华制定了农业研究所的工作内容与经费预算。[1]不过，在人选上，学校考选范围较大，涂治、刘崇乐、沈宗瀚都作为清华欲引进的人才受到关注。

1934年7月，清华大学成立农事委员会，校长梅贻琦任主席，以示重视。成员包括生物系李继侗、化学系张子高以及戴芳澜、刘崇乐。农事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协调农业、生物、化学等相关资源的调配与利用，相当于农业研究所筹备的协调结构。8月，农业研究所正式成立，下分虫害、病害两个组，刘崇乐、戴芳澜分任组长。所内，清华拟请戴芳澜任所长，但戴芳澜一心科研，坚决拒绝所长职务，只主持病害组工作。虫害组、病害组相互之间保持独立。

戴芳澜在应聘之前，已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资助，去美国纽约植物园进修。8月，戴芳澜到清华报道后携夫人赴美，后转到康乃尔大学查阅真菌标本和国外期刊发表的有关中国真菌的资料，1935年暑期后正式回到清华任教。^[17]戴芳澜出国期间，由周家炽主持病害组工作，并接受生物系李继侗教授指导。

农业研究所以研究为主，1937年前，不在学校开设公共课程，也不招收学生。

初创时期，农业研究所条件比较简陋，在生物馆开辟三间实验室，其中虫害实验室一间，病害实验室两间。同时，学校在校内划出一百亩地作为农业研究所农场。清华还以30年为限，租用北平种畜场（实业部中央种畜场北平分场），并购买其畜种与农具。^[18]

关于研究人员，农业研究所“计划招收各地农学院或大学生物学系毕业生择其资质聪颖性情笃实者若干人，先授以专门之学识与技术，继按实际之需要，予以相当之研究问题，俾得在教师指导之下探求解决之方藉，资养成其独立研究之能力。”^[19]基于此项原则，农业研究所陆续招收了数名大学生当助教。

1934至1935年度，农业研究所有四名人员：教授有刘崇乐与戴芳澜，教员有毛应斗，助教有周家炽。^[20]后人员有所增加，至1936年，研究所人员如下表：

虫害组： 

病害组：

（资料来自：《农业研究所》，《国立清华大学二十五年度教职员录》，第32-33页。）

由表可以看出，虫害组教师多来自清华大学，这与主持人刘崇乐此前已在清华任教有关。病害组以金陵大学毕业生为主，助教周家炽系由戴芳澜自金陵大学带到清华的。这一方面与戴芳澜来清华前在金陵大学工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病害研究国内最强，培养学生质量较高有关。^[21]

（三）工作内容及成绩

总体而言，农业研究所两个组的主要工作内容有五项：第一，河北省病虫害调查；第二，河北省重要病虫害之防治；第三，旧有防治法之调查与国产除害剂之试验；第四，植物抗病种之选择及害虫天然节制法之研究，第五，与应用有直接关系之纯粹研究。^[22]

一、虫害组

虫害组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1、虫害调查：“调查的区域，最好能包括整个的华北几省，但是我们现在人力财力都不充足，所以只好先从河北一省起始。”^[23]因为“北平一带富有果产，受病害虫害亦甚多，如能就近解决，亦增加生产之一补。故拟先着手于此。”^[24]

昆虫组成立后不久，即着手拟定了在河北省进行农作物虫害的调查计划。从1935年初起，开始进行主要农作物棉花、玉蜀黍、高粱、大麦、等90余种被害农作物展开调查，调查范围包括北平、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河南等省市47个县，450多个村庄，上百种作物，500余种虫害。收集了大量标本，调查范围与规模相当庞大。^[25]这项工作主要由生物系毕业生郭海峰负责，暑假中最忙的时候，也曾临时雇佣短期练习生三人，担任饲养害虫及采集害虫标本等工作。^[26]

为了观察虫害天然发育情况及其生活习性，虫害组建立了近500平方英尺的昆虫饲养室。两年内，完成了棉蚜、玉米钻心虫、高粱钻心虫、桃金龟子、梨星毛虫、蝼蛄、粉蝶天蛾等18种害虫的生活史、为害习性、天地、外形形态、被害植物等调查，并探索出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这个时期，通过广泛收集昆虫标本，虫害组共收集各类昆虫标本16000余件。

2、虫害防除研究：主要进行“（甲）害虫生活史及习性的观察。”“（乙）治虫土法之研究。”“（丙）国产杀虫剂研究。”^[27]

