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晔
蒋梦麟（后排左二）和胡适（前排左一）1916年与杜威教授（二排正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合影。
陶行知（右一）与胡适（左二）在哥伦比亚大学。
约翰·杜威
胡适与杜威在纽约。
杜威是20世纪的世界文化名人，哲学和教育大师。百年前，他访问中国，足迹涉及当时22个省中的11个。胡适盛赞自己的老师，“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杜威的到来，成了一种热潮、一种力量。在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之际，他大谈科学、民主和教育；在中国遭受异族侵凌的时候，他为我们向国际呐喊……
在中国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发表了两百多次演说。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等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都奉他为思想导师。
100年后回望这段历史，杜威影响了中国，中国也影响了杜威。这段文化交流，已经成了中美之间的“共同记忆”。
一次旅游
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天，也就是1919年4月30日，一件事对中国知识界尤为重要——当代最著名的美国大哲学家约翰·杜威抵达上海。
对杜威来说，这本是一次心血来潮的旅行，主要目的是游山玩水，没想到却在中国待了26个月。
1919年，杜威将满60岁，在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界都成了开山立派的宗师，他的学问、人生也到了转折点。于是，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学术休假，应邀到日本讲学。这是一次难得的远东之行，但他并没有把中国列在计划之内。
杜威夫妇在日本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款待”，消息传到国内，他的中国学生们雀跃不已，并迅速串联起来，要把老师请来。
在日本，杜威先是接到了北大教授胡适的来信，邀请他顺便到中国讲学，在胡适的盛情之下，杜威有些心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也是杜威的学生，恰好又在日本，登门拜访，发出了正式邀请。杜威这才拿定主意，决定到中国来转转。
杜威给胡适写的回信被全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日报》上：
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对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教授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只要两边大学能够商量妥帖了，我也愿意做。
信中，杜威只说乐意到中国旅游，顺带讲演几次。至于在中国住上一年，则有点含糊其辞。多年后出版的杜威写给孩子们的信件，揭示了他当时的真实心绪：
恐怕我们不会在中国停留超过六周的时间……两位中国绅士今天下午来拜访了，想知道他们是否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安排此事，即我在中国住一年。妈妈颇为积极，但我并不赞同。我支吾着说好，但是否会有什么结果是另一回事。
看来，对于在中国住上一年，杜威并无兴趣，更为积极的是他夫人；他之所以答应下来，不过是抹不开情面顺口应承而已。
与杜威的消极形成对照的，是他的学生们的积极谋划。1919年3月12日，陶行知致信胡适说，建议“这件事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南”指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北”指北京大学。前者是新教育改革的重镇，后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打个公司合办”主要是筹措经费。杜威还在日本，蔡元培就已经代表北大向哥大校长发出了聘请杜威的电报。
为了预热，陶行知等在《新教育》杂志出版“杜威专号”，胡适在北京做了四次讲演，系统地介绍了实用主义哲学，并重点介绍了杜威。关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流传至今的这句名言，在杜威尚未到中国时，就已经在教育界耳熟能详了。
4月30日下午，日本客轮“熊野丸”泊近了上海滩。甲板上的一对美国夫妇，男的唇上蓄一簇仁丹胡，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边眼镜，头发已现斑白，女的头戴淡蓝色的遮阳帽，身着黛青色的长裙，沉静端庄，正是杜威夫妇。
在欢迎的人群中，杜威搜寻着熟悉的身影。蒋梦麟个子最高，杜威一眼就认出了他，在他旁边是身材微胖的陶行知，以及微笑致意的胡适。这三位都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蒋梦麟和胡适还是杜威带的博士生。他们早早就从各地赶到上海，来迎接自己的恩师。
