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霏
【摘要】作为北京万泉河的一段，清华校河自明清到近现代几经风霜。通过综合性利用清华校史中的成文史料（回忆录、档案、诗文）、水利史的地图资料与水利工程基建图纸等图像史料，以及整合“三山五园”园林史特别是圆明园史和北京地方史的研究成果，本文首先梳理了校河及景观变迁的历史。自1707年被作为熙春园的园景河以来，校河由自然河流变为人工模仿自然的河流，又在1908年后的民国时期成为一条小生境完整的自然河流，将具有互动性的景观对各个阶级，乃至生态系统中各生命体都完全开放。然而，1978年的万泉河治理行动打破了这种平衡，清华校河由一个曾予人强反馈、具有包容性且可自给自足的互动舞台，成为了一个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维护的自然布景。清华校河景观开放性与互动性的变迁影响了回忆的形成，从而影响了清华人对学校的认同。此外，对校河的治理亦揭示出工业化背景下科技与自然互动的三种模式，通过强调古典及近代校河以当地物治当地河的经验，为当今城市化、工业化大背景下的河流治理提供了值得思考的案例。
【关键词】清华大学 万泉河 景观 乾隆帝 北泽川 利奥波德
清华大学校内有一条河。它作为一条排洪渠道，拥有工程师精心测算过的干净、整洁、笔直的混凝土河道与水泥堤岸，硬化的河岸人行道上整齐地种着两排垂柳，夏秋季生命力顽强的爬山虎会沿着水泥堤岸向下蔓延，点缀着河岸的风景。这条河内常年少水，鲜有水生生物，水位只到脚脖子高的河水裹着腐烂树叶和发酵的蓝藻缓缓东流。它不具备自净能力，有水时水体发绿，悬浮物质多，小球藻数量巨大，四季腐臭难休。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这条河的面貌一直如此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曾几何时它的面貌如何？它又是在何时因为什么原因变得如此？伴着其变化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此类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驱使着我们想要对清华校河景观的变化问题作一番探究。
从景观历史的角度看，清华校河既是古典景观向工业化景观转变的典型表现，是探究自然观念变迁的重要渠道，也是理解人类干涉自然、通过权力与科技塑造景观的不同方式并分析其造成的不同结果的重要窗口。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借鉴自美国学者W.J.T.米切尔，他在《风景与权力》中提倡要将景观“由名词变为动词”［1］，以通过对景观本身的梳理与探索理解其背后的社会和主体性身份（subjective identities），从而理解形塑并控制景观的权力（power）。在这种视角下，景观/风景（landscape）1被看作一种记忆档案，它“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2］。当我们“沿着时间之流，从古代源头追索这些主题发生的形式和意义上的突变和置换时，不仅能揭示出过去与现在的内在深层联系，与此同时，它也将在某时某地展示这些符号对于人类疑虑的文化和认知意义。”［3］而在对可见的景观进行解读之后，在弄清权力结构的基础上，我们还试图从景观中被排除的成分来进一步探讨人类干预水体的不同形式的利弊得失。
一、生机勃勃的溪流： 20世纪70年代之前校河的面貌
探讨清华校河景观的变迁，需要从今天清华校园的水系说起。今天清华校园的水系包括一河两湖，河是校河，湖则是近春园荷塘与水木清华荷花池。清华校河尽管名义上称作校“河”，但从行政归属上看，只能算是万泉河在学校中流过的一部分支流，管辖权亦属于海淀区河道管理所而非校方。不过，这确实是拥有文化认同的一段河道，自清华建校之日起，人们便以“清华校河”称之。像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一样，清华校河是清华地理与文化双重认同的产物。本文所研究的，正是这种自然与文化意义上的校河。