我国利用益虫、益兽以防治害虫、害鼠历史悠久，但真正提倡利用现代科学知识进行生物防治，刘崇乐教授是先驱者之一。^[28]当时，刘崇乐“鉴于研究国产杀虫药剂为目前急务”，聘请化学系毕业生范新润为助教，与化学系合作，专门研究杀虫剂。^[29]虫害组在国产200余种杀虫剂中，收集90余种，并进行油类乳剂配置法研究，研制成功三种杀虫剂：β-Naphtho-Thiazine，Picrate of β-Naphtho-Thiazine与Styphate ofβ-Naphtho-Thiazine。这三种杀虫剂对人体毒副作用小，并且本身为煤膏蒸馏附产品，造价相对低廉，易于推广。^[30]

至1937年，虫害组人员共完成论文13篇，其中发表5篇如下：

（资料来源：《国立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害虫组病害组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1937年7月编印，第36页。）

1936年10月，刘崇乐教授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欧美考察虫害事业。趁此机会，刘崇乐着手编制《世界昆虫名录》一书，至1937年，完成初稿14册。^[31]此后，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农学院，还是北京农业大学，及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刘崇乐继续昆虫分类工作，为我国昆虫学文献的积累做出了巨大贡献。

虫害组研究与普及并重，虫害组人员在北平周围进行虫害防止演讲，听者踊跃，效果良好。虫害组并曾前后出版5期《昆虫浅说》小册子，在普及昆虫知识方面起了一定作用。1-5期内容分别为：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档案，1－2：1－200，第29-55页。）

二、病害组

病害组鉴于“小米小麦高粱及果树在北方颇为重要，将来拟择此等作物病害之最重要者俾先研究其防治方法。”“目标在得一简易而又经济的防治病害之方以增进生产。”^[32]

成立伊始，病害组即以北平为中心，北至南口，东至昌黎，西至门头沟，南至定县的区域内，着手调查河北经济植物病害。对小麦、小米、玉米、高粱、大麦、燕麦、大米等谷类，葡萄、梨、杏、柿、桃、苹果、海棠、山楂等果树类，以及烟草、芝麻、蓖麻、棉、大豆等特用作物，白菜、茄子等蔬菜，共计63种作物进行调查，鉴定出151种病害。^[33]对小麦锈病、线虫病、粟叶锈病、粟白发病、玉米黑粉病、高粱黑头病、白梨黑星病、葡萄蔓割病、杏叶枯病等18种病害做了重点调查。1935年，病害组调查范围扩大到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绥远、察哈尔等地。调查病害的种类也有所增加，重点调查病毒达53种，采集制作标本2000余号。

病害组对于有些病害的调查研究十分细致，如粟白发病的研究，进行了白发病抗菌选种试验，测定粟的品种对白发病的抗性；白发病接种方法试验；病菌孢子生活力试验；播种期与白发病发病关系的试验；白发病生理分化实验等，通过多渠道的试验，对于粟白发病的发病规律及其防治方法，做了探讨。^[34]

此外，病害组还对北京白梨、海棠的果褐斑病、粟黑穗病、高粱黑头病、高粱坚黑穗病、高粱裸黑穗病、小麦黑穗病等做了较深入研究。调查研究的结果，写出一批调查报告及论文。

抗战全面爆发以前，戴芳澜对真菌学的研究成果丰富，先后发表九篇《中国真菌杂录》（其中两篇发表于来清华之前）与一篇《中国真菌名录》： 

（资料来源：门大鹏：《戴芳澜》，《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组编辑：《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488页。）

这些研究，初步奠定了中国真菌分类学基础。

1935年度，周家炽发表2篇论文：

（资料来源：《国立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害虫组病害组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1937年7月编印，第68页。）

此外，戴芳澜在美国纽约植物园期间，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同学B.O.道奇（Dodge）教授合作，研究了脉胞霉（Neurospora）的分类和细胞遗传学，并在美国《真菌学报》（Mycologia）发表《脉胞霉的两个新种》^[35]与《脉胞霉的性反应连锁》^[36]两篇论文。直到1974年这两篇论文还被R.C.金（King）主编的《遗传学手册·第一卷·细菌、噬菌体、真菌》（Handbook of genetics: I: bacteria phage and mycology）所引用。^[37]

正当农业研究所研究事业蒸蒸日上之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与北大、南开组建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农业研究所随之南迁湖南、云南。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农业研究所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更由扩大，在原来病害、虫害两组基础上，增加了由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汤佩松主持的植物生理组。抗战胜利后，农业研究所更发展成为清华大学农学院，研究事业进一步发展，为我国农业研究与人材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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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485. 

刊发于《农业考古》，2012年第6期，总第1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