简短的寒暄之后，三人把杜威夫妇送到沧州别墅（位于今南京西路1223弄华业小区内）。席间，胡适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请杜威到中国演讲的用意。
听过后，尽管表面不露声色，但杜威的心里激起阵阵波澜，他已隐隐感到，这个古老的国度正发生着一场文化巨变，而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年轻人，就是旗手之一。
早在两年前，也就是胡适师从杜威读博士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已经向旧文化发起口诛笔伐。陈独秀办起了《新青年》杂志，并给远在美国的安徽同乡胡适写信，邀其加盟。
对于祖国发生的一切，一向思想活跃的胡适极为关注，于是在美国给陈独秀寄回了一篇稿子，后者把它发表在《新青年》上，这就是打响新文化运动第一枪的《文学改良刍议》。
由于深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赏识，胡适一回国就做了文学院教授。彼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聚集了不少青年才俊，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
在这群人中，尽管胡适年龄最小，但敏锐的思想和包容的性格，使他在几年间就成了领军人物。章士钊后来不无忧愤地抱怨：胡适简直成了无冕皇帝，青年们除了他的话，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杜威到达上海这一天，刚好是巴黎和会上中国最屈辱的日子，欧美列强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日本，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但胡适等人并无预感。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向旧文化开火上，邀请杜威前来，就是要以老师在世界上的声望助自己一臂之力。
对于胡适等赋予的使命，杜威并无准备，对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他也知之不多。不过，正因为知之不多，倒也不存在偏见。
初到上海，他和夫人将上海、底特律和密歇根比较一番，“除了没有那么多烟囱之外，就描述不出太大的差别了。不夸张地讲，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化都市了”。
中国学生
到沪的第二天，杜威一家由胡适等陪同，先是参观了申报馆，之后又到了一家比较大的纺织厂。在杜威的坚持下，众人到车间里转了一遭。杜威看到，工厂的工作条件非常差，10岁左右的女童竟占了大多数。他对此感慨万千，给女儿写道，你能想到吗，这些孩子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
也许是有感而发，两天后，杜威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会场作了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千余青年冒雨赶来，热闹的场面简直与今天追星无异。
说实话，杜威的讲演恐怕要让听众失望了。这位哲学家尽管光环明亮，但他讲话拖拖沓沓，穿着也邋里邋遢，实在算不上一个有魅力的学者。
不过，青年们到场的目的，一是想听听杜威怎么说，另外就是想看看大名鼎鼎的胡适。
一位青年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去听讲演的路上，我们竭力去想象胡适是怎样一个样子。我们都认为他应该是个典型的归国学者，笔挺地穿着西式服装，但当他伴着杜威走上讲坛时，竟是穿的中国长袍，举止谦和恭敬，与大多数的归国学者完全两样，完全像个传统的中国学者。”
台下大多数的中国听众不懂英语，他们注意的不是杜威的英语表达，而是译者的中文内容。胡适等译者的口才调节着演讲现场的气氛，这弥补杜威演讲的不生动、不活泼。
杜威尽管在西方世界声名显赫，但他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离不开胡适等学生的推波助澜。正如杜威夫妇家信中所说：“这些留学生在他们国内都有引人注目且受重视的地位，如果有一天，中国能真正自立而站稳了脚，他们远在美国的母校学院也将分享一份光荣。”
的确，从1909年庚款留学以来，哥大培养的中国留学生逐年递增。哥大校友陈鹤琴讲，从1912年到194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就达上万人。
胡适也是庚子赔款官费生，最开始在康奈尔大学读农科，5年后进入哥大哲学系，师从杜威。据胡适回忆，康奈尔哲学系的塞基派动不动就批评杜威，反而使他在1915年暑假对杜威发生了兴趣。
胡适转入哥大时，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泰斗，哥大哲学系的首席教授；也是当时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美国多座学校以他命名；他还是功能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
胡适慕名而来，选了杜威的两门课，却发现“杜威不善辞令。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的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