从自然属性看，清华校河实际上是北京万泉河的一段，属于海淀区水系。海淀区水系的形成，主要与永定河的变迁有关。古永定河几次改道后，因地势所定而构成了冲积扇。随其不断南迁，古清河断流留下的河道上构成了诸多湖泊、沼泽、洼地，这就是海淀地区的来源。由于位于冲积扇之上，本地区的土壤是粘—轻中壤土，石质多为松散堆积物，以各类壤土、砂壤土、砂/卵砾石为主，比较容易渗水及受水侵蚀。本地区的水文特征则与北京湾成因有关，为第四纪松散层孔隙水与碳酸盐岩（奥陶纪灰岩）溶裂隙水。由于本地区的岩性“颗粒细，地下水受阻，使埋深变小甚至溢出地表，形成了地下水溢出带”［4］，地下水源极其丰富且年变化幅度较小2。这种地上地下水源均丰富的地理特点，造就了“海淀”之名3，正是个“输君匹马城西去，十里荷花海淀还”的多水之地。
万泉河就诞生于这种“平地有泉，淙泊草木”的环境下。万泉河流域诞生于一段永定河故道之上，而且反海淀区西高东低的自然地势，由西南流向东北。这种反自然的流向来自于人工改造，是金代建都北京后挖通海淀台地，掘出南长河，以导西山泉流入都城作为主要水源的水利工程的结果。这也揭示了以万泉河为代表的历史悠久的河流人工改造与自然特性结合得极其紧密的特点。
由于水源丰富，风景秀丽，兼之地理位置合适，清代整个万泉水系都被圈入皇家园林之内，与玉泉山水系一同供水三山五园4。万泉水系对皇家的重要性不仅可以通过乾隆帝的题诗看出来，还可以通过他在万泉庄修建家庙泉宗庙，并立碑命名该处各泉水28处的事实看出来。主要位于万泉河北段的清华校河前身正是这样卷入了古典园林的景观，因而被塑造成一条古典的河流。
今天的清华大学建立于清朝皇家园林熙春园（后分为近春园与清华园）的基础之上，水系亦作为园林的一部分而得以建造及受到管理。熙春园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建园5并被赐予康熙第三子胤祉，1767年归入御园圆明园，由朝廷指派的六品苑丞、七品八品苑副及三十名园户管理，直至1822年道光将此园赐亲王绵恺时，朝廷才撤销管理园林的官员［5］。无论是熙春园还是近春园，作为水景园圆明园的附属园，其设计思路既继承了明代园林的特点，又充分利用了附近的水系，从一开始就与万泉河紧密相连。从《圆明园园林艺术》的“万泉河与三山五园图”［6］可看出，清朝流过清华园的万泉河与今日校河的大体流向与分岔形状十分相似。在苗日新先生的《熙春园清华园考》［7］一书中，可见康熙朝时，清华校河走向已与今相似。熙春园最初的位置在水磨闸一带，万泉河水从进水闸进入荷塘，在园内两塘兜兜转转，在松鹤山房附近向北经出水闸流出。今日荷塘荒岛的位置曾是陈梦雷与康熙帝皇三子胤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地。荷塘（柳塘）与荷花池（方塘）虽与今日的形状有些差别，但相对位置大体一致。从图来看，康熙朝的清华园水系和水量远比今日更盛。乾隆朝时对熙春园进行了小规模的修葺，增加了21间建筑，在荷花池北河道上游“添修了木板桥”［8］，但园内水系几乎丝毫未动。由咸丰朝故宫所藏的圆明园外围河道图［9］来看，万泉水系的走向大体稳定，永恩寺南端的东支河水位置丝毫未变，唯独从西边入园的河流与经过长春园的河流位置相比乾隆朝有些变化，但水体形状与今日相仿，只是清末的水量更盛。
在荷塘建松鹤山房修书的陈梦雷留下了大量诗文，使我们得以勾勒文人与水互动的脉络；乾隆帝1768-1781年间对熙春园的26次探访留下的85首御诗，则从皇帝的视角描绘了不同季节的景观。当时的万泉河水面空阔，水体清澈，沿岸树木兴盛；从荇、萎、“岸草汀花……好似珠联贯”［10］的生长情况判断，水中的野生植被也十分繁茂，“蛙鼓”、鹅声、凫、鸳鸯、大雁等生态圈顶端物种的繁盛说明了小生境的完整。陈梦雷不仅在园中垂钓、社交、弹奏古琴、在湖心看昆曲赏月，也在河西垦田种麦与黍，更在松鹤山房以北的曲沼养鹅、鸡与猪，与水的互动同时具有经济价值、娱乐价值及审美价值。对于皇帝而言，乾隆时园内植被似比康熙朝更具观赏性，也更具人工干涉的痕迹，植物由榆树、柳树、松树等乔木以及荇、藻、岸草等野生植物变成了“红桃”以及“姹紫柔青”的花朵，呈现出“砌花红琐碎，庭树绿骈罗”［11］的人工景象。此外，由于乾隆帝酷爱赴此观赏“麦长虽弗齐，吐穗率已半”的麦收景象，来“藉用验农功，讵止资游玩”［12］，这里还种植了大片麦田。皇帝在园中赏花、听松声、避暑、赏雪，四季均有完整而新鲜的体验。柯律治（Graig Clunas）在《西方对中国园林描述中的自然与意识形态》一文中分析，中国园林是“用人造物来营造自然景象的场所”，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此阶段园林中的人工河流具有近乎自然的面貌。
