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富军  王向田

传统上，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近代以来，西力东渐，中国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原有的农业受到强烈冲击，逐渐凋敝。加之国内政治腐败、兵祸连接、灾害频仍，农村逐渐滑向破产的边缘。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开始引起广泛关注。清政府选派庚款留美生时，即要求大部分留学生学习实业，其中包括农业。一些青年亦有志于此，赴美后选习农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留学生中完成农学学业的并不多。同时，有识之士也开始探索在本土培养农学人才，认为：农业衰败“虽半由频年水旱兵灾之故，然亦未始非因农业未尽改良，有以致之，挽救之道，非先研究中国农业教育的经过与现状不可。盖农业教育为发展农业之基础，农业之进步与否，全视农业教育组织之是否完善而定。”[1]循此思路，清华很早即开始农业研究与教育。

（一）选派学生赴美学习农业

清华建校，源于美国的退款办学。1908年10月28日，清政府草拟了遣派游美学生规程，交美国公使审查修改后，确定：自退款第一年（1909年起），最初四年内，清政府每年至少选派留美学生100人；如能足额选派，则第五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人赴美留学。巨额的庚子赔款把中国进一步推向深渊，用国民的膏血去学些什么，为各方所关注，江苏、浙江为庚款承担大户，两省教育总会向学部做如是说：“……各省以岁担赔款之故，财力日竭，各项新政无计振兴，非扩张实业，则教育政治均无锐进之希望。此次选派学生，固宜分习专门，似尤当注重实科，以为富国之基本。”[2]

1909年7月，外务部、学务部会奏，在选派的学生中，“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3]这样的规定，体现了使中国尽快富强、摆脱积贫积弱困境的愿望。此奏议被清廷批准。

负笈远游的学子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认识到了学习实业的重要性，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实业中选择了学习农业。游美学务处选派的第二批留美生之一竺可桢这样回忆：“我原来在唐山念路矿，路是开了，矿则未办。我在那儿读了一年多的工科，想出洋，出洋是当时一般青年的愿望……我们以为中国以农立国，打算出去学农，钱崇澍当时也在唐山，也打算学农。不约而同，我们以为中国落后，要科学救国，把农学好，对国家有用。”[4]同为“庚款”第二批留美生的胡适，受家人叮嘱学习工矿或学造铁路，但他对工科实在没有兴趣，遂选择入康奈尔大学习农科。

但实际情况与留学生初衷存在矛盾，竺可桢“到美国去读了一年，觉得农业学科中没的学，不精密、太粗糙，不像理科那么客观精确。打算要改行……”因留美学生监督不准，“只得把农科念完。念完后觉得气象与农有关，也有数理，所以到研究院后转了气象。”[5]胡适认为学农需要感性知识，比如学习苹果的培养方法，美国的许多苹果品种我国烟台没有，青岛没有，安徽也没有，“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一个晚上来强记，400多个名字都可以记下来应付考试的，但试想有什么用呢？”于是决定转行，根据兴趣之所在，决定学习文科。[6]

以上所举仅是两个个案，但把美国的农业知识照搬到中国，因自然条件的不同，难免有不尽科学合理之处，这是不难想见的。运用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中国实际，在本土培养农学人才，似更可行。

（二）清华学校时期的农业教育

建校之初，清华已经开设设置农学方面课程。1911年颁布的学程中，“动植生理类”课程是十类课程之一，各年级需选修的学分分布如下表（单位：学分）：

年级	一	二	三	四	合计
初等科	2	4	2	2	10
高等科			2		2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47页。）

 

1914年公布的学程中，中等科学程有“博物”课，内容包括动物学、植物学内容。[7]高等科分文、实两科，两科之中，又各有必修、选修科目。文、实科必修课中有“生理”科目，文科选修课中有“高等生理”科目。[8]