许多学生都觉得杜威的课枯燥无味，据杨亮功（曾任安徽大学校长）记述：“不仅外国学生有此感觉，即是美国学生也不能免。因此我们这一班学生约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请一位速记小姐，由她将讲辞速记下来，加以整理，分发各人。”
胡适没有打退堂鼓，他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不仅听懂了，而且发现杜威用字选词严肃慎重，对老师更加推崇。
那时，杜威一家住在纽约河边大道的一所公寓里。杜威夫人每月都要举行家庭茶会，邀集一些朋友和学生参加。聚集在杜氏家庭招待会里的，多是纽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胡适作为留学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把被邀参加招待会，看作是最难得的机会和光荣。
不过，在众多学生中，杜威对胡适并没有青眼有加，胡适也曾在日记里埋怨杜威是“有眼不识千里马”。由此而来的一桩公案是，胡适到底拿到哥大博士学位没有？
胡适日记记载他曾参加学位考试，并提交博士论文，但在口试后却没了下文。传记作家唐德刚推测，胡适在答辩中只是“大修通过”，也就是说，博士论文还存在很大问题，要修改后再重新评议。可是，胡适当时已经归国投身新文化运动，哪有心思再回美国改论文？
博士问题曾困扰胡适多年，哥大校友朱经农就直言不讳地告诉胡适，现在外面很多人说你没有通过博士学位考试，是假博士，催促他站出来证明。但胡适只说质疑他的人是别有用心，却没拿出实质证据。
朱经农有所不知，让胡适“暴得大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的。该书虽然在封面上特别题署“胡适博士著”，但哥大的档案显示，胡适直到答辩十年后才正式注册为该校博士。
虽然学位受挫，但胡适终生都遵循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
与胡适相比，师同出门的蒋梦麟则更受杜威赏识，他同时攻读教育和哲学专业，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
陶行知尽管不是杜威直接指导的学生，但他在哥大师范学院也没少听杜威的课，一直把杜威视作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把同龄同乡的胡适视作自己最好的朋友。
其他直接受业于杜威的中国学生还有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开创了中国幼教事业的陈鹤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等人。
杜威来华时，他的这些学生均已崭露头角，于是杜威所到之处，无不是前呼后拥，大咖云集。
与孙中山对谈
头两天的演讲无疑是成功的，5月4日当晚，胡适等人在蒋梦麟家中宴请杜威，还喝了不少酒，完全不知道北京正在发生的事。
5月5日一大早，借住在蒋梦麟家的胡适正在吃早饭，突然有几位记者不请而至，胡适、蒋梦麟这才知道了北京的情形。
“五四”运动震动中国，但并没有改变杜威的行程。5月5日，他由蒋梦麟陪着前往杭州演讲、游览。直到这时，蒋梦麟仍没有格外关注北京，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蔡元培的辞职，而为这场运动收场，并长期担任北大校长。
胡适也没急着回北京，5月7日，他收到陈独秀的北京来信，介绍“五四”的详细经过。同一天，上海市民响应国民外交协会号召，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胡适就挤在熙攘的人群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故挤到前台，身上已是汗流遍体。我脱下马褂听完演说，跟着大队去游街，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我一身衣服从里衣湿透到夹袍子。”
12日，杜威返回上海。在他的日记里第一次出现了“北京的风暴”，还提到蔡元培归隐和受到暗杀威胁的传言。对于事态走势，杜威说中国人的口头禅是“谁知道呢”。
这一天的日记匆匆结尾，真正的重头戏只能隔天补记。
当晚，在野的大总统孙中山亲赴沧州别墅，拜访杜威，两位东西方名人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会晤。
之所以鲜为人知，是因为餐桌上的话题是“知行合一”，高深的哲理使谈话的主旨云山雾罩。从事杜威哲学研究的张宝贵认为，“在这次谈话中，人们既忽视了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反思，也没有注意到杜威从中的收获。”
杜威在《是什么阻碍了中国》一文中提到此次会见。两人在讨论日本快速发展而中国变化缓慢时，孙先生这样解释，“中国人把‘知易行难’这个谚语记到了心里。中国人不行动，是因为他们害怕犯错；他们想在事先得到保证，不会有任何失败或者严重的麻烦才行动。而另一方面，日本人认识到，行动比认知容易得多。他们相信得必大于失，于是采取行动，前进，做事情，而不考虑错误与失败。”
回看辛亥革命的历史，孙中山的说法其实是其对失败的反思：一方面传统上的“知易行难”，使人们崇尚空谈，知而不行；另外一方面，想想老百姓对辛亥革命一无所“知”，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果，就能体会到这番话的深意。