在清华园中怡情自娱的皇帝并没能拯救国运衰退的中国。1860年英法联军报复性地烧毁圆明园，近春园虽幸免于难，却在后续对圆明园的维修中逐渐遭到损毁，沦为荒岛。清华园则由于支持义和团运动的端郡王而被皇室没收并弃置，逐渐荒芜。皇室失去了中国，也失去了支配水与园林的权力。下一个形塑清华园水体的，是清末民初之时清华大学的校园管理者们。从1908年建校后直到1978年万泉河治理工程之前，清华大学校园虽不断扩张，校河的水系却仍维持着古典园林的格局，只是水量不断萎缩，以至于荷塘与水木清华的水塘之间不再有水系连通。这一阶段，校方针对河流所做调整不多，针对校园景观也只有针对“农民为自便利种植起见，往往任意堵塞”的水磨村出水闸到进水闸一段，以及进水闸到长春园过街楼一段的河流要道，学校“请内务部将那段地方一律按例给价，并归本校圈管”，花了一万零五百元大洋专门建起围墙以护河，并“养植花木，保护明代和清代松柏”以及“维护道路和河流”［13］而已。
不过，也许正是这种有限的人工干涉，造就了最具活力也最优美的校河景观。本阶段的校河呈现出完全自然健康的面貌。从本时期涌现出的大量回忆录来看，当时校园中的自然元素，例如植物与水，都给在其中活动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校河周围的景观充满了互动性。就植物来说，自明清古典园林继承而来的古树对于当时的同学似乎是最有冲击力的，而古典园林时代留下的牡丹、玉兰、山茶这些比较娇贵的人工花朵，在这一阶段的回忆录与文学作品中鲜少被提及，同学们留下鲜明记忆的往往都是二月兰、勿忘我、野菊等野花。当然，那时也有文字提及桃、杏、梅等今天亦常见的木本花朵，但这些花究竟是人工种植亦或野生，目前的记录尚不足以断言。野生植物蓬勃生长，昆虫亦繁盛。宗璞在不少文章中都回忆过清华园“溪上草间”的萤火虫。当时的清华园夏夜飞满作为生态指示物种的萤火虫的景象，说明了当时生态系统的健康度极高。除了萤火虫之外，蝉、蛐蛐等鸣叫的草虫也常被提起［14］。
就水而言，在校河景观中，河中溪水最具互动性也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路边小溪里的碧水，老是那样缓缓地流着，清澄可以见底，只是被树影盖满了。上面有两三座别有风趣的白色小桥。”［15］树影与动态的水景搭配，不仅美不胜收，更是人们常活动的地标（landmark）。在二校门外的这一段校河，“常有许多农村的人在桥下洗衣服”，“右边萦纡的溪水，掠岸湍奔过，两岸满是水草，许多露形的男孩女孩，在玩水边的泥沙、筑城、开河、造桥、堆宝塔，也有赶水面上鸭儿鹅儿回家去的。桥下是他们的母亲伏在石上浣衣。”［16］清华的学生则“被二校门外的涓涓水流……吸引去听自然的音节。他们带着鲜果干点，择绿草为茵，欢笑之声不绝”，旁边还有售品所出售当时很稀有的冰淇淋［17］。劳动与休闲，这两类水边的活动虽暗暗地划出了参与者社会阶层的差别，然而它毕竟还在同一片空间中容纳了这两个阶层，使他们有彼此接触、彼此交流的机会。这种开放的姿态是近代校河最大的特点，它给予活动于其中的人们互动的权利：“清华园各处都向我们敞开着怀抱。荷花池，夏天可坐在池畔草坪中看蜻蜓、看荷花，冬天可以溜冰。气象台前，可以采野菜、爬到桑树上边看小说边吃桑椹，直吃到嘴唇乌紫。奶牛场，夏夜可躺在草垛上，仰望星空，和大学生、场里老师一起讲故事、神聊”［18］，出名的“威廉特尔式的猎手”，会去附近的西山打猎并将打回来的肉送人，而朱自清先生则在深夜走进荷塘，缅怀着古人与水富有生气的互动，通过《荷塘月色》将校园水体的互动性推进到文学想象的高度。
这一阶段的校河不仅仅对人类开放，小生境中的生物亦可以与自然景观中的其它生物自由互动，河中的荇藻、西洋菜、乌鱼、甲鱼、乃至各种珍禽，都与人类共享着享受与使用这片景观的权利。
二、失去生机的水泥沟：万泉河治河行动与当代校河状态
1978年，校河自然健康的水域状态被打破了。从校园管理者无为而治的手中接过塑造这条河流与景观的权力的，是积极进取的中央政府，而切实造成改变的，则是统一规划指引下的工程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1978-1985年的治理清河及其支流万泉河的治河行动，清华校河被塑造成了本文开头所叙述的形象，成为了一条典型的工业社会的、无所互动的水泥沟渠。
在行政区划上，校河从属于万泉河，万泉河又从属于清河。海淀区水务局规定，作为“全境均在海淀乡境内”的万泉河，全流域都“属城市排水、供水河道”，其中校河这一段属于“大石桥以上河段”，它是“观赏河道，由于受益和影响面较大，由区河道管理所管理”。这也就意味着校河并不是一条独立的河流，清华校方对校河没有实际控制权，校河的管理权属于学校以外的水务机构。因此，这条从文化意义上构建清华自我认同的河，就成为了巨大行政机构中的一小段“观赏河道”，它自身的生态与文化意义，需要全部让位于整体的行政规划。治河行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