1921年，清华学校开始学制改革，学程“大致分文实二科。……实科有医学预备科、农林科及工程科。”[9]虞振镛负责筹建农林科，增聘陈隽人等人授课。高等科开设有农学，土壤学与动植物学三门课，每门课4学分。其中虞振镛教授农学与土壤学，陈隽人教授动植物学。[10]1923年9月，清华将课程分为自然科学组、国文组等七个组，其中自然科学组包括植物学、生物学、生理学。[11]

总体而言，20年代以前，学校较为重视生物。例如1919年公布的中等科插班生规则规定考生至少必须读过《动物学》（丁文江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植物学》（王兼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书目。[12]一些与农学有关的课程，实际上也是“应用生物学入门”。[13]

1924至1925年度，大学一年级自然科学选修课除了植物学外，还有农学、农产学与牛乳学选修课。其中，农学课目的“在使学生知农学之大概，并如何可以应用于中国。凡农场管理、土壤、畜牧、农作物、农器、园艺等问题，均加以讨论及实验。”农产学“在使学生知本国农产之大要，关于农产之分类、结构、出产、分配、培植方法，种子选择、农产改良等问题，均加以讨论。至种子发生根之组织、各种农产之特性，则于试验室研究之。”牛乳学“目的在使学生洞知牛乳之重要、生产、及成分，并牛类之喂养方法，验乳器之用法，Babcock试验法，及北京市场所出牛乳及牛乳附产品之分析，于试验室行之。”[14]

关于师资，1920年前，主要有虞振镛、张永平（子衡）教授生物生理课程。1921年，陈隽人（上海人，康奈尔大学农科学士、马里兰大学农科硕士，曾任马里兰大学农科助教兼农场技士等职。）受聘清华讲授动植物学。此后，农学师资有所增加，宋长濂（安东园艺专科学校毕业，燕京大学农科垦殖速成组毕业。）任农场助手。

虞振镛(1892-1962)，号谨庸，畜牧兽医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现代农业教育的先驱之一，兽疫防治系统的奠基人。1911年清华第三批直接留美生，1914年伊利诺大学获畜牧学学士学位，1915年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后，应清华聘请回国任教，至1928年离开清华，前后长达14年。先后担任教授兼农场主任、农业学系主任等，培养了一批我国现代农业科技人才。[15]

当时，农业学校只注重课堂教学，很少联系实际。教师在讲课之外，也很少从事研究，培养出来的学生并无解决农业生产实际中问题的能力。有鉴于此，虞振镛等人强调实践理论并重，在校内（现在理学院、气象台一带）建立农场，给学生创造生产实践的条件。学生们在农场养牛羊、饲家禽、种麦植棉，并为校园内果木整枝，为病树治病。教师的言传身教，使一批清华学生对农科发生兴趣，树立改良、振兴中国农业的抱负。畜牧兽医专家程绍迥先生说：“虞先生的实践精神给我们深刻的影响，我们受益匪浅。”[16]

清华师生积极投身农业研究，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在农业学系成立之前，仅在《清华学报》发表的论文就有《农业浅说》、《甜罗卜之种植及萝卜糖之制法》、《农业维新说》、《蒙古风土记》等。[17]一些学生社团如科学社[18]、国情考察会[19]等组织进行一些社会调查，相关成果在《清华学报》发表的有：《中国农业状况调查第一次报告》、《中国农业状况报告二：南通农业状况》等。[20]

学校鼓励学生课外实践，副校长赵国材曾送给学生意大利蜜蜂以示鼓励。[21]1920年11月13日，一些有志于农学的学生还自发组织农社，[22]先后聘请校内教师金邦正、虞振镛、张子衡以及北京农林传习所的唐有恒为顾问。农社分研究部与实习部，研究部组织定期演讲、报告，以及采集标本、调查等活动。规定每两周举办一次演讲，社友须于周末交报告，“报告当以自己实验心得为最优。其次则阅书摘录之报告，必附以评语。最好以题目为主，参考多书，不可以书为主而不旁征博引。”[23]实习部下又分畜牧、园艺、作物、农业制造四股，[24]在学校养殖山羊、兔子、鸡、鸭等。[25]农社还与当时农学研究实力较强的南京高等师范农学研究会及校农学系主任接洽，由对方给予指导答疑。[26]