杜威当然知道孙中山的大名，他积极肯定了两人相同的一面——实践的重要性。陪同的蒋梦麟在《西潮》中记载：“杜威教授对中山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没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两人相谈甚欢，孙中山认为杜威是支持自己的，顿时信心倍增。后来，在他所著的《孙文学说》一书中还讲到了与杜威会面一事。他说：“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孙中山复述当初的谈话，无非是以杜威的话来佐证自己所倡导的“知难行易”一说的正确性。
不过，把杜威的附和当成支持或许是孙中山的一种误读。东南师范大学博导顾红亮认为，“杜威侧重于从互动谈知行关系，针对的是西方知行分离的传统；而孙中山侧重的是难易，目的是激发革命党的斗志。”
与孙中山话里话外所流露的羡慕不同，杜威对日本人的知行观其实非常反感。在他眼里，日本人是知行分裂的，在“行”上大规模引进世界的先进技术，在“知”上仍保持着野蛮的武士道风气和政治。
在日本期间，由于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连日本天皇想授给杜威一枚勋章，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有听讲座的中国学生问杜威，中国是不是要走日本的路子？他说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与孙中山对谈后，杜威对中日关系有了更多觉察，不久即在《东海两岸》和《中国的梦魇》二文中向美国公众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一个人到达中国后，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日本遍地渗透的势力……日本正用它那最终同化的观点来主宰中国的政治和工业。”
“我在最近这四个星期中与之交谈过的每一个人，中国人或是美国人，都不约而同地相信，未来大战的种子已在中国深深埋下了。”
杜威还撰文呼吁美国参议院否决《凡尔赛条约》，“因为它事实上助长了日本颠覆中国的野心”。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报刊且也越来越激烈地批评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的态度。最终，该条约没有在国会表决通过，美国并未签署《凡尔赛条约》中的“德国条款”。
参与“五四”
杜威与孙中山对“知行观”的探讨，表面上看是哲学问题，却脱离不了“五四”这个大背景。作为一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哲学家，杜威迫切地要到北京来，做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
5月30日，他终于来到北京。头一周，他没有讲演，除了游览风景名胜，还在胡适的陪同下去北大看望了被拘捕的学生。
6月初是运动的最高潮，杜威夫妇在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晃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从北京到上海乃至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纷纷给予支持。最终，中国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杜威说：“你无法想象这对中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可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当中国能独立做到这类的事情时，美国实在应该感到羞愧。”
像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起初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国家。
在上海时，他问及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到北京后，他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路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两件事使杜威觉得，冷漠是中国的民族心理习惯。
“五四”改变了他的看法。在《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他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
一般认为，杜威只是“五四”的旁观者和见证人。但是顾红亮认为，不仅如此，他还是“五四”的参与者。
杜威像是西方送往中国的特派记者，不断传回现场写就的时评，发表在美国知名杂志上。这些文章既评论中国的时局，又向外界报道“五四”，还反思了美国在东亚的不光彩角色。
总的看来，杜威在中国的公开讲演中，一直试图引导学生运动走上积极建设的方向。另一方面，面向美国公众时，杜威又隐藏了批评的锋芒，试图为中国营造一种正面的形象。
胡适评价说，“对于国外，他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用最忠实的态度对于世界为我们作解释的。”