按照行政归属，与清华校河直接相关的万泉河治理实际上是清河治理行动的一部分6。万泉河作为清河支流，其治理工作始自1983年。几个原因使得此时的万泉河引起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注意，使其治理变得刻不容缓。其中，泉源的枯竭7、因缺乏排污口而造成的河道污染8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如臭气与易涝），特别是经济发展，修建住宅区的现实需要9，共同促成了这次治理行动。1981年8月1日北京市政府颁布京建规定字第204号文件治理万泉河，1982年，与清华大学协商后，治理工程正式开始。
这次治理工程彻底地改变了自清朝建园以来一直未动的河流形态。万泉河治理项目本身分为三部分：（一）清污分流（污水截流）工程；（二）万泉河河道整治工程；（三）校河改道及另辟主河道工程。其中在（一）部分，通过营建污水泵站和污水管网，解决了此前因排污造成的污染。在（二）部分，则将曾为土明渠的万泉河主河道修成了今天的矩形混凝土明渠，增修跨河桥与滨河路。这项治理工程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河流的面貌，也彻底改变了校河景观。而工程（三）则将校河的走向变为两叉，使其成为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样子。［19］
治理工程所改变的，不只是校河的走向，还有河流的整体景观与生态基础。曾经，作为土明渠的草堤岸低于路面，整个河堤呈坡度极缓的梯形，又由本地的粘-轻中壤土组成，因而能生长各种各样的植物、昆虫，以构成小生境，并允许学生在河边席地而坐，让孩子们钓鱼摸螺蛳，让人与水亲密接触。经过整治之后，河堤变成了直上直下的矩形，河道亦被裁弯取直。一方面，新的河堤以混凝土铸就，结构致密，无法生长植被，生态系统存在的可能性被抹消；另一方面，呈九十度垂直于河面的河堤远高于河面，河流就好像被装在匣子中，人们与校河接触的唯一途径就只是站在滨河道上俯视它。当人们看河的视角由平视变为俯视，自然就由之前可容纳活动，形成回忆的场所而成为了低于人类，无所互动的对象了。
采纳这种匣中河的构造，主要是为了防洪。万泉河全流域都“属城市排水、供水河道”，硬化河堤是工业社会治河的最常见手段，将河流统一规划，装在方方正正的空匣子中（排洪河道平时不允许有水），雨季或其他时候，从城市其他地区涌入的洪水才能以最快速度被排走。而校河原生的河道是北京常见的粘－轻中壤土和石质的松散堆积物，容易渗水也容易被侵蚀。为此，工程师经过精心测算，留下了貌似干净整洁而笔直的河道。这时，河岸景观亦不同于“野蛮生长”的近代校河。由于水泥堤岸不能生长植物，校河边的植物完全生长于河堤上方滨河道上。在统一规划之下，除了自西门改道的滨河道所种的银杏树之外，校内的其他滨河道树种只有柳树。爬山虎则自滨河道一路向下面的河道蔓延，遮住了光秃秃的水泥堤岸。唯一还有点自然色彩的地方，则是柳树脚下盛放的紫色的二月兰和黄色的抱茎苦荬菜，但这些植物在清华的其他地方亦有生长，并不是为了河流特地而来的临水植物，它们只是碰巧长在滨河道上罢了。
就河流本身来说，由于河道主要为了排洪存在，在夏秋时分北京的丰水季节，市水利局不允许河里有水。水泥堤岸已无法让植物生长，再加上四季少水，几乎不可能有通常随流水而来沉于河床的土壤。由于河底无土，河床完全由难穿透的混凝土构成，本来成长于松软砂土之上的本地水草以及水底植物就失去了生长的环境。没有植物，没有植物光合作用排出的氧气，水底生物更难以生存。结果，在新的校河之中，唯一能生长的就只有对环境要求极低的绿藻门小球藻与蓝藻等浮游藻类。校河有水时，最常见的河景是在不到脚脖子高的河水中发酵的蓝藻与两岸行道树脱落的树叶，在慢得几乎无法察觉的河流东进中逐渐发酵腐烂。丰水季时，有时会从上游冲下来一小团鲫鱼鱼苗，但由于校园中段的水坝所隔，这些小鱼无法在校河中生长，往往不是随水的干涸而死亡，就是成为了路过的野鸭的盘中餐。
总之，治理之后的现代校河，无论在哪一段，看到的都是规矩、整洁、统一的风景。笔直的河道，如卫兵般拱立的柳树，驯服得几乎不再流动更不可能威胁到人类安全的河水，象征着工业化碾压一切的效率的同时，似乎也在高歌人类战胜自然、驯服自然的成就。但是毫无生气的河流传来的阵阵臭味，似乎又在讲着另一个有些暗淡的故事。