农社活动有声有色，成立仅半年，研究部四位顾问即举行五次演讲：

演讲员	题目
虞振镛	农业之范围
金邦正	学农者应需之预备
虞振镛	棉
唐有恒	中国农业之情形及其需要
张子衡	采集标本法

农社成员口头报告十一次：

 

蜜蜂	甘肃皋兰道河二县农业状况
河南买山孙农业状况	熟荒
江西农业状况	养鸡必知
植棉	养羊
霉菌	菌类栽培法
湖北黄陂农业情形

（资料来源：《农社》，《清华周刊》社编：《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年4月28日。）

 

我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李先闻曾回忆说在校期间的这些活动增加了他此后学农的信心。[27]毕业时他们又选择了农业科学赴美深造张心一、赵连芳、程绍迥、陈之长等人在美期间，还组织“中国新农会”，互相砥砺并相约回国后去东北合办肯牧农场。[28]

（三）成立农业学系

1923年2月，曹云祥校长提出“十八年（1923—1940）计划”，筹划逐步改办大学的具体方案。学校组织了“课程委员会”，策划改办大学的一切具体步骤与措施。课程委员会先后三次提出改办大学方案，最后由教职工会议通过，决定自1924年起为大学筹备期。从这一年秋天起，开始逐年停招留美预备生（旧制学生）。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

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学校成立农科（业）委员会，专门讨论筹办农科事务。委员会包括庄泽宣（主席）、虞振镛、钱崇澍、陈桢、陈隽人。[29]1926年4月下旬，清华第一、二次评议会通过决议，设立农业学系，虞振镛为系主任，教授有周景福（天津人，曾任昌黎农业学校主任。），陈隽人，农场有王兆泰、石让斋等。

鉴于当时理论与实践脱离，中国农业发展缓慢的状况，农业学系建系伊始，即确定理论实践并重的方针：“本校今办农业教育，力矫前弊，拟事事从实际着手，试验农作上种种结果，无论其优劣，当宜诸农民，作直接之补救；能减农民一分之负担，即做得一分之事业。”[30]这既是针对时弊的对策，也是虞振镛等人一贯重视实践思想的延续。

虞振镛、陈隽人等通过调查，认为“吾国农村现在之所霈需者，实为农村领袖，因缺少农村领袖，故农业不能改良，农民不得安逸。”[31]因此，农业学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造就“特殊媒介人才”，使农民与农业教育机构能互相了解，[32]“务使学者出校后能直接与农民接触，作真正农村之领袖。”[33]

具体而言，清华农业学系重心“为垦务科，所以专门造就开垦人才，俾得利用之荒地，开拓吾国之财源。”“本校所拟开办之垦务科，尤注意与西北方面之开垦。”[34]虞振镛亲自带学生赴绥远调查垦务，并与冯玉祥及绥远实业厅长韩竹坪会商。回来后，虞振镛写成《西北屯垦意见书》，对西北屯垦做了详细研究。[35]

农业学系在课程设置上，第一学年课程为普通知识，第二年增加几门专业课，第三年课程全是农科专业课。第三年暑期及第四年第一学期，农学系学生在农场实践，学习农用机器使用方法。第四年下学期返校总结。

农业学系拟设专修课程如下： 

年级	课程
一	化学，植物学，代数与三角，铁木工
二	定量化学，作物学或植物学，果树学，病虫，土壤，植物繁殖或植物学，乳化，家畜，测量
三	遗传学，农化，经济学，植物病理，植物育种，家畜，簿记学，农具动力，植物生理或作物学
四	农机，机头，农业工程，乡村教育，乡村经济与合作，农业管理，乳厂管理，卫生与病药

 （资料来源：虞振镛：《吾校农学系今后之方针》，《清华周刊》，第27卷第11期，总408期，1927年4月29日，第527-529页。） 

农业学系课程设置课堂内外结合，突出了理论实践并重。此外，根据虞振镛等人对西北垦务调查，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农业学系开出其他农学院不曾设置的课程：