杜威夫妇本打算过了夏天就回美国，但是亲历“五四”，让他们决定在中国多留些时日。“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出的热烈奋斗，正在中国展开，这一奋斗，迷住了他们，使他们改变了计划。”杜威女儿在《杜威夫妇书信集》的序里写道。
杜威愿意留在中国，哥伦比亚大学也同意了，但胡适却犯难了。
此前，由蔡元培代表北大与哥大联络，想用交换教授的方式留住杜威，但哥大的回复是给杜威一个“无薪休假”。后来，由江苏省教育会垫付了杜威讲学的酬金，这才把杜威请来。
根据来往书信，首期需要筹措的讲学经费在一万银元以上，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现在的百万，堪称一笔巨款。这笔费用不仅包含杜威的薪酬，还有生活、接待等费用，又是与杜威身份相当、基本合理的，大致相当于现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待遇。
“五四”以后，蔡元培辞职，教育部主管此事的次长也去职了。北大风雨飘摇，甚至有解散的危机，杜威的薪水由谁来付？胡适夹在中间，就像哑巴吃黄连一样，有苦说不出。
6月22日，他终于忍不住，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一股脑儿地把他的怨气都宣泄了出来，还罗列了蔡元培的“十大”不负责。其中最主要的两条：一是一大批朋友先前看在蔡元培份上制定有五年十年计划，现在忽然一抛，太不负责；二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曾邀请杜威来讲学，现在蔡元培不辞而别，让留在北大的朋友很尴尬。
牢骚之后，胡适提出辞职，“因任杜威君演讲的译述，将离去大学”。在写给蒋梦麟的信里，胡适就更“冲”了，“离去”变成了“决计不干”。他甚至还请杜威帮忙申请了哥大的教席，当杜威夫人知道胡适有远遁美国独善其身的想法时，感叹说：“这算是哪门子的爱国的思想逻辑呢？”
蔡元培知道胡适在气头上，就请蒋梦麟先代他解释，然后又亲自写信请胡适原谅。他说胡适在信中所提到的十件事情，六件已经解决了。其他四件，请胡适照原约办理，他会负完全责任。
至于与杜威的契约，“并不是我一个人私订的，是替北京大学订的；弟辞了职，有北大一日，就有履行这个契约的责任……就是北大消灭了，政府也不能不有相当的对付，因为这个学校是国家的”。
话虽然这么说，但蔡元培心里清楚，当时的北洋政府克扣挪用教育经费，连本校老师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公费聘请洋教授更是不可能。
蔡元培终究是个负责任的人。他动用跟前教育总长范源廉的关系，请尚志学会、清华大学等私人机构帮忙分担，其中属于研究系（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尚志学会就出了六千元，清华大学出了三千元。
在学术山头林立的北洋时期，这一点尤为难得。仅从经费筹集看，无论是自由主义者（以胡适、蔡元培等为代表），抑或偏向保守的改良派（以梁启超为代表），还是偏向激进的革命派（以孙中山、陈独秀为代表），都能认可杜威的学说，他是中国教育界各团体共同邀请访华的贵客。
此后访华的泰戈尔，则因为是由梁启超出面邀请的，而没有得到中国知识界的一致认可，还遭到不少学人的抨击和孤立。
“西方孔子”
1919年9月，秋季开学，在胡适的建议下，杜威开始在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胡适担任翻译。
这两个主题并不是杜威的强项，因此这也是他生平首次对自己的政治哲学进行系统阐述。但奇怪的是，这些演讲并没有留下英文原稿，以至于美国方面在编辑《杜威全集》时，也只能把胡适的中译本翻译成英语。
另据《胡适日记》记载，杜威不是一个擅长口才的人，但他每次讲演之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讲演的主要内容，都以书面形式事先交给口译人员，以便他们斟酌合适的中文词汇。
可见，杜威曾经把手稿给过胡适，但胡适从未公开。直到近些年，才发现了几篇杜威讲演的英文残稿，传记作家江勇振特地和胡适的翻译稿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有相当大的差距”。
“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新鲜学说，找到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人来中国推动，有些胡适自己不便说的，就借他之口来说，对社会更有触动。”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陈亚军分析道。
“在这里，人们对‘学者’有极大的尊崇，当然这是一种迷信，不过总归是件好事。”杜威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演讲的次数可能比我意愿的更多。”两年间，他在北大、教育部和南京高师做数个系列讲座，仅《教育哲学》就讲了足足四遍。
在江南一带的讲演行程安排得如此紧凑，以至于杜威一天之内需要辗转于三个城市。在北京，一场公开讲演的听众至少在三百人之上；而在南方，一场公开讲演的听众动辄上千人，甚至超过三千人。
这些讲演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刊上，全文刊登的讲演词就有58篇。后来“五大系列讲演”被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并在杜威离华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数都是一万册，可谓风靡一时。