由于缺乏完整的生境，没有流水，没有水中的动植物、浮游生物和健康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细菌，现代校河完全没有自净的能力。治河工程结束20年后，清华大学师生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我们的校河，国庆时像咖啡，校庆时像绿茶”。环境学院的师生2010年对校河水质进行分析时，发现排污口氨、氮、COD均超标。河里水体发绿、发臭，悬浮物质多，小球藻数量巨大。校河依然是“四季臭难休”。在清污分流、排洪成功之后，河流因为缺乏自净能力又一次变得恶臭难当。而要治理这样的河，只有通过人工干涉。
实际上，在万泉河整治工程之后，治理过的校河对人的依赖似乎只增不减。工程出现的种种事故需要人们去维护，恶臭的明渠需要人们去疏通，暗渠的垃圾需要人们去打扫，校庆时学校要向水利局以每立方米0.3元的价格买水，多雨时要调整水坝开闸放水。这条河在古典时代与近代时期，从未令人操过心，而彼时不仅景观美好，还有附加的生态与文化效益。如今，当人们用决心与科技去征服自然时，所获得的却似乎只是无尽的麻烦与不断出现的环境问题。这使我们不得不反省河流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溪流到水泥沟，在校河景观变迁的过程中，在人力对自然施加影响的几种方式中，究竟有没有高下？究竟何种方式对整体生态圈以及作为其中一环的人类本身来说最为理想？
三、科技之力、科技之厉
通过以上叙述，似乎可以说，曾几何时清华校河很美，因为它曾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其中每一个自然要素，譬如树、草、虫、鱼、鸟等都承担着各自的功能。现在的校河依然美，但这种美已不再承担任何功能，只是秩序的体现而已。
万泉河治理工程造就的校河并不是个别现象。实际上，建国后我国的一系列的水利工程都带有强烈的征服自然的色彩。北京地区1951—1954年修建官厅水库、1956年永定河引水工程、1961年密云水库一期水进京，1965—1966年密云水库引水工程结束，以及1989年从团城湖到门头沟城子水厂的东水西调工程，无一不改变了本地区的河流结构，体现了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从国家的角度讲，文革以来，在革命乐观主义的催动下，诸如北京十三陵水库的建设、三峡大坝的修建等等一系列大规模、影响深远的水利工程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完成，成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建设“主观能动性”的工具。在自然山水间，这些与自然风光不太协调的人工造物突兀而骄傲地矗立在那里，展示着人类科技的力量。
科技固然是有力量的，科技也可以带来利润。但是，科技同样是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清华校河的治理不仅展示了人的力量，也展示了人将自己凌驾于自然时可能造成的潜在问题：作为一个年轻的种族，我们人类对自然和生态圈复杂微妙的相互关系理解得还不够；我们的决心与科技并不能够解决我们引发的雪崩般的环境问题。清华校河遇到的问题，前文已经充分阐述过，与万泉河水系相连的圆明园福海在2006年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2006年，圆明园管理处为了保证圆明园的福海有足够的水，在湖底铺满了防渗膜，因此彻底抹消了福海内自净的可能以及福海内有生态系统的可能。
所发生的这一切，正是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警告过我们的。他在《沙乡年鉴》的“环河”一文中，曾这样说过：“政府提醒我们，必须控制水涝灾害，所以我们将牧场中的溪流截弯取直；负责这项具体工作的工程师告诉我们，现在小溪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可是随之而来的，我们的老柳树消失了，站在老柳树上鸣叫的猫头鹰消失了，中午站在柳树下摇着尾巴驱赶苍蝇的牛也消失了。我们那些开着闭龙胆花的小沼泽地也消失了。”与此相比照，我们看到，通过当代工程整治后，清华的大橡树、成群的乌鱼、小鸭子、萤火虫也统统消失了。