第一，设置兵操与军官训练，“在使学生知军事学中之大概；因本校毕业生，其将来之目的在开垦荒原，目今吾国土匪异常之多，开垦之际，组织义勇队保护等事，为不可少之任务；苟无军事及军官训练，何能为此？”

第二，设置农场组织课程。西北交通不便，建筑材料运输困难。“如欲在该处建一规模宏达之农场，或村落，用费定异常浩大；是以必须得一较为节省及适用之方法，始克济此。故本校农科，特开此学科，使学生能得建筑农场之方法，不改用费太钜，或不适用。”

第三，设置公共及个人卫生课程，使学生了解医学大概，避免荒地之中突发病症时束手无策。

第四，一年级中、英文课为必修课，要求学生能使用英文流利，如教师认为不合格，学生必须重修。

第五，垦务要求身体强健，那些身体弱而又对垦务有兴趣的同学，农业学系设置果木、乳学两科供选修，俾使农业学系课程更能针对学生需要。[36]

虽然这些课程切合国情，着眼于学生毕业后实际需要，提高毕业生工作、研究能力，但直到1928年农业学系被裁撤，一直未能招生。因此，实际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农业学系未能招生，主要是因为“农业大学及专门学校之毕业生，多不适于改良农事之工作，使供与求不能洽合。”因此，农业学系暂不设专修学程而致力于农业问题研究，以适应社会需要。[37]

农学系教材“以专门性质作教授之方针，搜罗我国本有之农学为教材，并参考外洋农业试验之结果，其合于我国情形者，即资为改良之张本。”[38]

1925年前，清华属留美预备性质学校，“以造成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39]“学程要以使学生程度适合于美国大学制度为准”。[40]农学方面，虽然学校只开设有限几门课程。但在老师启发下，许多学生毕业时选定农科为留美专业，立志改良、振兴中国农业，涌现出一批农学家、林学家以及畜牧、兽医、蚕桑、农业经济等领域学者，其中杰出者有戴芳澜、邓叔群、陆大京、汤佩松、陈善铭、王君奎、沈鹏飞、汪振儒、虞振镛、陈宰均、郑丕留、钟俊麟、张心一、陈宰均、涂治、陈之长、罗清生、程绍迥、李先闻、赵连芳、熊大仕、许振英、钱天鹤等人，他们很多也是我国卓有成就的农业教育家。

这一时期，农业研究并未充分开展，但也有可记述之处，那就是虞振镛创办北京模范奶牛场。

1920年，虞振镛再度赴美入德克萨斯州农工学院专攻乳牛学。为推定我国奶牛业发展，1921年他选购了良种荷兰（Holstein）、娟姗（Jersey）和安雪（Ayrshire）乳牛共13头，亲自照料，飘洋过海，历时一月有余，安全到达北京。在清华学校附近创建了“北京模范奶牛场”。他亲自主持场房的设计、施工、设备安装和经营管理。我国畜牧工作者远涉重洋专攻乳牛学，亲自选购运送优良牛种回国经营奶牛场的，以他为第一人。北京模范奶牛场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自办现代化乳牛事业的兴起。它是我国早期生产A.T.T.无结核菌牛乳并采用高压高温巴士德法灭菌的奶牛场之一。它的建立，为清华学校的学生提供了实习场地，在这里可以进行乳牛的鉴定、繁殖配种、饲养管理、牛乳消毒和乳品加工等一整套有关乳牛学课程的实习。北京协和医院护士班的学员也来此参观学习灭菌乳的生产过程、消毒设备和灭菌操作技术。牛奶场还设有青贮塔，使乳牛在冬天能吃上青贮饲料，增加产奶量。这在当时国内也是领先的。这个农场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侵占北平后遭到破坏。[41]北京模范奶牛场与南京东南大学汪德章创建的鼓楼奶牛场繁殖的奶牛后代，对改良我国黄牛为乳牛，发展北方、南方的乳牛业影响较大。[42]