庞大的听众群体决定了这些讲演虽不乏学术底色，但更是一种通俗教育。据统计，杜威在中国的全部演讲共有78个题目，这些题目是三个相互联系的主题，即现代科学、民主与教育。
通过杜威的演说，有关“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讨论形成了一股热潮，听讲的青年虽然未必能够彻底理解杜威哲思，却在很大程度上了接受了思想启蒙。为此，杜威还被媒体奉为“西方之活佛”。
1919年10月20日，杜威60岁生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等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举办寿筵。
会上，蔡元培致词：“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有很多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方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会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
杜威与孔子同一天生日的说法，经不住考证，但这篇致辞却入选民国课本，被学生们反复诵读。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蔡元培则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杜威在中国固然有大受欢迎的一面，但也常常被抵触。
《民国日报》就报道过教师逃离杜威演讲现场的现象：杜威连日所讲，都是注重学生自治，平民教育，实行社会服务。某教员听了，对同伴说：请他演讲，是请他劝学生用心读书，听我们的教训；哪晓得他总在叫学生革我们的命，真是岂有此理！遂逃席而去。
在教师队伍中，尚存阻力，在一部分官员中，就更是如此了。《申报》就报道了山东督军张树元的电文，力阻杜威赴济南演讲。
胡适还讲过一则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方还与杜威夫人之间的故事。
方还隆重邀请杜威夫人到该校演讲。在演讲前，方还请该校女教员转告杜威夫人，希望她在演讲时强调学生服从的重要性。杜威夫人婉拒方校长的意思。
胡适评论说：“方还既然怕新教育的思潮，就应该把大门锁了，不许杜威夫人进来，岂不很妙？既让她进来了，又要请她讲‘服从的紧要’，不但丢脸，也未免太笨了。”
保障女性在受教育上与男性平等，是杜威夫妇访华期间共同关注的问题。1920年，杜威在南京高师暑期讲习班的讲演，男女生都有，促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男女同校”。
也有让杜威夫妇眼前一亮的新女性。杜威家书记载，1919年6月，杜威夫妇在一位中国官员家中享用了一顿非常精致的晚餐，后人考证其为林长民。席上只有两位女性——杜威夫人和当时14岁的林徽因。
“她（林徽因）在当地的一所英语学校接受教育，说着漂亮的英语，此外还是一个有天赋、有趣的女孩。”作为林长民的长女，林徽因是接待杜威夫妇的女主人，而林长民的两位夫人都没有露面，因为要在二人中选出一位作为女主人会很尴尬，“我们被告知的原因则是她的母亲生病了。”
双星辉映
一系列演讲之后，原定的一年之期即将结束，杜威考虑过尽快回国。他觉得自己已经讲完了所有课程，甚至将他想说的一切都说完了。
但他后来改了主意，因为“还没有去过南方”。在华的最后一年里，杜威到过长沙、武汉、南昌、厦门、福州、广州等南方城市。
在长沙，杜威和罗素，当时世界思想界的两大巨擘，第一次碰面了。1920年10月底，应湖南教育会（由黄炎培主导）的邀请，两位国际著名学者同时登陆长沙，一同前来的还有蔡元培、章太炎、张东荪、吴稚晖等重量级人物。
在《中国问题》中，罗素回忆说：“我与杜威教授及其夫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湖南长沙由督军（谭延闿）招待的宴会上。在饭后的发言中，杜威夫人对督军说，湖南必须采取男女同校的制度。督军以颇似政治家的口吻答复道：此事要认真考虑，但湖南的情况还不成熟。”
这次中外名人学术讲演大会，共40多场，内容涉及哲学、教育、社会改造、男女平等诸问题。风云际会间，深深影响了当时的一位书记员。
其时，正值毛泽东参加和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他不仅前往听讲演，还应长沙《大公报》之邀，担任讲演会的特约记录员。
美国人杜威在长沙讲的是教育哲学，学生自治；而英国人罗素，来自刚刚打完世界大战的欧洲，在1920年的5月和6月还考察了苏联，讲的是《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
在彼时中国人眼里，这两位不仅是学术明星，更是动荡时局中降临的智者。杜威在信里写道，有人在邀请他演讲时“非常天真地说，既然罗素和我（杜威）都在中国，他们希望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罗素有英国绅士风度，一站到台上就神采奕奕，口若悬河，赵元任更是出彩，能用各地方言进行翻译。尽管非常佩服导师的学识，胡适也不得不婉转地承认，同罗素的潇洒自如相比，杜威就显得木讷得多。
虽然罗素更有人格魅力，但他在中国得到的认可却比杜威少得多。