而这种截弯取直的调整，也许完全是不必要的。“水利专家指出，从水利的角度来看，小溪的蜿蜒曲折是不可或缺的。冲积平原本质上是河流的一部分。生态学者也指出，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只能和那些水道基本保持自然状态的环河和谐相处。”［20］马克·乔克在《莱茵河：一部生态传记》中也讲述了莱茵河如何被工程师截弯取直，又如何通过恢复莱茵河及其支流“更加自由轻松地溢流，一如它们在自然条件下的流动”，来挽救被工程师摧毁的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抗洪的能力。若我们能忆起海淀区，甚至北京城实际上就生于自然河道——永定河——造就的冲积平原，忆起我们今日的繁荣正是深深受益于这种保持自然状态的河流，是否就能使我们在重新检视清华校河昔日繁荣与今日干涸的尴尬处境之时，多一分批判性的警醒？
利奥波德针对美国那种只“注重不实用的观光品”的自然资源保护的批判，正切中今日清华校河问题的肯綮。校河的问题映证了他的先见之明：“每当我们用人工培育的物种取代野生物钟，或者我们用人工运河取代自然河流，都会引发土地循环的重新调整。我们无从了解也无法预见这些调整，除非调整的结果让我们失望，否则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21］这正是对校河的治理中曾发生过的。
实际上，当今谈到环境问题时，人们常用的隐藏预设之一是城市化与工业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的矛盾不可调和。但是，无论是清华校河本身的历史，还是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治理河流的历史，都展示了双赢的可能性。清华校河状态最好的时代，是以人工模拟自然的时代之后，人工培育的小生境转化而成为自然的小生境，完全摆脱了人力的干涉，同时还为人类带来了生态、经济、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而泰晤士河10和日本北泽川11的治理过程都恰恰与清华校河的历程相反：这些工业国家的河流都先经历校河的现代状态，遇到种种问题，然后才用人工模拟自然，并受益于最终完善的自然小生境。
以北泽川的例子来说，这条河流曾是生机勃勃的天然河流，在1920年前后由于城市化引起的密集人口破坏了环境的生态承载量而变成了臭烘烘的河流，河中生物消失，洪涝频发，常引发所谓的“城市水灾”。人们为了治河，就在昭和初年先用与当代清华校河相同的垂直混凝土壁加固河岸，后来又在昭和五十年索性把完全依赖于人工处理的臭烘烘的河流变成了地下的暗渠。但是这样的治理方式，从长远来说得不偿失，因此北泽川当地的居民发起与主导了建设群落生境的治河实验，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模拟自然河流的形态，并种植植物，引进当地昆虫与生物物种，最终得到了一条不仅在生态上健康，在文化与认同方面亦具建设性的河流。北泽川的例子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清华校河经历过人工模仿自然的时代，并且确实受益于这种模仿。我们也许应当更仔细地审视，更认真地看待古典及近代校河治河的历史，学习当地人以当地物治当地河的经验，以裨益于当今城市化、工业化大背景下的河流治理。
北泽川治理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科技与技术之“厉”，其实可以转化为科技与技术之“力”。以科技凌驾于自然，以“第二自然”替代“第一自然”，取得的只能是“四季臭难修”的苦果。但是，以科技模仿自然，将“第二自然”尽可能地建设成为“第一自然”，却能使三文鱼回归泰晤士河，鳉鱼和蜻蜓回归北泽川，也许也能使乌鱼与野鸭回到清华校河。实际上，在清华现有的“一河两湖”中，就存在着以科技之力建设自然之美的正面案例，极适合用于收束本文的讨论——那就是前文曾提过的，曾孕育了《荷塘月色》的清华荷塘12。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 在早已无福消受了。朱自清先生的荷塘仍是优美繁茂的，其中各种植被都蓬勃生长，营造出生机勃勃又幽雅的风景。但他仍然不满于只有观赏价值的水，而是渴望着采莲这种人与水高度互动的活动，尽管他所在时代，已是清华水系互动性最强的时代了。而水系的互动性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的生态意义，更在于这种互动性可以促进认同感的形成。朱自清写荷塘，明清时皇帝写水景，民国时的清华人怀念小溪，均是因为互动性强的水体提供了足以让回忆形成的环境，这些回忆构建了清华人对于学校的认同感。而今日清华的师生除了抱怨污染外，甚少提到校河，或从不以它为清华精神的代表，其实正是校河“无所互动”的现状带来的恶果。