除了校内教学与科研外，农业学系老师与其他系教师还不忘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例如1927年10月中旬至12月下旬，梅贻琦、虞振镛、周景福等人在华洋义赈会主办合作讲习会上，给来自20个县37个社的农民发表演讲，将自己研究成果贡献于社会。讲习会开幕式上，清华校长曹云祥出席并讲话，表示合作事业关系人民生计，很能发展中国的农业，表示学校支持态度。系列演讲中，清华教师发表的与相关演讲如下：

主讲人	演讲内容
陈岱孙	农村经济
虞振镛	现在农村问题及农林
周景福	商业果园
杨光弼	农人应有之化学常识
梅贻琦	农人应有之物理常识
赵元任	阳历与阴历

 （章鼎：《农村合作事业中的请华人——为纪念先父章元善诞辰一百周年而作》，清华校友总会编：《清华校友通讯》复26册，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这些演讲，深入浅出地将科学知识讲解给农民，受到听讲农民的欢迎。

（四）新农农业学校[43]

1928年，农学系便进行了在我国近代振兴农村教育的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尝试：与燕京大学、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等合作，组建北京农事传习所，培养农村急需人才。北京农事传习所的创办，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

民国早期农业教育，存在学校数量少、学生人数少的不足。1919年，我国有四所农科大学，八所农业专门学校，学生1554人，每年毕业不足480人。邹秉文指出“日本幅员不及我国二十六分之一，尚有农业专门学校5所，学生1083人，……美国幅员不及我国四分之三，全国有省立之农科大学48所，……有农科大学生2万4千人，每年有毕业生6000人。”[44]

当时农业教育另一点不足是农业教育脱离中国实际，学生不明了、不深入农村。沈宗瀚指出：“但是农校学生几乎均为城市子弟，对于实地农情，极少明了。”[45]多数农科学生受“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求学目的仍是为了将来出人头地，谋得一官半职。

针对这些不足，为了“以学术推广改良农业”及“力矫先在智识阶级厌弃农村生活之颓习”， [46]清华农业学系决定联合燕京大学等单位，面向农村，筹办农事讲习所。1927年5月29日，清华农业学系拟定三年发展计划并获评议会通过。计划要点为：（一）本校暂不招农业系学生，亦不自办中等农业学校。（二）本校农业系与平民教育促进会合作，研究农业之各种问题。（三）本校农业学系与香山慈幼院及燕京大学合作，供给该二校以农学教授人才。[47]

在清华、燕京大学、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等通力合作下，1928年10月29日，农事讲习所正式开学。开学典礼上，冯友兰代表清华发言，他指出：中国人的旧思想，总是希望作官，到学校读书的目的亦是预备作官，农事讲习所是打到这种旧观念的第一个组织。他勉励同学们将来回到乡间去作一个有知识真实的农民。

农事传习所旨在造就（一）农村领袖，（二）垦殖先导，（三）农事推广员，（四）新农民。因此，传习所直接吸收农村子弟入学，用较短时间学会农业实用知识，再回农村推动振兴农业。学业注重课堂内外结合、理论实践并重，学制三年，两年课堂内学习，一年田间学习。

农事讲习所校址设在北京西郊原清华南门对面，与燕京大学东侧接近，后随着清华扩展，原址成为清华一部分。

传习所教务及管理，有清华、燕京大学负责。虞振镛、周景福曾先后担任传习所主任。校舍与试验场所由香山慈幼院与清华、燕京三校供给。[48]学生费用、伙食、书籍、文具、川资，必要时由华洋义赈会供给，每人每年100元，学生津贴以两年为度，一年不及格不复有第二年，第三年由学生自己工作自给。