纵观演讲内容，“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革新”，契合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既规避了敏感的政治话题，又拉近了同国人的距离。罗素则模棱两可，一会儿劝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会儿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苏联提出了严肃批评，国人先是疑惑不解，“最后是讥评四起”。
思想激荡之后，毛泽东在11月中下旬写出了自己的想法，罗素“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这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
同毛泽东一样，国人对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逐渐从照单全收，转为批判反思。虽然在此后近一年间，杜威、罗素两人各逞辩才，讲演录也常常出现在同一张报纸的同一版面上，但批判之声，也时有见报。
或许是由于心情不佳，1921年春，罗素偶感风寒，竟转为肺炎，以至于病危。杜威立即前往北京的德国医院探视，还为罗素拟好遗嘱的草稿，作为见证人在委托书上签字。罗素叫着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所有我的朋友不离开我。”
幸运的是，罗素闯过了这一关，和杜威一样成了长寿的哲学家。不过，罗素已无心逗留，只想提前离开中国。哥伦比亚大学也几番来信，催促杜威在1921年夏天返回美国，开一门教育课和一门哲学课。
杜威归期将近，6月30日，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仍在来今雨轩为他饯行。杜威在掌声中缓缓地站起来，说了一番饱含深情的话：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
杜威离开北京那天，胡适连夜写了一篇《杜威先生在中国》的短文，为之饯行，他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同年，胡适的二儿子出生，胡适给儿子取名“思杜”，以表对老师的思念之情。
杜威回国后，仍对中国念念不忘，接连不断地在《新共和》和《亚洲》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对于中美关系，他说，“制裁在实践上不可行，任何朝着这个方向做出的努力只会恶化而不会改善国际关系。”
杜威的众多弟子则仍活跃在中国的各个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
陶行知结合中国实践，发展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原则，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新主张。他不仅在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还把自己名字的顺序换了一下，从“陶知行”变为“陶行知”。杜威曾这样称赞道：“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
192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法令》，遵循的就是杜威“发展儿童中心教育”的原则，其具体纲领也基本出自杜威的教育原理，如促进民主精神，推行生活教育，鼓励个性发展等。
1922年，中国施行的学制改革，所采用的美国模式（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及所提倡的设计教学、问题教学等教学方法，也体现了杜威教育思想。
不过，正如杜威所说，“理想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政府和教育，好政府的前提是好教育，但是好教育的前提是有好政治”。当时中国内外交困，杜威的理论可谓是不合时宜的先知，注定只能是“一时时尚”。
虽然在中国逐渐被遗忘，但杜威女儿说，中国一直是杜威深为关切的国家，这种关切仅仅次于他自己的祖国。
在中国发生了“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后，杜威联名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致电蒋介石，敦促释放“七君子”；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杜威又联名呼吁许多国家的政府元首和学术名人，号召抵制日货，阻止日本的侵略战争。
美国也十分看重杜威在当时中美关系上的地位。美国对日宣战以后，曾派空军于1942年在中国的几个城市空投传单，传单的内容就是杜威写给中国人民的公开信：“日本的文学、艺术、宗教都来自中国，待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必将重回精神领袖的地位，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徐国琦认为，杜威通过学生，或者学生通过他，都影响了中国美国的历史进程，这是中美之间一段非常独特的“共有历史”。
（参考资料：《杜威在华学谱》顾红亮著，《杜威在中国》张宝贵著，《舍我其谁：胡适传》江勇振著，《杜威家书》刘幸译等）
（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19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