其实，今日荷塘也像校河一样，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与挑战。曾经，荷塘的水源就是校河，两地一样流淌着自万泉河而来的清洁之水。而今，校河归水务部门所有，校内河段全年少水，而荷塘依旧四季郁郁葱葱。如今的荷塘之水也不再是自然水源，而是源自荷塘边的水泵小屋。水泵打出的水通过进水口自荷塘边汩汩注入，又通过不显眼的出水口流回自身，不断循环。
通过技术，人工的荷塘在景观上依旧保留了古典时代的自然形态。在那片仍在不规则的水塘里乱乱挤在一起的荷叶和荷花中间，水黾在水面奔跑，蝌蚪和小鱼在荷叶下钻来钻去，举着钓网的小朋友和带着鱼竿的爸爸以及坐在邻水石凳上聊天的妈妈，构成了新的充满活力的和谐的自然风景。这种关系不像人们和水曾经的关系那么密切，但它毕竟展示了工业时代治河取得人与自然平衡关系的新的可能性。
结束语
英国学者温迪·达比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中曾经追问：谁能进入风景？谁能与风景互动？谁被排除在风景之外？
从清华校河景观的变迁来看，曾经进入古典园林，能够享受风景并与之互动的只有享受皇权以及皇权认可的特权群体，但实际上在园林中工作的人们——太监、宫女、侍卫、杂役——都有机会与水互动；而且当这种互动进行时，其深度与丰富程度远比今天为高。在这里，我们能够注意到针对景观而言，名义上独占的权力实际却是下放到具体的个人，并且这些个人也能够享受到的。乾隆帝诗中写到的那些风景，是他与在园里工作的下层阶级所共享的。陈梦雷的例子更展示了当时的景观除了具有审美意义，更与生活息息相关。校河的近代时期也许是最理想的风景与人互动的阶段，彼时风景中的一切，包括河流的观赏、从河流中获取资源——无论是渔业、娱乐或是生态资源——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不仅是人群，对于河流小生境中的花、鸟、鱼、虫、微生物来说，校河也曾对它们开放，河边所有的生物在河流中休养生息的权利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发展。然而，只可惜这将风景的权力实际下放给每个人的“初日翠涟漪”已“溶溶去不回”了。
今天，理论上来说，我们的河流对所有人开放。所有人都有权走到河边看着河，拍照、沉思，但人们能做的活动也就仅此而已。在校河边钓鱼、河里游泳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当然，清华校河的现状实际上也使这些活动变得完全不可能，因为真正留给人们互动的水景几近于无。即便不谈互动，单就观光与拍照而言，一条没有水，没有生物的河，一条笔直没有变化的河，又有何可拍，有何可玩赏？与古典阶段名义上封闭，实际上却允许与景观互动的权力共享的状况相比，现代校河恰好与之相反。名义上对每个人都开放，实际却已经没有多少值得互动的内容，这也正是工业社会城市中自然景观所存在问题的典型表现，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注释】
1 landscape概念翻译成中文时有景观和风景两种译法，前者多指进行理论探讨时泛化的风景，后者则更多指现实中的景色。本文所探讨的landscape更接近前一种译法。
2 例如莲花池、玉泉山圆明园一带总蓄动量可达50立方米每秒。根据《海淀水利志》90年代的记载，中关村地区埋藏的碳酸盐岩钻孔出水量可达极可观的每月4000立方米。这些盐岩因在昆明湖附近埋藏极浅，曾是北京最好的备用水源。
3 明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写道：“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有泉，淙泊草木间，潴为小溪，凡数十处。北为北海淀，南为南海淀，远树参差，高下攒簇，间以水田，町胜相接，盖神皋之佳丽，郊居之胜选也。”
4 玉泉水系在明末清初，供水“三山五园”时水量甚旺，但乾隆年间已显著减少，28年时总出水量为2.01立方米/秒，1949年时1.54立方米/秒，1975年5月断流。其断流原因与官厅水库的建设、地下水超量开采、上游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关，李裕宏在《城市水系史话》中有详细论述。尽管玉泉水系亦曾是校河水源之一，因其断流，今日校河在归属上完全属于万泉河流域。