传习所每年招生30名，入学考试以初中或中等为宜。招生标准为：（一）对于农事改善具有特殊兴趣，（二）有研究学问之能力，（三）有传播知识之能力。

第一批报名167人，准考87人，参加考试53人，录取30人，最后到校28人。

1929年9月15日，在北平大学法学院第一院举行了第二班招生考试。报名516人，准考181人，参加考试74人，录取30人，备取7人。

清华、燕京分别担任农事传习所第一、二年教学，[49]课程从实用出发，既有农业生产技艺，又有农村经济生活必备知识。主要有：

应用数学	乳用牛饲养	科学大要	农场林木	植物工业原理	农村问题
植物病理	个人与公共卫生	动物饲育	实用国文	兽医学	簿记
养鸡	演说	寄虫	开垦	土壤	体育游戏

由于“讲习所”名称为短期性质，一般学习期限三至五个月，很少超过一年。而农事讲习所学制三年，入学资格须初中毕业，为高中性质之农业学校，与一般意义上的“讲习所”性质不符。此外，农事讲习所为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合办，不是一般私立学校，讲习所与教育部规定的私立学校规程亦不合。有鉴于此，1930年3月中旬，农事传习所联席委员会决定农事讲习所自3月12日起改名为新农农业学校。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日，选择这一天，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取名“新农”，包含革新农业及造就新农民双重含义。[50]

1930年底，学校发生学生风潮，由于学潮久不能平息。清华、燕京与香山慈幼院三校经会商，决定停办新农农业学校。“所有现在各处实习之第一班学生，在校两年，讲堂功课早经授毕，准先行填发毕业证书，并给与回里川资，一并存于华洋义赈会，各该生可俟实习期满，前往领取。第一班讲堂功课未授毕各生，及在校之第二班学生，均从宽填发修业证书。除资送生外，并准发给回里川资，及本月半个月之饭费。”[51]

（五）撤销农业学系

1928年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9月18日，罗家伦宣誓就职。同月，学校裁撤农业学系，改为农场。翌年6月17日，评议会第14次会议议决“农场即行裁撤，所有农场事务，于庶务科添设农事股办理。”[52]

农业学系裁撤后，鸡场及试验农场等仍继续进行。周景福教授留任农场主任，虞振镛离开清华转到北平农学院。1929年，周景福离校，评议会以农事股“耗资多而试验效成少，决意取缩，鸡场及农事试验场均行停办，职员亦由五人减至二人，专任管理全校校景及主理农事教育事务（农事讲习所）。”农学系历年采购的仪器除生物系留用一部分外，其余借予平民教育促进会华北试验区生计教育科。对裁减工人，学校以农事试验场一部分分租，免其失业。[53]至此，农业学系正式告一段落。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是罗家伦裁撤农业学系，[54]并不完全准确。

首先，从时间上看，裁撤农业学系，的确在罗家伦上任之后。但提出裁撤农业学系的不是罗家伦，而是梅贻琦。早在1928年6月20日，梅贻琦提交清华第62次评议会关于下学年教育方针八条，其中第二条即为：取消农学系改设农事推广委员会，以款若干办理1、本校农事试验；2、与平民教育促进会合组农事讲习所。[55]梅贻琦的意见获得评议会通过，并形成决议。因此，裁撤农业学系，应该说是梅贻琦提出在先，罗家伦执行在后。

其次，罗家伦显然也是认同梅贻琦的意见，并非被动执行。[56]由于农业学系只在校外其他单位合办农事讲习所，校内没有学生，罗家伦认为农学系与体育、音乐三系“没有一个正式的学生，而教职员则有五六人之多，每年消耗不下五六万元。结果不惟虚糜校款，反而防碍全局的进行，和他系的发展。”罗家伦主张将农业学、音乐、体育等系取消。因为清华与燕京大学、香山慈幼院及华洋义赈会有协议联合办农事讲习所，所以保留农学教员一人，主持农场，并参与农事传习所工作。

1928年，清华虽然撤销了农业学系，但农学研究与教育并为停歇。除了上述新农农业学校维持至1930年底外，生物系仍有部分农学研究。至1934年，农业研究所成立，清华农学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刊发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32卷第3期，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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