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金富军
梅贻琦
20世纪30-40年代清华大学留学生选拔、培养、派遣能取得巨大成绩，与梅贻琦校长大力推动与积极擘划有直接关系。
梅贻琦是1909年第一批直接留美生，直接得益于庚款资助留美政策。1915年起在清华任教，1929-1931年曾任留美监督处监督，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自此，清华校务始告稳定。待清华校务甫一稳定，公开考选留学生即入清华日程。
梅贻琦对留学生派遣有深刻认识。他跳出此前校内外“往学”、“来教”的纠结，视开放与交流为学校重要的办学传统，将派遣留学作为学校重要的工作之一。
梅贻琦指出：清华大学“不仅为国内最高学府之一个，同时亦当努力负起与国外学术界沟通之使命。”“派遣留学之举，吾以为应永为清华之一部。以清华经济言，倘不受意外变动，每年可供给二三十人留学，而不致影响于全校之发展。至于校外各界所望本校仍行选派专科学生之办法，足于本校派遣研究院毕业生之旨相同。……倘将来基金无问题，学校收入稍得宽裕，则本校正愿扩充留美学额，每年加派外选专科学生数人，以应外界之需求也。”
1940年，抗日战争日益艰苦，梅贻琦仍坚定地认为：“吾人固知抗战期间经济之困难，吾人尤知建国事业需才之迫切，不及今储才备将来建国之用，后将有才难之感……。凡此虽当学校经费不裕，外汇难得之际，皆以仰体政府求才之殷望，勉继吾校三十一年以来所负之使命耳。”
1944年，梅贻琦在告校友书中写到：留美公费生 “此项留美考试，如将来财力允许，希望能继续进行。”1947年3月，清华大学已经在清华园复员开学，梅贻琦在告校友书写到：“考选留美公费生，为清华一贯之政策，如与国外学术机关之联系、交换，亦为应予注意之问题。至于如何实施，将来当详为筹划，相机进行。”
可见，留学在梅贻琦心目中始终有重要地位，是清华大学重要工作之一。在他殚精竭虑擘划下，清华大学留学生选拔、培养和派遣在清华学校时期基础上，不但范围更广，类型更多，质量也更加提高。
梅贻琦校长负责留学生选拔、实习、派遣、资助等总体工作并不是挂虚名。以留美公费生为例，他和叶企孙等一起，从世情、国情出发，站在国家民族发展和世界学术发展的高度，将留学与国家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公费留美生考试委员会组织、留学科目设置，到每一位学生指导导师聘请、实习和留学计划制定，以及学生最后对指导导师回函感谢等，梅贻琦校长都悉心擘划、精心组织，确保质量。
梅贻琦亲力亲为，审阅、批复大量留学相关来往信函，处处反映出他对留学生选拔、培养、派遣等工作的重视。
一、尊重教师、关爱学生、细致周到
清华大学对留美公费生指导导师聘任非常重视，由梅贻琦校长亲自聘任。校长办公室拟就、发给指导导师的邀请信，梅贻琦校长会悉心修改，充分体现了他对导师的尊重和一丝不苟的作风。
例如1934年赵九章考取第二届留美公费生。1934年10月29日，梅贻琦致函竺可桢请其担任导师。
藕舫吾兄大鉴：
日前邮上一函，敦请吾兄担任母校本届留美公费生考试高空气象气学门考取生赵九章君留国实习指导，谅承鼎诺。经与叶企孙先生商定，兹特嘱赵君前来尊处实习，以便就近聆教。尚希不吝指导，惠于借鉴为盼。
其中，“经与叶企孙先生商定”、“实习”为梅贻琦校长在底稿上增加。
再如费青考取第二届留美公费生1934年。1935年1月8日，梅贻琦拟就致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郭闵畴函，请他和燕树棠共同担任费青指导导师。
闵畴先生大鉴：
别教多日，良用驰慕。比维公私迪吉，允符藻颂。敬启者，敝校廿三年夏留美公费考试国际私法门考取生费青君留国调查实习事宜，前承惠允指导，无任圻感。兹特嘱费君 命来沪，面聆教益，即希赐予接见，指导一切，无任感荷。至费君在沪调查拟以一月为期，调查完毕，仍令回平预备德文及其他工作以便于来夏赴德研习此种计画。燕召亭兄亦以为当尊处想必赞同也。
信件底稿中，梅贻琦校长将底稿中的“赐予接见”后的“不吝指示为感”划去，增加“指导一切，无任感荷。至费君在沪调查拟以一月为期，调查完毕，仍令回平预备德文及其他工作以便于来夏赴德研习此种计画。燕召亭兄亦以为当尊处想必赞同也。”
除了出面请学者专家担任导师外，在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工作结束后，梅贻琦也会修书表示感谢。
1936年6月16日，梅贻琦致信陈同白，对其指导薛芬表示感谢。
同白先生大鉴：
迳启者，顷奉惠书，忻悉一是。敝校公费生薛芬君留国实习多承指导，用能得有充分之经验，隆情厚谊，无任忻感。谨函布谢，即颂暑安不一。
二、勉励学生安心求学
学生在外留学，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当学生向学校、向梅贻琦写信寻求帮助时，梅贻琦都亲自处理，积极回应，热情指导和帮助。
1935年5月，梅贻琦致函孙碧奇，请为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张光斗提供帮助。
兹有母校去年考取留美公费生张光斗君，来美入学。张君初履异域，人地生疏，俾待指教。特嘱前来奉谒，尚希赐予接见，不吝指导为幸。
梅贻琦鼓励乔冠华、敦福堂、季羡林在德努力学习
1935年9月26日，第一届中德交换生乔冠华、敦福堂和季羡林到达德国后致函梅贻琦校长汇报情况。10月11日，梅贻琦批示：“复，希勉励。” 10月14日，梅贻琦校长回信：
冠华、福堂、羡林同学左右：
顷奉九月二十六日惠书，忻悉足下等已安抵柏林，一切情况均极顺适。远道忻闻无任快慰。此次清华与德国互换研究生，可谓中德文化沟通之重要关键，而足下等又得膺第一届赴德研究生之选，使命可诚极重大。盖一言一动均将影响及于德人对于吾国知识界之印象也。谅足下等必能善念此意，为国争光。因得来书，喜不自胜，辄布区区，请希珍重不备。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式急剧变化，引起部分留学生的顾虑和不安。梅贻琦校长在给部分留学生的回信中勉励他们着眼国家长远需求、安心求学。1938年6月13日，夏鼐在致李济信中提到：
去秋平津失陷后，生曾上书梅校长，拟即行返国。旋接由中美协会转来梅校长函谕，公费生仍须继续求学。公费虽行减低，但决设法维持至期满为止。
阅读这些早已泛黄的历史档案，数十年后仍能真切体会到梅贻琦对学生拳拳爱护之心、殷殷期望之情。作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他对教育规律的深刻把握、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卓越的领导能力，以及对学生深沉博爱，积极支持清华大学留学工作，为国家选拔、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