5 此年份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及苗日新先生考证得来。
6 清河河道窄浅，湾多，非常易涝，多次淹没整个文教区。五十年代，北京市政府就曾治理清河，1977-1985年的治河是一次专项工作，以20年洪水标准治理了清河干流，河道裁弯取直7处，用石料、混凝土、碎石护砌土质河坡，修滨河道，广植路树并新建桥、闸、涵洞。
7 万泉河的河水有两个来源，一是玉泉山山泉，一是万泉庄泉水。 五六十年代，如前一部分的回忆录所揭示的，万泉河还是一条清澈健康的河流。逐渐地，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的用水需求激增，到1975年5月，明清时泉源遍地的玉泉山泉水完全断流，而建国后万泉水源就逐渐枯竭了。
8 “解放后由于工业发展住宅小区建设生产污水量达260立升每秒，而该地区又没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导致污水未经处理就排进水系。清华校内污水也未经处理就经数十个排出口直接排入水系，造成河道污染。”排污的单位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学院、西颐宾馆、造纸厂、洗染厂。此外，苏州街污水泵站还将文教区污水西干线的污水全部抽升至万泉水系，水量约260公升/秒，直接将万泉河变成了污水河，连地下水源都受到了污染 。
9 从长远来看，1981年万泉河东21万平方米的住宅区的修建是拉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从短期来看则必须先解决雨水和排污的问题。
10 泰晤士河的治理经验，参见梅雪芹，“泰晤士老爹”的落魄与新生“，《环境保护》2007年第14期，以及梅雪芹，“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历史教学：高校版》2014年第4期。
11 北泽川的治理经验，参见福川裕一著，《让城市返回大自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12 根据黄延复、余小东在《荷塘月色何处寻？》与《荷塘月色何处寻？（续）》中的考证，以及肖然《那晚，朱自清在哪儿溜达？》中的推测，近春园附近曾有7处荷塘，朱自清的荷塘应处于今天的近春园招待所与绿园-即校河到湖心岛-之间，这个很小的被垂柳环保的荷塘，今天已经消失。不过，今日留下的荷塘在朱先生之时也存在，且风貌具有古典风采，因而朱先生的《荷塘月色》仍然适用。
【参考文献】
［1］［美］W.J.T.米切特编：《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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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延复、贾金悦著：《清华园风物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何重义、曾昭奋著：《圆明园园林艺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7］［8］［9］［10］［11］［12］苗日新著：《熙春园 清华园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13］孟凡茂：《唐国安先生年谱简编》，清华大学校史馆：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xsg/8348/2014/20141115162203130941440/20141115162203130941440_.html，2016年7月4日。
［14］［15］［16］［17］［18］侯宇燕著：《清华往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72、30、90页。
［19］万泉河水系污水截流管工程初步设计说明书，清华大学基建处档案，484-2号。
［20］［21］［美］奥尔多·利奥波德著：《沙乡年鉴》，郭丹妮译，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
（原文刊载于《学术研究》2016年第8期；作者为清华大学2019届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